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结束了，上萨尔茨堡显然不再是以前的旧模样了。纳粹政府在其统治期间把几百年来在山坡上生长繁衍的原有居民强行赶走，将其祖屋强行拆除，代之以军营、地堡、防御工事，以及为纳粹精英修建的豪华住宅。1945年4月25日，盟军展开灭顶之灾般的空袭行动彻底改变了这里的景观，将树木撕成碎片，堆起了新的小山丘，炸出了巨大的深坑。空袭还留下成堆的烧焦建筑瓦砾和无法通行的扭曲道路。被炸成废墟的高山胜地看上去很难使人想到它曾经在20世纪初吸引各地游客蜂拥而至，前来欣赏充满魅力的自然风光。1945年夏季，有位《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记者游览了上萨尔茨堡，他报道说：“希特勒以前那个戒备森严的山中静居隐身之处，现在仿佛成了美国科尼岛的一个附属游乐场所，免费参观，游人接近10万人大关。写在墙上或者说写在残垣断壁上的个人签名来自美国所有的州。”游客不仅没有回避，反而大批地涌到上萨尔茨堡。但是此时此地吸引人的不仅仅是清洁的空气和优美的山中景色。希特勒同此地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旅游卖点，既为当地居民创造了经济机会，又是政府当局面临的一个难题。这是一种从未消除的紧张状态。
对贝希特斯加登的占领始于1945年5月，美军在那里一驻就是50年。美军欧洲演艺特别服务队那年夏季为鼓舞留守欧洲的美军士气（他们不再打仗，但暂时不许回家），编排了劳军演出节目，划分出各个劳军地区。其中一个最受欢迎的目的地就是贝希特斯加登。1945年夏季，那里“络绎不绝地来了许多游客，大多为美国军人和军中护士，也来过美国参议员、众议员、将军和其他‘尊贵的客人’”。对于当时为《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撰写文章的罗纳德·斯蒂德来说，贝希特斯加登的气氛与他漫游过的这个战败国被毁坏的萧条城市相比极为不同。他写道，“露天游乐场的气氛一开始就比较明显”，当时他驱车一进入小镇就看到一个指路牌，“上面写着‘希特勒故居’，画出的箭头指着道路方向”。这就开始了胜利者们前往贝格霍夫别墅的胜利大游览，完全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的朝圣参拜之旅。当时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来到这里向全能的元首表示敬意。而胜利者们对于希特勒安乐窝的毁灭由衷地感到高兴，遗留下的景物也使他们深为感叹。
斯蒂德在一家曾经住过希特勒客人的大酒店里停留时，看到美国101空降师的一名下士正在接待处忙着分发地图，向客人介绍当地的旅游景点，包括鹰巢。这名下士建议斯蒂德不要在下大雨和有雾的天气里去那里，因为“在一处发卡弯道上很容易使吉普车悬空，从一侧陡峭地摔下去”。第二天，斯蒂德经过一番艰苦攀爬，最后来到了鹰堡山顶上的那个阁楼式建筑面前。那里的景色使斯蒂德深为赞叹：“特别是在天气清朗的日落时分，参差不齐的巴伐利亚山峰染上了一层渐渐变深的淡紫色，上面间或点缀着一些深红色和乌黑发亮的阴影。借用一位美国大兵的话来说，‘那简直就是迪士尼乐园’。”除了壮丽景色以外，鹰巢也以其原有的面貌吸引着游客——“没有遭受任何战争创伤”，几乎同纳粹如日中天时的面貌一模一样。“唯一的差别是，”有位军官说道，“阿道夫再也不住在这里了”。
贝格霍夫地堡的地下世界同样是（虽然比较隐秘一些）使人感到异常兴奋的景观。到那里为止，坑道禁止公众进入，由军人把守。虽然在空袭之后遭到过数次劫掠，但是地下室里仍然存放着大量家具和物品，俨然有一种活文物的神秘感觉。1945年6月，《巴尔的摩太阳报》驻外记者普莱斯·戴获准单独参观坑道。同那些在头顶上贝格霍夫别墅到处乱转的人群相比，戴感觉在黑暗的坑道里“极为孤独，非常恐怖”，很快就迷了路。坑道状况很好。戴说“灰浆和柜子看上去好像上周刚刚放进去一样”。壁橱里仍然摆放着物品，包括纳粹党卫军使用过的玻璃器皿和瓷器。但是引起戴特别关注的是那些“崭新松木书架上的上千册图书，其中既有皮革封面的十五卷建筑史，也有讲解如何烤制糕点的小册子”。罗纳德·斯蒂德也获准进入了坑道，对希特勒那间陈设简朴的卧室发表了评论，还亲自试用了一下那张床，感觉不舒服。同鹰巢一样，地堡也反映出纳粹精英们的奇异心态，这种心态把亲切的私家生活与神一般的力量和末世备战等种种幻想结合在一起。好像人们遇到一位在奥林匹斯山上坐在舒适扶手椅里的恶魔宙斯，他一面用精美瓷器小口饮茶，一面阅读着一本烹饪书。他的雷霆霹雳就挂在墙上，随时准备同巨人族大战一场。正是这种亲切与狂热的奇异混合，才使得地堡空间对游客们具有一种完全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这是现世没有的科尼岛，充斥着鬼魂出没的迷宫，以及要把全世界都开拓成殖民地的恐怖魔宅。
重新回到地面之后，斯蒂德最后又参观了贝格霍夫别墅的厨房，这里是保存最好的一个房间。但是大部分游客则前来观看大厅内的那扇著名巨窗，站在希特勒曾经站过的地方，眺望那片曾经激励希特勒制订出称霸世界计划的壮丽景色。据戴回忆说，整个大厅凌乱不堪：“宽大的主厅被烧到了混凝土地基，只剩下几块烧焦的木头和熏黑的木框……原来安装在天花板上，现在却掉落在地面上。还有一些椅子和长沙发弹簧，以及英国大兵的口香糖包装纸。”巨窗玻璃在盟军空袭中被炸得粉碎，只剩下一个长方形窗框勾勒出窗外景观的轮廓。理查德·赖特曾于1946年至1948年间在贝希特斯加登担任劳军特别队导游和翻译，陪同劳军服务队数百次慰问过美军官兵。他后来回忆说，有两处游客必看的景点：贝格霍夫别墅巨窗和鹰巢。在第三帝国时期，巨窗已成为象征性景观，而有关鹰巢壮观景象的传闻直到战争结束时才得到证实。两处景点的突出特点都是在那里可以看到的壮观自然景色。借助于眼前的景色，游客们似乎认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理解了他的心理，理解了他那几乎征服世界的强大意志和力量。由此他们不知不觉地重复着第三帝国时期的舆论宣传，客观上促使德国民众产生共鸣，以元首那种驾驭一切的目光扫视大自然，就像通过他的山中别墅体验到的那样。
像希特勒那样看过大自然之后，贝格霍夫别墅的游客们也希望能够被别人看到，于是便在铭记于数百万人心中的别墅里刻下自己的姓名身份，以示同在。根据戴发表于《巴尔的摩太阳报》上的报道披露，那幢别墅“现已成为美国陆军大部分官兵的立体值勤表。他们把自己的姓名、军中级别、籍贯，有的连同序号一起都刻写在每一平方英尺被熏黑的墙壁上。只有靠近天花板的那小片墙壁上还空着”。签名对于官兵们而言，就是一种自发的个人纪念方式，纪念那次为打败别墅主人而展开的漫长艰苦斗争。斯蒂德在更广泛意义上把别墅废墟解释为“一座纪念碑，在更大意义上象征着希特勒所建王朝的崩溃覆灭”。1945年6月，菲利普·汉姆伯格在《纽约客》杂志上撰文，称别墅废墟为“具有教育意义的丑陋垃圾堆”。一年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报道说：“希特勒故居不会重建，只保留废墟，为未来世世代代揭示希特勒给德国曾经带来的灾难。”但是“即使在这种状况下”，文章继续写道，“游客们仍然能够了解到纳粹宣传机构所描绘的‘他的简朴私家生活’的奢侈豪华一面”。因此，贝格霍夫别墅废墟将发挥揭露纳粹编织的有关希特勒私人形象的谎言的作用。同样对于戴来说，贝格霍夫别墅，连同四周的党卫军兵营、暖房、办公室和工人营地等服务建筑一起，反映出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已达到何等惊人的程度。正如那位站岗守卫“希特勒大门”的美国大兵所言：“这对于一个人来说好像太麻烦了”。在针对别墅废墟的情感体验中，还缺少犯罪者同其罪行之间的直接关联环节。人们倾向于以概括抽象的语言来确定别墅废墟的内在含义。这表明纳粹舆论宣传的影响仍然存在。这种舆论宣传承认希特勒的山中别墅是他制订计划、策划军事行动的灵感源泉，另一方面则坚持认为它同工作和政府公务无关，尽管有证据表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贝希特斯加登当地居民几乎没有兴趣强调盘踞在山上的纳粹党人同欧洲灾难之间的联系。
