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成桥血案”始末
南京政府成立不久，就出现了窝里斗。桂系李宗仁不满意蒋的专制和独裁，开始作梗。与此同时，津浦线上与军阀孙传芳的作战也告失利。蒋介石顶不住党争、战事、内讧的三重压力，被迫宣布下野，以退为进。他冷眼旁观一幕幕闹剧，心中的算盘越来越清晰。蒋介石由张群、陈果夫陪同，回到老家溪口省亲。他们并不在意失败，议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如何卷土重来。蒋介石再三叮咛陈果夫，未来的党务你要多考虑，说罢紧攥拳头，意思是要牢牢地控制大权，且不能儿戏。
从溪口回到上海，一天，蒋介石把陈果夫、陈立夫叫到跟前，要他们兄弟使出浑身解数，陷南京当局于困境，让那些新贵的军阀们美梦化影。陈氏兄弟满口应允。
当时，沪上正聚集着一批前任的各省市党部官员，因为特委会的排挤，失业的失业，赋闲的赋闲，什么话都敢讲，满肚子都是怨气。这些人用不着动员，都会自觉地簇拥在二陈的周围，成为拥蒋运动的生力军。
一个月高星稀的夜晚，陈果夫秉承主子蒋介石的旨意，悄悄地潜回南京党务学校，为反对和推翻西山派的特委会，他连夜找到谷正纲、段锡朋、康泽，成立了秘密行动小组。这一切事情完成后，东方已经报晓。
再说11月20日，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正召开党员大会。这天，党员到会较多。
临近中午，大会表决《拥护特别委员会》的议案时，会议不再沉默。有人站出来，公开反对这个议案的通过，说什么要党还是要派这是个原则问题！我们不能成为西山派的走狗！反对者也哗啦啦地站了出来，说什么这个议案重要，是关系到我们党国的命运的大问题，不通过，谁也别想吃午饭！
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互不相让。讨论会变成了对骂会，唇枪舌剑，火药味愈来愈浓。话说这时，一个学生模样的青年，名叫黄杰，他赤脚跳到桌子上，面对众人，历数特委会属非法的种种理由，说到激动处，竟抑制不住振臂高呼起口号来：“打倒特别委员会——”不少人也跟着喊叫起来。
一时间会场大乱，惊动了公安局出面，抓走了黄杰等四名中央党务学校的学生。作为总务主任的陈果夫当然也不干了。翌日，中央党务学校的学生在陈果夫的暗中支持下，他们举行了游行。他们高举着校旗，佩戴着校徽，用“打倒特别委员会！”“还我学生！”的口号开道，先赴南京市党部门前，砸毁了门牌。最后迫使当局释放了被捕的四名学生。
初战告捷，人人高兴。可陈果夫在给同学们加油，策划一场更大的风暴——初步选定讨唐（生智）祝捷大会那天起事。
11月22日，预定的祝捷大会如期在复成桥畔的公共体育场举行。
上午8时，人们从四面八方向体育场方向拥来。这里面有工人、有学生，还有市民，黑压压的，不下三四万人。陈果夫的中央党务学校的学生穿着打扮很特别，他们是一色的灰制服，腰扎一字皮带，人手一根齐眉长棍，他们是9时进来的，紧紧地把住了体育场的四个出口。这时四个出口只能进不能出，人群很快把个偌大的体育场堵了个水泄不通。谢持等特委会首脑见事态不妙，急调军警驱散，但人山人海，为时已晚。
接着会议准时开始，谷正纲第一个跳上台发表极具煽惑力的说辞，把激情的会场演绎到极致。没等主持会议的谢持回过神来，谷正纲开始大呼口号：
“打倒昏庸老朽的西山派！”
“打倒非法的特别委员会！”
……
受鼓动的群众也随声附和，口号声淹没了谢持的声音，谢持见自己的劝说没有效果，便摘下自己的帽子上下摇曳，人们还是无动于衷。
“游行示威吧——”人群中，不知是谁高喊了一声。随后人们便朝门口涌出。与会人员在谷正纲、段锡朋的带领下开始游行。中央党务学校的学生走在最前面，其他群众按照四人一排尾随其后，队伍浩浩荡荡，绵延数里，极为壮观。
事情到了这般天地，谢持恍然大悟，他随手在秃顶头上抓了两下，心生一计，接着就消失在主席台下。
