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文大国外交官
自1940年6月抵达美国开始，宋子文正式走上了外交之路，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在掌管外交的五年中，他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旨意，在争取外援、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及巩固国民党的统治方面，做出了相当的努力，并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珍珠港事件结束了中国独立抗日的局面，蒋介石便插手“帮助”英美这两个新的盟国。
其实这个点子不是蒋介石自己出的，而是他的外交部长宋子文的杰作。
1942年12月8日凌晨，日本以183架飞机从海上6艘航空母舰上突然起飞，秘密偷袭美国珍珠港。
日本偷袭这天，正是一个星期天，美国人一点儿也没有防备。日本183架飞机悄悄进去，狂轰滥炸，珍珠港一片火海升腾。8艘战舰没待反应过来均已成了哑巴；260余架飞机全部化为灰烬；4000官兵全部成了牺牲品。
这一消息通过大功率电台传到中国，身在异国的宋子文早于蒋介石听到，宋子文感到震惊不已。同时，他凭着独有的政治敏锐性，似乎嗅到了什么似的立即给国内蒋介石发报，通报此消息和对策。
蒋介石接到宋电，在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第二天，就向罗斯福、丘吉尔以及斯大林做出了相同的表示，他建议马上召开一次紧急联合军事会议。
结果反应不一：斯大林答复说俄国尚未准备好参加太平洋战争；罗斯福和丘吉尔则表示赞同派人参加。
这次会议在宋子文的周旋下，于12月23日在重庆召开，决议在重庆成立一个联合军事委员会，以协调东亚的战略。英国阿基鲍尔德·韦弗尔将军指出，就英国而言，头等大事就是要挽救缅甸。当时日本对缅甸的进攻已迫在眉睫。最后商议，采取行动，达成了中、美、英、苏联合抗日的新局面。
之后，宋子文偕夫人张乐怡抵达美国，立即开展了旋风般的外交周旋，会总统、发演说，利用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影响白宫、国务院、财政部的达官贵人。宋子文在争取财经援助方面，应该说成绩斐然。从1940年至1942年，宋子文经过与美国财长等有关官员多次接触谈判，达成了三笔大的借款。第一笔是1940年10月签发的2500万美元的钨砂借款；第二笔是1941年2月签发的1亿美元信用借款；第三笔是1942年3月签发的5亿美元的借款。这三笔借款是对中国的抗战的支持。
时间到了1945年4月12日，这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尾声时期。宋子文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旧金山会议。
这次会议的主旨是讨论联合国宪章，为筹建联合国做准备。
飞机在万米高空中飞行。
宋子文和他的随员们兴致勃勃。
白云在机翼旁掠过。
宋子文的思绪随白云翻飞……
联合国最初的雏形，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1月1日，26个国家的代表，聚集在华盛顿，在《联合国家宣言》上签字，表示参加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在这个《宣言》中，中国与美、英、苏同为发起国，并列为各国之首。
1943年10月30日，中国又与美、英、苏三国在莫斯科共同签署了《普遍安全宣言》。《宣言》中提出了建立战后国际和平组织的主张。中国由此不仅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而且确定了在联合国中的大国地位。蒋介石在战时国际事务中的影响亦大大增强。
11月，蒋介石作为“四巨头”之一，与罗斯福和丘吉尔一起参加了开罗的三国首脑会议。12月1日发表的《开罗宣言》对蒋介石来说是一大胜利。《宣言》记录了三个盟国决定剥夺日本“从中国人那里窃取的诸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所有领土，并将这些领土全部归还中国。
而且，罗斯福保证支持1944年春对缅甸日军的海陆空联合进攻，以打破其对中国的包围，并为国民党的90个师提供装备和武器。他还表示在战后将继续支持反对“外国入侵”。中美将联合占领大连海军综合基地。这些保证显然是为了防止苏联争夺东北。同时，罗斯福也让蒋介石做出了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承诺。
得意洋洋的蒋介石带着从未有过的国际声望回到了中国。
他不知道罗斯福还在德黑兰与丘吉尔和斯大林会晤，在这个会议上，罗斯福向斯大林做出了与给蒋介石的承诺完全相反的保证。