也许上萨尔茨堡的完全毁灭及其状况在这种分离关系当中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不同于从根本上揭示纳粹罪行的集中营和劳工营，也不同于曾经驻扎着吃了败仗的可恨敌军、现已经沦为废墟的德国城市，有些游客认为上萨尔茨堡以前那些居住者一逃离开，或者一死去，罪恶也就离开了上萨尔茨堡。1945年5月，亨利·泰勒在《洛杉矶时报》上撰文表示很快就对参观希特勒故居感到厌倦了：“希特勒的山谷别墅废墟就像一顶破旧的礼帽一样死气沉沉，毫无趣味。你在那片废墟也只能转悠这么长时间，不会太久。”他认为希特勒在鹰巢的“藏身之处”倒是一个吸引人的去处，其中部分原因，如前所述，是它仍然保留着以前主人的一些存在印迹。几周之后，《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戴参观完地堡后将其贝格霍夫别墅之行总结如下：
此地不再有趣，甚至也不再邪恶。如果说有何教训的话，那仅仅是虚荣的教训。此地目前乏味得让人几乎难以容忍。
匆匆看一眼装满圣诞树饰的架子，包括底座上还留着旧蜡残迹的烛台，然后返回走上67个台阶，走进室外清洁的空气中，又从山上走了下来。
对于戴的许多读者而言，宣布贝格霍夫别墅遗址死气沉沉，令人厌倦，无疑令人感到宽慰。那座曾使全世界沦为囚徒的邪恶堡垒如今只剩下待售车库里的几样物品。它已变得乏味无趣，而我们则可转身离开，摆脱别人的二手垃圾，这本身就是一种自由。
然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仅仅置身于那里体验一下希特勒平庸乏味的私家生活就具有非常深刻的含义。格特鲁德·斯泰因和爱丽丝·B.托克拉斯于1945年夏季游览了贝格霍夫别墅遗址。虽然斯泰因文学观点激进，但是她的政治观点保守，甚至有些反动。她崇拜强权统治者，比如弗朗西斯科·弗朗哥将军和法国元帅菲利浦·贝当。在纳粹占领期间，斯泰因一直侨居法国，在非常危险的情况下与她的同性恋人生活在一起。据她本人披露，纳粹秘密警察在战争期间去过她的巴黎公寓，发现她不在家，“便偷走了家庭日用织品、服装、鞋子、厨房用品、碟子、床罩和枕头。但是最重要的是没有偷走她那些非常珍贵的现代艺术收藏品”。珍妮特·马尔科姆在她为那两个女人所写的传记中问道：“这一对上了年纪的犹太女同性恋人是怎么逃脱纳粹之手的呢？”她和其他评论者认为，斯泰因的朋友、维希市官员兼秘密警察成员伯纳德·费保护了斯泰因和托克拉斯。另外，斯泰因对贝当及其亲希特勒政府的认可也起了一定作用。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她那种通敌的勾结活动被夸大了，斯泰因和托克拉斯也得到了邻居们的保护。1944年，斯泰因和托克拉斯在法国东部她们居住的乡村住宅前，由卡尔·米丹斯（当时随美国第7军一部分官兵同行）为她们拍摄了《生活》杂志要刊发的照片。斯泰因建议文章题目定为《格特鲁德·斯泰因的解放》。现在战争结束了，她写道，在美国空降兵运兵大队老朋友的一再要求下，“我们动身前去拜访希特勒”。
斯泰因为《生活》杂志记叙了她的德国之行。除了有些行李出了点问题以外，德国之行她似乎完全感到满意，尤其在贝希特斯加登逗留期间。她写的有关报道于1945年8月发表在《生活》杂志上。近六年前这家杂志曾发表过一篇大体上赞扬贝格霍夫别墅的文章。1939年10月，《生活》杂志读者目睹了希特勒别墅室内的彩色照片，室内陈设被称为“很有品位”，“是一个男人喜欢的那种舒适房间陈设”。而今《生活》杂志读者则看到斯泰因和一群美国军人站在损毁的露天平台上，身后就是烧焦的巨窗窗框，他们摆着“希特勒的姿势”，这种大胆的姿势看上去好像（不完全像）纳粹敬礼姿势。这种模仿的讽刺动作同文章的语气配合得恰到好处，表现出胜利者兴高采烈的心情。
这一群游客先是停下来参观戈林的艺术收藏品，斯泰因非常欣赏，尽管她本人是一位更具现代品位的艺术收藏者。不过她对戈林评价不高，认为他的那些艺术收藏品之所以很有档次是因为他“显然听取了很好的建议”。当前往贝格霍夫别墅遗址游览的时间来临时，文章的语气几乎变得兴奋起来：
接着我们都爬上了自己的交通工具，那就是我们的汽车，然后动身去看望希特勒。真是令人兴奋。去那里真是令人兴奋。其他房屋遭到轰炸，但是希特勒的别墅没有遭到轰炸，只是被烧了，没有完全毁掉。我们站在那扇巨窗前，希特勒就在那里称霸过世界。一群美国大兵兴高采烈。那真的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们由衷地兴高采烈，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责任，简直成了一帮傻孩子，往上爬着，到处爬着，爬上了山顶。托克拉斯小姐和我非常惬意地坐在希特勒别墅阳台上摆放的花园椅子上。有意思，太有意思了，虽然有些荒唐，却也很自然，有趣极了。
虽然要让读者自己去断定斯泰因所说的“虽然有些荒唐，却也很自然”究竟是什么意思，她本人显然对于在预示着大灾难的这个荒原里还存在着普通的生活享受——喧闹嬉戏、坐在花园椅子上晒太阳——感到欢喜。在她兴高采烈的记叙当中，我们不仅可以听到胜利者的欢庆之音，而且在这下面还可以听到幸存者如释重负的感叹。斯泰因的生活和工作深深地根植于、依赖于她同托克拉斯之间的亲密私家生活。战争爆发时，她担心会失去生活的重心。尽管她的朋友和美国官员好言相劝，她仍然拒绝离开她移居的国家前往中立国或盟国避难。斯泰因当时并没有私下里自称犹太人，也没有特别感受到纳粹迫害的威胁。她决定留下来不走首先是因为她需要家庭生活的舒适、家庭生活的支持。后来法国解放了，她那时才感受到可能失去什么的恐怖。在废墟上初次接触希特勒的私家生活无疑是件快事，因为这证实了她自己的私家生活是安全可靠的。
斯泰因和托克拉斯坐在露天平台上，大兵们则在废墟中搜索。“他们开始搜索纪念品。他们发现了照片，还有一些X光片。他们认为那是希特勒试图自杀后拍的手臂X光片。我需要一个暖气片，希特勒的确有一些很棒的暖气片。只有一个暖气片，好像别人都没注意到。那是一个很大的暖气片。他们问我要它干什么。我说把它放在露天平台上，在它上方养花。但是我们的勇气可比不上它的重量，我们遗憾地把它放弃了。”侵吞、改革希特勒私家生活的这一愿望，通过达达主义的重新发明驯服了这位独裁者。希特勒仍然存在的迹象被变成了无害而荒唐的东西——这位颇让人恐惧的独裁者沦落为一片暖气片，而暖气片又被改造成养花的木架。这也算把比分扯平了：纳粹秘密警察拿走了斯泰因的日常织品，所以她要拿走希特勒的暖气片。即使她把暖气片留了下来（她拿走了希特勒受伤手臂的X光片），她也是高高兴兴地离开了：“我们一直游玩到很晚才离开，下了山，一天就这么过去了。这一天过得很开心。”把游览希特勒别墅之行轻描淡写地说成是“这一天过得很开心”，好像是去了一趟科尼岛，这一再表明斯泰因的无所畏惧的态度。以前曾是象征着希特勒可怕力量的地方，在她眼里只不过是胜利者的露天游乐场，既开心又平常。
到了1947年，盟军占领的贝希特斯加登被报刊媒体吹捧为“世界上最佳游乐场之一”。维克多·琼斯在《每日波士顿全球报》上报道说：“陆军与作战部队的文职人员从欧洲各地来到这里，度假游玩三到七天。”贝希特斯加登驻军所在地150平方英里的区域内，“有旅馆14家，750个床位，几乎没有空闲的时候”。这处杂乱建造的旅游度假地1947年接待游客15万人，由20名官员、20名妇女陆军中心成员和100名军人负责管理运营，“还有当地几乎所有居民提供帮助”。就其慷慨便宜的服务价位而言，游客需求是预料之中的：“美国军人、平民百姓及其家属每天只需花上几美元，就可以享受到战前只有英国贵族和美国百万富翁才能享受到的豪华度假地生活。”旅馆每个房间每晚住宿费仅一美元，军人吃饭免费，饮料每份仅30美分。另外游客还可以报名参加许多免费活动，比如学习滑雪，邀请“欧洲最好的”教练，还可以同导游一起狩猎打鹿。其他娱乐活动每天都有：“每家旅馆在吃饭时间都会派出一支交响乐队为游客助兴，每晚夜总会上有丰富的表演节目，巴伐利亚舞伴随叫随到。”为了进一步吊起胜利者的“性趣”，琼斯报道说：“美国军人甚至可以躺在床上吃早餐。我听说早餐由一位小姐给他端来。她们已经学会让美国军人伸手去够托盘，而不是把托盘放在桌子上，她们离开时客人的手仍然端着托盘。”
尽管有许多相互竞争的旅游景点，但是游览希特勒别墅废墟及其邻居们的民宅废墟仍然很受美国游客和盟国游客的欢迎。即使纪念品的数量越来越少，收集纪念品的热望仍然不减。当贝格霍夫别墅内的东西消失殆尽时，贝格霍夫别墅本身也开始消失了，因为那些搜寻纪念品的人纷纷将其房体结构上的一些部件材料拆掉带走。20世纪30年代初期，朝圣者们就曾经把希特勒木栅栏上的木板条带回家去。战后那段时期，贝格霍夫别墅大厅里大理石壁炉上的大块石料特别抢手，希特勒浴室内的瓷砖也是如此。导游也做起了贩卖大理石料和瓷砖的兴隆生意，每份一美元。当希特勒浴室内的所有瓷砖都被扒光时，“有位精明的当地商人生产出上千上万块瓷砖出售给游客”。
经过批准的纪念品行业也在当地发展起来，销售明信片和其他小纪念品，包括手工制作的影集。自那时起，这种影集就成为无数档案收藏中的一种特殊藏品。这种小开本影集名叫“贝希特斯加登纪念品”，或称“鹰巢纪念品”，由贝希特斯加登小镇上的一家照相馆制作。虽然不全一样，但开本样式大体类似：黑白照片贴在厚纸上，采用白色墨水和哥特字体，以英文标注照片主题。上萨尔茨堡其他建筑，比如普拉塔霍夫酒店、党卫军兵营、鲍曼和戈林的官邸也出现在影集当中，其中还包括鹰巢周围的风景照片和鹰巢照片。纪念影集就以这种方式概括展示着纳粹高山密营，重点聚焦在同希特勒密切相关，常常令游客们不舍离去的两个观光景点：贝格霍夫别墅和鹰巢。