话说当游行队伍来到复成桥头时，便遭到了军警的阻拦，双方正在僵持之际，只见从桥头堡下飞出一蒙面男子，朝军警连放冷枪。军警也不能自制了，端起枪来向游行人群开了枪。郑廷贞、范世林当场毙命。中央党务学校学生袁大煦重伤，抢救无效死亡。轻伤者不计其数。
于是，中央党务学校礼堂由庆祝改成了追悼会。追悼会后，大家集中到广场，准备抬着袁大煦的遗体，到国民政府门前请愿。国府里主持工作的要员们果然乱了阵脚。不一会儿，在代表的催促下，李烈钧（国府三常委之一）离开办公厅，来到大门外。他望着白布缠身的袁大煦遗体，听着学生们的呼号，心如刀绞，一声长叹：“老实说，袁同志死在党争！”他的话音刚一落地，行列中便有人质问：“请问李委员，党争是什么意思？难道袁大煦是共产党员吗？如果不是，那么打死袁同志的到底是什么人？又是什么党？”李烈钧没有想到对方有此一问，面色变土，冷汗涔涔，道：“我老糊涂了，我说错了。”
陈果夫导演的这出戏，赢得了社会的同情和民众的支持，特委会顿时陷入困境。连日来，他们频繁召开谈话会，进行辩解，可是越辩越黑，最后只得在四面楚歌中折冠而去。特委会竟成了国民党史上寿命最短的中央领导机构之一。同时这也为蒋介石重新披挂上台铺平了道路。
陈果夫的清党
1928年新年伊始，蒋介石重新上台，陈果夫被任命为中央代理组织部长，陈立夫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长。这时，蒋介石为了巩固他的政权，再次强调“清党”是当务之急。用他的话说，第一是清党，第二是清党，第三还是清党。清党压倒一切。陈果夫深领主子之意，遂在2月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极力鼓吹清党。
在这次会议上，陈果夫的提案几乎占了会议所有提案的一半，这些提案都是清党，从理论到实践，甚至包括方法、程序都做了一一阐述。
会上陈果夫多次发言，陈述自己的清党观点，他认为，要使清党运动能收到实效，必须与整理党务结合起来，把整理党务作为清党的一个重要内容。为此，他与主子还有丁惟汾一起拟定了整理党务的提案交大会讨论。为了使清党有法可依，他又与蔡元培等人提出了《制止共产党阴谋案》等。
陈果夫由于在会上的出色表现，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民众训练委员会委员及常委。会后，陈氏二兄弟即着手对国民党各级党部进行整理，他们首先决定从反共分子中选出“精英”人物，作为党务指导员，分派到全国各地去，主持清党。这些党务指导员到各地后，打着整理党务的旗号，将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及异己分子统统驱逐，扫地出门，重新组阁，安插二陈的亲信。这样一来，就出现一个现实的问题，国民党极右化了，极右的分子却出现了不足。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培养一大批新的国民党骨干分子，陈果夫决定在以前党政训练所的基础上，成立一所中央党务学校。他们设想将党务学校办得像黄埔军校一样，成为一所政治学校。为加强领导蒋介石亲自兼任校长，戴季陶任教育主任，丁惟汾任培训主任，陈果夫为总务主任。这个集领袖、理论家、实干家于一体的领导班子，真正主持校务的，只有陈果夫一人。陈果夫认为，“欲造成革命之武力，不可无黄埔；欲推进党务之发展，更不可无一般曾经充分训练之党员，充实各级党部，巩固本党之组织”。
1928年底，国民党中央宣布进入训政期，为了培养更多的追随者，特于1929年6月，经国民党中央批准，将中央党务学校扩改为中央政治学校，学制四年。蒋介石继续担任校长，另外增设校务委员，陈果夫、陈立夫均当选。不久，陈果夫又取代了丁惟汾，接任教育长。自此，中央政治学校基本上成为二陈的禁脔。
话说这年学校扩改为“中央政治学校”的时候，学校还举行了阅兵式。
主席台上，蒋介石一身戎装，威风凛凛。