的确，美国人没有履行罗斯福在开罗向蒋介石做出的许诺。然而有一件事罗斯福保住了，即决心让蒋介石兑现他的承诺——解决他与共产党人的分歧。
白云不时掠过机身。
宋子文作为代表团团长不时望着飞掠而过的白云。坐在他身后的代表有：驻英大使顾维钧，驻美大使魏道明，国民党代表王宠惠、胡适，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妇女代表吴贻芳，青年党代表李璜，民社党代表张君劢，无党派代表胡霖等人。
1945年4月25日下午3时30分，丽日高照。
这是联合国会议开幕的一天。亦是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
旧金山市中心的歌舞剧院门前，彩旗招展，锣鼓喧天；肩披红绸缎的礼仪小姐分列大门两旁，亭亭玉立，手持鲜花欢迎着46个国家的4000名代表和来宾徐徐入场；胸戴红花和代表证的代表们，一个个西装革履，手提公文包，健步拾级而上，进入能容纳万人的剧院大厅；大厅内舞池的军乐队在演奏着入场式音乐；会场庄严肃穆，天蓝色的背景，杏黄色的台柱，映射着46国的旗帜；每一国要员到场，都鸣奏着该国的国歌和音乐；整个入场式搞得隆重热烈，持续一个多小时。
4时30分，音乐倏然停止，一群美国男女，身着天蓝色和平服装，从讲坛两侧，以稳健和自信的步伐，进入主席台后面，站如松塔，象征联合国的前途似锦与和平卫士的年轻。这一切就绪后，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偕同加州州长华伦与旧金山市市长拉凡步入讲坛，向与会要员招手致意，全场掌声雷动。
主持人斯退丁纽斯紧紧握着桌子上的木槌，郑重地敲了三下，宣布：“联合国讨论世界机构之会议业已开始！”
人们为联合国的重要发起人罗斯福总统病逝默哀一分钟后，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在华盛顿通过电话向与会各国代表致欢迎词。接着由斯退丁纽斯致开幕词，指明确立公正持久的和平系于此会。随后加州州长华伦、旧金山市市长拉凡也都讲了话。他们强调，旧金山能成为盛会的地点，是他们的光荣。旧金山至前线距离最近，同时也是最后阶段的太平洋战事的供应站，抑或大通道。
26日大会选举决定，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中国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为联合会议主席团主席，轮流负责大会的组织和召集。同时推定中、苏、美、英、法、澳、加、智利、捷克、墨西哥、荷兰、南斯拉夫、巴西及伊朗等14国组成重要而有权力之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由斯退丁纽斯担任，大家以掌声通过。
同时，按照美、中、苏、英四个邀请国的顺序，首席代表分别发表演说。
宋子文的英文演说生动形象，颇有美国南方口音，激起掌声阵阵。他首先代表中国，向已故罗斯福总统表示追念之意。接着他说：
“在吾人心目中，罗总统不仅为美国第一公民，抑且为世界有灵感之领袖，彼以热烈之情绪，为国际谋正义和平，其高瞻远瞩，与其政治家风度及魄力，已使联合国之胜利在望。彼虽龙逝，但其事功将继续领导吾人。”
接着宋子文将话题一转道：
“自1931年以来，经14年之野蛮的战争，中国已忍受一大劫掠，吾人曾极力寻求一切方法，以谋取补救。吾人明了如无一实际有效之集体安全制度，则任何一国之最后安全即无望。”
宋子文表示：“为维持集体安全起见，应绝不犹豫，以吾人主权之一部分，贡献于新的国际机构，吾人必须准备做若干牺牲，俾得完成各国共同目标。”《旧金山会议实录》（5卷），47页。
宋子文讲话半个小时，其中有8次掌声雷动。
4月28日，按轮流值班制，宋子文主持了第三次全体大会。给代表的印象是：宋子文属学者型，态度慎重，英文清晰，主持会议用语准确，给各国代表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5月1日，联合国举行第六次大会，选举通过4个大组委员会和12个小组委员会名单。宋子文当选指导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及程序委员会成员。
会议各组委员会开始工作后，对于宪章各项问题分别研究和初步修正，至6月15日，联合国宪章的起草工作大体完成。
宋子文在出席旧金山会议期间是十分繁忙的，同时他又是十分活跃分子。5月26日下午在退伍军人纪念大厦他又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到会的中外记者达300余人。
这是一次令宋子文施展才能的会议。宋子文首先面对记者介绍了中国代表成员，并特别说明中国团中还有一位新闻界的代表胡霖，引起同行的一阵掌声。为了说明中国代表并非一党代表，他郑重声明，中国10位代表代表了各个方面的意见，其中有反对党代表，也有无党派代表，并说中国各代表将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使旧金山会议获得成功。中国人民不论政治信仰如何均衷心赞助国际机构。
