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向陈果夫发来了电报……
1924年暮春的一天。
美丽富饶的珠江的长洲鸟岛上，黄埔军校就坐落在山坡上。
山坡上，身着黄灰色军装的学员们在进行操炮演习。
操场上，学员们在操练拼刺，精神抖擞的口令声一阵阵传来……
山下军校的军械库，整箱整箱的枪械堆积如山。
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在蒋介石、廖仲恺、鲍罗廷的陪同下巡视。
孙中山问：“扣押下来的商团枪械都在这里吗？”
廖仲恺点点头道：“共计有9000多支长短枪，30多万发子弹。”
蒋介石补充说：“还有机关枪，是最新式的德国出品。”他打开一个木箱，从尚未拆开油纸的轻机关枪中取出一挺，展示给孙中山等人……
孙中山沉默。
胡汉民说：“陈廉伯要求无条件地把这些枪械发还给商团，否则就要实行总罢市！”
汪精卫插言：“英国领事也正式出面干涉。声言如果商团受到攻击，英国海军将立即采取行动，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
孙中山满腔愤懑地说：“我国革命，历来遭到帝国主义列强的反对和扼杀。很明显，这次干涉，就是针对改组国民党而来的！仲恺、介石，军校要做好应变的准备。”
蒋介石道：“商团胆敢捣乱，我们坚决镇压！”
胡汉民不无惊诧：“军校学员的战斗力如何？都是进校才两三个月的娃娃兵！”
廖仲恺笑一笑：“展堂，别忘了执信生前曾经说过，‘有主义的兵’是可以以一当十的！”
鲍罗廷不断颔首，表示赞许。
他们扭过头去，从学员们演习操炮的山坡那边传来了隆隆的爆炸声……
接着他们来到军官餐厅。
一排排长餐桌前坐满了军官。其中有几名苏俄教官。
孙中山一行走入，全场肃然起立。
这就是当时的黄埔军校写真。
孙中山视察完军校后，向陪同他的校长蒋介石微微一笑道：“白手起家办军校，同志们劳苦功高！”
说起军校建立，那是孙中山在第二次革命开始时就想到了，所以他一到广州后，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他就提出“仿照苏联模式，建立黄埔军校”，开始筹建。因为蒋介石毕业于日本军校，是孙中山的第一个校长人选。
蒋介石接受这个任务后，忙得团团转，心想，打仗还是父子兵。他急需帮手，能独当一面的帮手，而且还不是一人，他脑海中浮现出许许多多的人影，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那个叫自己“三叔”的陈果夫。这个年轻人是南京陆军四期毕业，令他刮目相看。于是他连夜写了封信，信发出后，他又觉得慢，于是他发了封电报，催促陈果夫来羊城报到。
陈果夫当时正在上海为父亲陈其业跑医院看病。接到这封电报，他十分犹豫，主要是父亲的病情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一是他离不开，二是去南方他没有一点儿思想准备。同时，他也不清楚南方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电报文字简洁，没有说明。就在接到电报的第二天，他又接到了蒋介石的亲笔信，信上写得清楚，三叔办军校，需要他帮忙。
接着陈果夫给蒋介石回了封长信，主要声明了他愿意帮助三叔完成宏志，感谢三叔的信任，同时也表白了父亲生病，稍候几日，即可启程。
出手不凡
不几日后，陈果夫出现在羊城街头的时候，羊城的空中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蒋介石热情接待了这位来自上海、不是亲侄胜于亲侄的陈果夫。交给了他三项在蒋介石看来均是十分棘手难办的事情。陈果夫出手不凡，三件事办得样样出色。这为陈果夫日后官运走红打下了基础。
