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5月2日，德国人得知他们敬爱的元首已在柏林的地堡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们将要在没有希特勒的情况下去面对敌人。获悉此消息的次日开始，戈尔迪·特鲁斯特便卧床一周。她曾是希特勒最理想的、时间最久的合作艺术家，从1930年至战争结束一直为希特勒工作。她也是希特勒最忠诚的追随者，即使面对战后清算纳粹余毒的法庭审判时仍拒绝与希特勒断绝关系。要知道法庭不仅会因为她过去的所作所为判决她，还会因为她不妥协的傲慢态度而判决她。但在其他很多方面，她都不太可能是希特勒的合作者。她不符合希特勒内部集团成员的形象，这并不仅仅是性别上的缘故，而且还因为她极其独立的性格以及有时和希特勒相悖的信念，她并不避讳这一点。
戈尔迪·特鲁斯特于1904年3月3日出生于德国的斯图加特市，原名索菲·戈尔丹·威廉明娜·安德森。如果不是因为她与保罗·特鲁斯特的关系，她或许永远都不会遇到希特勒。1923年（见图36），戈尔迪在她父亲的画室里见到了保罗·特鲁斯特。戈尔迪的父亲约翰内斯·安德森是一位室内装潢师，是德国不来梅港市德国木工技术工作室的老板兼主管。该工作室负责指派保罗·特鲁斯特为北德轮船公司塞拉号轮船设计了室内装饰方案。戈尔迪·安德森16岁在杜塞尔多夫女子高中毕业后与父亲一起工作，具体干什么尚不清楚。1924年，戈尔迪·安德森以学习建筑学及艺术史的名义搬到了保罗·特鲁斯特居住的城市——慕尼黑。同那个时代许多女性一样，她也没有读过大学，因为她并不具备读大学必需的条件，她只旁听了课程并上了绘画课。1925年8月5日，21岁的戈尔迪·安德森嫁给保罗·特鲁斯特，当时保罗差两周满47岁。从那时起戈尔迪便一直协助保罗工作，从保罗·特鲁斯特最初的轮船内部设计到后来所承接的纳粹党建筑工程，戈尔迪与保罗形影不离，配合默契。婚后这对夫妇在欧洲开启了他们的年度学习之旅，前往意大利、法国，还到美国游学。1926年，北德轮船公司派保罗·特鲁斯特去美国学习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和设计技能，以满足乘客对乘坐轮船舒适度的更高要求——乘客很多是美国人。特鲁斯特夫妇在美国的行程包括参观亚特兰大、布法罗、芝加哥、尼亚加拉大瀑布、费城和华盛顿特区等地的酒店及房地产开发项目，参观底特律的福特汽车工厂，考察纽约港停靠的船只。保罗·特鲁斯特去世后，他的遗孀在拼命地保护他的遗产的同时，坚持声称从1925年至1934年她与丈夫保持着真正的艺术合作关系。在写于丈夫第一个祭日到来之际的信中她倾诉道：“我们没有孩子，但我们是真正的生活伴侣。我们沉醉在建筑、艺术和音乐的世界里，为了我们共同追求的崇高理想而努力奋斗。这就是我们近年来的全部生活。从白天到夜晚，我们分享着彼此的生活。每天早晨6点钟吃早餐时手里还拿着画笔和画板，到晚上就寝之前还在探讨艺术的政治。我几乎每个想法都与他分享过。”
图36 戈尔迪·特鲁斯特和保罗·特鲁斯特（摄于1933年5月）。
对于戈尔迪和保罗而言，这个“崇高的理想”就是他们为艺术献身的方向。这个崇高的理想把他们夫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把他们与他们最重要的主顾——希特勒联系在一起。他们三人都把艺术视为神圣的职责和使命。尽管与另外两位男士相比，戈尔迪·特鲁斯特属于更年轻的一代人，她对于当代的设计及艺术趋势持有更开放的态度，但他们当中每一位都尊重古典的传统艺术，并且抗拒被称为“具体的时代精神”的国际现代主义。希特勒被保罗·特鲁斯特的才华所折服，坚信保罗·特鲁斯特能够将他的民族主义革命精神通过建筑艺术体现出来。而保罗·特鲁斯特则认为他遇到了一位能与他分享深层价值观与伟大抱负的忠诚顾客。因此，促成他们三位在艺术上紧密合作的原因不仅是由于他们对于理想的共同追求，还因为他们都认识到若想实现目标，必须精诚合作，取长补短。
即便如此，特鲁斯特夫妇与希特勒的合作关系并非是必然的。戈尔迪的一本未公开出版的战后回忆录记载了特鲁斯特夫妇首次见到希特勒的场景。据戈尔迪回忆，她丈夫最初并不愿意接受爱尔莎·布鲁克曼的邀请。爱尔莎·布鲁克曼邀请保罗·特鲁斯特参加1930年9月24日在她家里举行的宴会，并介绍保罗结识这位政治家。保罗·特鲁斯特不愿接受这个邀请，比起政治分歧来，他更厌恶这类社交活动。这对夫妇平日深居简出，且保罗·特鲁斯特对于这类聚会并没有兴趣，他认为这纯粹是浪费时间。但布鲁克曼却一再坚持。戈尔迪并没有出席这个“绅士们的晚会”，而是在家弹奏着勃拉姆斯钢琴曲，读着塞尚书信录，等着丈夫归来。（她叙述的这一细节反映出她期待被看作是一位相当有教养的女子，沉浸在音乐和艺术的世界里。这也委婉地解释了她缺席晚会的原因，表明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当保罗凌晨2点回到家时，他滔滔不绝地谈起了希特勒，说希特勒本人与选举海报上那个严厉的形象一点不像，他支持和热爱艺术和音乐，在这方面知识渊博，并且迫切地希望特鲁斯特协助他完成宏伟的建筑计划。
起初，戈尔迪对于她丈夫痴迷希特勒的态度很怀疑，但她本人见到希特勒时，却也被希特勒的魅力深深地迷住了。戈尔迪初次见到希特勒是在1930年9月30日下午，那是希特勒第一次到访这对夫妇的公寓。她在1930年11月给母亲的信里写道：“与他那咄咄逼人的公众形象相反，私下里希特勒本人以及他与保罗在一起时都是一位优秀、严谨、谦逊而又风度翩翩的人，着实让人印象深刻。他能够深刻地感受建筑艺术，并对建筑艺术感觉敏锐，保罗说他此生几乎没遇到过这样的人。虽然在慕尼黑他是当之无愧的英雄，但我并不赞同他的政治见地，因为我知道我首先是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德国人。换句话说，我是一个和平主义者，而这无疑与希特勒的政治观点相悖。但是与他工作真的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因为他对建筑非常敏感，对保罗也非常热情。”7在一份未公开的战后文件中她更进一步强调了由于她对希特勒政治见地并不赞同，或多或少地削弱了希特勒对她的强大吸引力。她详述了那天下午希特勒登门造访片刻后他们共进晚餐时的情景：“希特勒不吃不喝，也没有吸烟，而是一直在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他讲到自己宏伟的建筑计划以及他对整个德国的政治见解。希特勒离开时已接近午夜，而这对夫妇则继续在深夜里交谈，兴奋得无法入睡，同时也在担忧“民族主义”在纳粹党思想中的意义。她声称“民族主义”和他们的和平主义和世界主义的世界观并不相符。但他们依然坚信希特勒是一位天才，对德国抱有最美好的愿望。他们直到清晨才卧床入睡，不再感到忧虑。
保罗·特鲁斯特当时的职业状况无疑是他们夫妇信任希特勒的重要动因。1930年夏，保罗与北德轮船公司18年的合同结束了。18年的轮船船舱设计使保罗赚得盆满钵满。但经济大萧条使得建造远洋豪华客轮的计划延期搁置，特鲁斯特再得到工作的机会非常渺茫。他也意识到随着国际现代主义艺术风格在德国的传播，自己的设计对于一些企业主来说已经落伍了，或许这使他再无机会在这一产业中重返职业巅峰。遇到希特勒时保罗正每日作画。尽管他与轮船公司的合同使他收入颇丰，足可以安逸退休，但这位52岁的建筑家无疑被再度工作的机会所吸引。这意味着他的职业生涯可能不再是平缓下滑，而是被他的狂热崇拜者推向一个令人无法想象的新高度。这些工作任务不仅是设计标志性建筑，还包括城市规划。
实际上，当他的才华搭上了希特勒这位新星之后，保罗发现令人羡慕的工程使自己应接不暇，尤其是在1933年后，当其他建筑师纷纷加入了失业大军的时候。在完成褐宫的内部设计之后，保罗·特鲁斯特从希特勒那里接到了大量著名建筑工程委托合同，包括元首宫、纳粹党行政大楼、德国艺术馆、国王广场的重新设计、荣誉殿堂（全都在慕尼黑市），以及改造修缮位于柏林的总理府。他还从尤利乌斯·斯特莱彻、阿道夫·瓦格纳、弗朗茨·里特·冯·艾普和其他纳粹运动中的重要人物那里承接了一些建筑工程，简直让他应接不暇。1934年1月保罗·特鲁斯特去世时，他的大多数工程还停留在计划阶段。如果不是他的遗孀把完成他的建筑工程作为自己的使命以确保他在纳粹万神殿中获得一席之地，他或许只是第三帝国历史上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