偌大操场上，各中队学员列队完毕，八个方块阵营，一拉溜地立在主席台前，十分整齐。此时，各方阵分别向教育长陈果夫列队报告，报告完毕，陈果夫又整理队伍：“稍息，”当他以洪亮的声音，喊声“立正”，然后端起双臂，跑到主席台前，离蒋介石三米远的距离，双手垂下，双脚并拢，向蒋总司令敬礼报告：
“总司令，我校列队完毕，检阅是否开始？报告人陈果夫。”
蒋介石还了一个军礼道：“开始——”
在陈果夫重回队列之中时，音乐响起，检阅开始。一队队方阵，在行进的音乐声中，迈着整齐有序的步伐通过检阅台，口号声响彻云霄……
后来，这些毕业生都成了蒋介石反共剿共的生力军。
中国调统工作的创建者
在纯洁组织、整顿党务的同时，陈果夫根据主子的建议，对中央组织部进行了调整和改革。改革后的组织部下属七个科，分别是组织科、编审科、党籍科、总务科、军人科、海外科和调查科。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前四个科是固有的建制，后三个是新设的，尤其是这个调查科更为显眼。谁来主持这方面的工作都令人注目。陈果夫已经给蒋介石提出七个人选，蒋介石都一一否定了，原来这个人选早在他的心中，不是别人，就是陈立夫。就连一娘同胞的兄长陈果夫也感到意外：“他可是学矿业的。”
“任人唯贤。看来，你还是不大了解他。”蒋介石哈哈地笑了。片刻，他又敛着笑，道：“你快把立夫找来，我要当面谈话。”
“是，三叔。”陈果夫这次喊了声三叔，表示了他对蒋介石的感谢。
不一会儿，陈立夫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总司令，你找我？”
“是，请坐下。”
陈立夫随便找了一个位置坐下后，蒋介石发话了：“今天我找你，有一重担让你挑。”
“总司令，只要我陈立夫挑得动的，你就吩咐吧。”
“组织部的调查科，我任命你为科长！”蒋介石提高了声音。
“谢谢总司令栽培。”陈立夫忙道，但他还不知道这调查科是干什么的。蒋介石大概看出了他的心思，忙又解释道：
“这可是个重要的工作。我曾去过苏联，他们的克格勃庞大严密的组织体系令人羡慕，它对国家的安全和稳定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陈立夫像听天书一样还是直摇头，蒋介石又解释道：“美国的联邦调查局，神通广大。大概你不会陌生吧？”陈立夫点点头。蒋介石继续讲道：
“凡是一个国家，受了外力的侵袭，为求自保，必须有一个健全组织的调统机构，你如果读过《管子》一书，就知道齐国的调统组织的健全，老百姓的一切，政府都调查得一清二楚，对外更不用说了，故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说白了，调统其实就是帮助政府洞察内忧外患的耳目，现代人赋予他们的俗称叫特务，官名叫秘密警察。设在组织部门，一是防范共产党的渗透，二是对付党内的反政府势力。”
说到这里，陈立夫眼前一亮：“总司令，我懂了，你看我能行吗？”
“能行！”蒋介石一言为定。
陈立夫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自己是文弱书生出身，从没有干过偷鸡摸狗的事情，然而蒋介石对偷鸡摸狗的人偏不选，独选自己这个文弱书生。蒋介石有蒋介石的道理，他是要按照自己的意向改造世界的：“就这样定了，你就上任吧！”
陈立夫从蒋介石办公室走出来的时候，三星已指南方，天穹很黑又很深。心中的不安并没有因为刚才的谈话而减轻。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很有意思地写道：“我奉到这个命令，感到我的个性对此颇不适宜，并且对这项工作丝毫没有知识和经验，因为我是学采矿工程的，对物而不对人。”于是，他便急急地找到戴季陶，因为是要好的朋友，一吐为快。戴季陶听完陈立夫的叙说，便发表个人的意见：“你是一位和善而有智慧的人，做调查工作的人，固然三教九流的人都需要，但是要去管这些人的人，需要一位慈祥而公正的人，才能管住他们而不出乱子。你看寺庙中两边站的十八尊罗汉，个个都是横眉怒目三头六臂的，但是中间坐的那位如来佛，却是何等的慈祥雍贵，唯其如此，才能管得住，做得好。所以蒋先生要你去做，就是这个道理，我看你还是从命吧。”
