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就像买股票一样，任何巅峰都是暂时的，它也许是下一个深渊的起点，因此，任何对巅峰的得意和眷恋都是极端危险的。
——佚名
功过留待后人评
乱世出英雄，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袁世凯的确赢得了掌声和地位，达到了个人事业的顶峰。曾经叱咤风云的袁世凯在历史的长河中已经渐渐远离我们而去，渐渐地被我们淡忘。但历史也许就在这渐渐被遗忘的时刻才越发显得生动、真实和引发人们的思考。今天，如果让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抛去旧有的观念，不以成败论英雄，重新评估袁氏及其集团成就的话，完全可以肯定地说，在清末几十年间，甚至民国最初几年间，袁氏集团的创业与经营还是十分成功的。
袁氏集团的业绩主要表现在如下八个方面：
1．它是中国现代陆军的最早奠基者；
2．它是中国现代军事学校的最早开办者；
3．它是中国现代警察的最早创办者；
4．它开创的北洋实业在我国工业现代化过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5．它在天津开办了中国最早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地方自治；
6．它是清末立宪运动的积极推动者；
7．它顺应历史潮流，通过逼宫手段，结束了清王朝在中国长达268年的统治；
8．它在结束帝制、促使民国的诞生过程中实际上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
按理说，任何一个团体不要说是完成上述八件大事，只要做成上述一两件事情，就已经足可以彪炳青史了，何况一连拥有八件乎？
可是，仅仅因为这个集团的领导人一时头脑发热，听信了无视时代潮流、不知大局的一些文人宵小的佞言，就复辟帝制，铸下了大错，这个几十年间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团体，在一夜之间就声名扫地、土崩瓦解了！
君不见，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仅仅因为举办洋务运动，创办了具有近代意义上的海军，开办了一系列的军事工业与民用企业，今天就已经被人们捧上了天。袁世凯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业绩均已经超越了前人，可就仅仅因为他的帝制之举而功劳尽杀。
每每回顾这段历史，都给人沉重而抑郁的感觉。不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在总结与重视袁世凯给我们留下的这份宝贵的历史经验的同时，更要总结与重视他给我们留下的惨痛教训；不仅要看其成，更要观其败；不仅要懂得水可载舟的道理，更要明白水还可覆舟的教训。
谁也难逃周期律
1945年，在延安的窑洞里，黄炎培同毛泽东谈话时重点谈到了一个问题。他说：
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总之，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人能跳出这个周期率。
那么，什么是历史周期律？
简言之，“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现象，就是历史循环的周期律，这成为历代王朝不可超越的历史铁律。
纵观历代政权或经营成功的团体，多则经营几百年，少则维持十几天，均未能逃脱覆灭惨败的命运。初兴后亡的“周期律”，几千年来一直困惑着历代统治者、管理者。没有一个统治者、管理者不想跳出这个周期律，也没有一个统治者与管理者能够跳出这个周期律。
从远处来看，秦、隋二朝的短命自不待言。就是强盛一时的春秋五霸中的吴、越二国；铁蹄遍及欧、亚二洲的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帝国，不也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最好注脚吗？
袁世凯与他经营的北洋集团，从1894年在天津小站练兵开始起家，经过短短不到20年的发展，就由一个小小的军事团体迅速膨胀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军事官僚集团。他的领导人袁世凯也水涨船高，入驻中南海，成为了中华民国终身大总统。可是，仅仅过了四年，这个集团就因为帝制问题而离心离德、土崩瓦解，最终也成了历史周期律最好的注脚。
袁世凯与他的北洋集团其亡也忽，其原因不外乎两条：