戈尔迪·特鲁斯特和希特勒建立工作关系是通过她参与其丈夫的项目开始的。从我们仅有的资料中得知，戈尔迪的工作包括设计咨询，尤其是在颜色和面料的选择上，以及协助管理办公室。希特勒的副官尤利乌斯·绍布在回忆录里写道，“在很多设计上，戈尔迪激发了保罗·特鲁斯特的灵感”，她不仅影响了保罗·特鲁斯特的想法，而且也影响了希特勒的想法。据戈尔迪回忆，希特勒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参与者，甚至对最小的细节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与兴趣。希特勒上台前后都定期拜访特鲁斯特夫妇，有时频繁到每周一次。事实上当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后，特鲁斯特工作室常常是他回到慕尼黑后的第一站。据戈尔迪披露，除了介绍特鲁斯特与希特勒结识的那个“绅士们的晚上”她没有出席外，她出席了随后所有的会面。这一事实得到希特勒副官绍布的确认。1933年4月13日，戈尔迪·特鲁斯特第一次与希特勒独处时，他们共同参观了一个雕塑家工作室，当时这家工作室正在执行保罗·特鲁斯特为纪念1923年啤酒馆政变中死亡的16位纳粹党人而提出的纪念碑设计方案。希特勒下令把纪念碑修建在慕尼黑音乐厅广场上的统帅堂南侧。统帅堂是德国慕尼黑市的一个凉廊，是19世纪为纪念巴伐利亚统帅们而修建的。1933年11月9日，在纪念碑揭幕仪式上生动再现了当年暴动游行情景，自那时起纪念碑就成为纳粹追随者的一处圣地。
在独自会见希特勒后的第二天，戈尔迪在写给她朋友爱丽丝·赫斯的一封长信中描述了她的感受，从而揭示了她是如何从最初对希特勒本人的怀疑态度转变成彻底忠诚的追随者。她说希特勒“精力旺盛，怀有一颗赤子之心，对设计抱有浓厚的兴趣”。她回忆起希特勒满面笑容地看着在建的纪念碑时说道：“是啊，实际上这样的比例协调，这样的内外部构造外形，只有特鲁斯特能够做到。”然后希特勒开始谈论希腊雅典卫城的帕特农神庙以及柏林的佩加蒙博物馆，戈尔迪听得入神。“我不得不反复强调这点，每次和希特勒聊天都能强有力地吸引我，希特勒那令人振奋的活力，超强的意志力，迷人美好的热情温暖……那些凝视与聆听的时刻使我变得充实深刻起来。无论是在文化领域、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或其他领域里，他在权衡利弊、综合考量，提出并解决问题时都体现出了强大的战略思维能力和出色的逻辑思维能力，着实令人印象深刻。他从不像大多数学者和哲学家那样顽固、狭隘、无趣，或是仅仅坐而论道。”总之，这封信用了整页的溢美之词赞扬希特勒的学识、表达方式和眼光。
戈尔迪·特鲁斯特将她与元首的相遇描绘成历史与宗教的伟大时刻：“相遇的时刻——是不朽的时刻！是充满了丰富、深度、智慧和宗教意义的时刻。对于我来说，这样的时刻犹如又一个柏拉图在创造世界新理念，犹如康德再一次为他的纯粹理性批判而争论，犹如麦斯特·爱克哈特和路德带着强大虔诚的心，再一次聆听上帝的召唤，违抗整个世界，毫不畏惧艰难险阻，纵使恶魔缠身，也坚定地遵从侍奉上帝。”然后戈尔迪的注意力终于又回到她的朋友身上，她强调说，“你很惊讶我在这儿又重复了一遍我给你讲过无数次的话”，并请求对方理解，因为“丰富的心灵是不会允许舌头和笔头保持沉默的”。尽管戈尔迪说尽了崇拜希特勒的话语，但是她仍想让她的朋友意识到这并不足以而且远不足以描述希特勒：“一个人可以爱戴崇拜这种独特的人，但不要妄图对他的伟大和深奥做公正的评价，只有未来才有资格做出评价！能够见证即将到来的世界观以及未来信仰的诞生，我有着无以言表的高兴与自豪。”
几年后，当戈尔迪·特鲁斯特将被传唤到战后去纳粹化法庭受审作证时，她与希特勒的密切关系引出了关于这位独裁者对于妇女的影响问题。1947年1月21日，去纳粹化法庭主席，一位名叫约瑟夫·施莱弗的律师问戈尔迪·特鲁斯特：“究竟这个男人的哪一点使得广大妇女们追随他并为他疯狂，告诉我究竟是哪一点。”（提出这个问题很可能是由于希特勒的私人医生卡尔·布兰特于两天前在《华盛顿邮报》的突出位置发表了一篇有关戈尔迪·特鲁斯特的文章。文中提到戈尔迪是希特勒女子军团中的一员，非常聪明，但缺乏魅力而且冷酷残忍，支持希特勒政权并从中攫取利润。)戈尔迪·特鲁斯特回答说：“我不知道是哪一点——他是如此的热情善良，并且，顺便说一下，男人也仰慕他。我仰慕他，但我并没有爱上他。”但是从她写给赫斯的信里我们可以看出，戈尔迪·特鲁斯特迷恋希特勒，如果不是迷恋这个男人本身，就是迷恋这个人的思想。
反之，希特勒也非常欣赏保罗·特鲁斯特，认为保罗·特鲁斯特是自卡尔·弗里德里希·申克尔之后最能够为德意志大地增添光彩的伟大建筑家。希特勒在保罗的职业生涯后期发现并挽救了他的才华，使这位建筑家在去世之前完成了自己的杰作。希特勒自视为当代路德维希二世，而保罗就是他的理查德·瓦格纳。希特勒似乎看到了自己的遗产和他那位建筑师的遗产交织在一起，就像那位国王路德维希二世和伟大的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那样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希特勒于1944年1月21日保罗·特鲁斯特十周年祭日之际在自己的军事指挥部发给戈尔迪·特鲁斯特的信中这样写道：“教授之于我个人的重要意义，是那些不明白我怎样期待着实现各种艺术抱负的人无法理解的。”随着苏联人将德国军队从波罗的海国家驱逐出去，英美盟军攻入意大利半岛，轴心国局势并不乐观。希特勒或许是为了安慰自己在信中写道：“如果新德意志帝国终将成为过去，可留与子孙后代的除了强权政治外还有文化价值。只有通过建筑艺术才能表现出政治秩序的宏伟不朽。”他还写道：“我一直以来都这么认为：神创造了你的丈夫并让我与他相遇，对我来说是极大的幸运。”
在战后去纳粹化法庭上所做的证词中，戈尔迪·特鲁斯特陈述说在丈夫保罗·特鲁斯特去世后，希特勒“把对我丈夫的尊敬转移到了我身上”。据希特勒的副官绍布证实，希特勒曾说过“她是唯一一位能够延续特鲁斯特教授事业的人，因为她已深深植根于此”。特鲁斯特工作室幸存的记录材料充分反映出希特勒对她本人以及对她工作的支持。1973年，美国亚利桑那州艺术家卡伦·古艮达尔问戈尔迪她作为第三帝国的职业女性是否曾遭遇过重重困难。戈尔迪回答说，尽管“自然地”对于其他女性来说在这个“男性帝国”里（海因里希·希姆莱用这个词来描述男性主导的国家，其中妇女及同性恋者几乎没有任何地位），工作起来并不容易，但希特勒对她的钦佩保护了她。纳粹政权高级官员包括阿尔伯特·施佩尔、约瑟夫·戈培尔和海因里希·希姆莱都知道希特勒十分尊重戈尔迪·特鲁斯特，因而都尽量与她保持良好关系。每当他们与戈尔迪发生正面冲突时，输的总是他们。
尽管希特勒的支持非常关键，但这并不是唯一使她能够在男性帝国里立足的原因。由于个性使然，戈尔迪·特鲁斯特不会轻易屈服于恐吓和阻挠。再者，她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捍卫丈夫的遗产。绍布坚持认为在特鲁斯特工作室中，“戈尔迪把主调体现在设计上，特别是在微妙的色彩构成中，使希特勒特别能够感受到色彩的和谐”。柏林的奥古斯特-瓦格纳公司的商业信函可以证实绍布的话。该公司为保罗·特鲁斯特设计的政党大楼提供艺术玻璃建材。玻璃的设计完全取决于保罗的遗孀戈尔迪。每当戈尔迪缺席会议时，决定工作就被搁置一旁。正如一封由瓦格纳公司写给第三方的信件暗示的那样，戈尔迪似乎是很难讨好的生意伙伴。他们抱怨为了赢得戈尔迪的满意首肯而付出了“数不清的努力”。
在第三帝国时期及其灭亡以后，坊间始终有传言称戈尔迪保卫丈夫遗产的决心远远超过对于工程设计和工程建造的质量监控。在希特勒的首席新闻官奥托·迪特里希的战后回忆录中，他谴责戈尔迪·特鲁斯特使《法兰克福报》在1943年8月被停刊。这家自由主义报纸创刊于1856年，于1934年被I.G.法本公司（I.G.Farben AG，全称为“染料工业利益集团”；这家化工企业后来生产在集中营使用的致命毒气）收购。因为海外公共关系的缘故，《法兰克福报》原本被保护，并享有不同寻常的自由度。据说这家报纸刊登了一篇批判戈尔迪丈夫的建筑的文章，其言论激起了戈尔迪的愤怒。据说此后她对该报纸密切关注，并用一个文件夹记录了该报对纳粹主义的批评言论。迪特里希后来回忆道，一次在巴伐利亚酒馆（该酒馆是希特勒在慕尼黑最喜欢去的场所之一）吃午餐时，希特勒从戈尔迪·特鲁斯特那里了解到这家报纸滥用言论自由的权利，他不顾戈培尔和迪特里希的反对，下令这家报纸停刊。然而整个过程显然比迪特里希所表述的更加复杂。这家报纸当时已经受到纳粹党高官的抨击，希特勒本人也对该报深恶痛绝，认为该报阐述犹太人观点，是德意志的敌人。此外，截至1943年，欧洲几乎没有国家未被占领或继续保持中立，该报被视作是德意志帝国“客观”之音的海外宣传价值也有限。虽然如此，戈尔迪的抗议似乎促使希特勒采取了行动，导致该报停刊。
戈尔迪·特鲁斯特也被指责阻碍甚至毁灭了她丈夫建筑上的竞争对手的职业生涯。施佩尔写道，她“猛烈抨击”、“狂暴攻击”保罗·特鲁斯特的反对者。“她下定决心捍卫丈夫的事业。有时那种白热化的攻击使人非常怕她。”相反，弗里德林德·瓦格纳则认为，戈尔迪是被她自己的嫉妒心所驱使，害怕新人会替代她丈夫在希特勒心中的地位。瓦格纳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这个阴险的女人，通过在希特勒心中树立起来的偏见来打击那些任何可能取代其丈夫位置的人，成功地使得希特勒对她丈夫的回忆常葆如新。”
