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秋天他不再光脚站在梯子上。他身上背着一个口袋，比起以前的小黄麻布袋，里面装进多得多的苹果。苹果一个接一个地滑入，约翰觉得很重，光脚站在梯子的横杠上支撑不住。这一年，他从来没有这么少地光脚乱跑，也就是说，脚上没有起茧。早春是穿系带靴子，夏天穿了青年义务劳动军(1)的士兵短统靴。不久，但愿不久，应该是山地步兵的登山鞋。谁自愿报名，可以选择。约翰和约瑟夫一样选择了装甲部队。因为戴眼镜遭到拒绝，然后他选择了山地步兵。
他从树枝上摘下每个苹果，都造成一下打破寂静的轻微折裂声。耳朵里还是双筒高炮那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尽管如此，同16筒火箭炮的呼啸声相比，他还是更喜欢双筒高炮那干脆利落的轰鸣。他是在齐明以实弹射击结束训练的，还和别人一起使用过一挺细长的2厘米口径高射机枪。它躺在一个人的手里，如此漂亮，冰冷，光滑。对着由飞机从早到晚扯来扯去的方形破布射击14天之久。没有一次命中。4月里，唯一的一次在夜间，弗里德里希斯港上空响起了爆炸声。在这个夜里，他们为了训练把照明弹射上了齐姆湖上漆黑的天空。约翰想命中目标。当他瞄准时，他心里只有这个被瞄准的目标，别无其他。目标按照规定地朝他呼啸而来。他觉得完全不可思议，怎么没有正中目标。他的少年队(2)射击本曾对他是神圣的。他把它保存在他的秘密抽屉里。约瑟夫的气枪早就成了他的气枪。早在入伍之前，约瑟夫已无兴趣，对着用图钉钉在车棚门上的靶纸射击。在此期间，门上布满了洞眼，里面还露出在射入时变了形的铅弹。在菲斯滕费尔德布鲁克，作为青年义务劳动军的约翰，在可能的36个靶子中射中33个。平卧无依托射击。从34次中靶开始就有周日假期。母亲日盼夜望，至少有一人回家，约瑟夫或者他。7月，在颁奖仪式后，约翰立刻从施特拉尔松德坐车出发，在柏林下车，只是为了换乘下一次去南方的火车。队里的其他人打算过一天后走，在柏林下车，观赏一下烟雾腾腾的柏林。
当约翰经过了26个小时的旅行后在瓦塞堡下车时，多伊尔林先生说：继续来，继续来，怎么现在才来！约瑟夫坐中午的火车走了。
约翰不知道，约瑟夫也能回来度假。约瑟夫结束了他的训练，已是下级军官，面临着前线考验。在此之前，有上前线前的假期。
约翰曾希望，在他8月份必须在菲斯滕费尔德布鲁克加入青年义务劳动军之前，约瑟夫能回家一次。
直接从施特拉尔松德返回，见到约瑟夫，这不错。可以告诉他，在施特拉尔松德的日子过得怎样。实际上在丹霍尔姆。不过，这约瑟夫知道。两年前他自己在参加国家冠军赛时经历过这些。今年，在赛艇项目中仅是第四名。落后半个艇位。但是在花样划船中第一名。在信号旗项目中也同样。国家冠军。而且是因为约翰。第二名，一个柏林人，41个信号读错12个，约翰读到31个信号时没出任何差错。他有可能只读到21个或11个，但是，由海军派来的信号手需要太多的时间打一个信号，才进入下一个词，而约翰在此期间，没等他把信号打完，已经把这个词叫了过去。每个有10个字母的德语词，约翰能在第三、最迟第四个字母出现后就认出。要是他打出HIN…，约翰已经叫出：HINDENBURG（兴登堡）。要是他打出STEU…，约翰已经叫出：STEUERMANN（舵手）。要是他打出REGE…，约翰已经叫出：REGENBORGEN（彩虹）。要是他打出TAN…，约翰已经叫出：TANNENBAUM（冷杉）。要是他打出SIGN…，约翰已经叫出：SIGNALGAST（信号手）。要是他打出ANK…，约翰已经叫出：ANKERKETTE（锚链）。要是他打出KOEN…，约翰已经叫出：KOENIGSBERG（柯尼希山）。