1．利益瓜分不均所致；
2．集团主要成员之间“只可同患难，不可同富贵”的狭隘意识作祟。问题的关键还是出在袁氏集团的团体文化劣根性上面。
事实表明，袁氏集团具有如下几项特质：
1．投机性
袁氏集团是一个相信实用主义，重视权力角逐，却没有一定政治主张或政治定见，由一群军人、官僚组成的利益集团。
在维新变法运动期间，作为该集团的核心领袖，袁世凯、徐世昌二人都先后参与了这场旨在挽救中国危亡、使中国走向富强道路的变法运动。但是，他们并不是真正赞成这个举动，其目的只在于博取时望，捞取资本。因此，在帝、后两党权力斗争阵线明朗、胜负之数已明的情况下，徐、袁立刻放弃了自己的维新主张，转而投入实力强大的后党阵营。
在清末官制改革中，虽然袁氏集团基本上是一个专制观念根深蒂固的私人团体，但一旦袁世凯看到实行君主立宪制对他的好处更大，可以虚君摄政，操纵更大的权力，便毫不犹豫地一反常态，“尚新更甚”，带领部下倾力进行。当时的官制改革方案，几乎是袁世凯及幕僚一手草订而成。尽管明知危险，明知可能会遭到慈禧太后的反对，但袁世凯依然冒进不已，后虽遭挫仍努力不已。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南方各省主张共和，袁世凯尽管已经就任清政府的内阁总理大臣，但为了攫取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的职位，又放弃了自己长期主张与坚持的君主立宪制，转而与南方议和，改行共和政体，从而达到他取得最高政权的目的与野心。
实际上，在袁世凯的内心深处，是根本不相信共和政体是可以解决中国问题的。可以设想，如果袁氏集团真有自己的政治主张或政治定见，那么，在辛亥革命中，如果袁世凯坚持君主立宪制，像在山东时期镇压义和团那样对待革命党人，则清政府当时大局是否能够糜烂、南北能否一定分裂、共和能否顺利诞生，可能都还是一个重新看待的问题。在民国创立、南北统一以后，如果袁世凯能够坚持自己宣誓实行的民主共和的政治主张或政治定见，后来中国的历史，也许就不会出现军阀混战、生灵涂炭的事情了。不仅如此，中华民族的自强历程，至少还可以缩短50年。这样看来，缺乏政治主张或政治定见，实在不仅是袁氏集团的不幸，也是中华民族在20世纪初叶关键年代丧失了一个极好的复兴时机的不幸。
2．趋利性
袁氏集团又是一个以个人利害关系相维系的旨在猎取权力与利益的军人官僚团伙。个人的实际利益得失、官位利禄的追求是他们关心的第一目标；为了满足个人利益，他们可以采取一切不正常的手段，其行为并不受任何社会道德和秩序文化的约束。
袁氏集团集中国传统政治负面文化之大成。他们在早年的社会化过程中，确定了趋附清王朝统治者来求取高官厚禄的行为准则。在他们趋附袁世凯形成了利益集团后，其集团内部上下之间完全是个人私心和野心的结合，是个人利益的实现与私欲的满足，被他们把持的各种军事、民政机构成为他们联合起来进行谋私、牟利的场所。集团的首领把自己控制的军政机构交给忠实于自己的下属看管。下属官员则屈从上司的旨意运用权力，不断聚敛财物孝敬首领，政治上也以自己首领的旨意唯马首是瞻。袁世凯推荐杨士骧接任直隶总督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当初，袁世凯在直督任上，因为用直隶的行政费用作为贿赂中央要员的经费，所以，当慈禧太后调他入京担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时，他因办公经费亏空太大，一时无法交卸弥补。如果继任者把此漏洞上报中央，则会东窗事发，引发袁世凯仕途上新的危机。一番绞尽脑汁、苦思冥想后，袁世凯向慈禧太后上书，建议让自己派系成员杨士骧接替他的直隶总督位置，果然，杨士骧到任，不久即偿清了袁世凯的所有亏空，自后羡余，就全入了他的私囊。
进入民国后，由于这一集团进入了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袁世凯和北洋集团的政治野心更加膨胀，其政治行为越发不受限制。为了谋取个人和集团利益，入民国以后他们的种种行为，诸如金钱政治、暗杀异己、摧残党人、违背约法、背叛民国，以及伪造民意、帝制自为、接受日本“二十一条”等都说明了这一点。可以说，民国后，袁氏集团发生了严重的蜕变，由于这一集团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是以谋取个人利益的利害关系相维系，一旦共同追逐的利益目标不复存在，或者主要成员的利益得不到满足，或者集团内部在重大利益上瓜分不均时，该集团内部的分裂和瓦解也就在所难免了。到了没有更多爵禄可给之时，袁氏集团内部的矛盾和积怨即难以调和。袁世凯最后祭起称帝这件宝器，是不是也是到了没有办法的办法的时候了呢？这也正应了“以势利交者，终以势利而败”这句千古不易之理。
3．私人性