宋子文还表示感谢全球报界为中国之三项修正建议案广为宣传，并感谢全球报界在中国抵抗日本侵略之14年中，予中国之协助。
整个记者招待会，各记者提出的问题共41件，包括政治中的敏感问题，宋子文都对答如流。有一个记者指着董必武问：“董先生是否一个危险人物？”
宋子文道：“还是让董必武先生以身说法好。”董氏起立，以示其无损于人。
另一个记者直接问董必武：“这个会对于中国内部团结是否将有直接的影响？”
董必武答：“然，但不是直接的。”董必武的答复由翻译员译成英文后，宋子文用英文高声复述一次，博得不少的掌声。
亚洲一些国家的记者关心中国对大西洋宪章的态度。印度某一记者问：中国是否认为大西洋宪章亦适用于印度和亚洲及其他地方？其余的问题则涉及菲律宾与朝鲜。由此可见，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尤其是东方的民族，都企望得到中国的支持。这些问题，宋子文或顾维钧逐一作了解答。
一些记者关注中国对日本的态度。有一记者问：文明的爱好和平的中国，是否能聆听于大会之中？
宋子文回答：“中国不愿意浪费与会代表的时间，因为如需要翻译，便需浪费三倍的时间。”
另一记者问：“中国是否要消灭日本？”
宋子文答称：“中国虽然时常警觉关于未来的侵略，绝不宽恕那些战犯，但不主张去杀绝日本整个民族。”
朝鲜记者询问中国何以不提出朝鲜出席旧金山会议之问题，一旦朝鲜解放后，中国是否主张朝鲜独立？印度记者问中国是否将建议设立联合国仲裁委员会，以打破印度之僵局？犹太记者问中国对于巴勒斯坦问题持何种态度？黑人记者问中国是否愿提出特别平等条款附入世界安全机构宪章之内……宋子文都不得作回答。宋子文数度声明此会议实际上不能讨论危害世界和平的一切特殊问题，并说：朝鲜问题已在开罗会议中解决，至于邀请何国参加旧金山会议一事，已在中国未参加之雅尔塔会议决定。大西洋宪章并无种族或信仰之区别。当印度记者一定要询问大西洋宪章是否适用于印度及其他亚洲民族时，宋子文答称：此一问题，最好去询问拟订大西洋宪章的国家。
菲律宾记者问：中国对于菲律宾独立持何态度？
宋子文回答：中国深知得与菲律宾兄弟之邦为荣。
记者问及日本对于中国之和平建议时，宋子文称，每次日本提出议和时，中国均告日本：请与联合国言之，吾人乃联合国之一分子，不能与汝等单独谈判。
记者问：战后日本是否将获准加入国际机构？
宋说：吾人希望日本能补过，不再从事全国性之切腹。
记者问：战后中国对于日皇将如何处置？
宋称：吾人望在俘获日皇之前，此一问题已先解决。
记者问：中国对于惩处战争罪犯及构成战犯之条件有何见解？
宋答：此并非和平会议日程，战争罪犯并非本会议讨论范围。
记者问：击败日本需时几何？
宋说：吾亦希望获知此一问题之答复。
记者问：日本是否有领袖可以领导战后日本走入联合国家之途径？
宋说：吾之不幸经验，并未使吾获得任何指示。并说，吾希望此种领袖能有出现。
顾维钧、王宠惠等回答了中国对于国际托管制度、国际法院、列强否决权及其他有关问题。
记者又问宋子文：董氏究系代表延安，抑系代表团之代表？
宋子文答：吾乃中国政府所指派者，而不问其党派为何。
记者问：中国是否期望苏联参加对日作战？
宋子文答道：吾答复此一问题将冒犯余之好友莫洛托夫君。
记者最后请宋子文评论希特勒之死。
宋说：独裁政治有其容易死亡之道，墨索里尼之死、希特勒之死都证明了这一点。
此次记者招待会是宋子文与中国代表团其他各成员一起举行的。宋子文身着深蓝色便服，话里夹杂着时髦的美国语调，所以深受记者欢迎。
与宋子文坐得最近的是顾维钧，宋向他征求意见的次数最多。属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则由王宠惠致答，王戴着一副宽边眼镜，像一位法官。吴贻芳女士身穿朴素庄严的中国黑旗袍配一条白色的颈巾。胡适、胡霖保持缄默坐在一旁一声不吭。董必武笑容满面，遇有直接有关问题，从容作答。
以宋子文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举行的这次记者招待会，给各国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在当时情况下，一旦措词不当，就可能引起盟国的反感；如不答复，又会给人以态度暧昧的印象。中国代表的回答，令人感觉中国既坚持公正的立场，也期望与各盟国合作。
此次记者招待会给各国的另一表面印象，是中国内部趋于团结。一位英国记者对《大公报》记者说：今日所见情形，达成一个团结的中国似非难事。
然而，外国记者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国民党当局虽然被迫派出了联合代表团，但对中共派出的代表却百般挑剔，故意作难，只允许董必武一人为代表，对其随行秘书章汉夫、陈家康处处加以防范，制定所谓宣传对策，在美华侨中诬蔑、诽谤、攻击共产党，甚至对中共代表的经费来源是否有关方面团体资助也要“密加盘查”。
