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爱因斯坦1932年写给德裔美国诗人、作家、出版家乔治·S.菲尔埃克（George S. Viereck，1884—1962）的回信。菲尔埃克出生在德国巴伐利亚，12岁时随父亲移居美国。1933年前，他因诗歌闻名，曾公开称赞过爱因斯坦与弗洛伊德，也采访过还未得势的希特勒。“二战”期间，他是美国著名的“希特勒支持者”。后因违反《外国代理人注册法》（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而被起诉，被判入狱（1942—1947）。出狱后，他发表了监狱生活回忆录《混在野兽中的人》（Men Into Beasts）。因他有争议的身份，无论德文版还是英文版的《我的世界观》，均未提及本文的来历。爱因斯坦档案编号：[28—206]。
本文的德文版标题为《共同体与个性》（Gemeinschaft und Persönlichkeit），英文译为《社会与个性》（Society and Personality）。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1855—1936）曾严格地将“共同体”与“社会”区分开来。按照滕尼斯的说法，“共同体”主要是建立在自然基础之上的群体，例如家庭、宗族等；它也可能在小的、历史形成的联合体（村庄、城市）或思想的联合体（友谊、师徒关系等）里实现。与此相反，“社会”产生于众多个人思想和行为的有计划协调，是一种有目的的联合体。“社会”也是一种“人的群体”，人们像在共同体里一样，以和平的方式共处，但彼此之间不是相互结合，而基本上是各自独立的。“在人类的发展史上，社会的类型晚于共同体的类型。”“在近代的资产阶级社会里，社会的类型得到了最完美的表现。”[1]
当我们开始审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时，很快就能察觉到，我们几乎所有的行动和愿望都跟他人的存在息息相关。同时也注意到，我们的生活跟群居动物十分相似。我们吃别人生产的食物，穿别人制作的衣服，住别人建造的房子。大部分知识和信念也都是通过别人创造的语言，由别人传授给我们的。如果没有语言，我们的智力水平将会贫乏不堪，跟那些高等动物没什么两样。因此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胜过动物之处，在于我们生活在人类共同体中。如果一个人从出生起就离群索居，他的思想和情感的原始性和兽性将会达到何种程度，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人”，以及他的存在之所以有意义，并不在于他是一个个体，而在于他是伟大人类共同体中的一分子，从出生到死亡，共同体都将主导他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一个人对共同体的价值主要取决于他的情感、思想和行动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共同体中其他人的生存条件。我们说他是好是坏，就是以他在这方面的态度为判断依据的。乍看之下，我们对一个人的评价似乎完全是以他的社会特征为依据的。
然而，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显而易见，我们从社会中接受的所有物质、精神和道德方面的成就，都是由无数时代中那些富有创造性的个人取得的。有人发明了火的使用，有人发明了食用植物的栽培，有人发明了蒸汽机。
只有个人才能够思考，从而为社会创造新的价值，甚至还能为共同体生活建立应遵守的新的道德标准。没有能够独立思考和判断的具有创造性的个人，社会的更高发展是很难想象的，正如如果缺失共同体这片土壤，个人的个性发展是不可想象的一样。
因此，一个健康的社会与其内在的社会关系相关，也与个人的独立性相关。有人曾不无道理地说过，一般意义上的希腊—欧洲—美洲文化，尤其是曾结束中世纪欧洲停滞不前状况、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灿烂绽放的文化，就是基于个人的解放和个人的相对孤寂。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在我们目前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共同体进展如何，杰出人物的状况又如何。较之从前，高度文明的国家的人口太过密集了；今天欧洲容纳的人口大约是100年前的3倍。但是，杰出人物所占比例却不相称地减少了。只有为数很少的一部分人，通过个人的创造性成就被大众所熟知。在某种程度上，组织机构已取代了杰出人物从前所处的地位，尤其是在技术领域，科学领域也能明显地感觉到这种变化。
杰出人才的缺乏，在艺术领域尤为明显。绘画和音乐已经明显退化了，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对公众的吸引力。在政治领域，不仅仅是缺乏领袖人物，公民在精神上的独立性以及正义感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以这种独立性为前提条件的民主议会机构在很多地方陷入了困境。由于人的尊严和个体的权利已不再得到足够重视，独裁统治迅速涌现并且得到容忍。两周之内，任何一个国家丧失判断力的民众都能被报纸煽动到群情激奋的状态，男人们准备为某些利益集团的卑鄙目的，去当兵杀人和被杀。在我看来，义务兵役制是个人缺乏尊严的耻辱症状，它折磨着我们今天已开化的人类。因此有不少预言家预测，我们的文明不久就将走下坡路。我不属于这类悲观论者，而是相信一个更好的未来。下面，我将简述我有这种信心的理由：
在我看来，目前的衰落症状基于如下事实：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极大地加剧了个体的生存竞争能力，严重损害了个体的自由发展。而且，技术的发展意味着，为满足社会需求，要借助的个人劳动将越来越少。因此，有计划的分工越来越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而这样的分工将使个人在物质上得到保障。有了这种保障，再加上留给个人支配的自由时间和精力，就有助于个性的发展。在这种方式下，共同体得以恢复健康，而且我们希望，未来的历史学家能将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弊病解释为一个怀有远大抱负的人类社会所犯下的幼稚病，一切都因文明进程过快所致。
[1] 此处内容参见（德）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编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