且说第一件事是为军校采购物资。主要是军服500套，还有一些办公用品。当时广州市的风气不好，物价上涨，再加上军校开办经费紧张，所以蒋介石决定由陈果夫在上海采购军服。这样可以节省三分之一的经费。
陈果夫立即回到上海，凭他在上海的多年闯荡，货比三家，很快找到了一家质量好价格优惠的服装厂。正式签订了制作500套呢制服、呢大衣、皮鞋、帽子、皮件及衬衣的合同。半个月交货，正式报关，交由转运公司起运。
谁知接揽生意的服装厂老板为了巴结客户，在每件服装的内口袋上方缝一条白布。恰恰是老板的这一“画蛇添足”，给报关检验带来了麻烦。海关认定是军服，不能起运，全部扣留。任凭陈果夫如何解释，海关的长官还是不通融。第二天，陈果夫请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老板虞洽卿先生从中帮助，看在虞先生的面子上，经过十多天的交涉，陈果夫急得满嘴是泡，总算是把扣留的500套军服等收回。不过其中有束腰皮带、枪带、刀鞘三样东西，海关认为是军用品，必须充公。陈果夫不干，虞先生对他说：“不要争了，这点儿东西作为酬谢关员吧，不要追究下去了。”所以陈果夫也不再吵了，自认晦气罢了。
可是军服等收了回来，仍然不准出关，这使陈果夫感觉困难，再次发起急来。眼看再要推迟，就要真正耽误军校的到货时间，陈果夫心急如火。他几次向海关监督公署商讨，都无功而返。最后他问了一位同学的朋友，告诉他说：“有一路可通，不过要你自己去想办法，官家是绝对不能通融的。”
陈果夫听了此话，心想这一定是黑社会的公司。于是四处打探，果然有这么一家公司，专门从事偷税和包运货物，并且运费较正式报关起运便宜。在黄浦江边，一个高门台的地方，陈果夫找到了这家公司总裁。总裁戴着墨镜，说话不着调门，给陈果夫印象是不像个好人。陈果夫不敢贸然把全部货交他托运。他留个心眼儿，只作少量托运，试探真假。结果少量托运的货物不几日就到了广州。于是他便大胆起来，将这批货物送到指定地点，而且计算起来，比正式办法发送还便宜数百元钱。
后来，黄埔军校所用的军装皮件、办公用品，以及教导团第一、二团全部的棉衣、军毯等等，均在上海制办，都是交那家公司负责装运。有了这次经验，陈果夫才明白北京政府时代海关上的弊端重重，与那个公司，实在是声气相连的，不但关员与公司相通，就是码头工人、轮船买办、水手，也是一个鼻孔出气的。有一次，他们的货物正在上船的时候，被一位新任的外籍关员看见，抓住了人。但因为关员人少，毕竟被环境所同化了。还有一次，在码头上被巡捕发觉查出，正要把人货扣留的时候，忽然两个流氓在旁边打起架来，这巡捕就前去劝解，等到事毕，再找那个夫役，早已偷运过去了。所以他们虽在北京政府托王亮畴设法弄了几张护照来，仍未利用。
通过采买一事，陈果夫得到了锻炼，认识了社会，完成了任务，得到了蒋校长的称赞。
陈果夫在办采买的过程中，广州蒋校长又发出了第二项指令，黄埔军校决定成立教导队，开始招兵。陈果夫奉总理委任为招兵委员之一，并主持招生之事。陈果夫说：“到十三年底，校长转来一张总理委任状，要我与赵澄志、刘祖汉三人为招兵委员，并由校长指定要我主持其事。那是为了黄埔一、二两个团教导队征募的。校长要我们在江、浙、皖三省招募新兵。我对此全系外行，所以校长陆续派了陆福廷、戴任、王震南、王伯群、胡公冕、陈乐亭、周少游诸先生来帮助。新兵的来源，最重要的地方为温州、金华和徐州三处。当时总理曾打电报给卢永祥，请他从旁帮助。卢表面虽是答应，暗中却破坏。这时齐燮元和卢永祥两人发生冲突，卢永祥也正在招募新兵。我们有一批从金华招来的新兵，约计有一百多名，经过杭州，被卢永祥发觉扣留，意欲留自己用，虽经我方交涉放行，结果到了上海北站，仍被他们用电报逼回来，回到杭州，就下令解散。这批新兵，来自金华，身上又没有钱，进退不得，后被他骗入营去。还有自徐州招来的兵，也被齐燮元、张宗昌先后截留。更有由内地送来的时候，半途被其他招兵机关高价收买，或被诱骗过去的也不少。到了上海以后，除了每人发给一张船票和几角零用钱外，另外又分发了些席子、罐头、酱菜，规定几个人合用，才被押运上船送往广州。