阿尔伯特·杜福尔—弗伦斯（Albert Dufour-Féronce，1868—1945），生于伦敦，是瑞士将军亨利·杜福尔（Henry Dufour）的孙子，1918年起在德国外交部工作，1920年被任命为德国驻伦敦大使馆参赞。自1927年以来，他成为国际联盟第一个来自德国的副秘书长，负责智力合作部门。
正如卡尔·泽利希（Carl Seelig）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与瑞士》（Albert Einstein und die Schweiz）一书中披露的，爱因斯坦在1923年12月25日写给玛丽·居里的信中表明，当时的国际联盟打着客观公正的旗帜，实际上成为获胜的强权政治的工具，因而他在1923年宣布退出国际联盟下的智力合作委员会。但是，当意识到这一决定对德国沙文主义者有利，而对国际联盟的理想有害时，爱因斯坦又于1924年重新加入了这个委员会。
这封写于1923年，给国际智力合作委员会的辞职信，首次发表于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
令人尊敬的杜福尔—弗伦斯先生：
您的来信我一定会回复的，否则您可能会对我的态度产生错误的看法。我决心不再前往日内瓦的原因如下：很遗憾，经验告诉我，总体而言，委员会并不是真正下决心去促进国际关系在任何方面的实质性改进。在我看来，它更像是“做些表面功夫”（ut aliquid fieri videatur）这一原则的具体化身。对我而言，委员会在这个方面做得比整个国际联盟更加糟糕。
正因为我渴望尽我之力，为建立一个高于国家的国际仲裁与调节机构而努力，我非常珍爱这个目标，因此不得不离开委员会。
委员会允许通过在每个国家建立一个国家委员会，成为该国知识分子与委员会之间唯一的沟通桥梁，从而成为镇压各国的文化少数群体的帮凶。因此，当各国少数群体反抗文化压迫时，委员会的做法是有意放弃了给予他们道德支持的职能。
此外，委员会在与不同国家的教育中出现的沙文主义以及军国主义趋势进行斗争这一问题上，表现得如此漠不关心，使人们在这个如此重要的问题上，无法希望委员会做出真正的努力。
对于那些毫无保留地投入维护国际秩序与反军国体制的工作中的个人与组织，委员会自始至终都无法给予道义上的支持。
委员会从来没有试图抵制对某些成员的任命，虽然明知这些人代表着完全不同的倾向。
我无意通过与您进一步争辩来烦扰您，因为您会从我的字里行间充分理解我的决心。我并不想做检察官，而仅仅想表达我的立场。您应该清楚，如果我还抱有任何希望，都不会这样行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