袁氏集团的成员大都视袁世凯为他们的“衣食父母”，以对袁世凯的服从、效忠、报恩为其做人准则，至于国家与政府的政治准则，在他们的眼中，几乎是一钱不值。除袁世凯外，无人能够维系这个集团的团结与权威。
吴虬在《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一书中的看法一针见血，他说：
北洋军人，多系卵翼于袁世凯，才质驽下者居多，对上只知服从，不敢有所主张，盖北人对长官之忠，非发于公的意识，全基于私的情感，服从之外，更有“报恩”的观念，牢不可破。只要是“恩上”，或是“恩宪”，无论是否“乱命”，必须服从，意谓不如此则为“忘恩”，受同人道德责备，此北洋军人之共同心理。
由于袁世凯的提拔和重用，北洋军人官僚集团的成员们才有了高官厚禄、锦衣玉食。因此，他们视袁世凯为恩师与主人，畏威怀德，把个人的前程寄托给他，亦把个人的忠心和才干奉献给这位“恩上”。北洋官僚集团的成员多年受袁世凯的赏识、提拔和保荐，大有“士为知己者所用”的精神，竭尽其才能为他效力，以回报袁世凯的“知遇之恩”。他们之中的旧派官僚自不必说，就连留学日本，受过近代新式资产阶级文化教育的杨度，其政治理想亦是：欲以悬河之口及纵横之术物色一个有魄力、有地位、有帝王思想的主子，地位要与曾国藩相若，胆子比曾要大，然后帮他取天下，而自为开国元勋。其理想精髓依然是传统的“效命于明君”的思想。袁世凯正是通过对这些追随者施与恩惠和利益，建立起各层次的依附和效忠于他的私人关系网络，使北洋集团成为他在清末民初政争中的有力工具。
4．拜力性
迷信实力是袁氏集团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近代的政党政治和民主观念实际上从未真正深入人心过，在近代的中国，实际上也没有滋生它的土壤的合法条件。作为“舶来品”，它与中国实际国情的结合，客观上还需要条件和时间。这个时间，也许需要百年之久。在这样的政治实践中，成功的政治领袖，不是靠演说、竞选或文章才华，而靠的是军事、政治、外交及其操纵政局的实力。传统的政治和实践，将袁世凯及集团成员磨炼成为一个个实用主义者。他们看重实力，尤重军队。他们深深懂得，在近代中国，从政者如无足够之武力，其政治地位必不易存在与稳定。“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枪就有权，兵多权则大。这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袁世凯宦海沉浮的一生及北洋集团兴亡的历史，便是对这条经验最好的注脚。袁世凯与集团的成员在其日常实践中，认识到实力的重要性。认为只要有实力，就能立足于社会并让人依附。因此，他们崇拜实力，首先依附清王朝和实力派官僚，进而创建自己的实力集团。在这种战略理念的驱使下，袁世凯创建新建陆军，编练北洋新军，举办北洋新政，使北洋集团从军事领域扩充到政治、经济、警政、教育、地方宪政等众多领域，从直隶走向京师即从地方一步步走向全国，成为全国性的政治实力派集团。尽管袁世凯曾一度被皇族亲贵集团赶下台，但他的实力地位却无法改变，列强在华势力一直把袁世凯视为“有实力的人物”，北洋集团成员照样唯他马首是瞻。由于对实力的崇拜成为北洋集团的政治共识，法律公理对他们就显得微不足道。他们都把政治权力当做一种商品来对待，他们完全靠金钱和军队取得政治权力。他们有些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雇佣兵队长，只是把追求个人财富和权力作为他们奋斗的目标。
进入民国以后，袁世凯与北洋集团的成员大都仍然崇拜武力，认为武力是解决一切政治问题的最终依据。当袁世凯欲称帝时，幕僚张国淦曾以舆论、外交、军事三者不允劝之，袁言：“舆论是空气作用，已早有布置，外交有英美钳制日本，军事我有把握。”由于过分迷信武力而忽视其他社会力量的合力作用，最终导致了袁世凯的北洋集团在民初国家政治舞台上角逐的失败。
5．帮派性
袁氏集团具有强烈的结党营私的团体意识。袁氏集团形成伊始，就形成了他们的政治军事势力圈。凡是集团以内之人，他们即互相援引、互相提携，而对非自己团体之人则一概排斥。
据史料记载，光绪末年，官员欲取富贵者，捷径有二：一曰商部，载振主之；一曰北洋，袁世凯主之。皆内因奕劻而借二杨（杨士骧、杨士琦）为交通枢纽，当袁世凯初莅北洋，梁敦彦方任津海关道，凌福彭任天津府，朱家宝任天津县，杨士骧、赵秉钧均以道员在直隶候补。不两三年，梁敦彦官至尚书，朱家宝、杨士骧均跻节镇，福彭升藩司，秉钧内诏为警部侍郎，其非北洋官吏而攀附以起者。严修以编修在籍办天津学堂，遂擢学部侍郎；冯汝骙与世凯联姻遂擢江西巡抚；吴重熹为世凯府试受知师，遂擢河南巡抚；唐绍仪旧从世凯驻朝鲜，甲午之变，出死力护之以归，故遇之加厚。即夺盛宣怀路政畀之，邮传部开，又用为侍郎，一手把持部务，案卷合同尽为所匿，尚书张百熙虽属世凯姻娅，不能与之抗也。唐绍仪既得志，复引用其同乡梁如浩、梁士诒、陈昭常等，皆列要位。士骧又引其弟士琦入商部。徐世昌久参世凯戎幕，铁良亦常从之练兵，既入军机，始稍稍携二。世凯不由科目出身，遇投帖称门生者，大喜，必力援之。定成晚入其门，遂长大理院。方其势盛时，疆臣端方、陈夔龙、陈璧、袁树勋无不附之。