要是他打出LEU…，约翰已经叫出：LEUCHTENTURM（灯塔）。不过，等到信号手从他身边的计时员那里得到下一个词，并且继续打信号时，又过去了1秒钟。至少。尽管如此，他成了读信号旗的全国冠军。沃尔夫冈，村里的第二个沃尔夫冈，以12秒的时间成了最快的赛跑运动员。在一共39个队中，他们总分第八。大家都说，要是约瑟夫还在的话，这个最新消息他很愿意告诉约瑟夫，要是他还在的话，那他们又会同两年前一样，成为第二名。有约瑟夫当船首指挥员，他们的赛艇在这次比赛中也会是穿越目标的第一艘赛艇，会把柏林人、汉堡人和海登海姆人彻底打败。没有约瑟夫当掌握节奏和把节奏提升到极限的指挥，无法赢得任何快艇比赛。在施特拉尔松德，10个人都这么说，加上舵手。
太愚蠢了，这么互相错过。他发疯般地赶回，而约瑟夫已重新离去。那不是一次愉快的旅行。7月的炎热。车厢和走道拥挤不堪。都是士兵。不幸的士兵。怪叫着，怒骂着，沮丧着，沉默着。穿着放肆的、乱七八糟的军服。约翰是唯一的平民。海军希特勒青年团的军服已经被他在施特拉尔松德的火车站厕所里脱下，塞进了背包。他觉得这海军制服有些夸张。几乎有些滑稽。只有直接在水边或只有在水上才能让人忍受。最恶心的是圆圆的帽子。一个无帽檐的圆盖，在它那僵直的边上还绷上了一条布带。永远不去海军！永远不戴一顶没有盾形帽舌的帽子。尽管有这样的制服，还是有人报名参加海军，这对他来说不可思议。穿着这身衣服，他每次简直都不好意思穿过村子往下，参加点名。总是到了下面湖边，他才戴上帽子。
在施特拉尔松德和柏林之间，火车突然开始晃动。约翰立刻发现了情况。他觉得奇怪，怎么除了他，没人跳起身来。在走道里，他在自己的临时座位上无法忍受。要是火车倾覆，他不愿再次被困在走道里。要是火车在走道一边翻倒，车厢壁会被撕裂，人会被挤向车厢。那些喝酒的、抽烟的、怪叫的或打瞌睡的士兵不好说话。他得找到乘务员。或者一个紧急制动闸。在下一条直线里，要是火车重新加速，晃动得最厉害的末尾这节车厢会蹦出铁轨，倒向一边，被最后第二节车厢拖着走，而这最后第二节车厢自己也接着会被拖倒，火车头在碎石上拖带着那一边已经开裂的最后那节车厢，最终也会停住。3月4日，当约翰和格哈德在星期六滑雪后坐车回家，在多恩比恩和布雷根茨之间遇到的正是这样的事。当约翰在窗口看到，伴随着可怕的撕裂声和摩擦声，车厢朝着碎石路面倾覆时，他还来得及取下自己的眼镜，但已没时间把它放好。随着最后一阵震动和一声轰鸣，是一片死寂，有什么东西在汩汩地淌下。在格哈德和站在走道上的约翰之间的车厢壁倒了下来。约翰穿过车厢门向上爬，从车厢窗户里爬出，到了下一个车厢窗户又爬进，又进入被撕裂的走道，发现格哈德全身一直到腰带被埋在碎石堆里和乱七八糟的杂物中。只是在滑雪裤上，他认出了他。立刻开始挖掘，把杂物挪开，挖到了被撕裂的脸，被砸碎的脑袋。尽管年龄相差4岁，格哈德是约翰一生中从未有过的最好的朋友。从来没有吵架。每个人都为对方考虑。他们在森林里吹过双声部的口哨。他们相互打趣，只要有机会。不过从未认真过。根本没有对任何事情较真过。也许，除了通过目光交换的事。约翰坐着替代火车返回。格哈德的父母已经从多伊尔林先生那里得到了消息。约翰的母亲只是动了动嘴唇，但没有发出任何声音。7名死者。都在最后一节车厢。除了约翰，所有人都受了伤。母亲之后说出的第一句话是：你的保护天使！现在，又像在福拉贝尔格的哈瑟尔施陶登附近，又在一列同样可能会倾覆的火车里。约翰寻找乘务员，要警告他，让他对火车司机大声叫唤：开慢些，否则会把我们甩出去。可他找不到乘务员。只有不好说话的士兵。他们谈论着前线，伤员，他们这样或那样弄到手的女护士。他们用新式的42型冲锋枪射击，俄国人逃得袜子都冒了烟。约翰想起了烟雾腾腾的柏林。他们把每个空酒瓶扔出敞开的窗子。远远地扔出。不是随意地，而是坚决地。好像那些是手榴弹。他们要做一些违禁的事。对每个他们扔出去的瓶子，他们都在后面追着叫：同腐败斗争。发明这个口号，是为了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方爱惜和节约一切。
