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怀鬼胎，日本显露狰狞
公元1931年9月18日深夜。没有星光月亮。
黑夜掩盖着罪恶，罪恶伴着黑夜发生，炮声、枪声交加，曳光弹在夜幕中拖着长长的尾巴，把人们从酣睡中惊醒……
原已根据不平等条约而驻扎在东北的不过一万多人的日本关东军，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突然发动进攻。第二天，日本军队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沈阳、长春等东北二十多座城市。二十多座城市同时飘起了日本的青天白日旗。继而，四个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部沦陷，东北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亡国惨痛之中。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发动的武装侵华事件，这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而是经过日本裕仁天皇长期地酝酿造成的，是其曾祖孝明天皇和祖父明治天皇的侵华战略的继续。
1862年，孝明天皇正式批准了长州藩的《长州计划》。这个计划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步，实现内部联合和国家现代化，主旨在于增强国力。
第二步，向海外扩张，在日本与西方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地区，也就是统一亚洲，由日本人做盟主。
这个政策，成为日本以后的基本国策。但此国策又在历史的变迁中，不断予以修改，增加内容和扩大规模。
明治革新后，明治天皇又进一步把《长州计划》肯定下来，并付诸实施。为此他在各方面积极准备。主要是进一步学习西方科技；积累资金和皇室财富，扩充军备。
1894年，明治天皇开始实施侵略计划。同年7月，首先促成朝鲜内乱，继而侵占朝鲜；同年发动中日甲午战争，迫使中国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1912年7月29日，明治天皇患胃癌死去，大正天皇继位：他的侵华行动是于1916年10月策划刺杀张作霖，以吞并东三省。但此次刺杀计划没有成功。
1921年12月，大正天皇因病不能理事，由21岁的儿子裕仁摄政。裕仁摄政前，游历欧洲各国，网罗了许多日本留学生，这些人在以后成为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骨干。他们主要在巴黎、苏伊士和法兰西三角地带刺探和获取最新工业技术，并用于改变日本国的新工业技术。裕仁摄政时谨慎地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宪政统治者，以和平使者的形象出现于世人面前。但他暗地里又建立了一个秘密组织，研究周边各国情况，尤其是中国。
1926年12月25日，大正天皇去世，裕仁于1927年加冕。此时他已得知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加快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但东三省面积为本国的三倍，有精锐的东北军，如果强取必然付出巨大的代价。裕仁为了不费一枪一弹而获取东三省，起初对东北军司令张作霖千方百计地拉拢，当研究认为蒋介石最有可能成为领袖人物时，便彻底地抛弃了张。炸死张作霖，控制张学良。开始同蒋介石秘密磋商，最后达成一个不为人知的协定：裕仁支持蒋介石反共，但要蒋只统治长城以南的中国土地；长城以北的满蒙地区则由日本控制。等蒋介石的个人统治建立后，裕仁还希望蒋把西方的资本家赶出上海，以独霸中国。按李宗仁说，蒋介石于访日期间出卖了东三省，等他完成统一大业后，他又将在日本订的密约从日本人手中骗回销毁，使日本人无凭无据。这种说法，无文字可以证实，但日本方面也讳莫如深。所以一般认为无此密约，但从以后事态发展来看，则又和密商之说吻合。权作蒋介石与日本的口头许诺吧。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突然易帜使裕仁计划落空。于是裕仁便产生了武力侵占东三省，驱逐张学良的念头。在裕仁的密谋和策划下，发生了开头的一幕——“九一八”事变。
应该说，事件的突发，是蒋介石南京政府长期奉行不抵抗政策而把主要精力用于与汪、胡政治“分赃”和“剿共灭共”的政策上所导致的必然事件。
事变的爆发令国人大哗。
日本亡我之心不死，国难已迫在眉睫！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喊出了亿万中国人心中的满腔怒火。
然而蒋介石自有打算，他已经和裕仁有了口头之约，在事变发生前就做好了前期工作：
7月12日，蒋对张学良发电：“此非对日作战之时。”