因张毅、张贞、洪兆麟、范石生等部队，也在各方面招兵，因此，经过厦门、汕头、香港，一路上又有被他们诱骗过去的。这种损失，也很可观。当时我们认为徐州来的新兵最好，因为有不少还拖着辫子，最原始的乡下人，和上海附近所招的不同。处州、金华招来的兵，也还不错。温州的兵好闹事，不能安分，住在旅馆里，上下码头时，闹了不知多少次。校长接连来电，命令我们不要招收内地的土匪，而有些招兵的人，平时爱护家乡的，往往要招些土匪出来，还有些小包头儿，就近招些流氓棍徒充数。在这次招兵中间，很可以看出各式各样的人心。招来的兵，有些是来骗钱的，有些是被人用法子骗来的。招兵的人，有被人骗了的，也有因公牺牲的。论成绩则以陈乐亭招来的金华兵、卢仲英招来的金华、杭州、上海（在上海失业的浙江人）各地的兵为最多。王震南招来的台州及嵊县兵，赵澄志招来的处州兵，数目虽小，大半勇敢稳健。陆福廷的苏北、皖北的兵，亦多可取。戴任与胡公冕的温州兵则好坏不等。王伯群因所托非人，未招一人，反而赔了一笔钱。有一个叫孙良的，从前曾在方振武部队里当过几年排长，在校长面前自告奋勇，情愿到上海来任招募的事情。留在上海两个月，未见募到一人，催了他几次，自觉无颜，只好自己领了一张士兵乘船的票偷偷地回到广州，后来当了连长。校长东征的时候，派他在前线作战，因未奉命令，擅自退却，遂被枪毙，他是实行连坐法中第一个被正法者，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有一批在杭州以西金、衢、严等处招兵的人，在孙传芳进占杭州之后，被捉了去，孙传芳为给人下马威起见，就把其中张亮、张式球、腾志云、张得胜四人枪毙，这是因公牺牲的人，值得我们纪念的。周少游、戴任二位先生早已去世，他们当时的努力也是应该纪念的。自十四年春到十五年4月底，我移交给杨啸天办理时为止，总计所招的新兵，约四千多人。自招来之地起运至广州为止，连各种费用及损失在内，平均每人计费21元数角。这是算黄埔部队里的基本兵，与黄埔学生官长合起来说，也就是统一中国的基本的队伍。”
后来，蒋校长又两次催要战马，陈果夫也成名副其实的“马贩子”，不畏千辛万苦，先寻找伯乐，然后由伯乐相马，共贩了两批，共计86匹好马由上海运到了广州前线。
要说蒋校长交代要办的第三件大事就是在江浙一带罗致人才。
且说广东革命政府初创，奇缺军官、军医、无线电通信和其他技术人才。蒋介石电命陈果夫代为罗致。并和陈果夫开玩笑地说：“今后你就是军校驻上海办事处的长官，我有什么事你就给我办什么事！”说来简单办起来难。这事不像采买军品，不像招兵买马那么简单，着实让陈果夫大伤脑筋，他在回忆录中亲笔写道：
“关于无线电人才，当时北京政府之下，颇有些与我相识的，不过很不容易找。有个姓朱的，我跑去找他六次，还是因为嫌路太远不肯去”，以致忙活了半天，一个也没有找到。“军医经多方设法，才找到了四个”。另外，还“找到一个自言在沈阳兵工厂会制造迫击炮的人，送他去了广州，居然帮着我们在三个月内造出了一百尊迫击炮”。后来，“又找到一个制造飞机的”，结果中途被别的工厂挖走。在蒋介石的授意下，陈果夫试着给在美国攻读矿业硕士的弟弟陈立夫也去了信，说是国家正是用人之秋，要求弟弟学成归国。“至于军官，经各方介绍成功的，共有二十余人”。数量不算多，但对新生的革命政权来说，称得上雪中送炭，正逢其时。
陈果夫由于工作努力，任务完成得相当出色，他受到了广东国民政府的赞赏。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陈果夫作为国民党新生代的翘楚，被选为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开始进入政治中枢，时年34岁。3月，他奉召南下抵革命策源地广州任职。上海方面的招兵工作，移交给杨天啸接任。