瓦格纳提到了一个有关保罗·舒尔茨-瑙姆布格的例子。保罗·舒尔茨-瑙姆布格是一位保守派建筑师，曾在20世纪20年代掀起了一阵批判现代主义建筑风格的思潮。他是一个十足的种族主义者，把“病态的”现代主义与混血的艺术家混为一谈。他提倡一种基于“北方”民族“血与土地”之上的“健康”的德国建筑。令舒尔茨-瑙姆布格失望的是，在与自己理想相符的种族主义国家建立后，他几乎没有接到政府的任命。他的政治同盟疏远了戈培尔，希特勒也并不在意他的建筑，认为它们风格狭隘。但是据舒尔茨-瑙姆布格回忆，是戈尔迪·特鲁斯特制造了他与元首之间不可弥合的裂痕。1934年，希特勒曾授命舒尔茨-瑙姆布格对纽伦堡歌剧院内部进行改造翻修，结果证明这是他为元首干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建筑工程。在竣工前不久，希特勒在戈尔迪和其他建筑师的陪同下参观了歌剧院。据舒尔茨-瑙姆布格回忆，那次参观进行得很顺利，希特勒也对歌剧院的内部改造翻修表达出了极高的兴致。（对于这一点其他的出席者并不认同，他们认为希特勒在一开始就情绪低落。）但是，很快戈尔迪对希特勒开始了“耳畔轻语”，随后希特勒突然爆发，用极为激烈的言辞在所有人面前对这个建筑师厉声斥责，并命令舒尔茨-瑙姆布格必须与戈尔迪·特鲁斯特共同负责监督工程施工。正因为如此，这个愤懑不平的建筑师撤出了这个建筑工程。在这令人蒙羞的一幕发生在纽伦堡之后，舒尔茨-瑙姆布格几乎断绝了与希特勒以及纳粹党之间的任何联系。
威妮弗雷德·瓦格纳在于1962年写给她的朋友戈尔迪·特鲁斯特的一封信中，提到舒尔茨-瑙姆布格的遗孀洛特·舒尔茨-瑙姆布格一直迫切请求她的帮助，而且：“始终认为她丈夫是因为你被解雇的，你应该为此负责！！！”洛特·舒尔茨-瑙姆布格生活拮据，还要抚养三个孩子，她请求威妮弗雷德为她作证，如此这般她就可以把丈夫从犯罪者申辩为受害者，从而向政府申请津贴。戈尔迪回复说，她不知道舒尔茨-瑙姆布格夫人为什么会有这样“荒谬”的指控，并怀疑该指控是建立在昔日保罗·舒尔茨-瑙姆布格对她丈夫的嫉妒与怨恨之上的。威妮弗雷德答复道，她一直都并不完全了解这个问题：“我只记得那对夫妇来这里时已经身心交瘁了。那年夏天USA——威妮弗雷德在信函中对“我们敬爱的阿道夫”（Unser Seliger Adolf，即希特勒）的简称——在视察纽伦堡歌剧院的内部改造翻修进程时他们爆发了激烈的争论，为此那对夫妇指责的人就是你！”
戈尔迪·特鲁斯特往后再未提及过此事，但是在1999年写给历史学家玛莎·沙德的信中，她给出了自己对于此事的解释。那时她已90多岁高龄。据她回忆，那次视察是希特勒要求她陪同去的。当希特勒问及她的意见时，她回答说：“改造翻新得很好，但我认为画蛇添足之处就在于舒尔茨-瑙姆布格在包厢座位前面安装了巨大的——过于巨大的纳粹标志徽章。”尽管戈尔迪·特鲁斯特说自己的行为是专业的（即使有人质疑舒尔茨-瑙姆布格表现出的种族主义以及他那巨大的纳粹标志是否真的有嘲笑意味），但一些历史学家还是将戈尔迪·特鲁斯特的故意离间归咎于她的报复心理，而非像威妮弗雷德·瓦格纳说的那样，出自于嫉妒心。舒尔茨-瑙姆布格的朋友汉斯·F.K.巩特尔在回忆录中写道，1934年得知戈尔迪将接手她丈夫的工作室时，舒尔茨-瑙姆布格蔑视她的能力，并冷嘲热讽地说道：“哦，拜托了，我可不想让一位外科医生的遗孀来给我做切除阑尾的手术。”巩特尔猜测舒尔茨-瑙姆布格不止一次地对其他人讲过这样的话，并且这话最终传到了戈尔迪的耳中，为自己埋下了祸根。
在希特勒扶植提携的各类艺术专家当中，怨恨、八卦流言和偏执都是日常艺术生活的一部分。由于现代文件缺少相应的记录，很难判断战后对戈尔迪·特鲁斯特滥用权力的批评到底是出于合理的不平，还是出于挥之不去的、对于这个女人曾经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愤慨。尽管如此，还是有其他文件充分证明戈尔迪·特鲁斯特在她丈夫去世后如何小心谨慎地控制保护她丈夫的声誉。1938年，她出版了《新德意志帝国的建筑》一书，概括介绍了第三帝国时期纳粹政权批准的建筑工程。该书配有大量插图，再现了纳粹党大楼、纪念馆、纳粹党学校、青年旅馆、管理和政府建筑、营房、剧场、体育场、娱乐和社会设施、工厂、实验室、高速公路、桥、机场、社区大厅、农业建筑以及住宅的原有风貌。文字说明则试图通过重复纳粹党的意识形态宣传论调，将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群结合成连贯的意识形态整体，其论调包括：建筑与种族的“血与土地”之间的“有机”结合；外国人在德国是“流浪汉”，不能在德国的土地上立足；当代德国人与古希腊人在文化与血统方面密切相连；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犹太人和工业化给德国带来了伤害；“新客观主义”建筑风格的文化激进思想；技术从属于艺术；以及建筑作为“种族意识觉醒了的人民”的最高文化表达的重要性。尽管这本书展示的建筑师不包括舒尔茨-瑙姆布格，但他提出的种族理论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该书以保罗·特鲁斯特的作品开篇，将他称为建筑形式上新德国世界观的开山鼻祖。第一张照片展现的是光荣殿堂，极具强烈视觉冲击的拍摄手法，质朴的新古典主义形式以及整齐的仪仗队将国家的新气象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该书通过插图充分介绍分析了国王广场、元首宫、纳粹党行政大楼和德国艺术馆的建筑艺术。书中显著位置通过照片展现了特鲁斯特的建筑工程，加强了他作为纳粹风格建筑奠基人的地位。该书文稿部分并不是由戈尔迪·特鲁斯特撰写的，虽然她精心编辑了此书。这本书是她与库尔特·特拉普勒这位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合作完成的。库尔特·特拉普勒早前曾发表过有关德国人在生存空间上的需求和权利的文章。他找到戈尔迪·特鲁斯特，表示愿意为《新德意志帝国的建筑》一书撰写文稿并收集照片。戈尔迪确定该书的框架结构，决定入选该书的建筑师，甄选插图并校对文稿。根据他们的协议，戈尔迪对该书的文字和图片享有绝对决定权。该书最终出版时只冠有她一人的名字。《新德意志帝国的建筑》深刻影响了第三帝国建筑艺术的概念，畅销数万册，多次再版（在德国占领荷兰后，该书还被译为荷兰语）。1943年，戈尔迪·特鲁斯特又出版了第二卷，主要介绍了战争中的建筑，包括军校、高射炮塔、空军基地、营房、军事医院、防空洞以及纪念碑。另外两卷计划以纳粹党建筑的内部设计及陈设用品为主题，但始终没有完成。
1938年1月28日至4月18日，在德国艺术馆举办了首届德国建筑与应用艺术展览会。《新德意志帝国的建筑》一书继承并发扬光大了保罗·特鲁斯特在那次展览会上享有的荣光。这次展览会以建筑为主，建筑展区占据了展厅一层，而应用艺术展览则仅限于二层展厅。建筑和应用艺术展区都有自己的小型评审团，戈尔迪·特鲁斯特身兼两个评审团的评委。建筑评审团（包括伦纳德·高尔和阿尔伯特·施佩尔）对保罗·特鲁斯特的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观众们进入正式展厅之前必须通过的一间展室内摆满了保罗·特鲁斯特的作品，悬挂着大型照片，展示着国王广场的纳粹建筑模型。其中唯一一件不属于保罗的作品是出自慕尼黑雕塑家理查德·克莱恩之手的帕拉斯·雅典娜石膏像。这件象征着德国艺术馆的作品突出了保罗·特鲁斯特建筑中对于古典艺术的传承特点。保罗·特鲁斯特设计的德国艺术馆的巨大模型被放置在第二个房间的中心位置。该房间还展出了其他建筑家的作品模型与照片。大型照片展示的主要是高尔和戈尔迪·特鲁斯特承接的慕尼黑、柏林建筑项目。（穿过保罗·特鲁斯特的光荣殿堂则是施佩尔设计的纽伦堡纳粹党集会广场的模型、规划书、图纸和照片，布满了第二展览馆的前两个房间。通过这样的陈设布局，希特勒的“首席”建筑师们将展览连成一个整体。）因此，在展览以及后来出版的图书中，保罗·特鲁斯特的建筑成为纳粹建筑效仿传承的典范，形成了观众对于这种建筑渊源的直接感受。在楼上的家具和装饰艺术展览中，展出了很多保罗·特鲁斯特设计的桌子、柜子、椅子、灯等室内家具。
尽管那时施佩尔已被认为继承了元首首席建筑师的衣钵，他也懂得在与保罗·特鲁斯特的遗孀一起工作时不抢保罗·特鲁斯特的风头（见图37）。施佩尔很早就意识到戈尔迪的影响力并且寻求她的支持。战后，戈尔迪回忆起1935年施佩尔在总理府建筑工地前徘徊，试图去取悦她的情形。虽然戈尔迪只比施佩尔年长一岁，但戈尔迪惯于扮演导师的角色，经常邀请施佩尔共进晚餐。（后来她说她的弟弟那年在一场摩托车事故中丧生，使她变得“异常心软”。）他们变得亲近起来。在他们相识两年后，当戈尔迪在一次欢迎会上被介绍给施佩尔夫人时，她感到十分震惊，因为在此之前施佩尔从未提及过他的妻子。戈尔迪察觉到了这个不寻常的现象和他的野心苗头；她猜想，施佩尔肯定是算计着如果戈尔迪认为他是单身会对他更感兴趣。尽管如此，两人在希特勒统治的第三帝国时期仍然保持着亲切友好的关系。1944年8月施佩尔寄给戈尔迪的一封信中写道：“多可惜，我们再未曾彼此见面。”