7月13日，于右任（杨虎城的靖国军老上司）又电：“中央以平定内乱为第一，东北同志宜加体会。”
7月23日，蒋介石向全国发出《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电》，正式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
8月22日，蒋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为奴隶亦不可得。”
9月12日，蒋介石亲到石家庄与张学良进行密谈，令张不要抵抗，而求助于“国联”调解。
9月16日，蒋又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电告东北军：“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南京政府采取这种态度，使日本帝国主义无所顾忌地用武力大规模进攻中国。由于民族危机已到严重关头，国民党阵营内部也出现急剧分化和破裂。
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中国本土上的事实，使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使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工人农民是要求反抗日本侵略的。青年学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经过四年多的低沉状态后，也纷纷行动起来要求抗日，沉寂多时的城市重新沸腾起来。北平、南京、广州、武汉等地的学生、工人和市民群情义愤，纷纷游行示威，罢课罢工，发表通电，强烈要求南京政府抗日，但得到的却是蒋介石无情的镇压。
再说日本几乎未遇到抵抗便占领了面积三倍于本国的东三省后，侵略野心进一步膨胀。1932年1月28日开始策划成立伪满洲国，使东三省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为了转移国际舆论和中国人民的视线，同日，日本又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变，但是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蒋介石还是不予积极抵抗，仍希望能依靠国联干涉，得到和平解决。1月29日，蒋介石确定应付“一·二八”的原则为“一面预备交涉，一面抵抗”。在方法上交涉开始以前，为国联与九国公约国接洽，及至交涉开始时，同时向九国公约国声明。“对日本先用非正式名义与之接洽，必须得其最大限制。”在程度上，“交涉必须定一最后限度，此限度至少不妨碍行政与领土完整，即不损害《九国公约》之精神与不丧失国权。”又确定以“十九路军全力守上海”、“前警卫军全力守南京”。
2月18日，上海日军司令植田谦右、总领事村井仓松分别向十九路军和上海市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限中国军队20日下午5时前撤退。中国方面未予答复。3月1日，日军向上海驻军发起全线进攻。
天亮后不久，大片大片的火光掠过天空，惊天动地的炮声撕裂了晨霭，在震耳欲聋的坦克和装甲车的重压下，碎石铺成的路面惊惶不安地颤动着。一架架漆着太阳旗的飞机贴着江面飞来，抖抖翅膀，扔下一颗颗重磅炸弹；停泊在黄浦江中的日本海军“名取”、“氪思”、“得内”、“由良”号巡洋舰也一齐开火，顿时繁华的市井化为一片火海。
此后，战火弥漫了大上海。
上海的天空，一片燃烧的天空。
同时，大上海保卫战开始了。
一群群市民，在中国军队的掩护下，奋不顾身，顺着街区往前奔跑，奔向枪声最剧烈的地方。
胳膊上缠着红十字标记的年轻护士，平时手无缚鸡之力的市民，今天却一个个扛起了担架；刚从工厂里出来的工人，顺手抄起太平斧，端起锋利的钢钎；无法读书的大、中学生，挨家挨户募集门板、棉被，送往市郊加固工事。戴眼镜的教书先生，把长袍掖在腰间，不顾吱吱横飞的流弹，跳上方桌，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
驻守上海的驻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和淞沪警备司令的指挥下，奋起抵抗，从而爆发了“一·二八”淞沪抗战。
越来越多的市民涌上街头汇成了一股股汹涌的人流，涌向前方。叫喊声、咒骂声、命令声此起彼伏：
“到闸北去！到闸北去！”
“杀尽鬼子！杀尽鬼子！”
“鬼子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叫长官给咱们发枪！给大刀片也行，老百姓能打仗！”
“保卫大上海！上海不能失！”
人们的呼喊声压住了机枪的射击声，压倒了坦克的履带声和迫击炮弹尖利的爆炸声。几艘冒险驶入苏州河的日本汽艇，还未抛锚，便连人带船被平射炮弹掀翻在江中。那些落水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刚从水里冒出头来，眨眼间便被岸边扔过来的石条石块砸成了肉泥，喂了河里的鱼虾。