立夫的从政选择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广东革命政府处在群龙无首的状态。汪精卫与蒋介石貌合神离；汪精卫与胡汉民反目成仇，派仗已打到了国民党的最高层。汪、蒋、胡身为国府主席、军队首脑、党内元老，为什么不能、也不愿在主义的旗帜下，在党的既定纲领下，求同存异，一致对外呢？问题就出在主义和纲领上，他们对后孙中山时代国民党的政治方向、国民革命的目标，以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理解和实施方面出现了偏差。
且说这是一天的清晨。三辆黑色轿车从广州市百子路蒋介石的东山寓所驶出，风驰电掣般地驶进快车道，下了快车道，径向海关码头。
这前车开道，后车保镖，中间车坐着主人蒋介石和他新任的机要秘书陈立夫。
说起新贵陈立夫，他是刚报到上班不足一个月。早在兄长陈果夫在上海为蒋校长罗致人才的时候，陈立夫还在美国大学求学，与兄长不同的是，他走的是科学救国的路。后来在兄长的催促下，陈立夫回了国，使蒋介石和陈果夫失望的是，他没有听劝，而去了一家中兴煤矿公司做了一名矿业工程师。
他血气方刚，口吐“狂言”，大有干出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于是立即走马上任，全身心地投入到他所喜爱的专业工作中去。然而他错了，很快他发现公司的环境和研究条件与匹兹堡大学简直是天地之别，英雄无用武之地。这时，先前达到沸点的他一下子降到了冰点，他彻底失望了。作为长兄，陈果夫看了出来，及时进行点拨。这时，陈果夫又与蒋介石通了信，要求蒋三叔出面做工作十有九成。当时蒋介石求才若渴，非常之高兴，他也正要培植自己的势力。陈立夫是自己盟兄之侄，又是高才生。于是蒋介石直接给陈立夫去电，希望他速来广州供职。
陈立夫接电后，对蒋三叔欣赏自己是个人才，颇感高兴。但是他觉得自己从中学到大学所学的是矿冶专业。考虑再三，陈立夫以措辞婉转的口气，回电谢绝了蒋三叔。
蒋介石看了回电，哈哈笑了：“别人找工作，都是人求我，这次却是我求人。”于是他再次发了封急电：“现在是需要你革命的时候，还开什么矿？要开矿，可开采革命之矿！”
这次陈立夫不敢轻易回绝了。对于蒋介石对自己如此信任，很是感动，再加上在中兴煤矿工作也不尽如人意，而哥哥陈果夫从中敲边鼓，陈立夫动摇了。年底，陈立夫拿着陈果夫写给蒋介石的信，离开上海去广州投靠蒋介石。
此时蒋介石已身居要职。他是广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八名委员之一，同时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广州市卫戍司令、长洲要塞司令长官。大权在握，蒋介石日益加紧了对国民政府领导权的篡夺。他悉心培植自己的私人势力，把一切忠于他的人都网罗在其周围，逐渐形成以他为中心的右派力量。陈立夫的到来，令蒋介石喜出望外，他手下需要陈立夫这样出洋镀金的青年。
在随便问了陈立夫一些国外留学的情况后，蒋介石问起了他到广州来的打算。陈立夫说：“我没有学过军事，不能投身行伍，只是希望做点儿文职工作。”
蒋介石满口答应了他的请求，当即安排他为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室机要秘书，跟随蒋介石的身边，参与机密事宜。
陈立夫刚来一个月，蒋介石已看出了喝过洋墨水的人就是不一样，他悟性高，环境适应得快，情况来得及时，提出的建议也与众不同。此时，坐在轿车后方的陈立夫，想对蒋介石劝说点儿什么，一看到坐在前排的蒋介石双目紧闭，在思索着什么，欲言又止。
陈立夫望望窗外，过了珠宝金店，就要到码头了，如果再不说就没有时间了。陈立夫便打破沉默，试探性地问蒋介石：“看来非要去上海不成吗？”
蒋介石是一脸的深沉，听到陈立夫的问话，反问道：“啊，你有什么高见？”
陈立夫不紧不慢地打开了话匣子，娓娓道来：