图371935年6月29日正值举行封顶仪式之际，阿尔伯特·施佩尔（最左边那位）、戈尔迪·特鲁斯特、希特勒和其他人一道视察德国艺术馆建筑工地。
摄影：海因里希·霍夫曼
施佩尔在1969年出版了他的回忆录，在其中撇清自己与希特勒和纳粹党的关系。此时戈尔迪认为这个男人是一个骗子、叛徒，十分厌恶他。在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她个人的文件中，有一个厚厚的文件夹是关于施佩尔的，其中包括一些剪报、笔记以及一篇她写的《关于阿尔伯特·施佩尔的问题》短文。很多希特勒核心集团的前成员与她的感受相同；事实上，对施佩尔厌恶这一共同点似乎使他们的关系更加密切了。戈尔迪并不是只对这些朋友表达她对施佩尔的看法，她还曾在采访中公开批评过他。1971年，戈尔迪在接受约翰·托兰德访谈时反驳了施佩尔传记中的一些论点。此外，她还告诉了托兰德一个有关施佩尔在他书中提到的逸闻，并且她那篇《关于阿尔伯特·施佩尔的问题》的手稿中也提及了此事。手稿中提到的内容值得在这里分享一下，因为它包含了托兰德所写材料中未被揭露的细节部分：
1935年夏，我在阿道夫·希特勒的总理府官邸与他共进午餐时，戈培尔博士问我：“您现在认识施佩尔有一段时间了，您认为他这个人怎么样？”我回答说：“我可以通过一个比较给你一个最恰当的回答。”我转向希特勒说——我坐在他和戈林中间；我们曾经是一个小团体，其余成员只有副官绍布和布鲁克纳——“那么，您，希特勒先生，”——那时在私下我仍叫他的名字——“假如和我的丈夫说‘尊敬的教授先生，我需要盖一座100米高的建筑’，我的丈夫会回答：‘我要好好考虑一下，但是我明天会给您答复。’第二天我丈夫会说：‘根据建筑结构和建筑美学理论，这座建筑至多只能修到96米。’然后您对施佩尔先生说：‘亲爱的施佩尔，我需要修一座100米高的建筑！’施佩尔会立即回答：‘好的，我的元首——我可以给您建一座200米高的建筑！’然后您会拍着他的背说：‘施佩尔，你真是我的人！’”我们都为这个笑话大笑起来，尤其是希特勒笑得更开心。但是那时我们都没有察觉到这深刻的悲剧事实给我们带来的灾难有多可怕。
就像最后一句话表明的那样，对戈尔迪来说，她讲述的有关施佩尔性格的笑话揭示出一些比他在建筑上肆无忌惮的自我意识更加黑暗的东西。战后，面对纳粹大屠杀的罪行，戈尔迪拒绝重新考虑她对希特勒的忠诚。戈尔迪并不认为希特勒应该为德国的耻辱负责，反而开始责备施佩尔。她对历史学家马提亚·施密特说道，“他的野心，他对权力的痴迷”，不仅助长了希特勒最糟糕的秉性特点，而且“把我们带入一场灾难当中”。施佩尔在回忆录中抬高了自己在纳粹建筑师中的地位或许使戈尔迪大为不满，尽管施佩尔在回忆录中尊称保罗·特鲁斯特为自己的导师，回忆起他曾多次拜访保罗·特鲁斯特在慕尼黑的工作室时的情形，并与保罗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但是这一说法激怒了戈尔迪·特鲁斯特，她坚持说保罗与施佩尔从未见过面）。施佩尔清楚地知道他没必要再充当第二的角色了。戈尔迪对于施佩尔把她描述成亡夫不讲情面、咄咄逼人的保护者也心怀不满。
戈尔迪·特鲁斯特确实在保护她丈夫遗产方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据绍布回忆，戈尔迪在她丈夫去世后凭借自己的才华独成一方势力。希特勒对她能力的信任与日俱增，因此委托她承揽一些重要的新项目。其中一项就是对卡尔亲王宫的改造。卡尔亲王宫是卡尔·冯·费舍尔于1803年设计的新古典主义建筑，位于慕尼黑市摄政王街头上，紧临德国艺术馆。自1924年以来，卡尔亲王宫一直是巴伐利亚首相官邸，但是希特勒下令住在卡尔亲王宫里的巴伐利亚首相路德维格·西伯特将它腾出来作为接待国宾的宾馆。在那里入住的第一位国宾便是意大利首相贝尼托·墨索里尼。希特勒不顾一切地要打动意大利领袖，没有节省预算。王宫的结构由国家建筑师弗里茨·加布隆斯基负责改造，拆除了先前增建的北翼，向西扩建延伸了一部分。戈尔迪·特鲁斯特负责包括瓷器在内的一切室内装饰。花在这一处工程的费用高达130万德国马克，可在慕尼黑购买多幢豪华公寓大楼。
因为卡尔亲王宫既不是她丈夫承接的工程，又不是为希特勒改建的官邸，所以戈尔迪便可根据自己的风格自由设计。戈尔迪的风格糅合了现代艺术和传统艺术，她的这种风格在她自己宽敞的慕尼黑公寓（见图38）里展现得淋漓尽致。关于家具这部分装饰，她采用手工艺联合公司制作的手工艺品（包括保罗·特鲁斯特的设计）搭配从慕尼黑的一些美术馆和维尔茨堡府邸里借来的古董。油画也是从巴伐利亚州的展区借过来的。仅在波斯地毯上戈尔迪就花费了12.5万德国马克。新装饰过的接待大厅（一张它的巨型照片在1938年的德国建筑和应用艺术展上展出），反映出戈尔迪对于当代设计趋势的认识，特别是在强调水平线、间接照明、丰富的色彩以及富丽悦目的材料方面的见识。例如，为了搭配挂在沙发上方彼得·保罗·鲁本斯的油画《强劫留西帕斯的女儿》里展开攻击的神穿着的红色斗篷，沙发及扶手椅的面料也采用了红色天鹅绒。油画《强劫留西帕斯的女儿》是从慕尼黑的旧美术馆借来的，绘于1618年（见图39）。这种奢华的材料也用在了墨索里尼的浴室，黑色大理石凹形浴盆搭配四周镶嵌着黑色大理石的墙面。整幢宾馆为它尊贵的主人提供了无所不在的舒适与奢华。一张清单上详细规定房间里必须有水果，大厅的桌子上则要摆放天然矿泉水、咖啡机、干邑白兰地、苦艾酒、雪茄还有香烟。图书馆里的藏书均为特别定制，镶着金边，包有皮质书皮。1937年9月25日早晨，墨索里尼在这个宾馆里停留了四十分钟，中午又返回这里停留了十分钟，最后在登上开往柏林的火车之前的那个傍晚再次来到这里歇息了一小时四十分钟。他在1938年回来过一次，仍旧未在此地过夜。此后直到1945年，这幢宾馆基本处于闲置状态。
图38 位于希姆勒帝国大街4号的戈尔迪·特鲁斯特慕尼黑公寓客厅。丈夫去世后她就搬到了这里（大约摄于1935年）。
如果资金对于希特勒的那些设计者来说不成问题，那么其他的资源则存在问题。1936年，希特勒宣布开始他的四年经济改革计划，限制从国外进口商品，减少了重整军备所需用的各种材料。该项政策所造成的资源短缺干扰了建筑工程，包括元首指定的那些建筑工程。到了1935年，纯天然纤维，如棉料、羊毛等已停止供应。1936年之后，取代天然纤维的则是那些劣质的人造纺织品。尽管希特勒对整个国家实施了严厉限制措施，但他坚持将最好的自然资源及原料用在他的建筑工程上。元首既不会坐在也不会走在人造纤维上。1936年12月，希特勒吩咐四年计划的原料配给部门的主管官员，他的建筑工程用料应该优先得到满足。1937年，当戈尔迪无法获得希特勒的那些慕尼黑建筑所需的意大利丝绸时，希特勒对经济部下令首先保证特鲁斯特工作室的装饰材料优先供应。而希特勒对于他的建筑规模的要求，使得他的设计者们进一步陷于材料库存短缺的危机当中。就像建筑历史学家保罗·加斯考特的调查研究表明的那样，当阿尔伯特·施佩尔需要大量建筑材料来完成重建柏林的计划时，他通过与纳粹党卫军签订合同，调用集中营的囚犯作为生产砖块和挖掘石料的劳工，这反映出施佩尔作为希特勒首席建筑师而拥有的“资源”。
图39 慕尼黑卡尔亲王宫沙龙，戈尔迪·特鲁斯特设计。
摄影：海因里希·霍夫曼（大约摄于1937年）
战争爆发后，留下的合格工匠及工地工人成为希特勒的建筑师们所面临的另一个紧迫问题，因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送上了前线。为了保护最有价值的艺术家、设计师以及他授意开工的工程，希特勒和戈培尔根据这些人所拥有的“神赋予的”才能起草了一份免除服军役的名单（这份名单也包括作曲家、表演家、作家和电影制片人）。但这并没有缓解谁来为他们工作的问题。从1940年起持续数年，戈尔迪一直与军队高层做斗争，力图使她挑选的工人从战争中解脱出来，让他们重返工作室。
1939年1月1日，戈尔迪·特鲁斯特与高尔正式解除了合作关系。早在1937年保罗·特鲁斯特的建筑竣工时，他们的合作关系就几乎已经结束。尽管如此，他们仍继续共用特鲁斯特工作室，共同享用特鲁斯特工作室之名，共用一个秘书。高尔保留了建筑工作人员为他的建筑项目继续工作，后来又让他们修复炸弹对保罗·特鲁斯特设计的建筑物所造成的破坏。1937年，戈尔迪·特鲁斯特开始在一个新的设计领域工作：为第三帝国设计获奖证书，演示用文件夹与礼盒。战争爆发后，她主要投身于这个艺术制造领域，并且慢慢地将其发展成为一个家庭手工行业。正如她自己所描述的那样，她的职责包括与一两个其他艺术家紧密合作完成设计工作，监督产品质量。她也与她的客户讨论企划，管理着很多供应商。戈尔迪为具有较高威望的奖项设计的证书以及演示用文件夹在纳粹艺术杂志上公开发表。这些制品都是昂贵的手工艺品，其材质与制作艺术均属上乘。获奖证书是在包有金箔的羊皮纸上手写的，礼盒有时则用大量黄金装饰，并镶有钻石、红宝石及其他珍贵宝石，模仿中世纪的圣物箱或宝物包装盒。正如戈尔迪在信中证实的那样，希特勒对此产生了极大兴趣，并亲自为这些奖项的文件及礼盒出谋划策。这些奖项既涉及高级军官，也涉及平民百姓。希特勒试图通过装饰品及纸质荣誉证书来收买人心，在战争年代奖项和证书的种类与获奖人数都大幅增加。1940年11月初，即在英国皇家空军第一次轰炸柏林大约两个月之后，戈尔迪为在新总理府地堡里出生的孩子们设计了教父的证书。这次轰炸深深地震惊了柏林的百姓，因为戈林曾许诺他会保证他们的安全，柏林百姓曾对此深信不疑。希特勒担当起孩子们的荣誉教父角色，对于刚出生不久的孩子来说似乎是吉兆的开始，而非梦魇。