洛伊纳，当火车整整半个小时在一片到处是管道和轨道的荒蛮之地旁行驶时，士兵们说。这里提炼汽油。从煤里。只要我们能自给自足，战争就赢定了！一个人怪声怪气地说：要么今天，要么永远不会。另一个插话：自给自足，自给自足。从第一个四年计划开始，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这对德国是最最要紧的事。约翰想起林道的绘画老师布罗伊宁格。他在五年级里让大家画为原料而战的自给自足，每个五年级新生得不断地背诵他发明的那个诗句，而且得做出现在才想起来的样子：就是马铃薯茎也有用，只是必须多多占有。他很想把这个故事讲给这些赞扬自给自足的士兵们听。不过，也许他们根本没发觉他。这正合他的心意，因为在这些穿制服的人中间，他的短裤便装看起来有些可笑。而他又喜欢他的墨绿色曼彻斯特裤子胜过其他一切。穿着它，他觉得有一种历史感。他们说着一个接一个的不正经笑话，使得有一个人指着约翰说：别在道德上败坏这个小伙子。他的音调让他想起埃尔萨，她那撇开着的下嘴唇，同多伊尔林先生做的调羹姿势，以及她的叫声，倘若她说一些气愤的事情：我以为，我都要死了。她来自霍姆堡附近的埃恩厄德。在月明之夜翻船。这个不会游泳的女人。同来自明德尔海姆不会游泳的瓦伦丁在一起。令人惊奇的是，公主为这个消息还想出了一个句子：腿抬起，爱在召唤，领袖需要士兵。
约翰把每个苹果小心地塞进袋口，在已经触到堆在口袋里的苹果时，才放手。在他头顶上方，在深邃无比又湛蓝一片的10月的天空中，闪着银光的小点无声地移过。那是从意大利飞来的轰炸机。是斯图加特、乌尔姆、奥格斯堡或者慕尼黑受到了轰炸，这得晚上从收音机里才能知道。这里附近，它们只是在返航途中，把在城市上空没有扔完的炸弹扔下。最近在洛绍和布雷根茨之间落下七颗。
要是口袋满了，变得沉重，绳子勒痛了肩膀，约翰就扶着梯子一级一级下去，把口袋举过头，把它递给等在下面的尼克劳斯。因为他坚持，为了保护苹果不受伤，只能由他尽可能轻巧和缓慢地把苹果从口袋里倒出，倒上他那摊开的起刹车作用的手臂，然后让它们滑入箱子。约翰在把空袋套上肩膀之前，又看了一眼格拉文施泰因苹果树树干旁的那个地方。一年前，要是约翰把口袋交给尼克劳斯，退尔还从那里注视着他们。退尔最喜欢的位置。在9月的第一个星期里，现在已经9岁的安塞尔姆的来信到达菲斯滕费尔德布鲁克。约翰，我们不得不让人射死退尔。让布鲁格先生做了这件事。
在菲斯滕费尔德布鲁克，从第一天起，约翰上床后才读信。当他们被分配到营房后，他坚持睡上铺。要是有人睡在他的上面，他会做噩梦，他说。当他读了安塞尔姆的信后，他转向墙壁，号啕大哭。安塞尔姆写道，自从约翰应召去了义务劳动军以后，退尔不吃任何人给的食物，两次逃了出去，得抓回，它到处咬人，直到布鲁格先生，猎人和牲畜商，制服了它，给它套上口套。然后它被布鲁格先生带回院子。安塞尔姆指给布鲁格先生看退尔最喜欢的地方，退尔被拴在了格拉文施泰因苹果树树干上。然后安塞尔姆把手推车推上草地，停在退尔两米远的地方，站到了车板上叫道：退尔，瞧！退尔抬头朝他看，布鲁格先生在这一瞬间扣动了扳机。退尔没受任何痛苦。
在菲斯滕费尔德布鲁克，约翰两天吃不下饭。他不得不告病假。不能去餐桶，也就没东西吃。即使他已经成了每天的餐前箴言的诵读者。要是在餐厅里，所有的饭都打好，人人都在自己的座位旁站在他的饭前，得有人说上一句餐前箴言。可以由这个人说，可以由那个人说。一天，没人出来。出操，步兵下级军官吼叫着。他们围着餐厅长久地跑步，直到有人念餐前箴言。绕了3圈以后，约翰觉得报名的时机成熟了。大家重新进入餐厅，每个人站在他那已经凉了的饭前，约翰用明亮的嗓音念出他刚刚做成的诗句：