其实，戴季陶巧言令色，真正的用心处，还是帮衬蒋介石。直到抗战爆发后，陈立夫改做教育部长，戴季陶向陈立夫道贺时，才吐出真言：“你能够摆脱调统工作，是你的聪明过人，我当时劝你接受任命，喻之以如来佛之管十八尊罗汉，今竟能安全解脱，真是你的造化，恭喜恭喜。”此为后话不说。
陈立夫走马上任后，首先是专门人才短缺。陈立夫所任用的人，按他自己的原话说，“多半是美国留学生，学工程与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所以调查科开始组织，就是请这些人帮忙参加，他们中没有一个懂美国FBI（联邦调查局）或苏联的格别乌类似我们的调统工作的。我们的科分调查和统计两组，一面做，一面学。究竟这些人是受过高等教育而有科学训练的……我们的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不久就破获了若干共党秘密机关”，抓捕共产党人16000余人，这些“骄人战绩”，深得蒋介石的赞赏。
由于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班底由高学历的留美生组成，这就使得“中统”（后改名为中国国民党调查统计局）具有鲜明的技术专家的特征。由此波及他的工作方法、工作作风和办事特点等形成了与“军统”别样的风格。后来，“中统”与“军统”统称为蒋家王朝的两大特务组织，他们的互为犄角，明争暗斗，除了中统人士自恃白领身份看不惯军统的粗野狂妄外，“同行冤家路窄”是主要原因，而始作俑者恰恰是他们的主子——蒋介石。
就这样陈立夫在调查科干了一年多，没捅娄子，工作出色，得到主子的赞赏，被提升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虽说换了岗位，但调统方面的工作仍要他拿意见，还要亲自过问。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38年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整整10个年头。陈立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大言不惭地称自己是“中国调统工作”的“创建者”。
“蒋家王朝陈家党”的由来
孙中山去世，广州革命政府群龙无首，国民党立刻成分裂状态：汪精卫、胡汉民、孙科、丁惟汾四派四个“山头”，蒋介石还不成气候，要排位的话，权且算“小五”吧。
历史像魔术师一样在无声地演变。廖仲恺被刺事件发生后，严惩凶手的呼声一浪高于一浪，胡汉民、许崇智被赶出了国民党中央，离开了广州；“中山舰事件”后，汪精卫的日子也不好过，下野出国，溜之大吉；孙科自成一派，仰仗的是革命领袖孙中山，孙科是留学生出身，实践不足，自己没有主见，跟随的人也没有主见，孙派可称为“扶不起的天子”，难成气候。所以，在广州国民党中，还存在以中央秘书长兼青年部长丁惟汾为首的丁派和新崛起的蒋介石、陈果夫为首的蒋派。当时国民党的党务实权还在丁惟汾手中。
斗争的第一阶段，陈果夫当了蒋介石的组织部长后，其职权只能在组织部门内行使。各省党部的工作，都由丁惟汾以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的名义一手包揽，陈果夫插不上手。对于国民党的清党工作和后来蒋介石与汪精卫的宁汉分裂，丁惟汾都旗帜鲜明地站在蒋介石一方。因为丁惟汾骨子里反共，而汪精卫一直以国民党正统领袖自居，为掌握党权的丁惟汾所不耻。所以这个时期，丁、蒋、陈尚能合作。也有人称是“蒋家王朝丁家党”。尤其是1927年到1928年是他们党务合作的最好时期。