德国对外国的占领创造出了新的原材料和劳动力来源。为了建造位于慕尼黑的褐宫通信地堡（该工程于1943年12月动工），高尔使用了100多名“东方工人”，他们是高尔从德国已经占领的东部国家强行征用过来的工人。戈尔迪与他共用一间办公室，必定知道他的工人们的底细，尤其是其中两个人还被射杀了。在她的商务信函中有一封1944年信件的复印件，该信件是她的羊皮纸供应商发送给总理的，其内容是由于劳动力紧张，再加上“东方工人”逃跑，他无法按规定时间完成元首下达的证书订单。他写信请求获得一份建筑材料的许可，想利用这些材料来扩建一个位于工人营地里的临时储存仓库。这样一来，他就能给两个“东方工人”家庭提供住处，这两个家庭已被承诺供他使用，作为“下一次运输”的额外劳动力。这封信之所以放在戈尔迪·特鲁斯特的文件中，是因为总理府官员曾发送这封信给她，询问他们是否应该出手干预。1942年年末，戈尔迪从被占领的法国收到了大量的钻石、绿宝石、蓝宝石以及其他珠宝，这些珠宝在今天价值数百万美元。战后，她被控告使用从荷兰犹太人那里盗取来的钻石制作军事勋章。这些钻石是罗森伯格特遣部队——一个专门洗劫被占领国家的特别纳粹组织弄到的。尽管她后来宣称同希特勒的其他艺术合作者一样，她对纳粹党的邪恶行为一无所知，但是她的交易记录表明，如果没有在纳粹政权的经济和政治体系内部进行运作并参与其犯罪活动的话，戈尔迪不可能执行元首委派的任务。
戈尔迪·特鲁斯特绝不是被迫成为共谋的。相反，她急切地接受了希特勒下达的建筑项目，并向他又提出了新项目（接管证书设计与展示文件盒设计一直是她的想法）。正如她在写给爱丽丝·赫斯的信中透露的那样，她很珍惜和希特勒一起工作的机会，而且这位独裁者似乎也是如此。绍布写道：“对于希特勒来讲，她是理想的交流伙伴；他可以和她没完没了地谈论他的建筑计划。她能理解他，并且能将他的想法付诸设计中。”在战后对戈尔迪·特鲁斯特的审判中，她证实了希特勒“痴迷于建筑学并且很愿意与人谈论有关建筑学的内容”。也许是因为她与元首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她自己的理想主义态度的缘故，戈尔迪·特鲁斯特对于财务方面的事情并不重视。早在1934年她就反对律师的建议，拒绝合并特鲁斯特工作室，因为她觉得在工作室的名字上添加“GmBH”（表明这是一个有限责任公司）带有特有的“犹太人”的余味。在她的心目中，她不想让自己对丈夫遗产“单纯的”艺术忠诚被纳粹宣传机构所说的犹太人没有灵魂的商业动机所玷污。战争结束后，戈尔迪坚决否认她从纳粹政权上获得过经济上的利益，一再强调说她的财产（如今价值数百万美元）是丈夫留给她的。尽管如此，财政记录表明，这位富有的遗孀的财富曾在第三帝国时期飞速增长。除了1934年至1945年她从工作中赚到的几十万德国马克以外，她在1940年、1942年和1943年还收到了希特勒送给她的三份现金作为礼物，每份10万德国马克，并且免税。希特勒习惯于通过这样的大手笔奖励那些他想奖励的人，并进一步拉近同他们的关系。这些人包括军事领导人、政府部长、艺术家以及其他人士，他们都收到现金奖励。在审判中，法官要求戈尔迪说明这些资金的来源。戈尔迪解释说，希特勒的本意是将礼物（只有一个被检察官发现）作为她在总理府以及上萨尔茨堡无薪工作的补偿（在上萨尔茨堡工作期间，她未曾收取酬金）。戈尔迪说她打算拒绝酬金并告诉希特勒，“我不想让我们的私人关系与金钱混淆在一起”。后来他们同意将这笔钱用于建立一个保罗·特鲁斯特档案室，该档案室将成为已筹建的当代历史博物馆的一部分，但法官们并不相信这一说法。
希特勒喜爱的建筑师除在经济上获益外，在这个以（国家认可的）艺术为基座的政权里还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戈尔迪·特鲁斯特不仅设计奖项，她也获得了这些奖项。在1937年4月庆祝希特勒生日时，希特勒赋予她教授头衔。同年夏季，在先于德国艺术馆开幕举行的德国艺术节上，巴伐利亚美术学院授予戈尔迪·特鲁斯特银牌荣誉奖。1943年，希特勒授予她金质荣誉勋章。这是一种稀有的勋章，每年只颁发一次，按照希特勒的意图授予那些曾经对纳粹党或国家做过杰出贡献的人。（更为普通的一种勋章是金质纳粹党党章，它有着特殊价值，用来授予那些会员号码在100000以下，且对纳粹党忠心耿耿的早期纳粹党成员。戈尔迪·特鲁斯特未曾收到过这样的勋章，因为她在1932年8月1日才加入纳粹党，她的会员号码是1274722.）事实上，这些荣誉，特别是她拥有的勋章，会在战后审判中给她带来更大的麻烦。检察官把这些荣誉及勋章看作是她对纳粹政权的价值以及所做贡献的证据。在对她审判时，呈具的证据中有一封她在颁发勋章仪式之后那天下午写给希特勒的信，检察官们的怀疑在这封信中得到了证实：
我的元首，我该怎样感谢您，我该对您说些什么呢？我仍然沉浸在深深的感动当中。我从您手中接过这最神圣的象征，我知道您赋予了我最深沉最美好的义务和快乐，我不知道您是否能理解我的心情，但这就是我此刻最真实的感受。这份骄傲与荣誉是您早期奋斗的黄金时代的象征，是您第一批战士不朽的启明精神，这些鞭策着我的生活和工作，我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努力、更加投入地为您工作。
就像她死去的丈夫一样，戈尔迪·特鲁斯特对于第三帝国精英们奢华的宴会毫无兴趣，并一再婉拒希特勒发出的这类社交晚宴的邀请。希特勒告诉她，她不断地拒绝几乎都成了怠慢别人了。在1936年完成贝格霍夫别墅的内部装饰工作之后，她拒绝加入上萨尔茨堡的社交圈。后来戈尔迪承认“他（希特勒）的社交圈有一部分我毫无兴趣，而且我也需要时间来工作”。但她确实定期出席希特勒的官方艺术节开幕式以及其他文化活动。多年来她在摄影师的镜头前陪同希特勒、戈林、戈培尔、希姆莱以及其他纳粹高官层参观伟大德国艺术展，在德国艺术节开幕式那天出现在检阅台上，出席保罗·特鲁斯特设计的慕尼黑建筑落成典礼活动，参加其他许多公共活动（见彩图10）。她身材修长苗条，引人注目，而且她很清楚自己留给别人的深刻印象。在这些场合里，她更喜欢全身着白色，这样能使她在周围的棕色和黑色制服衬托下显得更加出众，别有风采。
戈尔迪在希特勒旁边不断地露脸，引起德国公众和媒体的注意。1937年7月，《慕尼黑最新消息》报纸上刊登了一篇关于她的报道文章，作者为新闻记者索菲·拉佐。这篇报道描述说：“数千人在德国艺术节期间以及德国艺术馆的落成典礼活动中见到过这位女士。在节日活动中她穿着白色套装坐在前排的贵宾席上，靠近元首。这些庆祝的日子同样也是她光荣的日子。她的工作就是为德国人民奉献自己，忠诚服务。”在此之前戈尔迪也不是毫无名气，但是德国艺术馆落成典礼却使这位年轻寡妇大受公众瞩目。1937年7月18日开馆那天，柏林画报周刊《明镜》刊登了一幅拍摄于德国艺术馆的照片，照片中戈尔迪全神贯注地凝视着站在她身边的元首（见图40）。几天前纳粹党报《人民观察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赞扬戈尔迪，称她是亡夫艺术遗产的忠诚托管人。该报认可她的创造性艺术贡献，但仅限于室内装饰领域，尤其是具有“女性特色的”色彩领域。与此不同，记者拉佐的文章则以更加开阔的视角将戈尔迪描述为丈夫的艺术合作者，有能力向前推进丈夫承接的建筑工程，因为一开始她就全心投入到这些工程当中，而且可以利用回想到的和丈夫谈话的内容继续开展工作。在《人民观察家报》的报道描述中，建筑工程初具雏形，特鲁斯特夫人便开始转而管理办公室，做起了守护工作。而在拉佐的文章中，特鲁斯特夫人则经常出现在建筑工地和会议上。拉佐也强调她对应用艺术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将她视为名副其实、富有影响力的艺术家。
图401937年7月18日《明镜》杂志封面。说明文字写道：“元首亲临德国艺术馆。站在希特勒身边的那位女士是德国艺术新家园创造者的遗孀特鲁斯特教授夫人。”
摄影：海因里希·霍夫曼