比照片本身更令人感兴趣的是照片的排列呈现方式。纪念影集的作者把纳粹在上萨尔茨堡如日中天时拍摄的照片（采用纳粹明信片或其复制品，尤其是那些由海因里希·霍夫曼制作的明信片）同1945年盟军空袭后拍摄的照片并列在一起。空袭轰炸前拍摄的照片首先呈现在纪念影集中，然后再展示战后拍摄的照片。因此，由霍夫曼拍摄的大厅内那扇将翁特斯伯格壮丽景色收入框内的著名巨窗照片，在透过鲍曼被炸毁的官邸屋顶焦黑下垂的大梁拍摄的贝格霍夫别墅废墟照片中得到了扭曲变形的回应返照（见图69）。同样，在早期阿尔卑斯山冬季景观中拍摄的刚刚扩建后的贝格霍夫别墅，后来又从类似的角度重新拍摄了一次，看上去好像在山坡上炸开的一个炮弹壳。四边笔直、保存完好的党卫军兵营在第二页上已变成在其废墟上吃草的牛群。但是大多数照片展示的都是以往纳粹建筑和上萨尔茨堡景观的原有风貌。
通过这样选择排布照片，加之老式字体以及温馨的开本样式，纪念影集给人一种私人或家庭收藏的手工制作的感觉，引起强烈的怀旧感。这些有关纳粹失去的高山密营的小小纪念品由战败国艺人制作卖给战胜国游客，这本身更使它们显得颇不寻常。然而美国人收藏这些纪念影集的数量足以表明，那些既造成毁灭又前来游览遗址的美国军人很喜欢这些纪念影集。也许会有人问：美国读者是否会感受到由德国制作者培养的情感影响力？是否会以不同方式解读纪念影集及其前后不同叙述阐说文字，把它当作道义故事和正义的证据来解读？无论如何，针对那个再次漠视其受害者的暴虐政权，纪念影集构建了一个关于其沉浮存亡历史的阐释空间。诚然，这也是一段纯粹的建筑史话，照片当中根本看不到人的身影。
图69 战后贝希特斯加登出售的纪念影集《贝希特斯加登纪念品》中的一页。
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德国对于上萨尔茨堡纳粹昔日的怀旧已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公共问题。战争结束后，纳粹废墟在长达四年的时间内一直被列为德国人的禁区，除非他们有美国主人陪伴。官方组织的参观游览活动只使用英语解说，只对盟国游客或得到批准的外国游客开放。1949年5月，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美国陆军首次采取措施对纳粹遗址解除限制。这一决定引发了对纳粹遗址道德危害性的关注。1949年12月，美联社刊发的一篇文章发问道：“希特勒以前的山中别墅能否成为纳粹圣地？”文章列举了贝希特斯加登军事指挥官、美国陆军公关前主任斯坦利·格罗根为防止出现上述结果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包括更换同纳粹有关的地名，撤除“在鹰巢公开展示的希特勒半身塑像”，将其存放在地下室里。当问题确实出现时，其根源不在于器物景观，而在于其解说者。到1951年，20名德国自由职业导游组织游览上萨尔茨堡，他们当中有些人毫不掩饰对纳粹的同情之心。同时，他们对纳粹政权的“不幸”结局表示哀悼，甚至还谈到“从废墟中复活”。还有一些人捏造细节以弥补他们对纳粹遗址了解上的不足。有位导游偏爱披露希特勒的刑讯室，其实这纯属子虚乌有（纳粹秘密警察在别处倒是设置了不少刑讯室）。随着每日游客数量猛增至数千人，有人担心由历史好奇心驱使的原本“无害”的旅游活动最终会变成耸人听闻的朝圣活动。
这一时期在德国兴起了新纳粹团体。正当有人忧虑民主制度再次在欧洲动摇之时，新闻界迅速对法西斯主义已经回归上萨尔茨堡的传言做出反应。1951年夏季，《慕尼黑画刊》派出资深记者于尔根·聂文-杜·蒙特前去秘密调查德国组织的参观游览活动。导游当中有一位曾经是戈林的管家齐斯基先生。他以怀旧的姿态向游客们炫耀他在戈林已被炸毁的小木屋里当年居住的房间（也已炸毁）遗址。齐斯基站在贝格霍夫别墅的露天平台上，回忆起元首对儿童的喜爱，回忆起他为儿童们主办的聚会。“当年这里竖着红伞。”走进别墅里面，聂文-杜·蒙特听到另一个导游称赞简朴的室内陈设。那些深为感动的听众也交口称赞那曾是一幢“多么漂亮又简朴的房屋啊”，纷纷叹息它的毁灭是一种“奇耻大辱”。导游接着又说，元首的生活比居住在波恩的那些政治家简朴得多。话音刚落，博得游客一片低语赞同。在别墅主厅里，聂文-杜·蒙特描述道：“导游们特别指着元首壁炉上一块红色大理石，它一天天地在变小，因为那上面的碎片不断被游客当作纪念品带走。‘许多人还想把元首的一些火种带回家去’。导游们解释说。”聂文-杜·蒙特认为他们的导游解说方式集宣传造势与“你瞧，这就是希特勒的牙刷”类型的哗众取宠于一体。
有些听众对导游同情纳粹的立场表示反感，包括一些懂德语的外国游客。另外一些游客则壮了胆。有位上了年纪的德国人，误以为正在秘密调查的记者是位观点一致的同胞，同意在他从别墅废墟中取一块东西当作小小纪念品时给他拍一张照片，同时还解释说：“我仍然忠于元首。我们再也不会拥有那么美好伟大的时代了。”聂文-杜·蒙特后来看到他在许多出售纪念品的亭子当中选定一个，买了一些照片和一张“上萨尔茨堡今与昔”主题画作。记者进一步报道说，他们还向游客出售参观游览地堡禁区的门票，地堡的墙壁上不仅潦草地写有来自世界各地游客的名字，还画着纳粹党徽、党卫军标语符号，比如“党卫军万岁！”“向我们伟大元首致敬！”等语句，明确反映出涂鸦者的政治立场。最后，报道文章还配发了一张照片，展示一个饰有贝格霍夫别墅图案和花卉图案的手帕。这种花俏俗气的商品甚至连戈培尔也要千方百计地加以取缔。聂文-杜·蒙特由此得出结论，上萨尔茨堡刚刚兴起的希特勒旅游热具有多方面的危险性：导游和游客会劝说易受影响的年轻一代改变政治信仰，鼓励民族主义朝圣活动，以感伤态度对待恐怖活动，损害巴伐利亚的国际声誉和旅游业。他敦促当局进行干预，并且问道：“这种特殊类型的旅游业是否对巴伐利亚州有益？”
聂文-杜·蒙特的报道文章还刊登在很有影响的《南德意志报》上，使社会民主党政治家们大为震怒。在纳粹执政期间，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曾经被关押在集中营里，或者被迫流亡国外。社会民主党人、巴伐利亚内政部长威廉·霍格纳读完报道文章后，给贝希特斯加登地区行政官员写信（标注日期为7月12日），要求核实上萨尔茨堡的纳粹活动，并表示如果聂文-杜·蒙特报道的情况属实，“就应该把整个区域圈起来，留给岩羚羊和北山羊”。尽管这一想法听上去令人满意，但是让山羊取代不思悔改的纳粹分子显然不是长久之计。把废墟封闭起来，不允许朝圣者进入，也许可以保留它们，像1945年那样有效地把遗址列为禁区。为解决眼前的问题，当地政府下令将上萨尔茨堡那里的地堡用围墙围起来，通往鹰巢的道路禁止汽车通行，把导游从废墟上赶走，将纪念品统统没收。8月2日，霍格纳同一些巴伐利亚内政部长实地考察了别墅遗址，然后和该地区代表们协商下一步要采取的措施。实地考察过的大部分政治家赞成在上萨尔茨堡彻底清除纳粹建筑，包括鹰巢。当地发言人则致力于保留鹰巢；有人认为鹰巢是无可指责的建筑（希特勒本人很少去那里，而且它不同于希特勒的住宅）。他们希望前往那座楼阁式建筑亲自体验一下那里的迷人风光，具体认识一下拆除鹰巢可能遇到的技术难题有助于改变内阁成员们的看法。
政治家们进行实地考察后的第二天，当地一家保守报纸《贝希特斯加登广告商报》（老板是前纳粹党成员）就“独断”处理上萨尔茨堡未来的行为在读者当中搞了一次民意调查。这家报纸认为，上萨尔茨堡的未来应该由最受影响的那些人——当地居民来决定。该报声称，在收到的300份调查回复答卷中大多数反对消除纳粹废墟，或者铲除留下来的纳粹建设。该报自称从收到的300份调查问卷中挑选出具有代表性的回复刊印出来。一位被称为“家庭妇女”的调查对象问道：“难道民主就是这样吗？就像1933年那时候少数人说了算？”一位“职员”身份的调查对象认为，在资源匮乏的地区这样的措施是一种经济浪费，建议循环利用废墟材料在当地建房。他补充说，毁掉鹰巢完全是“荒诞不经”；如果想要避免通过纳粹建筑纪念纳粹政权，那么由此推论，政府应该把纳粹修建的高速公路也挖掉。一位“精密工程师”认为，战争已经毁坏很多，用于拆除纳粹建筑的资金最好用来修缮可利用的建筑，缓解战后出现的住房拥挤现象。另一位读者问道：为什么要反对保留贝格霍夫别墅废墟呢？其他国家已经把历史上“最大政治犯”纪念碑保留下来了。他心目中的那些“最大政治犯”指的是拿破仑、罗马皇帝尼禄和突厥征服者帖木儿。有位“雇员”表示，奥地利萨尔茨堡附近那座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的夏日行宫已被奥地利政府改造成为宫殿式大酒店，吸引着国外高档宾客，为国家赚取了所需外汇，把前政权遗产变成了有益于人民的事情。有位自称“传教士”的读者建议把贝格霍夫别墅遗址封锁起来，不让游客进入，再把一面条幅横挂在那扇巨窗留下的空当前面，上面写着“世界荣耀就这样消逝了”，提醒政治家们他们的说教和计划转瞬即逝。他还警告说，如果要防止上萨尔茨堡变成法西斯朝圣之地，在清除纳粹废墟的同时，必须为从帝国各地流落到贝希特斯加登的那些一无所有的德国人创造就业机会，修建住房。如果仅仅铲除灾难重重的过去遗留下来的痕迹而又不能创造新生活，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另一位读者认为，那些通俗小报上刊登的有关希特勒及其心腹密友的无穷无尽报道在宣传法西斯方面超过了任何废墟。