日本海空军发狂了。
从巡洋舰“出云”、“川内”号上起飞的九二式水上攻击机，犹如大雷雨前的扑灯蛾，不顾死活地窜进上海市区。它们那宽大的机身，几乎擦着美丰洋行的屋顶，见工事就往下撂炸弹，见人就往下扫机枪。
“嗒嗒嗒”，苏州河岸上蹿起更多的火苗，四下蔓延，烧得焦枯的洋槐树上挂满了断臂残肢，暗红色的血液在马路上流淌……
偌大的祖国没有制空权。
上海遭空袭！
上海人无处藏身！
伤员增加，无处安排……一封又一封的加急电报发往南京；一声一声呼叫着——“南京，南京国民政府……”
蒋光鼐、蔡廷锴指挥的第十九路军奋力抵抗，给日军以沉重打击。由于上海、南京是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当日本大举增援后，南京政府迫于形势也派出第五军军长张治中率部赴上海参战。可是蒋的基本方针依然是求和，害怕战事扩大，引火烧身。
日本为了挑拨十九路军和其他中国军队的关系，孤立十九路军，竟故意放风说，日本只与十九路军作战，不与南京政府以及其他中国军队为敌。蒋介石的嫡系何应钦立即下令“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不许其他军队支持十九路军。
再无援助的十九路军根本无法阻挡源源不断的日本增援部队，3月2日，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宣布撤退，并发表通电，宣布：“我军抵抗暴日，苦战月余，以敌军械之犀利，运输之敏捷，赖我民众援助，士兵忠勇，肉搏奋战，伤亡枕藉，犹能屡挫敌锋。日寇猝增两师，而我以后援不继。自2月11日起，我军日有重大伤亡，以至于正面战线，而日寇以数师之众，自浏河方面登陆，我无兵增援，侧面后方，均受危险，不得已于3月1日夜将全军撤退到第二道防线，从事抵御。”
然而，无意抵抗的蒋介石却正在和日本议和。5月5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允许日本军队在吴淞、闸北、江湾等地驻扎，而中国军队不能在上海周围设防……”
蒋介石为了自己的私利，弃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真正成了民族的罪人。
张学良代蒋受过
再说北方。
面对蒋介石的步步忍让，日本却丝毫没有领情，不久又发动了“华北事变”。
1933年初，日寇开始向热河进犯。
1月6日，日军进攻山海关。山海关守军何柱国部奋起还击，安德馨营全体官兵300余人力战殉国。长城抗战爆发。但因孤军无援，没有抵挡住日军陆海军联合进攻的势头。
1月8日，山海关沦陷。之后，日军开始向长城一线推进。听了蒋介石话的张学良放弃了东三省，保留热河、河北，苟延残喘，静候蒋介石同日本人交涉。山海关战事一开，张学良便知，如再不抵抗，热河、河北就不能保住。于是决定调长城以内的东北军四万人进入热河布防。但是张学良对抵抗没有把握，便致电蒋介石求援。
1933年2月11日，行政院代院长宋子文受蒋介石之托开始北方之行。随行的有军政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长罗文干、内政部长黄绍竑、参谋部次长杨杰等。专车由南京经徐州陇海路经郑州，再转平汉路到达北平西站。宋子文抵达北平后，即在阜成门内原清朝顺承王府会见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张学良，听取前方情况的汇报。
2月18日，张学良陪同宋子文视察热河。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在承德热情款待宋子文一行。在一次欢迎会上，宋子文慷慨陈词：“本人代表中央政府，敢向诸位担保，吾人决不放弃东北，吾人决不放弃热河，纵是敌方占领我首都，亦无人肯作城下之盟。”
在此期间，宋子文、张学良等人在承德清宫清音阁召开一次军事会议。会议期间，宋子文、张学良联名致电日内瓦中国驻国联代表团，表示中国军民“决心抵抗日军之进一步侵略”。张学良还与宋哲元等二十余名高级将领发出通电，表示抗战到底，呼吁国人支援。
为了确保热河的防守，回北平后，宋子文还与张学良拟定了热河保卫战计划草案，决定成立两个集团军，每集团军辖3个军团。第一集团总司令由张学良兼任。第二集团总司令由张作相担任，辖孙殿英、汤玉麟各一军团和张廷枢的第十二旅及冯占海等义勇军。
在蒋介石不抵抗的大政方针下，2月21日，日军纠合伪军共10万人，分三路进攻热河，一路由绥中攻凌源，一路由锦州攻朝阳，一路由通辽攻开鲁。当地守军20万人，不作抵抗，望风而逃。日军长驱直入，于3月4日以百余骑兵先头部队突入承德，热河失陷，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把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装满了200多辆汽车，运往天津租界，他本人也跟着逃走。
热河失守，全国舆论哗然。张学良自知失职，曾表示要亲率王以哲等军去与日军拼杀，收复失地热河，结果落空。