多年来戈尔迪频频出现在有关希特勒的流行书籍、插图通俗报纸、各大报刊、妇女杂志和设计杂志中。1939年4月，高档生活杂志《新潮流》刊登了一篇特写，报道希特勒九大御用建筑师，将戈尔迪的照片和简介列为榜首（其次是伦纳德·高尔、阿尔伯特·施佩尔；名列第四位的是保罗·特鲁斯特）。戈尔迪的文件档案中有很多要对她进行新闻采访的请求，她并不总是有时间接受这些采访。德国媒体对她的关注报道全是正面积极的，至少直到战争结束时是这样。在同一时期，美国新闻界表现得比较冷淡，却也没有公开进行批评。美联社驻柏林记者路易斯·洛克纳在1938年发表于多家媒体的一篇有关希特勒身边女性的报道中，将注意力引向戈尔迪作为希特勒核心集团人物所产生的影响。他在这篇报道中一开始就描述戈尔迪的外貌特征，表明她是一位很有能力，令人忐忑不安的人物。她的年龄，他写道：“明显有三十七八岁，眼窝深陷，长着一双狂热的深色眼睛，鼻子尖尖的，显得过分好奇。嘴和耳朵长得落落大方，下巴坚定有力。黑黑的短发从额前干净利落地向后梳去。”第二年，美国《芝加哥每日论坛报》驻柏林记者，同纳粹精英有密切接触的斯格里德·舒尔茨把戈尔迪描述为希特勒的设计助手：“（她）亲自执行希特勒有关室内装饰的建议，把画好的室内装饰草图交给他。目前德国正在大力创造一种新风格，说不定在未来什么时候这种风格就会同法兰西帝国风格、英国齐本德尔风格，或其他具有时代特色的风格不相上下，并驾齐驱。这是希特勒为之奋斗的目标。希特勒手下干将的妻子们急不可待地效仿他，或者不断提出新建议，以此赢得希特勒的青睐。”然而，施尔茨错把戈尔迪当成了弗罗斯特教授夫人。这也许并非偶然。
在德国，戈尔迪发现，媒体关注和公众认可带来一个她并不喜欢的角色——说情人。在政府围着一个人的欲望和意志团团转的国家，能够接近并影响元首可使一个人变得很有影响。元首周围有随从护驾，即使他手下的部长们要想觐见也没那么容易。相反，戈尔迪经常见到元首，通常是在她的慕尼黑工作室里。确有一些资深政治家有时要求她代表他们出面干预，认为她说话元首听得进去。戈尔迪的文件档案中有数不清的信件，大多数都是陌生人写来的，向她求助。纳粹政权造成的人类苦难由此可见一斑。写信求助者当中有千方百计要保住生意、拥有混血血统的书店女老板；有因为性取向问题失去大学教职和自由、身陷囹圄的艺术史专家；有一位商人，一心要营救那些在“水晶之夜”遭到拘捕的犹太人亲属；还有一位寡妇，急着要为她唯一幸存的儿子免除兵役。许多人要求特鲁斯特把信转交给元首，认为她能经常见到元首。她偶尔出面干预，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她对此类请求均有礼貌地加以拒绝，把信交到总理府。
戈尔迪只消说几句好话就能改变别人的命运，这从拉格纳·伯格的事例中可见一斑。他是一位瑞典出生的生物化学家、营养学家，在德国德累斯顿市鲁道夫·赫斯医院工作，直到1936年研究经费用完。也许是由于自身健康问题的缘故，戈尔迪对营养学颇感兴趣，热情很高。她在20岁刚出头时遇到一场车祸，险些丧命，由此造成的创伤一直困扰着她。此外由于压力大，工作过度，她还受到心绞痛的折磨。1942年秋季，戈尔迪经历了一次健康危机，在维纳·扎巴尔博士的贝希特斯加登疗养院里住院疗养三个月。维纳·扎巴尔博士曾经在希特勒的素食餐饮问题上给希特勒的御用医生西奥多·莫莱尔提过建议。（戈尔迪突然病倒，原因可能是由于要完成希特勒下达的不断激增的军事证书订单，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她这样大病一场过后，可能希特勒担心像失去她丈夫一样再失去她，于是给她颁发了金质荣誉奖章。）戈尔迪在疗养院见到了伯格。他向戈尔迪透露他的研究工作已经停了下来。戈尔迪后来把伯格的情况反映给希特勒，结果使伯格又惊又喜：他很快又拿到了研究经费。
戈尔迪多次出面干预，努力帮助那些遭受纳粹德国反犹太主义的立法和政策迫害的人。这些人通常是她通过社交圈或职业友人认识的。其中有一位名叫卡尔·威瑟利，世界著名的眼科专家和教授，在慕尼黑被广泛认为是一位杰出的临床医师和外科医生。他也是犹太人后裔。1935年随着种族主义的纽伦堡法律获得通过，他失去了工作，被拒绝领取养老金。有好几年威瑟利只能在公寓里私下行医。但是到1938年9月，新颁布的法律取消了所有犹太人医生的行医资格。保罗·特鲁斯特去世前得到过威瑟利医生的救治，减轻了痛苦，他的妻子当时也向威瑟利医生表示过感谢。后来她又通过更多具体的方式表达了她的谢意。威瑟利被吊销了行医执照后，戈尔迪在希特勒面前为他的人品和医术医德进行辩护，甚至把威瑟利孩子们的照片拿给他看，告诉他这些孩子的教育也因为拥有犹太祖先的缘故而陷入一片混乱。希特勒起初拒绝她游说自己。1930年威瑟利当选为大学诊所所长时，《人民观察家报》就已经诽谤攻击过他。纳粹势力对他恨之入骨。然而戈尔迪仍然没有放弃努力，并在一次拜访中把威瑟利妻子写的一封亲笔信交给了希特勒，要求他当面把信看完（没有像往常那样交给一名副官）。这回显然说服了希特勒，在他的命令下，威瑟利于1939年重新获得了行医执照，可以继续私下行医。早在1937年11月，戈尔迪也曾见义勇为，出手相助。当时反犹太主义主题展览《永恒的犹太人》在慕尼黑德国博物馆开展（这是一家致力于科技史研究和展览活动的机构）。其中一个展览室的墙上标写着“披着科学的外衣，你毒害了德国人民”一行字，下面挂着威瑟利的画像。经威瑟利妻子的一位朋友提示，戈尔迪向巴伐利亚地方长官阿道夫·瓦格纳提出投诉，最终如愿以偿，撤掉了威瑟利的画像。
毫无疑问，戈尔迪在这种干预行动中表现非常勇敢，而且她的行动不止一次挽救了别人的生命。但同时这些行为总括起来也并不意味着持有更大意义上的对抗立场。艺术家，同时也是特鲁斯特家好朋友的马利亚·纳施迪格尔在战后提供证词时说，戈尔迪反对纳粹常针对犹太人的立场，这使她屡次付出代价，“让她连吃苦头”，也许是因为她和那些有不同意见的人（包括希特勒）作对的缘故。但是其他时候戈尔迪似乎加入并且怂恿了更广泛意义上的反犹太主义潮流。历史学家沃尔弗拉姆·塞里格认为，她对于瓦拉什公司（这是慕尼黑一家传统巴伐利亚服装和民间艺术品的重要生产商）的雅利安化种族主义行为给予过支持。同样引人注意的是戈尔迪在为希特勒筹建的位于林茨的艺术博物馆购买艺术品时所担当的角色。在从慕尼黑经销商那里购得的70幅绘画作品中，大部分来自于被没收的犹太人艺术收藏品，这一点她肯定清楚。另外，戈尔迪还想方设法帮助尤利乌斯·斯特莱彻，此人曾经聘请她的丈夫为他改造扩建设在纽伦堡的地方行政长官办公总部。后来此人因公开发表在纳粹党看来也属过火的攻击犹太人的言论被革职，以后戈尔迪仍然同他保持友好关系。戈尔迪心甘情愿为希特勒反犹太主义政策的受害者们辩护，我们在考虑这一点时不要忘记她自己也清醒地意识到迫害他们的正是她决意全力支持的政权。正如她在写给希特勒的信中所说的那样，“以我的全部努力和忠诚给予支持”。
戈尔迪忠心耿耿效力于希特勒，在纯艺术和应用艺术领域具有极大影响力。作为一名艺术工作者，她尽职尽责，完成了丈夫生前承揽的建筑工程，对纳粹建筑进行精心室内装饰，对纳粹政权的精英物质文化产生了明显影响。这一点不仅体现在设计制作各种证书、演示用文件夹和包装盒上，还体现在为希特勒购置或设计的银器和瓷器等实用物品，以及希特勒要求她设计制作的许多礼品上，其中包括为带有希特勒签名的肖像设计的银相框（希特勒订购了数百个）。另外，戈尔迪还担当某种文化评论者，担任评委、出任各种学术职位、推行自己的艺术观点。战后受审时，戈尔迪被指控“作为希特勒的密友在纳粹时代的艺术生活中占据近乎独裁的地位”。这一评价尽管有些夸张，却也道出了她所掌握的实权，以及人们印象中她具有的权力。她在德国艺术馆担任的评委一职特别重要，因为这是一个国家机构，有权批准认可第三帝国统治下从绘画到建筑的各种新的艺术表现形式。戈尔迪在战后辩护中说，她曾抵制希特勒排斥现代艺术家的做法。她声称这在她和希特勒之间引发了唯一一场激烈争论，广为人知。争论的焦点是什么样的艺术作品才能入选1937年伟大德国艺术展的首场展览。
戈尔迪参加了几乎全部由男性成员组成的评审团：共有12名艺术家和艺术团体负责人担任评委，受命从1.5万件绘画及雕塑作品中预选出参加首展的作品。德国艺术家（当时这一称号明显将犹太人排除在外，因为他们被1935年通过的《纽伦堡法》剥夺了公民权）受到邀请将他们“最优秀”的作品送来参展。这一指令并未指明考量的标准。乱上添乱的还有纳粹当局显然甘愿容忍艺术中的激进派和保守派掺和到参展行列里来。然而希特勒本人对于当代艺术无可容忍，这一点所知者不多。评审团选出的作品包括希特勒认为具有颠覆性、更适合参加颓废艺术展的作品。官方展览结束后，颓废艺术展随即在附近一地点开展，其宗旨是作为纳粹当局培育出的新艺术的反面实例警示于人。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些评委（其中大多数在纳粹统治时期才显露头角）存心要激怒希特勒。戈尔迪表示，他们只想根据作品质量挑选出最佳参展作品。
1937年6月5日，希特勒同戈培尔一道从柏林赶到慕尼黑，在德国艺术馆审查评审团挑选出参展作品，并做出最后决定（由希特勒本人来拍板）。起初评委们陪同希特勒在各展室观看参展作品，可是随着希特勒明显地表现出心中不悦并开始同戈尔迪发生争执（她声称其他人都默不作声），评委们全都开溜了，只留下戈尔迪一人为他们的选择进行辩护。希特勒还对那些遭到拒绝的作品提出质疑。戈尔迪随即说道：“为什么要接受那些已经过时的艺术家呢？”她继而抗辩道，“这样的陈芝麻烂谷子，就连奶奶那辈人也早就不要了。”据戈培尔透露，希特勒当时“勃然大怒”。虽说戈尔迪“以狮子般的勇气奋力抗争”，仍然无法代表现代艺术家说服希特勒。戈尔迪当场辞去了评委一职。希特勒后来又解聘了其他评委，让他的私人摄影师、深知他性情爱好的海因里希·霍夫曼负责筛选参展作品（后来戈尔迪又受到邀请担任评委。除她之外，只有霍夫曼和德国艺术馆馆长卡尔·考尔伯）。