1951年上萨尔茨堡仍归美军管辖，德国官员们就遗址处理问题咨询了美国驻巴伐利亚土地问题高级专员乔治·舒施特。8月6日，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主席瓦尔德马尔·冯·科诺林根宣布政府内阁决定拆除贝格霍夫别墅及其周边废墟，就地种植树木和青草。科诺林根解释说，德国国内保留下的大量纳粹废墟足以说明纳粹政权遗产遗址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没有任何理由保留上萨尔茨堡废墟使其成为培养新纳粹的纪念碑。不过科诺林根说明不拆除鹰巢，要把它留下来，让后代永远记住纳粹政权不承担社会责任，在掠夺民众的同时大建空中城堡。11月，考虑到贝希特斯加登当地居民的强烈呼吁，美国高级专员正式加大拆除计划力度，使之成为将上萨尔茨堡房地产（鲍曼官邸、戈林官邸、党卫军兵营和贝格霍夫别墅）归还巴伐利亚州的一个具体措施，即“彻底铲除那些建筑物，清除那些能够显示其具体所在位置的全部建筑证据”。这样美国当局就对已经忽略多年的一个责任做出了最终裁决。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美国陆军于1947年要拆除那些纳粹遗迹时，他们遭到了美国劳军特别服务队的阻拦，因为后者通过收取遗迹参观门票赚了很多钱。
在8月宣布拆除纳粹废墟之后的几个月里，《广告商报》大力开展游说鼓动活动，反对拆除废墟，列举出多条保留废墟的理由，但是最重要的是强调其旅游观光价值——可以为当地赚取外汇。游客人数似乎支持这一要求：从1951年7月到10月，来上萨尔茨堡废墟参观游览的游客人数共计136560人，其中80%来自德国境外。社会民主党认为是自然美景把游客吸引到大山里来了。《广告商报》则坚持说游客来到此处是为了参观废墟，并且向美国媒体寻求证据。例如，该报终于从《丹佛邮报》找到了一篇文章，证实贝希特斯加登的纳粹废墟是吸引外国游客的主要旅游景点。8月中旬该报还引用了不久前新闻媒体刊发的一篇有关一位“著名美国大酒店老版”的报道，说这位老板提出要买下贝格霍夫别墅废墟，将其运到落基山山区经营的一家大酒店那里，然后予以重建。那篇报道暗示，如果一位资本家尚且把贝格霍夫别墅废墟视为发展旅游业的金矿，并提出要在美国西部建立一个希特勒主题公园，那么如果巴伐利亚人失去了由本地原有历史遗迹带来的经济机遇，那将是愚蠢的行为。
与此同时，一家持有相反观点的报纸《东南信使报》——总部设在邻近的巴德-雷森霍尔镇，由社会民主党人约瑟夫·菲尔德这位“老牌的达豪集中营囚徒”坐镇领导——坚持正视纳粹的过去以及再次出现的同情法西斯倾向，从而招至该地区的保守派的不满。为了反驳《广告商报》声称当地所有居民都希望保留废墟的言论，这位《信使报》负责人也让拥护拆除纳粹废墟的人士在报上发表意见。菲尔德赞成本党将废墟视为政治问题，而非经济问题。社会民主党驻巴伐利亚议会代表赛普·齐恩在11月发表的一篇社论中指出，拆除纳粹废墟的决定是由民主选出的代表们集体做出的，他们对公共利益的考虑超越了上萨尔茨堡售货亭主人的个人利益。他认为随着联邦德国力图在世界面前取得合法地位，比当地商人利益更重要的一些大问题迫在眉睫。
对于许多联邦德国民众而言，在战后寻求某种形式的正常化状态涉及有选择地保持对第三帝国的记忆。正如历史学家们大量记载的那样，虽然有些地方在1950年以前修建一些受害者纪念碑，但是在更大范围内真诚地对待国家所犯罪行这样一个心愿足足用了数十年的时间才得以显露。1968年，年轻一代对历史遗忘症表示反抗，促进了探讨纳粹遗产，尤其是探讨父母那一代人参与大屠杀方面的公开透明度。直到1989年冷战结束后，上述两个问题才得到充分认识。在德国长期以来拒不补偿也不纪念受害者苦难的情况下，上萨尔茨堡非常引人注目，很早就作为一个特殊地区直接正视保存纳粹遗迹这样一个问题。但这是否可以解释为认真反思过去值得怀疑。山中遗迹同纳粹政权的当权者们有关，同其受害者无关。赞成保留的那股势力将其视为大体上无害之地，只不过是一群恶棍的度假去处。在持有这种观点的一些人当中，拆除废墟的建议几乎激发不出对利用实施种族灭绝政策的政权赚钱这一行为的自我批评意识，反倒使他们觉得在位于一个遥远的州的政治家和美国占领者手里失去了经济自由，他们有一种受害的感觉。相反，那些赞成拆除纳粹废墟的人将上萨尔茨堡山视为充满个人崇拜力量的地方，这体现在希特勒别墅所具有的那种危险吸引力上。他们在力图清除上萨尔茨堡山吸引过来的法西斯“细胞”的同时，同样关注努力保护巴伐利亚作为一个民主改革州的形象。也许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小心翼翼地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个地区对希特勒的同情支持在多大范围内仍然存在。而这并没有妨碍赞成保留纳粹废墟的那些人认为，过于关注那几个坏人给整个地区居民脸上都抹了黑。因此关于如何处理纳粹废墟的讨论，与其说重点在于尊重纪念以往的受害者，对过去的罪孽负责，倒不如说重点在于捍卫当前利益。双方调动大批力量对纳粹废墟的解释针锋相对，没有任何妥协余地。
在科诺林根宣布有关决定后数周时间内，问题变得如此牵动人的情感，《广告商报》同《信使报》之间有关“上萨尔茨堡问题”的争论离开各自报纸版面，进入了当地的啤酒馆里。日益加剧的紧张气氛和双方阵营的论辩引起国际媒体关注，使人想起30年前发生在巴伐利亚的啤酒馆宣传鼓动活动。美国作家保罗·莫尔在写给《哈泼斯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回忆了报纸之间的唇枪舌剑如何演变成了呐喊竞赛：《广告商报》9月7日当期头版上刊登的一篇七栏社论，明确否认贝希特斯加登存在着新纳粹势力。第二天在一次公开集会上，反对派报纸《信使报》的菲尔德先生指责《广告商报》发表的上述言论。到了晚上，一声“真正唯一的罪犯是犹太人！”的呐喊响彻云霄。随即局面失控，一时人声鼎沸，阵脚大乱。当月晚些时候，社会民主党召开大会召集支持力量，没承想出现了数百名激烈反对者，晚上又惨败收场。
到了10月份，莫尔继续写道，社会民主党非常焦虑，甚至举办了一场科诺林根同海因茨·艾里希·克劳斯之间的辩论会。克劳斯以其笔名海克·劳闻名遐迩，是一名来自奥地利的年轻人，当时在编辑一本纳粹地下月刊《德国来信》并任该刊撰稿人。此人一直在当地大会上聚众闹事。10月26日，贝希特斯加登火车站（一个大型的第三帝国建筑）拥挤不堪的餐馆里，老练的政治家、社会民主党最优秀的演讲家科诺林根向人群呼吁放弃仇恨，客观评价目前面临的各种问题。克劳斯随后登上演讲台，采取不同的方式，对在场的听众进行侮辱挑衅。他质问科诺林根，多亏希特勒他才有了现在的地位，为什么还要指责希特勒（科诺林根年轻时即有雄辩之才，因批评希特勒被迫于1933年逃亡外地，过了12年的流亡生活，为抵抗力量效力）。当天夜里，克劳斯在警察的保护下被送出室外。据莫尔披露，这样的聚会“第一次公开证明社会民主党成员所说的有关这里存在着纳粹复兴现象的言论也许有一定道理”。反对拆除纳粹废墟的那些人本希望抗议活动能加强他们的力量，但是他们无意当中引起媒体对这一地区的关注，这反而更坚定了内阁成员拆除纳粹废墟的决心，使他们下令在11月中旬开始动工。
戈林和鲍曼被盟军炸毁的官邸被列入第一批拆除的废墟。莫尔于1951年冬季来到上萨尔茨堡时注意到废墟旁边停了几辆卡车，有些人正在往卡车里铲装碎石砖。“以这样的方式拆除拥有一段显赫历史的建筑显得有些虎头蛇尾，”莫尔写道，“然而实际情况是大部分废墟极不结实稳定，不需要爆破。只要把它们推倒，捡起来装车运走就行了。”在此之前进行的有关争论中，双方考虑到废墟结构上的潜在危险状况，政府不得不花费一大笔公共资金对游客安全负责。很难想象一个新兴民主国家在努力克服灾难性的世界大战造成的劫难、努力医治残存的法西斯创伤的同时，还能同意花费资金来维护希特勒及其心腹密友遗留下来的旧居废墟。无论如何，那些废墟已经严重破败，有人甚至质疑是否还能把它们保存下来。美国国务院官员艾弗里特·舒宁对莫尔说：“那些废墟必须拆除……成千上万游客在那里爬上爬下很不安全——在空袭中没有被炸毁的部分非常不稳定，摇摇欲坠。”