在这个时期，尤其是国民党的二届四中全会，他们在党务上，在用人上一唱一和，配合默契。在这之前，蒋介石、陈果夫与丁惟汾合作，赶走了胡汉民，挤垮了汪精卫，威镇了孙科派。因为蒋介石复职上台不久，需要表现出一种大度宽容的姿态，所以在二届四中全会上选出的五名中央执行委员的人选中，丁惟汾的大名赫然在上。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在这次会议上，也为丁、蒋间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会后，蒋介石重任中央组织部长，陈果夫负责整个部务。在蒋的授意下，把整个国民党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再次决定整理各地党务。按照二届四中全会规定，各地各级党部一律暂停一切活动，听候中央派人整理。为纯洁组织，各地党员一律重新登记。因为蒋介石抛开了丁惟汾，丁惟汾心想，不管怎样，我也是中执委五名委员之一呢！蒋丁之间立马出现裂缝。蒋介石可不管那一套，我行我素，四中全会结束后不久，蒋介石一纸命令又解散取消了国民党中央青年部，调丁惟汾改任中央训练部长。这样丁惟汾丢掉了青年部的组织人事大权，这些均收为中央组织部工作。权力一大一小，使丁惟汾感到了权力的危机。
1928年8月，蒋介石与陈果夫加紧了策划，在策划的基础上，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此时蒋桂冯阎合作的第二次北伐刚刚结束，蒋介石的声望可以说是如日中天。胜利使他头脑发热，于是他乘战胜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之余威，开始在国民党内部向其他党派开刀。
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的既定目标是：对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手握重兵的新军阀，他倡议裁兵；对有独立王国姿态的各地政府分会，他主张取消；对国民党党权，他要求独揽。由此蒋介石的野心昭然若揭。
国民党五中全会激化了蒋介石、陈果夫和丁惟汾的矛盾。会后不久，胡汉民回国，倡导实行孙中山提倡的“五权宪法”，利用五权分离的办法和孙中山这顶大帽子，压蒋介石让权。这次丁惟汾采取坐山观虎斗的中庸策略，既不反蒋，也不反胡。蒋介石、胡汉民既互相利用勾结，也互相指责、争斗。
丁惟汾和蒋介石、陈果夫在党权上的争斗，一直在或明或暗地进行，但公开爆发是在1929年3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
按理说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清党和整理党务的基础上召开，可是在这个问题上陈果夫、陈立夫出了点儿偏差。在建立新党部时，由于受时间的限制，二陈一时找不到那么多完全可靠的人员派往各地，饥不择食地拼凑了一些人，包括一些表面可靠实际反蒋的人，这些人下去就出了乱子，他们与当地反蒋分子串通一气，新党部建立了，却成了反蒋者的天下。在这种情况下，代表不能产生，于是自以为聪明的蒋介石灵机一动，采取圈定与指定代表的办法，召开大会。没想到这种办法遭到了各派的强烈抗议。这时，丁惟汾带领三民主义大同盟公开跳出来反对。他们递交抗议书，散布不满情绪，希望扩大事端。
且说丁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以北平、天津两地为核心，势力遍布全中国。这时的丁惟汾采取以退为进的战略，公开提出辞职，并离开南京赴北平。在临上车时，他吩咐在南京的大同盟组织把矛头紧紧对准蒋介石，他本人回北方地区策应。这样南北夹击，把战火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