戈尔迪同希特勒发生争执的消息不胫而走，刊登在国际各大报刊上。流亡法国巴黎的德国艺术评论家保罗·威斯特海姆披露，希特勒警告戈尔迪说“她也受到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不良影响”。闻听此言，特鲁斯特险些晕倒，不得不退到另外一个房间里。这种说法简直让她怒不可遏。然而还是她自己在战后提供的证词表明当时的争吵有多么激烈。据她回忆道，希特勒说：“莫斯科仍然信守新古典主义，而你则在欧洲拯救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她回答道：“你可以把我关起来，但是我要永远坚守我的艺术信念：这是艺术，那是庸俗。”但很明显，这一变故并没有影响到他们之间的关系。特鲁斯特声称希特勒再次光顾她的工作室时，她坚持要把问题从头到尾再探讨一遍，而且要仔细地探讨，把艺术史参考书也搬出来。在这种私下环境里，希特勒更愿意承认戈尔迪观点的价值。回顾那一段往事时，最使她苦恼的是其他评委的表现。她在战后受审时申辩说，她曾经力劝其他评委举行一次联合抗议活动，但是他们无动于衷，只是第二天早晨给她送来“很大一束红玫瑰和一封感谢信”，令她大失所望。戈尔迪并不想指责希特勒。她认为如果其他人有“个人勇气”抵制希特勒，就可以避免德国的“耻辱”，有可能改变希特勒的想法。审判长指出她未能就展览一事说服希特勒，在所有实权位置都被希特勒亲信把持占据的情况下，她这样的对抗既无意义，又很危险。
几十年后戈尔迪在回忆起发生争执的那一天的情况时说道，使她感到既震惊又失望的是戈培尔站到了希特勒一边。这位曾经捍卫过“超级现代艺术家”的人士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令戈尔迪孤立无援。看到戈尔迪陷入如此孤立的境地，戈培尔并非满心不悦。尽管他赏识戈尔迪的聪明才智，却又觉得她既让人恼火，又很有威胁。1936年1月21日，在同希特勒和戈尔迪同进午餐之后，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特鲁斯特夫人说话尖酸刻薄。一贯如此。我不喜欢她。”（如果回想起戈尔迪自己讲述的吃午餐时她怎么开施佩尔的玩笑的经过，人们是否会想向来以说话风趣自负的戈培尔，是否因为被别人抢了风头心怀不满呢。）戈尔迪回忆说，她和戈培尔的关系因1938年创建巴伐利亚电影艺术公司而遭到不可弥补的破坏。这家设在慕尼黑市的电影公司成了戈培尔的眼中钉、肉中刺，因为它是环球影业公司乌发电影公司的竞争对手。后者的电影制片厂设在柏林市外的新巴贝斯堡。戈尔迪担任巴伐利亚电影艺术公司的艺术顾问（这使戈培尔大为不悦）。她后来说她当时的任务就是扩建公司设在盖泽加斯泰格的电影制片厂。戈尔迪声称她捐献出启动资金用于开工建设，后来又找到一位富有的慕尼黑捐赠者提供其余资金。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戈尔迪在顾问委员会里“密谋”对付他。
1940年11月21日，戈培尔在日记中写下了一句有关戈尔迪的评语，更具个人攻击性：“特鲁斯特夫人是位聪明的女人，但是颇有蓝袜才女的德行。”德国人用“蓝袜才女”贬损一位受过教育的女子像个爷们儿，另外还强烈暗示这位女子是女同性恋者。事实上，有时“蓝袜才女”就用作女同性恋者的同义语。戈培尔向来密切关注对手们易受攻击的弱点；他也许知道戈尔迪同一位名叫哈妮·乌姆洛芙的女摄影师兼电影制片人关系密切。20世纪30年代初期，乌姆洛芙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公司乌姆洛芙影业公司，她的弟弟瓦尔特后来加盟该公司，成为合伙人。姐弟二人为政府或纳粹团体（包括妇女团体）共推出32部教学片。有些教学片具有实际应用价值，例如有关如何循环利用废弃物的教学片《废料——原料》（1938）。另外一些教学片则用作宣传片。例如为纳粹党“帝国妇女领导组织”拍摄的影片《妇女踊跃支援前线》（1940），描写纳粹妇女团体在战争期间动员妇女、帮助妇女的各种场面。影片表现出一个欢乐高效、几乎完全没有男人的家庭战线。乌姆洛芙在彩色摄影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功。她于1937年开始从事彩色摄影，拍摄的德国风光照片以及具有不同民族风情的肖像照片参加过展览，屡获大奖，并且刊登在纳粹官方妇女杂志《NS-妇女瞭望》上。
戈尔迪同乌姆洛芙相遇于20世纪30年代。1951年3月，乌姆洛芙写给戈尔迪的一封生日贺信表明，那是15年当中她们第一次不在一起欢庆生日。1939年9月，这两位女士在慕尼黑市搬到了一起，一直共同生活到晚年。她们两人关系的确切性质目前还是一个谜。即使各自的家属成员也不清楚各种实情，不过他们认为她们是一对伴侣（这种问题我们不便去问这一代人中的姨妈，而她也不会主动透露实情）。威妮弗雷德·瓦格纳在写给密友戈尔迪·特鲁斯特的一封信中提到戈尔迪和乌姆洛芙之间充满爱意的关系，也提到了她们的“同居”。戈尔迪则在回信中把乌姆洛芙称为“我的哈妮”。朋友们也经常把信同时写给她们二人。在巴伐利亚国家档案馆保存的戈尔迪·特鲁斯特私人信件中，有一个小信封，里面装着戈尔迪年近九旬时发给她的一张残疾人身份证。那是人们会放在钱夹里的东西。信封里还装有6张小幅照片。有一张是保罗·特鲁斯特的照片，拍摄于他们结婚之前的那个冬季，照片中保罗站在雪地里，身穿毛线衣和宽大运动裤。另一张照片展现着芦苇成片、水波涟涟的自然风光，巍巍群山隐现在照片背景上。这张照片可能拍摄于巴伐利亚大湖基姆湖畔，1936年戈尔迪在那里修建了一个小木屋，作为周末休闲静居之处。另有三张照片是戈尔迪和乌姆洛芙一起在水边的划艇里拍摄的。她们看上去都有三十七八岁，所以这些照片也可能是在小木屋修成之后不久拍摄于基姆湖畔。那天阳光灿烂，她们二人身着泳装，悠然陶醉，似乎忘记了摄影师就在身边。最后一张照片是同一天拍摄的乌姆洛芙的照片，船上只有她一个人。所有这些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戈尔迪在生命的残年岁月也要珍藏着她最热爱的那些人、那些地方的照片。
无论她们之间的关系是否浪漫缠绵，戈尔迪和乌姆洛芙显然共同维系着情谊深长的人生纽带。她们的私家生活同纳粹时代倡导的德国女性的理想境界相差甚远：这两位年轻女士追求着各自成功的职业生涯，丝毫不受男性配偶和孩子的拖累。虽然29岁年纪轻轻就成了寡妇，戈尔迪决意不再结婚，或者据我们所知，不再与其他男士亲近。用大众眼光来看，她依然缅怀忠诚于自己的丈夫。然而在那些知道乌姆洛芙的存在的人士当中，她的私生活也许使人感到吃惊。虽然纳粹当局主要惩罚男同性恋者，但女同性恋者也生活在恐惧当中，生怕被人发觉。同居的女性伴侣有被邻居或房东告发的危险，随时可能有秘密警察前来查问。希特勒是否了解戈尔迪同乌姆洛芙的关系尚不得而知。不过重要的是，这位单身汉的私家生活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位其私生活大大违背纳粹理想境界的女人精心打造的。
战争爆发后，戈尔迪深感震惊。她后来说，当希特勒向她保证不会爆发冲突，他热爱和平时，她相信了。1939年8月中旬，她卖掉了一处很值钱的湖畔房地产。尽管连买主都跟她说要打仗了，这样做不明智，可就像对待其他劝她的人一样，对此她根本不予理睬。1939年9月1日，德国军队入侵东边的邻国。一周之后，戈尔迪给自己买了一张波兰地图。购买地图的收据塞入了其他购物票据当中，作为第一个物证证明她意识到生活又像以往那样即将发生变化。
1944年年末，戈尔迪去了东边。可以在元首指挥部“狼穴”里拜见希特勒的女人只有两位，戈尔迪便是其中的一位。“狼穴”位于东普鲁士小镇拉斯登堡（现属波兰）附近的丛林中。1999年，当玛莎·沙德向戈尔迪问起那次“狼穴”之行时，她回应说她之所以到那里去是因为她需要希特勒在一些准备好的证书上签字，另外还有一个她拒绝谈论的“事关个人隐私的原因”。实际上她那次“狼穴”之行的真正目的是应希特勒之邀，给他们的两只德国牧羊犬配种，这是他们两人都喜欢的犬种。戈尔迪通过马丁·鲍曼得到了她那只爱犬；希特勒也通过此人获得了他那只牧羊犬布隆迪。（在新纳粹网站上，希特勒——特鲁斯特幼犬的后代存留问题仍然是一个热点讨论话题）。希特勒的身体状况令戈尔迪深感不安：“他行走起来背驼得厉害，右臂发抖。另一方面他却坚信德军武器装备战无不胜。”戈尔迪表示，他那不可动摇的信心也进一步坚定了她的信心。那是她最后一次见到希特勒。
1944年4月24日，一次空袭轰炸损坏了特鲁斯特工作室的建筑。希特勒在元首宫为戈尔迪提供了工作室空间，公司档案存放在防弹地下室里，戈尔迪觉得万无一失。戈尔迪在她的慕尼黑公寓里一直住到1945年4月末，在美军到达之前8天逃往基明小镇。特鲁斯特工作室存放在元首宫的资料被美军没收，转移到前纳粹党政府办公大楼里的中心收缴处。后来这些资料又作为收缴战争文件运往华盛顿，在那里存放了数十年。