太阳高悬，世界晴朗，
在那一个同伴帮助另一个同伴的地方。
所以我们心中阳光照耀，
即使时代阴霾道道。
约翰在这样一个雨天让太阳照耀，幸亏没有人笑。从这天起，大家都寄希望于约翰。现在他总是在晚上入睡前组织那些箴言诗：
对我们来说今天只有一个选择，
我们必须比敌人钢铁更加坚硬。
当他读了小安塞尔姆的信后，他知道，他吃不下饭了。永远吃不下。好吧，他得把明天和接下去所有日子的箴言都交给一个同伴。他大声叫出：
作为德国最年轻的兵士，
我们欢快地把铁锹挥使。
而自己什么都不吃，这看来不行。他不仅什么都不想吃，还什么都不想见，什么都不想听，什么都不想感觉。在写给家里的信中，他告诉安塞尔姆，请他把这封信也读给退尔听，替约翰向退尔问好，让退尔闻一下约翰的信。他在这封信的左上角吐了一口唾沫，在这个地方画了一个圈，边上写道：闻这里！
当约翰在去朗根阿根时，退尔就没有接受别人的喂食。那次约翰就该知道，他不能单独撇下退尔。可他当然必须自愿报名，在其他所有人之前离开，也就是说在其他所有人之前参加青年义务劳动军。他觉得再怎么快地去也不能算快！是他杀了退尔！不是布鲁格先生。14天后母亲来信，布鲁格先生被带走了，被宣布为人民的祸害，因为违反战争经济法，为了暴利囤积牲口。可怜的阿道夫，约翰想着，写信给母亲，请她替他弄来阿道夫的通讯地址。
约翰每次从梯子上下来，把口袋递给尼克劳斯，他就会看一眼退尔的地方。他曾和退尔一起坐在这棵树旁的草丛里，读了《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3)，作了翻译，又读给退尔听，用英语和德语。他还给退尔朗诵了克洛卜施托克(4)的颂歌。退尔喜欢别人给它读克洛卜施托克的颂歌。约翰从来没想到过，给退尔念散文。但诗歌读过。那些流畅的，波动的，欢快的和震颤的诗句，退尔对它们有感受。谁要是对着它念，谁就能发觉到这点。当然，同时得做的是，把一只手放在它的脖子上，让它感受到这个节奏。当小安塞尔姆想把退尔埋葬在格拉文施泰因苹果树下时，布鲁格先生说，这是禁止的。有狂犬病嫌疑的狗得送到病畜屠宰场。他把退尔扔进了一个铁皮盆。在杜赞的协助下，他把铁皮盆运走了。杜赞和其他十个塞尔维亚人和波兰人现在住在施米德·加勒的仓房里。
约翰还能两天不吃饭。这时约瑟夫从奥斯特罗维茨，如他所说，从华沙以南的一个小地方来信，说，小安塞尔姆给他写了一封非常可爱的信。信的主要内容是：我们不得不让人射死了退尔。约瑟夫驻扎在一个波兰音乐家、一个非常出色的爵士号手家里。在华沙的电台里，能有规律地听到他的演奏。在这天晚上，他，约瑟夫，同这个波兰音乐家一起演奏了来自肖邦b小调奏鸣曲的葬礼进行曲。约瑟夫拉手风琴。当约瑟夫见了阿尼塔母亲拉手风琴后，他作了自我介绍，第二天就去敲了维纳家房车的门，问，他是否能弹奏一下手风琴，立刻就模仿着拉了“帕罗玛”。然后他乞求着买一架手风琴，几个月后他就能用手风琴演奏几乎所有曲目。
尽管他实际上是从颁奖仪式上直接跑到了火车站，途中没有停留就坐车返回，约翰从施特拉尔松德回来得还是太迟了。可母亲安慰说，约瑟夫在他上前线之前的假期里，实际上只是在弹钢琴。音阶练习，约翰说。母亲点点头。复活节前一周的四天假期里，约瑟夫也在家，让人觉得，约瑟夫回家只是为了练习音阶。尤其是反向音阶。那是约翰没练成的四个或五个b’s。尽管右手小指的肌腱曾受过伤，但约瑟夫能让这些音符像珍珠滚落般地从自己手指下流出。在军营操场上练习行礼时，他那个突在外面的手指起先造成了麻烦。为了让他通过，每个折磨人的教官首先都得亲自把约瑟夫的小指头压回规定的位置，然后不得不承认，一旦把它放开，它就又歪到边上。有人说，倘若在和平时期，有这样一根不听话的手指，约瑟夫不会被接受到一个预备军官训练班里。