为了给纳税人节省清理废墟的费用，巴伐利亚政府把回收废墟建材的权力卖给了当地一家建筑公司，并附加了一个严格条件：不许把回收的任何材料当作纪念品转售出去。除了处理废墟以外，这家公司还同意拆除与纳粹政权有关的大量建筑，包括希特勒曾在其中撰写《我的奋斗》第二卷的“奋斗木屋”。所有这些工程必须于1952年5月完工。随后要在原址上重新植树绿化，总费用约为10万德国马克。由于担心新纳粹分子抗议，霍格纳在拆除现场布置了30名警察，以“保卫民主成果”。冬季停工，第二年春季继续开工。到4月末，工作人员几乎已将贝格霍夫别墅遗址拆除完毕。最后要拆除的就是别墅正面大墙，那里曾经矗立着面对翁特斯伯格的那扇巨窗。毫无疑问，它也是整个别墅最具象征意义的部分。4月30日在希特勒自杀七周年，几乎与希特勒当年自杀同一时刻，贝格霍夫别墅剩余墙体被爆破拆除。当时曾详细记录了整个过程的《贝希特斯加登广告商报》抱怨道，在离爆破拆墙仅仅还有两小时的时候才发布有关消息。该报记者匆匆赶往别墅遗址，发现一小群美国官员和巴伐利亚政府代表早已聚集那里观看爆破。为了再现这次国家级爆破行动，记者把别墅废墟的最后时刻分分秒秒地记录下来，直到下午5点5分炸药引爆，“只见一团褐色的烟尘笼罩在爆炸现场上空，持续了几分钟”。爆炸现场随后由美国和德国政府官员负责进行了复查。贝格霍夫别墅正面墙体爆破拆除的照片在全世界发布，对于许多观者而言一定有着宣泄情感的作用。正如《生活》杂志所说的那样，“希特勒时代及其结局在贝格霍夫别墅那里得到了印证”。为了纪念这次爆拆行动，《生活》杂志以今昔对比的形式刊发了一组贝格霍夫别墅照片，使人回想起别墅当年盛况与今日消亡的结局。曾经大量报道过贝格霍夫别墅的《纽约时报》指出：“希特勒那焦躁不安的鬼魂不得不另外再寻找一个出没之处了。”
如果说希特勒的鬼魂在贝格霍夫别墅遗址被爆炸拆除以后出走别处，游客们却仍然故我，照来不误。使当地商人感到高兴的是，在上萨尔茨堡纳粹废墟有争议地被拆除之后几十年里，游客人数一直稳步增长。尽管美国拆除搬运协议规定所有纳粹建筑痕迹一律消除，但是负责拆除废墟的那家建筑公司还是留下了地基与其他地下结构，包括希特勒的车库。这些留下来的建筑部分，连同庞大的地堡和鹰巢（后作为餐馆重新对外开放）一起吸引着具有历史好奇心的游客来到这个地方观光旅游。前往上萨尔茨堡的车辆人流络绎不绝，原打算在被清理完毕的废墟原址上种草绿化以掩盖纳粹建筑痕迹的计划也受到影响。即使在大部分建筑结构消失之后，贝格霍夫别墅废墟仍然是德国无须广告宣传的最大旅游景点，吸引着数十万游客前来观光。1962年，德国《明镜》记者彼得·布鲁格把卸客的公共汽车以及在废墟地基上沉思不语的人群比作庞贝古城旅游盛况的再现。
纳粹废墟被拆除后，有关上萨尔茨堡的报道大幅度减少，但是接下来的40年里，德国媒体与国外媒体偶尔刊发的有关报道提醒人们：对历史的记忆以及历史遗址问题并不会随着贝格霍夫别墅废墟的爆炸拆除而随之消失。除了游客以外，有些纳粹同情支持者也来到别墅废墟原址上，留下了他们顽固存在的身影。随着新纳粹主义日益被视为一种全球现象，这些纳粹朝圣者不再仅限于德国人。布鲁格曾经记叙道，他一到达上萨尔茨堡就走进希特勒的车库，看到墙上用英语写着“希特勒是对的”这句话。这可能是某位外国游客带着一罐事先准备好的油漆来到此处涂写的。
但是布鲁格对于上萨尔茨堡地面上发生的事情更感兴趣，尤其是那里仍然缺乏一种对纳粹遗迹进行批判性理解的大环境。有关上萨尔茨堡那段纳粹统治时期的严肃历史研究比较缺乏，再加上当地优美的自然风光，使昔日那段历史有待重新挖掘。游客们在鹰巢露天平台上喝着豪夫啤酒，陶醉在蓝天和优美山景之中，很容易不知不觉地赞叹希特勒颇有审美眼光。周围的一切是那么赏心悦目，很难使人想起鹰巢是建立在人类痛苦之上的。无论如何，这里明显缺失一些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过去的事物。
上萨尔茨堡纳粹废墟遗留下来的那部分除了锈迹斑斑的“请勿靠近”警示牌以外，再没有任何官方标志。由于政府一再表示没有留下任何可看的东西，所以也没有官方组织的旅游活动。但是自由职业导游们则根据他们以为游客想听的内容组织旅游活动。布鲁格采访过的一位导游声称，他既不赞扬也不批评希特勒，只是尊重事实。“我组织的旅游必须客观不带偏见，”他坚持宣称，“我不能说‘希特勒那个杂种曾经在那里住过’，人们不想听到这样的话。”该地区出售纪念品的商店店主在卖货时也表达了相同的态度。纪念品包括那些当地推出的对山区纳粹历史作过删节处理的图书。图书内容以20世纪30年代宣传材料为基础，重新采用了同时期拍摄的一些照片，将当年纳粹在上萨尔茨堡的活动再现为有益健康、大部分同政治无关的娱乐活动。翻开这些出版物可以看到，希特勒在贝格霍夫别墅露天平台上放松休息、戈林在结冰的水池上玩冰上溜石游戏、爱娃·布劳恩在晒日光浴等单纯的日常生活场面。出售纪念品的摊位上还卖一些1945年以前和拆除纳粹遗址之前制作的明信片、彩色幻灯片。1986年，当地社会民主党驻巴伐利亚州议会代表彼得·库茨抱怨说这些纪念品带有怀旧色彩，引起不小轰动。每当有带着明显政治内容的材料可供销售时，总是以脱离上下文语境的方式呈现出来。1978年，有位去上萨尔茨堡观光的游记作者惊讶地发现，一些店主向游客展示希特勒和戈培尔的演讲录音，放在平克·弗洛伊德与普拉斯提克·贝特朗的唱片旁边。
虽然政府当局偶尔取缔一些比较令人难堪的纪念品，上萨尔茨堡还是普遍可见放任自由的经营状况。土耳其旅馆老板色雷斯·帕特纳利用宽松的经营环境招徕游客参观贝格霍夫别墅地堡系统。卡尔·舒施特的女儿帕特纳曾经同为数不多的上萨尔茨堡原有居民一起要求归还当年被鲍曼夺去的房地产，最终如愿以偿。通向地堡系统的入口先是被美国占领军封死，后来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又被巴伐利亚当局封死。帕特纳声称，1954年一个梦境引导她走到旅馆下面一扇被堵住的大门前面。门一打开，她发现有一条长长的地道直通邻近的贝格霍夫别墅下面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的地堡房间。随后她便开始招徕游客，从每年游览地堡的5万名游客那里发了一笔横财。她偶尔粉刷的地堡墙壁变成了表达亲纳粹和反纳粹情感的涂写画布。1966年，为了回应“贝希特斯加登利用希特勒遗迹赚钱”的投诉，巴伐利亚财政部长下令封闭贝格霍夫别墅地堡。这一罕见的干预行动立即成为美国各大报纸头条新闻。然而舒施特一家人继续向游客售票，让他们参观游览通过其旅馆可到达的地道及地堡房间。
当1995年美国陆军宣布关闭贝希特斯加登部队娱乐中心时，这座大山的模糊的历史记忆再也不可被继续忽略下去了。虽然几十年前上萨尔茨堡山上的纳粹财产已经合法地转移给巴伐利亚州，但是美国人仍然独占着大部分山区，经营着他们的娱乐中心。后来占地范围又扩大到几个乡间小屋、一个滑雪场和一个高尔夫球场。而现在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前纳粹建筑，包括曾经奢华一时的普拉塔霍夫酒店（后改名为沃尔克将军酒店）、马丁·鲍曼的实验农场可以对所有人开放了。长期以来，德国官员认为上萨尔茨堡有美军存在限制了新纳粹的活动。他们对于用什么来填补美军撤离后出现的空白感到忧虑。新纳粹朝圣者已经变得更加胆大妄为，在贝格霍夫别墅废墟原址那块树木葱郁的林地上竖起了希特勒临时祭坛。斯蒂芬·金泽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指出，美国人的离去，“将使贝希特斯加登孤独地与鬼魂厮守在一起”。
接下来有关如何处理上萨尔茨堡的争论是在冷战结束、德国统一的大环境中展开的。这一时期经常看到人们愿意面对国家血腥的过去，却又把它同振兴国家经济所需要的投资对立起来。其实这两者在针对1989年之后骤然增加的新纳粹活动的斗争中都是必要的。当时由于缺乏有关第三帝国的教育，加上就业前景和事业提升前景黯淡，使得前民主德国一些年轻人被吸引到极端主义集团怀抱。另外，在迅猛追求新市场的过程中，人们对于历史问题的敏感意识有时也半途消退。1991年，在拉文斯布鲁克妇女集中营外（位于柏林附近前民主德国一个小镇上）一条由奴隶劳工铺成的鹅卵石大道上要修建一个购物中心，此事在国际上引起一片哗然。德国政府甚感难堪，只好中止这一建设项目。巴伐利亚财政部长库尔特·法尔特豪泽为上萨尔茨堡再开发提出一个“双支柱模式”：在修建一个豪华度假大酒店的同时再修建一个历史文献中心，让大酒店客人和其他游客了解山上的那段纳粹历史。法尔特豪泽这种“双支柱模式”旨在取得一种平衡整合效果。但是一些持批评意见的人士认为，这个计划自相矛盾，等于用一只手纪念往事，用另一只手把往事抹去。