在小镇戈尔迪住在只有一个房间的小木屋里，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她后来对公诉人说，美军进入慕尼黑市当天，特鲁斯特工作室就关闭了，她的设计项目也停止了。为了生活需要，她后来当了农民。早在1942年，乌姆洛芙就在小木屋的那片湖畔地产上开办了一个小型有机农场。1948年货币改革之前，在物质匮乏、以物易物的经济条件下，戈尔迪和乌姆洛芙这两位女士靠种植出售农产品还可以维持生活。不过这对戈尔迪的健康造成了损害。据戈尔迪的医生透露，体力劳动，再加上房屋阴冷潮湿，使戈尔迪患上了风湿病，审判压力又加重了原来的心绞痛。此外她还营养不良，体重不足，轻瘦。1949年的一篇有关审判戈尔迪的新闻报道中刊登了一张她的照片。照片上戈尔迪看上去神经紧张，憔悴瘦削。但是在那个年代，许多饥肠辘辘、无家可归的德国人仍然会羡慕她头上的屋顶、门前的菜园。
同美军占领区所有其他德国成年公民一样，戈尔迪也经历了清算纳粹的过程，包括填写问卷调查表，交代自己在第三帝国时期干过什么，加入过什么组织。根据参与纳粹政权犯罪的程度把所有人划为五个犯罪等级：头等罪犯、罪犯、次等罪犯、支持者、被证明无罪者——如有必要，在民事特别法庭前提供证词，等待处理。据戈尔迪披露，她也遭到软禁，对此她感到愤愤不平，不仅因为行动自由受到限制——她后来回忆说只允许她离开去看牙科医生，或者去见美军当局人物——还因为受命看守她的四个非洲裔美国兵。戈尔迪经历的去纳粹化肃整运动前后拖的时间很长，1946年秋季从特劳恩施泰因开始直到三年以后才于1950年春季在慕尼黑法庭结束。这期间造成耽搁拖延的原因有：战后混乱年代难以从各方当局获得证明材料（文件被烧，目击证人或去世，或流落四方），地点发生改变；1949年在中心收缴处发现了特鲁斯特工作室文件；戈尔迪的律师或缺席或更换；她的健康情况日益恶化；她本人多次试图掩盖混淆事实，特别是有关她在第三帝国时期获利多少的事实。
她无法掩盖也无意掩盖的就是她对希特勒的效忠。当年媒体获得的她多次出现在希特勒旁边的影像全都对她不利：众人皆知她曾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忠诚追随者。1945年7月11日，基明镇镇长在一份揭发检举戈尔迪的报告中指出，“她在希特勒心腹密友中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这一点广为人知。希特勒经常隐瞒真实身份来到这里看望她。不久前她还出席了纳粹地区领导人克瑞斯雷德在此地召开的大会，以证明希特勒仍然掌控大权，气数未尽……毋庸置疑，她仍然是希特勒狂热的追随者”。戈尔迪的财务顾问威廉·科斯腾在戈尔迪的第一律师缺席的情况下挺身而出，为戈尔迪出庭辩护。在戈尔迪于特劳恩施泰因接受初审（1947年1月21日开审）之前，科斯腾提醒她说：“如果法庭庭长对你印象有误，那他就无法纠正陪审法官的错误看法，这将是非常遗憾的。我怀疑庭长听从了别人的言论，对你抱有完全错误的看法，认为时至今日你仍然拥护第三帝国的思想体系。在你出庭时，法庭庭长要是看到你不属于纳粹政权的罪犯之列，他会感到满意的。”戈尔迪并没有接受他的暗示。她在第一次以及随后几次出庭受审时，喋喋不休地替纳粹做宣传，为希特勒辩护，完全证实了外界对她固执己见、不思改悔的猜测怀疑。
戈尔迪站在证人席上，把她在第三帝国时期的生活描述为平静封闭的小圈子：她的生命、呼吸，还有她的思想，全都同艺术息息相关。她声称，她同希特勒的关系完全是在艺术层面上维系展开的。当庭长施莱弗问她是否对那位独裁者讲过“外面形势如何”时，她坚持说不知道。施莱弗又问：“你肯定不会只看到工作室的墙壁吧？这些墙壁不是障眼物吧？”对此戈尔迪以富有诗意的语言回应道：“我走出工作室，来到建筑工地和施工作坊，只看到一双双明亮有神的眼睛。从小老太太到建筑工人，我亲身感受到最为动人、最为令人不能自已的场景。这也难怪，因为在经历过可怕的失业岁月之后，他们又能工作了，心里又充满了希望。”施莱弗反驳说：“我不相信你一无所知。尤其是你常去国外，对国内外形势不可能一无所知。”戈尔迪坚持说她不了解情况，她的艺术天地里不设焚烧炉，没有秘密警察的严刑逼供室。1948年2月13日，在慕尼黑第二次出庭受审时，戈尔迪甚至说在她接触广泛的职业友人和社交朋友的圈子里，没有一个人被送到集中营。1950年2月23日至24日在慕尼黑最后出庭受审时，戈尔迪面临同样的质问和怀疑仍然一一进行否定。在整个受审过程中，戈尔迪依靠那些遭受纳粹政府迫害的人为自己辩护。她提供了受过她帮助的几十位人士的证词。他们代表着纳粹政权的广大受害者，暴露出纳粹政权的种种恐怖行径，同时证明她非常了解工作室大墙外面发生的事情。
虽然戈尔迪有时公然撒谎（如她坚持说从未利用她在第三帝国中的地位为自己家人谋取好处。一些私人文件表明，她父亲的生意曾于1932年破产，后来由于她出面帮忙，生意重新开张，日见兴隆），但她证词中的自相矛盾之处，其根源也在于深受纳粹宣传影响而形成了自己打自己脸，前后观点认识不一致等缺陷。她问施莱弗：“一个那么善良的人，那么喜欢自己的宠物狗，以慈爱的目光看着孩子，站在艺术品面前怀着深厚的情感沉思默想的人，这样的人怎么能是杀人犯呢？我怎么能接受这一点呢？对我来说这是无法想象的。我无法把这些事情联系在一起。”戈尔迪还根本不相信希特勒本人知道以他的名义犯下的残暴罪行。不到两年前，这些残暴罪行在纽伦堡审判庭已被充分揭露于天下，但是在她的心中仍然保持着希特勒的纯洁形象，铭记着希特勒的“亲切和善良”。其实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措施：如果她的好友不应受到责备，她也不应受到责备。
戈尔迪习惯了发号施令，经常向法庭人员发起挑衅，打断他们的发言，提出各种问题，并且要求更改法庭记录。1948年在慕尼黑出庭受审时，戈尔迪被问及她和她丈夫同希特勒见面时的情况，以及他们当时是否谈论过政治问题。她坚持说他们的谈话只同建筑和艺术问题有关。庭长吩咐秘书全文记录审问内容，然后提醒戈尔迪注意“刚才所谈的是一些并不符合纳粹党意识形态的建筑问题和其他问题”。她突然插话说：“请允许我打断一下。我必须再补充两句。首先，必须明确您如何理解纳粹党意识形态。如果你指的是集中营，以及一些令我们深感耻辱的事情，那么这同我和我的丈夫毫无关系。但是如果把纳粹党意识形态理解成做一个社会性的人，就是说对自己的人民心存感激，就像感激贝多芬和康德那样的同胞一样，那么纳粹党意识形态自然是深入我们内心的。”庭长回应道：“这个问题关系到暴政、独裁、酷刑逼供、集中营以及其他方面的内容。”然后吩咐秘书，“写下来：纳粹党意识形态。”
戈尔迪的第二位律师（不是最后一位律师）库尔特·冯·斯塔克尔伯格试图把戈尔迪不思悔改的纳粹思想信念改头换面，说成是艺术家过于浪漫、不懂政治的表现。在一份提交给法庭的书面辩护中，斯塔克尔伯格辩白说：“艺术家在很大程度上生活在公共领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之外，在永恒的艺术世界里，在梦幻王国里过着自己玄思冥想的生活。……正如在日常生活中一样，对于在政治生活领域具有创造力的人，必须运用不同的标准。”然而，纳粹政权在艺术同政治的结合方面也许远远超过现代史上的任何一个政权。纳粹政权将艺术家的作用理解为从根本上带有意识形态性质，因此对于艺术活动严加控制。即便如此，在战后时期，包括戈尔迪在内的纳粹艺术家还是一致认为他们承揽的国家工程同政治毫无关系。《南德意志报》在报道戈尔迪1950年的受审情况时写道，她对这样一个问题感到困惑不解：建造德国艺术馆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纳粹党的残暴统治。巴伐利亚国家文化教育部创意艺术家主任阿尔伯特·斯登泽尔为肃清伦纳德·高尔所受到的纳粹思想影响撰写了一份专家报告（他也成功地运用了不关心政治的艺术家这一说法）。他在报告中指责说这种立场基本上是不诚实的。由于斯登泽尔具有强烈的反纳粹倾向，他的言论被认为不客观公正，遭到漠视。在以后的几十年当中，历史学家纷纷探讨艺术家所扮演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角色，努力揭示艺术家替纳粹政权粉饰的光泽——体现在海报、电影、游行、纪念碑，以及从收音机到军功奖品等数以千计不同物品上——如何掩盖它的腐臭内核。
作为金质荣誉奖章的获得者，戈尔迪自然而然地被划分为“头等罪犯”，这是级别最高的犯罪等级，所受惩罚包括死刑、监禁和苦役，还有其他一些较轻的惩罚。在法庭被问及如何评定自己时，戈尔迪回答说她提出一个新名称：“体面的，曾经坚守信仰的纳粹党党员”。显而易见，戈尔迪认为她没有做过任何错事。1950年2月24日，戈尔迪最后向法庭陈述时说道，“她一直怀着人道和道义的敏感性行事，因此即使在今天对于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还是感到问心无愧”。1950年3月2日，当法庭进行宣判时，法官们指出戈尔迪仍然没有能够摆脱同希特勒的联系。即使在去纳粹化肃整运动中，盟军的政策不仅仅是惩罚，而且还包括恢复正常生活。但是在处理戈尔迪·特鲁斯特这一案件中这一政策却惨遭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