“校长，我认为离开广州去上海不妥。为什么要避开呢？国民政府的八个军中，第一军有三个师，实力最强，掌握在校长手中。其他各军虽对校长有些怨言，但谅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更何况校长兼任广州卫戍司令，守卫广州的部队还掌握在手中，为什么要放弃呢？
“汪（精卫）主席虽然也想整整校长，但他有点儿书生气，胆子不够大。汪主席不是想用王懋功师长来推倒校长吗？可前些日子，校长以‘图谋不轨’的罪名，撤掉其师长职务，并将他押送上海，汪主席不也是无话可说吗？还有，苏联顾问也不可怕，那个季山嘉总顾问不是不同意校长的北伐策略吗？可校长向汪精卫提出免去季山嘉总顾问的职务，季山嘉不也是表示愿意辞职吗？
“共产党人虽然唱高调，颇能煽动民心。但他们那个总书记陈独秀却很好对付，只要控制他，共产党就好应付了。
“校长，你不要太心慈手软了。我们有兵为什么不干呢？为什么要成他人俎上之鱼肉呢？”
陈立夫的一番话，句句都点在了蒋介石的心坎上。是啊，蒋介石又何尝想离开广州呢？但是不离开广州，又该怎样动手呢？蒋介石又陷入了沉思之中。
陈立夫见蒋介石并无什么话要说，心中很有点儿不安，看来蒋介石并没有听从自己的劝告。难道他真的下定了决心要离开广州吗？陈立夫也在思考着。
“嘎——”的一声，车停在了码头上。蒋介石的侍卫官从外面打开了车门，请蒋介石下车。谁知蒋介石仍坐着不动，侍卫官不知怎么回事，一路沉默的蒋介石忽然开了腔，命令司机调头往回开。开出了一站地，蒋介石长叹一声，又嘱咐司机返回码头。陈立夫一听急了，顾不得自己的身份，放大嗓门儿说道：“我们走了，总理交给校长的任务将由谁来承担呢？”
蒋介石听罢想了又想，终于下定决心，对司机说：“开回东山公馆！”
到了公馆，蒋介石独自上楼，将自己关在屋里，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听里面传出重物砸在地板上的声音，紧接着蒋介石一声大喝：“干了！”这时，守候在楼下的陈立夫一阵轻松，心里说不出的痛快，倏地想起京剧《甘露寺》里的一段唱词：“劝千岁杀字休出口”，我这次可是“劝千岁杀字要出口了”。许多年以后，每每回顾起这段往事，陈立夫总觉得自己在关键时刻，帮助蒋介石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选择，他说：“如今回想起来，蒋公当时考虑走与不走，可说各居一半，当其踌躇犹豫间，经我一问，乃使其不走之决心，顿形加强。”这件事，乍看虽小，但影响却极深远，由此“种下了杀机”，否则“民国十五年以后我国历史岂不将要重写？”
蒋介石要动手了。
接着蒋介石找到其心腹王柏龄，策划于暗室，又多次纠集党徒召开秘密会议，陈立夫作为机要秘书也参加了会议。
为了替自己的反革命行动找到借口，蒋介石指示手下四处造谣：
“共产党要暴动，推翻国民政府，组织工农政府。”
“汪精卫、王懋功都加入了共产党，共产党准备倒蒋，正在黄埔军校查账，说蒋介石贪污。”
“有人要把蒋介石、陈立夫等劫往海参崴，为他们二人前往苏联的护照都准备好了。”
“国民政府准备宣布共产，所有私人财产都要没收。”
诸如此类的谣言使得广州市民人心惶惶。
一切准备完毕之后，蒋介石决定从“中山舰”动手。
为什么要从“中山舰”动手？这有一段缘由。原来“中山舰”舰长李之龙是共产党员。他在任海军局政治部主任期间，曾查处过蒋介石的盟兄弟、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走私的活动，颇伤蒋介石的面子。更何况，李之龙后又被提拔为海军局代理局长，不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打击李之龙都有利于蒋介石的野心的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