正当少数贝希特斯加登居民对当局游说要求修建某种形式的纪念碑时，另外一些人则担心使人们关注该镇的“褐色”过去会永远让该镇受到罪恶的玷污。“我们这里不需要另一个达豪集中营，”贝希特斯加登镇长鲁道夫·肖普说道，“这里没发生过任何可怕的事情。这里只不过是一群强盗度假的地方。”贝希特斯加登政务会委员马丁·赛德尔声称：“原则上我不反对这个提议，但是这样一个中心应该建在柏林或者慕尼黑，不应该建在这里。”然而曾经担任过上述项目顾问的柏林犹太人领袖安德烈斯·纳查马强调需要提高现场历史意义。他说上次到贝希特斯加登期间使他“感到强烈愤慨的是没有历史讲解，只有纪念品”。
1999年10月，在前纳粹宾馆地基上修建的上萨尔茨堡历史文献中心对外开放，有效地驳斥了上萨尔茨堡只不过是希特勒度假之地的言论。那些精心搜寻到的展品证明上萨尔茨堡曾经是纳粹权力的中心枢纽，也是纳粹领导人研究策划其罪恶活动的大本营所在地。根据收藏的史料得出的这一结论要求人们突破只关注山中精英居民日常生活的狭隘视野，把目光放大到在整个欧洲展开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上去。文献资料中心展出的内容也揭示出有关上萨尔茨堡的对外宣传如何树立起希特勒的个人崇拜威望，进而也有助于巩固他的政权。最后，与土耳其旅馆不受管制的观光方式不同，文献资料中心还组织观众从展品尽头进入地堡空间，亲身体验一下躲身地堡的感觉。文献资料中心并没有像有一些记者担心的那样损害当地旅游业，相反它自身已成为一个很大的旅游景点，2007年，接待游客人数突破100万人大关。
在偿还完历史记忆欠账之后，巴伐利亚政府又致力于忘却历史的建设工程，计划在戈林官邸原址上修建一家五星级贝希特斯加登洲际度假大酒店。这家带有矿泉浴场的五星级大酒店打出“来大山中休闲养生”的招牌，为那些一心要放松休闲、把烦忧抛之脑后的富有顾客提出多种休闲养生服务。不同于将纳粹建筑遗留部分明显地整合在设计中的历史文献资料中心，洲际度假村大酒店通过具有现代艺术韵致的门面装饰和多曲线的表现形式，明显地要摒弃过去的陈迹。乔纳森·马戈利斯在为《独立报》撰写的一篇旅游评论中将这家五星级大酒店比作“软件公司的科罗拉多总部”。慕尼黑著名设计师赫伯特·科施塔在设计这家大酒店时，力图“在地球上最迷人的自然美景面前表现人类的自信心”。在他一开始为这家拥有138个房间的大酒店设计的建筑方案中，包括有向外略微扩张的两个平行翼部，最后这两个翼部在中间段由一个中心走廊连在一起。但是正如历史学家提摩西·赖贝克所说的那样：“当模型制作完成，可以清楚地看到从飞机上或者从邻近山峰上俯视大酒店时，它看上去就像一个巨大的字母H打烙在地面上，使人很不舒服地想起山中最臭名昭著的那位原有居民。”于是科施塔修改了设计方案，使大酒店两翼向内倾移，然后在北端将两者连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现在的马蹄形状。设计过程表明，现代主义绝非是针对纳粹建筑或其在大地上造成的“审美污染”的简单矫正方法。
2005年3月1日大酒店开业时，它已经面临铺天盖地的负面新闻报道。大部分批评意见来自德国国内，但是英语媒体也一直表示强烈不满，主要原因是总部设在伦敦的六洲酒店集团（拥有洲际与其他酒店品牌）也参与进来。2002年9月，英国通俗报纸《太阳报》以其典型的挑衅口吻，将贝希特斯加登五星级大酒店戏称为“希特勒-希尔顿大酒店”。米切尔·西蒙斯随后不久在《每日快报》上撰文指出，“人们游览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没有错，但是他们不应该在那里度假，你们也不应该靠它赚钱”。他对六洲酒店集团董事们提出了如下要求：“不要再忸怩作态，干脆开连锁店吧。华沙犹太人区皇冠假日大酒店，奥斯维辛假日大酒店，特雷布林卡洲际大酒店——你懂的。”巴伐利亚财政部长法尔特豪泽承认大酒店坐落在非常敏感的地点上，但是他坚持认为应该恢复上萨尔茨堡作为旅游胜地的本来面目，就像希特勒来到之前那样。问题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还能恢复正常状态吗？对于许多涌入贝希特斯加登要对大酒店做一番品评的新闻记者来说，这是他们在心里要问的一个最重要问题。作家、《卫报》撰稿人艾安·布鲁马沉思着说：“在养生保健大酒店坐在舒适的椅子里，手里拿着一杯上好的葡萄酒，欣赏着希特勒看过的景色，这是一种渎圣行为，难道不是吗？”
五星级大酒店的管理层充分意识到酒店必须渡过的难关，时刻警惕防备着可能出现的各种麻木不仁和危险情况。大酒店来自不同国家的雇员全都经过警方背景调查，并且签了一份表示支持德国民主理想的声明。他们也受训了解该地区的纳粹历史，学习如何应对别人的询问，引导客人参观附近的文献资料中心。在每个房间的床头桌上不仅摆放着一本基甸国际赠送的《圣经》，而且还摆放着一本厚达800页毫无保留的展览目录《致命乌托邦》。新闻记者麦克斯·戴维于2005年3月在大酒店逗留期间，泡完矿泉浴后在房间里拿起展览目录开始阅读，“我从小酒柜里倒出一杯啤酒一边小口喝着，一边翻看书中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黑白照片，那半小时过得可不舒服”。（其他客人也发现这种书读起来让人心神不安，于是后来这种书就被转移到酒店图书馆去了。）除了采取上述措施以外，大酒店还努力防范新纳粹团体预订房间召开大会的可能性，通过定价措施把那些“对社会不满的无业青年”挤出市场。作为另一项预防措施，大酒店在开业第一年里拒绝4月20日（希特勒生日）那天的所有预订房间要求，收入损失达一万欧元。大酒店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巴伐利亚州政府通过巴伐利亚州立银行给予资金支持，并参与管理这个项目。洲际大酒店连锁集团只提供品牌及预订系统。这样的安排方式使大酒店获得了极大自由，也使巴伐利亚纳税人背负偿债义务。当大酒店客房不能住满客人时，纳税人就要承担巨额亏损。在巴伐利亚州政府因其上萨尔茨堡再开发计划所遭到的诸多批评中，财务上的不负责任做法也成为众矢之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历史遗迹和自然景观的消失成为最具争议的问题。在1995年至2008年期间，巴伐利亚州政府在恢复上萨尔茨堡的旅游娱乐中心的过程中采取了炸山平地的措施。曾经坐落着戈林官邸的那座小山在第三帝国时期正式名称为阿道夫·希特勒山。1945年5月5日，美国第3步兵师把星条旗插在了那座小山上。为了腾出更多平地修建大酒店，此山也被铲平，致使巴伐利亚州政府被指责参与“虐待大自然”，使人想起了纳粹政权。建筑承包商也几乎铲除了山中遗留的所有可见的纳粹政权历史遗迹，只保留鹰巢和其他几个建筑物。大规模毁掉巴伐利亚州政府自己曾经宣布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结构，在德国内外激起了愤怒抗议。在拆除贝格霍夫别墅附近那座希特勒曾经存放建筑模型的房屋地下室时，赖贝克就在现场。他描述了挖掘机如何猛烈撞击墙体，全然不顾室内文物的情形。德国犹太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米切尔·弗莱德曼反对用新建筑替代历史遗址，因为这样掩盖了山上实际出现过的历史真相。例如，以前的普拉塔霍夫酒店已成为停车场，党卫军兵营遗址已改造成酒店客人练习驾驶技术的赛格威代步车跑道。巴伐利亚绿党领袖约瑟夫·杜尔认为，那些历史遗址对于民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他谴责保守的巴伐利亚政府“要把纳粹的过去尽可能地抹掉”。另外一些人士认为，随着纳粹时代最后那代人的去世，纳粹建筑就成了同那段历史相关的唯一物证。
作为肃清纳粹在山中遗留痕迹的行动计划的组成部分，1995年，希特勒的车库以及上面的露天平台均被铲除，使巴伐利亚州耗费了巨额资金。在当时计划建造的文献资料中心附近残留着一个新的纳粹朝圣之地，不仅存在着破坏活动危害（中心在建过程中曾被抹上纳粹涂鸦文字图案），而且对于国际公共关系也存在着潜在危害。1999年，由于偶然发现了一批迷宫似的地下房间，导致贝格霍夫别墅地下室一部分被拆除。当时政府下令毁掉材料，从遗址上清除所有瓦砾。如今一面残留的墙壁和微小地基痕迹就是贝格霍夫别墅仅存的可见物证。然而尽管采取了上述措施，遗址仍继续吸引着希特勒的一些忠实信徒。不过自文献资料中心对外开放以来，前来朝圣的希特勒忠实信徒数量明显减少。希特勒车库被拆除以后，他们把纳粹党卫军标志刻在1952年拆除别墅废墟种下的参天大树上，以显示他们的存在。这些党卫军标志被发现之后，或者扒去树皮，或者把整棵大树伐倒。赖贝克和当地历史学家弗洛连·贝艾尔认为，那一片原址树木葱郁，瓦砾上长满青苔，很容易使人产生浪漫化的想象；消除原址神秘感的最佳方式就是将之揭示在众目睽睽之下：“还废墟历史真相有助于消除当前围绕在这片遗址四周的个人崇拜光环。”2008年，自从盟军于1945年到达贝格霍夫别墅并以胜利者姿态宣布对其拥有所有权以来，首次竖起了一个指示牌标明希特勒别墅的原有方位。指示牌用英语和德语介绍的别墅简史对于将别墅视为私家生活之地的简单看法提出了质疑：“希特勒大权在握时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这里度过。重要的政治会谈和谈判也是在这里举行的。此外在这里还做出过各种锋芒毕露的决策，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种种大灾难和大屠杀，造成数百万人丧生。”那些有兴趣欲知详情的客人可在箭头的引导下参观游览文献资料中心。在指示牌德语那一侧“大屠杀”这个词刚刚重新刷上去，因为此前被划掉了。