全国上下，一致谴责南京政府，并要求对张学良、汤玉麟等按军法处置。迫于舆论的压力，张学良于3月8日电请辞职，以谢罪于国人。南京政府同时发布命令：“热河省主席汤玉麟，身兼边疆重任，兼统军旅，乃竟于前方军事紧急，忠勇将士矢志抗敌之时，畏忠弃职，贻误军机，深堪痛恨。着即先行逆职，交行政院、监察院同军事委员会彻底严缉究办，以肃纲纪。”
此后，全国舆论攻击的矛头开始指向不抵抗的蒋介石。蒋介石深感自己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必须逼迫张学良下野，为自己戴罪受过。蒋介石要求张学良下野也有多种原因：一是北方的阎锡山军队和冯玉祥的旧部都因张学良曾在中原大战中与己作对，所以不听张学良指挥。这就无法靠张学良在北方指挥各军抵抗日寇，而中央军又不能调往北方。二是因为张学良体力不支，精神颓丧，统率诸军精力不济。三是蒋介石要张学良为自己戴罪受过。
3月9日，蒋介石约张学良在保定会晤。张学良抱着蒋介石可能决心抗日，并补充给东北军充足的弹药，以便让自己戴罪立功，收复热河的希望，从北平赶往保定。张学良到保定后，首先与先期到达的宋子文会面。宋子文转达了蒋介石的旨意：“失东北，丢热河，中央与张均责无旁贷，全国舆论指责于委员长与总司令必须有一人下野，方可以平民愤。”
张学良只得表示：“既然如此，请立即免除我本兼各职，严予处分，以谢国人。”
3月9日下午4时，蒋介石的专车到达保定，张学良在宋子文的陪同下上车与蒋介石商谈。蒋介石不待张学良开口，首先用很严肃的口气对张学良说：“我接到你的辞职电报，知道你的诚意。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难免同遭灭顶。所以我决定同意你辞职，待机会再起。”蒋介石要求张学良于次日飞往上海，免部下夜长梦多，并让张学良到上海后赶快出洋治病。张学良表示：
“我不该丢失东北，早应引咎辞职，以申国法，振军心……”张学良还提出：“日本野心要吞并中国，希望中央迅速调劲旅北上，收复热河，保卫华北。”
蒋介石连声说：“好，好，好！”
蒋介石离去之后，张学良失声痛哭，并与随从说：“蒋先生对日仍以外交为主，并想用黄郛（亲日派）到北平来主持政务，专办对日外交”，“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辩。但下野后，天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天呢？我记得仿佛林肯有几句话，说人民是欺骗不了的，我只不过是个替罪羊，代人受过罢了。”
1933年3月21日，张学良通电下野，宋子文为其办完了出国手续。
4月11日，张学良启程赴欧洲考察。
宋子文送走张学良后，蒋介石对宋子文说：“你为此事帮了忙。听说你与张学良的交情不错，做了不少工作。张学良这张牌还要打，等有一定时机再说。”
日本亡我之心不死
轰动一时的长城抗战失败了，日寇越过长城直逼平津。
蒋介石为了全力“安内”，对于日本的侵略竟不加干涉，1933年5月31日，他派亲日派黄郛同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协议的主要内容为：
——中国军队退至延庆、昌平、顺义、通州、香河、宝坻、芦台所连之线以西和以南地区。
——日本随时用飞机侦察第一项之实施情况，中国方面应予保护。
——日本认为中国方面已执行以上条件后，即回归长城一线。
——长城以南和延庆至芦台一线以东以北为治安区，由中国警察机关执行。
协议将察北、冀东二十余县划为不设防区。不仅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北和热河四省的合法化，更为危险的是它令华北门户洞开，平津随时可以被侵占。
1934年3月1日，日本宣布在伪满洲国实行帝制，溥仪由“执政”改称“皇帝”。4月17日，日本发表了独占中国的“天羽声明”，称日本是东亚的主人、中国的保护者，任何国家不得染指中国，中国更不能与日本以外的任何国家发生关系。当年的5月14日，蒋介石便派代表与日本就“满洲国”通车、通邮、长城设卡等问题达成协议，变相承认了伪满洲国。
然而日本的野心并不止于此。裕仁天皇已经决定了“南进”的国策，意图倾全国之力侵略中国。下一步就是华北。他指示“当前把南京政府对华北政权的影响，削弱到最低限度”。
此后的日本不断在缓冲区制造事端，寻找借口逼迫蒋介石签订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的主要目的是让中国在天津、河北的驻军撤离，撤销党部和军事委员会，将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撤职，同时压制中国自发的反日行为；《秦土协定》的主要目的是促使蒙古独立。这样日本就可以控制中国北方一线各省，为从北向南的全面侵略做好了战略准备。
1935年，日本开始积极策动汉奸在华北发动“五省自治运动”。
1936年9月23日，日本又提出七项要求：
——以河北、察哈尔、山东、山西、绥远五省为缓冲区域。南京政府在以上各省内仍保留宗主权，唯一切其他权利和义务——如官吏之任免、赋税之征收及军事之管理等，皆需移交当地自治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