董必武在出席旧金山会议期间广泛地接触了美国友好人士和华侨，在华侨主持的许多集会上讲话，向他们介绍中国解放区政治经济情况和抗日战况及其所取得的战绩，阐述中共的基本政策，给华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揭穿了国民党当局对中共的种种造谣、诬蔑。这些情况，外国记者在宋子文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当然看不出来。王松、蒋仕民、饶方虎著：《宋子文传》，武汉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218—220页
总之，这次记者招待会是成功的，亦显示出宋子文的外交风采。
宋子文考查史迪威的失误
关于史迪威来中国一事，是蒋介石要求的，交代宋子文经办的。有“宋史交换函件”为据：美国陆军部宣布史迪威来华身兼六职是出于蒋介石的意料。哪六职？即为：美军驻华军事代表；在缅甸的中、英、美军队司令官；对华租借物资管理统制人；滇缅公路监督人；在华美国空军指挥官；中国战区参谋长。
其实这六职，只有蒋介石初衷的一项，即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其余职务全是美国附加的。这等于束缚了蒋介石大权独揽的手脚，蒋介石怎不生气。他埋怨宋子文事情没有办好，可宋子文也有一肚子委屈。
史迪威没来之前已成了“畸形儿”。他来到中国，蒋、史矛盾与重大争执从此就开始了。于是宋子文成了蒋介石的受气包或出气筒。宋子文致蒋介石电，见《战时外交》第三卷，142页。
关于史、蒋的争论，美国方面已有许多详细的记载，特别是史迪威那些用语尖刻的观点。实际上，摩擦始于史迪威从华盛顿带来的多种交叉重叠的任务。
第一次见面，史迪威便向蒋介石摆出了不可一世的面孔，尤其是让蒋介石无奈的是，史迪威还担任租借官员的工作。这样一来，如果史迪威认为发放给中国军队的某批援助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他就可以予以扣压。蒋介石竭力压着自己的火气。实际在他接到中国驻美使馆拍来的有关美陆军部发表史迪威先生来华消息的电报时，就把电报狠狠地摔在桌上，对陈布雷说：“这是他宋子文办的好事！”
史迪威在受命之前，宋子文对史迪威的出身经历进行过调查，表示十分满意，认为“挑选担任此项任务的人是美国陆军中最优秀的人物”。宋子文在调查的基础上，还与史迪威做过较长时间的面谈考察，也证实了他的这种看法。《史迪威任职经过》，见《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75年第7卷，第56—62页。
但事情更糟的是，中国在享受租借法时没有别国那么“平等”。英国、俄国和其他受援国可以在自己国家内把美国的援助用于自己认为合适的地方，只有蒋介石必须把他的要求一项一项地呈报给史迪威将军。
显然，这种侮辱性的规定是华盛顿那些支持苏联的人设置的。即使史迪威是个讲究策略、精于外交之人，遇到这种事情也够棘手的，何况他并不是这么一个完人。双方矛盾愈来愈激化。在他寄往华盛顿的快件里，这位“刺头儿”把蒋介石称作是“花生米”（无聊的小人物）、“小响蛇”（爱吵架的人）。可是后来人们从他的日记中又发现，他把罗斯福叫做“老软蛋”，并给当时其他许多知名人士也起了他爱用的侮骂性的绰号。
此外，史是带着某种野心来到中国的，对此他起初还是藏而不露的，但后来却干脆不加掩饰了。他想取代蒋介石作为中国军队最高司令的位置，当然受到蒋的抵制。
这种个性，标明了与史发生冲突的并非只有蒋介石一个人，另外一个便是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先生。
史迪威的第一次缅甸战役于前几个月里打响，5月份以失败撤退告终。当他看到撤退不可避免时，他连蒋委员长都懒得通知一声。原约10万人的中国远征军，此时只剩下4万人左右。
他倒是给他在重庆的助手马格鲁德拍了两封电报，说他的部队已分散成小部队，无法再集中起来，他将部队撤出缅甸，开往印度。事前，蒋介石就下了命令，万一失败，中国军队就撤到缅甸北部的密支那，再从那里回国。史迪威没有与蒋介石商量一下，就撤销了这道命令，并下令中国军队撤到印度。蒋介石一听说史迪威的这道命令，马上给缅甸的中国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将军拍了电报。尽管史迪威对集中部队表示悲观，但杜聿明还是想方设法集结了三个师的兵力，成功地杀出了一条回国的生路。对此，史迪威大为恼火，回到重庆就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说他不该直接与自己手下的将军发生联系。
奇怪的是，作为一个中国通，史迪威竟然愚蠢到无视中国将士的军心。中国军队历来就有这么个光荣传统：当中国军队无路可走时，他们也绝不会降低自己的人格，躲到国外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