如果巴伐利亚州政府认为采取上述行动就会遏制贝格霍夫别墅遗址产生的毒害作用，那么当他们得知其真身痕迹以预想不到的方式令人难堪地再现人世时，简直惊讶得如雷轰顶。2010年，巴伐利亚历史遗址保护局（该局曾因山上历史遗址被毁掉遭到猛烈抨击）发言人理查德·尼米克披露，1995年从贝格霍夫别墅露天平台上拆下来的红色大理石板在魏格纳舍小教堂被用来铺设地面。这是座1977年在巴德雷申霍尔修建的路边天主教小教堂。虽然政府下令消除原有遗址的一切残留痕迹，但是以这样方式循环利用建材的事情时有发生。游客、当地居民和参与清理遗址的工作人员都曾将拆下的建材和纪念品偷偷带走。小教堂建筑师、州建筑管理机构负责人马提亚·弗瓦格纳承认，由于他舍不得毁掉石板就保留了一些，因为那些石板工艺精湛，还有实际用途。石板装上卡车后被运送到管理机构的建材大院里。两年后铺设小教堂地面时，保留下来的石板既方便使用，又不花一分钱。
就在尼米克披露红色大理石板去向之后不久，历史学家赖贝克和贝艾尔在《纽约时报》和《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有关石板重新利用的报道：
小教堂建筑师马提亚·弗瓦格纳申辩说，他的设计方案对希特勒时代的石砖工艺进行了明确的处理使用。弗瓦格纳介绍说，他将红色大理石板布置成十字架形状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它们是由犹太人奴隶劳工开采的，必须通过苦难与挽救的这一象征来“赎罪”。他还安装了一个玻璃天花板，让它像圣灵一样“飘浮”在石板之上。“我的想法是那些石板需要得到净化，变得圣洁。”弗瓦格纳如是说。他还表示，他将这座路边小教堂视为“心怀恶意”的人可以停下来洗心革面的地方。
在后来的采访中，弗瓦格纳指出，从贝格霍夫别墅上拆下来的建材已经用在了当地许多民用和公用建筑上，“你在本地区几乎找不出一个家里没有保存着上萨尔茨堡石料和圆柱的石匠”。
赖贝克和贝艾尔在两大国际报纸上披露的情况，进一步引起媒体批评巴伐利亚政府对上萨尔茨堡纳粹遗址处理不当。有些争论的重点同赖贝克和贝艾尔的披露行为有关。一些论者认为，他们披露的情况为恼人丑闻提供了报料。相反，《明镜》则赞成“认真清算解决一下希特勒大理石板”这件事情，因为那些石料具有很高的象征价值。元首曾在那著名的露天平台上拍下了与儿童嬉戏的照片，拍下了招待纳粹党高官（比如希姆莱和戈培尔）的照片。有些当地居民要求拆除那座小教堂，并抱怨说“许多留着光头，身穿皮夹克衫的‘朝圣者’在那里留下了称颂希特勒的字条，点燃蜡烛纪念希特勒”；在房顶木梁上还出现了一个小型的纳粹党徽雕刻图案。弗瓦格纳后来说那些石板可能来自普拉塔霍夫酒店，而不是来自贝格霍夫别墅，不过他也不能肯定。无论真实情况如何，有关循环利用“被玷污”建材的争论表明，巴伐利亚州有关机构原本负有将希特勒的鬼魂从该地区驱逐出去的使命，由于其工作缺乏透明度，实际上反倒使希特勒的鬼魂留存下来。尼米克披露石料去向已使新闻媒体密切关注小教堂可能被玷污的地基，密切关注到他所在的机构为更好保护上萨尔茨堡为数不多的历史遗址（包括贝格霍夫别墅遗址）而面临的更大压力。赖贝克和贝艾尔称赞尼米克在提倡公共问责制这方面迈出了第一步。
战后贝格霍夫别墅的历史动荡不安，先后涉及啤酒馆争斗、警方布置警戒线、爆炸拆除废墟、重新植树绿化、新纳粹团体以及政治丑闻，而位于摄政广场上的希特勒慕尼黑公寓则冷冷清清，似乎显得有些虎头蛇尾。直到1946年，公寓大楼还被美国武装力量占用着。那一年巴伐利亚州资产管理与归还办公室（负责管理被盟军收缴的第三帝国财产并归还德国当局，处理纳粹受害者提出的所有权要求）接管了公寓大楼。1969年又被交通违规管理局接管。自1998年起，整幢公寓大楼一直被警察占用。警察的占用确保了大楼的安全，震慑了新纳粹朝圣者、纪念品淘宝者以及寻衅滋事者。只有一楼那些住过希特勒党卫军卫队的房间正常对公共开放。凡走进房间者都会看到原有室内那种飘逸飞动、多曲线的新艺术装饰风格（始于20世纪初期）。不是前来找警方办事的外来人员不得在此停留，因为这里是警察局，不是博物馆。希望参观希特勒公寓的请求一律遭到礼貌而坚定的拒绝。
毫无疑问，公寓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建筑意义。一进入明亮的开放式门厅，看到戈尔迪·特鲁斯特改造装修的实际效果，我们就会明白同大楼里其他套房相比，这套公寓曾经显得多么有现代情调；其实现在也仍然如此。这也使我们认识到李·米勒公开发表的那些照片给人一种古板拥挤的空间感觉，有意回避捕捉亲身体验到的明亮或空间效果。简而言之，如同任何建筑空间的切实体验一样，保留下来的希特勒公寓内部装饰效果只能通过调整感觉方式，在脱离原有家具陈设、书面文字甚至照片的情况下进行观察体悟了。虽然原有家具陈设已经搬走，战后又对一些房间进行了改动，整套公寓仍然保留完好，令人惊讶。保留下来的戈尔迪·特鲁斯特的室内改造装饰特点包括拼花地板、木门、护墙板和其他实木构件、大理石壁炉、内嵌式家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摆满希特勒藏书的那个暗色橡木书架。希特勒曾于1938年在里面会晤英国首相张伯伦并与他研究《慕尼黑协定》的那间客厅现被用作会议室。藏书室书架上摆放着以当地名称命名的伯根豪瑟警察足球队赢得的奖杯（见彩图12）。格力·拉巴尔和温特尔夫妇曾经用过的房间现在用作办公室。这些房间保留着装饰精美的天花板和嵌入式家具。希特勒的卧室在公寓另一侧，现在用作更衣室（见彩图13），警察在那里更衣穿上警服。
从外表来看，希特勒公寓是个空荡荡的实用空间。但是对于研究充满前任房主累累罪行的第三帝国的历史学家而言，来公寓参观考察却是一种令人不安的离奇体验过程：站在希特勒曾经暖暖和和、安稳入睡的房间里，心里面想着那些饥肠辘辘、瑟瑟发抖的希特勒受害者，望着英国首相张伯伦曾经坐过的角落，想一想事情可能会有怎样不同的结局。对于在这幢公寓大楼里工作多年的总督察哈拉尔德·弗洛恩多弗来说，摄政王大街16号里并没有藏匿着这样的恶魔，它只不过是由四壁围起来的一个空间而已。他和手下的100名警员每天早晨来这里上班，即使后院里还有一个保留完好的豪华地堡。弗洛恩多弗希望人们忘记这幢大楼同希特勒的联系，而且阻止对外宣传这幢大楼，生怕引来新纳粹分子危害社区安全。尽管人们支持他的担忧，还是禁不住在想到秘密行动的可能性。
无可否认，自1949年以来对那幢公寓大楼的实际占用有效遏制了上萨尔茨堡所遭受的那种捣乱活动。希特勒的慕尼黑公寓没有成为权力中心，而且在第三帝国时期也没有成为对外宣传对象，这也使这幢公寓大楼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与贝格霍夫别墅不同，这里除了英国首相张伯伦和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来访以外，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政治事件。1933年以前，希特勒曾将他的公寓用作纳粹党办公室，经常有一些戈培尔和希姆莱那样的纳粹高官前来拜访。从警方的观点来看，没有任何理由对公众开放这幢大楼，因为它只不过是一处住宅建筑。然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其历史吸引力在于：从1929年至1945年，希特勒把这个地方称为他的自己的家。另外，完好的保留状况也使其吸引力有所增加，特别是其他同希特勒有关的遗址不是破败不堪，就是完全消失了。这些遗址在纳粹诞生地、纳粹运动之都慕尼黑曾经比比皆是，但在战后慕尼黑市兴起的大力清除城市中纳粹痕迹的活动中，这些遗址被一一铲除，那段耻辱过去的记忆也随之烟消云散了。这样的历史遗址消失得越多，残存下来的历史遗址面临的压力就越大。近年来，随着同具体地方有关的历史意识进一步增强，新闻记者、学者和电影制片人不断要求把希特勒的慕尼黑公寓内部空间如实记录下来，从而增加了使之摆脱公众注意力的难度。但是除了现有的保护方法之外还有什么其他替代方案可以实施尚不清楚。难道摄政王广场16号仅仅是警察局所在地吗？然而没有任何人公开提出这个问题，巴伐利亚州似乎也无意急于讨论这个问题。