从1902年开始，袁世凯陆续从北洋随营学堂中选拔学生赴日留学，这些人回国后，大都进入北洋军内担任重要军职。而对非北洋出身的留日学生，袁世凯则不予重用，使他们很难进入北洋军队的要害部门。这种营私的团体意识保护了北洋集团的利益不受损失，使各级组织机构都能按照袁世凯的意志运转。由于这种团体意识的作用，载沣上台后，虽放逐了袁世凯，但北洋各镇的各级军官均为袁世凯一手培植，自成体系，亲贵们根本无法插足；而清政府各官僚机构遍布北洋势力，绝非一朝一夕所能铲除。因此，袁世凯虽远离政治权力的重心，却能在暗中纵横捭阖，加以操纵。正是因为袁氏集团具有上述几项特质，所以，当慈禧太后死后，尽管袁世凯被罢官回籍，远离政治舞台达三年之久，该集团却没有解体，相反更加固结。因而，袁氏集团利用辛亥革命之机倾覆政府，取得政权之事情的发生，就是一件不难理解的事情了。
从袁氏集团的本身来看，它所形成的这套文化理念是传统的宗法式的文化观念，这种文化观念实际上是一柄双刃剑。它在维系和团结袁氏集团成员的同时，也同时埋下了日后纷争的种子。事实表明，袁氏集团本身就是袁世凯私人欲望长期发展积累的结果。在这个集团中，成员们不知有国家，只知有袁世凯。他们为了自身利益与个人前途和地位而联系在一起，却没有远大的具有生机的理想与目标。团体之间的联系纽带是以私人关系为基础，有的人把这些关系叫作感情，其中包括家族、亲戚、师生、僚属、结拜兄弟、同学、同乡等传统的私人关系。团体的维系只能靠袁世凯这一偶像化的军事权威来维系，一旦这个权威去世或出现问题，团体马上就变成四分五裂、互相夺权的局面。
6．缺乏世界眼光
作为统治者，袁世凯及其党羽缺乏起码的近代民主政治意识与新型治理国家的理论与观念。他们所依赖和实行的只是长期以来积累起来的一套传统的官僚统治经验和一味信奉的“实力主义”。作为北洋集团的领袖和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生平除一游朝鲜而外，足未出国一步，故无世界眼光、政治常识。日常所接触者，无非清政府腐败之官僚，于进德修学、练才建国之道并无多大的益处。民国以后，袁世凯及北洋集团的政治眼光和经验与日新月异发展的潮流与时尚观念已经拉开了一定的距离。
白蕉在《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一书中这样写道：
袁氏固非无才无能，其智术、其心力，亦过常人；顾无道德以为体，学识以为用，思想落伍，遂使其一切行事，多入歧途，卒至祸中于生民，流毒于后世！
民初著名记者黄远庸曾这样评价袁世凯：
袁总统之为人，意志镇静，能御变故，其长一也；经验丰富，周悉情伪，其长二也；见识闳远，有容纳之量，其长三也；强干奋发，勤于治事，其长四也；拔攫才能，常有破格之举，能尽其死力，其长五也。有此五长，而乃善日少而恶日多者，一由智识之不能与新社会相接，一由公心太少，而自挟植势力之意太多。综言之，则新智识与道德之不备而已，故不能利用其长于极善之域，而反以济恶。既自顾手执政权者十余年，天下之大、变故之繁，无不为其牢笼而宰御，则益骄视一切，以为天下事不过如此。于是其手段日以老辣，其执行益以勇往，乃至举中国之人物为供奔走，尽中国国家之所有，供其政治演剧之材料。某今敢断言于此，长此不变以终古，袁总统者，在世界历史上，虽永不失为中国怪杰之资格，而在吾民国历史上，终将为亡国之罪魁。
尽管袁世凯坐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但他根本就不相信中国能够发展成为一个民主的共和国。袁世凯不懂得共和国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一定比其他形式的政体优越。他不了解共和的含义，认为中国的老百姓怎能明白这些道理，他甚至做出结论：共和制的试验是冒险的，而帝制在习惯上和人民心目中却是根深蒂固的，袁世凯的眼光、阅历和所具有的统治经验表明他只能回归到中国传统政治的老路中去寻找发展的出路，终不能于旧势力之外，发生一种独特的政治的生面也。他的统治只能越来越趋向恢复旧制，保持旧有的制度，用传统的治国模式，使自己高高在上，以皇权重整所谓的已经“失灵”的权威。
袁世凯自身的这种阅历与观念说明，他是一个传统的人。其人及其团体只不过是中国在过渡时期的一种半新半旧的产物。这种情况决定了袁氏集团只能是中国政治舞台上匆匆的过客，而不能带领充满危机的近代中国这艘航船绕过暗礁，驶向光明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