希特勒死后由其各地故居所产生的不安定影响不仅仅局限在德国，还通过拍卖行和博物馆波及其他国家。战争结束时，从希特勒各地故居劫掠的物品在一些国家重新出现，令人困惑不安。纳粹纪念品在美国和英国可以合法出售，但是在德国、奥地利、法国和匈牙利，出售纳粹纪念品属违法行为，或者受到限制。希特勒私家生活物品受到收藏者的特别追寻，售价很高；赝品也很常见。近年来拍卖的来自摄政王广场16号公寓和贝格霍夫别墅里的物品包括银器、瓷器、台布、餐巾、带有名字首字母的床上织品、台灯、写字台、地球仪、大理石镇纸以及其他物品。大多数第三帝国纪念品交易都通过中间商和古董商在暗中进行，几乎无法查到每次交易的来龙去脉。相比之下，拍卖活动在明处进行，经常引起媒体关注，引发抗议活动。抗议的人士主要是犹太人团体成员和一些幸存者。他们认为这些交易粉饰希特勒，利用死去的大屠杀受害者大发不义之财。那些想要在生活中使用希特勒的床单和鱼叉的人背景复杂，动机也不尽相同。他们当中有人同情希特勒，有人是历史爱好者，还有一些是家人被害的犹太人。有位收藏纳粹军用物品的犹太人对《纽约时报》解释说，收藏这些物品可以有一种胜利占有的感觉：“你可能杀害过我的亲人，”他说道，“但是现在我占有了你。”
希特勒的私家生活物品在私人收藏者圈子以外很难见到。虽然许多博物馆也收藏有这些物品，但几乎从未公开展出过。2010年，柏林德国历史博物馆破天荒地举办了一次主题展览《希特勒与德国人：国家与罪行》，旨在探讨纳粹政权被德国社会广泛认可接受的原因。这是自第三帝国灭亡以来首次举办的大型希特勒主题展览。策展者们不无理由地担心由此会重新激发对这位独裁者的崇拜之情。于是，他们拒绝展出希特勒的任何个人物品，担心这些“文物”仍然具有危险的吸引力。凡是被视为极具吸引力的第三帝国时期物品均被遮挡起来，以免观众受到不宜景观的诱惑。例如，由阿尔伯特·施佩尔设计的曾经摆放在希特勒新总理府的一个餐具柜被单独摆放在一个角落里，上面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黑色网筛。这种遮挡方法相当于给危险品套上了一个保护罩，其作用是打消观众的观看念头，使观众远离不宜观看的物品。
2012年1月，纽约历史学会宣布即将展出该学会收藏的银器，包括希特勒曾经拥有过的一对带有名字首字母的刀叉餐具。这两件扁平餐具是1939年为庆祝这位独裁者50岁生日而专门制作的整套餐具的一部分，由一名美国军人从贝格霍夫别墅带走，于1946年交给了纽约历史学会。据该学会装饰艺术学部策展人玛格丽特·霍弗披露，这副刀叉从未公开过，因为没有“合适的展出环境”。这次展览共展出该学会收藏的150件“最具审美与历史魅力的藏品”，其开阔的文化视野诚如展览名称所示，《纯银制品发展历程：纽约银器四百年大展》。对于有犹太亲属从纳粹德国逃出的霍弗女士而言，展示的那两件扁平餐具代表着战胜暴政，就像当年回国的美国老兵自豪地炫耀自己的战利品，1945年推销战争债券的列车向美国公众展示希特勒银质餐具一样。
战争结束66年以后，在参战那一代人大体上缺场的情况下，对战利品的阐释已经发生了变化。专门研究大屠杀历史的德博拉·德沃克教授认为，在展览中展出那两件银质餐具“完全没有品位”，“纯粹出于哗众取宠的目的”。德沃克教授认为，那副刀叉“使得希特勒及其支持者犯下的罪恶行径显得微不足道了”。事实上，从事第三帝国研究的历史学家们一直认为，从大规模集会游行场面到日常生活用品的审美设计在纳粹政权所具有的大众吸引力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希特勒使用过的刀叉本身的确也有要讲述的“纯银制品发展历史”，将设计、权力与暴力融为一体。德沃克教授的评论反映出纽约历史学会未能讲述出应该讲述的那段历史——未能将展品的政治背景同纽约联系在一起。希特勒使用的那两件扁平餐具在一个名为“优雅进餐”的展位上展出。这个展位主要展出同美国进餐习俗有关的物品。展览内容有些不协调，展品目录说明主要涉及那两件银质餐具的设计风格以及被美国大兵发现的过程，并没有把贝希特斯加登进餐习俗同纽约进餐习俗联系起来加以评论。一个比较引人入胜的叙说方式是探讨一下希特勒私家生活对战前美国读者和观众所具有的吸引力，因为正是这一点才使得他们对于美国大兵从德国带回来的战利品分外着迷。那时《纽约时报》发表了一些有关贝格霍夫别墅生活的吹捧性文章（其他很有威望的报刊也是如此），使读者对于元首优雅的生活细节和爱吃醋栗馅饼的饮食习惯分外着迷。借助于这一点，可以深入探讨摆放在玻璃展柜中的展品同曾经为美国读者观众树立的那位独裁者形象之间的关系。然而，尽管希特勒使用过的刀叉已从收藏之处公开现身，但是它们同美国名人新闻的关联仍然秘而不宣。
2003年11月，发表在英国《卫报》上的一篇文章揭露英国媒体不愿意调查自己当年同其他媒体串通一气，通过吹捧美化战前希特勒私家生活为希特勒打造个人魅力形象的行为。《卫报》记者西蒙·瓦尔德曼回忆说，那年初春的一个晚上，他的岳父自豪地拿出了一件传家宝——1938年11月版《家居与园艺》杂志，向他展示一篇有关他父亲设计的现代风格平房的特写报道。瓦尔德曼在翻阅那本杂志时发现了《希特勒山中家园》一文，那是艾格纳修斯·裴瑞撰写的瓦氏小木屋专访报道。瓦尔德曼惊讶地看到英国室内装饰杂志居然像时髦设计杂志一样刊登有关希特勒的报道文章，于是便对文章进行扫描处理，将它上传到他的个人网站上。出乎他的预料，介绍希特勒的私家生活那几页内容吸引了全世界数万读者，于是他便给那家杂志编辑伊索贝尔·麦肯兹-普莱斯写信，询问是否可以为他提供有关那篇文章的更多信息。那位女编辑声称瓦尔德曼侵犯了该杂志文字与图像版权，迫使他删除了网站上的扫描图文内容。
随后瓦尔德曼把他与女编辑之间的通信内容上传到网站上，引起读者的更大兴趣。在由此引发的在线讨论中，裴瑞的真实姓名得到确认：威廉·乔治·菲茨杰拉德。但是其他信息一概不明。当时人们并不知道文章作者一直同情支持希特勒的信念，他有可能从未到过瓦氏小木屋，只是根据纳粹宣传材料拼凑成一篇献媚吹捧性的文章。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名史学家对瓦尔德说，那篇文章配发的照片实际上是希特勒的御用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拍摄的，其版权并非归《家居与园艺》杂志所有。后来瓦尔德曼又将照片上传到个人网站，但是没有上传那篇文章。报道希特勒私家生活的那篇文章受到封查的消息被各大新闻网站披露，而且还进一步由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戴维·S.维曼大屠杀研究所在国际上广泛报道。该研究所组织70名大屠杀研究人员和教学人员签名请愿，要求拥有《家居与园艺》杂志的IPC传媒公司（英国最大的传媒集团）“正视过去”，将那篇文章公之于众。出版商态度缓和下来，承认无法确定版权归属，并不反对复制那篇文章。维曼对此回复感到不满意，坚持要求IPC传媒公司就当年把希特勒描述为“园艺家和美食家”、树立希特勒正面形象一事负起责任。当时希特勒的国家正在公开残害犹太人。在同维曼研究所经过一番讨论之后，IPC传媒公司发表一份声明，承认对于《家居与园艺》杂志在20世纪30年代受到纳粹宣传欺骗感到非常震惊。另外IPC传媒公司还指出，“世界上大部分新闻媒体”都遭到过类似欺骗。
由瓦尔德曼引发的国际争论重点是新闻人应负的责任，但是对读者观众所言甚少。战前在德国境外刊发的一个有关希特勒私家生活的报道，不仅反映出外国媒体愿意传播吹捧那位独裁者的新闻报道，而且也说明存在着一大批热心读者。大体上发表纳粹宣传文章的菲茨杰拉德可以把他撰写的东西兜售给许多媒体，其中既有探讨世界事物的杂志，也有通俗养狗杂志，这反映出相关读者市场需求确实很大。外国新闻界在粉饰希特勒形象方面所起的作用必须加以认真剖析。另外一个重要环节是不要忽略全世界报刊读者愿意相信虚假掩饰之词这样一个事实。全世界数万名读者访问浏览过瓦尔德曼上传的希特勒页面内容。后来又把这些页面内容上传到其他网站上，这说明还有许多人对这样的内容感兴趣，而且并不是所有人都抱有批判态度。《家居与园艺》杂志上的那篇文章自重见天日以后经常被上传到网站上，当作揭秘希特勒山中静居隐身之地的第一手可靠报道文章来读。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年轻一代正再次通过那位在1938年就曾经误导过读者的假新闻记者了解“瓦氏小木屋里的乡绅”。65年以后，歪曲事实的希特勒私家生活形象继续在欺骗着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