从复活节前的星期日到耶稣受难节，约瑟夫突然不再是一个17岁弟弟的19岁的哥哥，不再是一个为了一丁点儿小事和别人争吵、总是拿走别人东西或让别人干那些他自己不愿干的事的人。约瑟夫一下子变得可以信赖了。他突然想从约翰那里知道的一切，关于约翰的一切。除了对玛格达，约翰为她和给她写诗，约翰还没有向任何一个人承认过，写诗是他最喜欢做的事。现在，他可以向约瑟夫坦白这点。约瑟夫没有笑，相反很认真地、但又不是太认真地，不过肯定没带一丝嘲讽地说：你可以什么时候让我看一下。约翰没能回答。也许他当时满脸通红。
当约瑟夫回伯布林根时，约翰送他去了火车站。黑色制服上的帽子约翰不喜欢。在那太僵直、太圆和太死板和即使是绿色的帽子下，是一个熠熠发光、非常呆板和颜色更黑的帽舌。他将得到的山地步兵帽，线条会更流畅，尤其是更软，也就是说更服帖。不过，约瑟夫的头更瘦削一些，朝外撑开的宽帽比较容易接受。在约翰那圆脑袋上放这么一顶僵硬的帽子——这无法想象。约翰有时心想，要是他在镜子里打量自己，别人可以把他的圆脑袋看成一个臃肿的庞然大物。尽管他几年来能把车皮卸空，把煤袋放到肩上，扛上阁楼或扛下地窖，全身除了手臂肌肉和肩膀骨骼，几乎没有形成其他什么部分，让人觉得他有力气。要是他现在从早上7点到下午3点半同杜赞一起，把320公担的煤球从火车车皮里用铁锹铲到魏贝尔的车上，接着下午4点的货物列车又放下一个有370公担无烟煤的车厢，而他们得在夜里11点半以前把车皮卸空，可在这漫长的一天里只有玛格达的兄弟沃尔夫冈能帮两三个小时的忙，他就会第二天在信里对约瑟夫列数他的工作成绩，因为他知道，约瑟夫会对此感到惊讶。以前较弱的约翰，今天能卸空两个车皮。从上午7点到夜里11点半。约翰觉得，没有他做不成的事。而一切做得又比任何人能对他期待的要快。他想让人吃惊。让所有人。最想让母亲。事实上只想让她一个人吃惊。所有人都该喝彩。不过不是为他。为他的话其实只是为她。
有时约翰觉得无法继续留在梯子上，他的内心就是这么感觉到的。他急急跑下，先把装了一半苹果的口袋扔给尼克劳斯，然后想跑开，去他的本子那里，去写他的诗。可随后他还是重新登上梯子。他得做完。为了她。
约翰最喜欢摘下那些红得发亮和完全椭圆形的路德维希王子苹果。它们一个比一个漂亮。可以看得出，这个品种的苹果味道有多好。在此期间，他已不需要别人给他支着梯子。他从青年义务劳动军返回，在房前走道上第一次碰到公主——她现在为承租人洗碗——被她用她的一只眼睛从头到脚地打量。他用自己的两只眼睛打量她。她一头烫发，鬈曲浓密。就像那时小丑奥古斯特一样。然后她开口：啊，痛苦可以舒解了。而约翰说：阿德尔海德公主，您好吗？她没有回答，一直还在上下打量约翰，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然后又说：要是现在不发生些什么事，约翰对她来说就太老了。说着笑开了。她从来不是真的笑，只是发出哈—哈—哈—哈的声音。而且哈—哈的笑声从来不超过四下。然后说：嘿，你这个小子，腿抬起，爱在召唤，领袖需要士兵。啊，痛苦可以舒解了，约翰以她的口吻说。当他把脚踏上楼梯朝上走时，她在他身后大声说，你可以在月光下碰到我。现在只缺少这么一句：要是这样的人还活着，那么席勒就得去死。然后她的名言差不多就用完了。不过他感到，他不想走上楼梯，宁愿留在公主身旁。也许还有一些他已经忘了的名言。其实，别人说什么话，都是无关紧要的。可公主是如何说出她名言的！她又是怎么站在那里！最后踮起脚尖，双手左右摇晃，像是在水里。不一样的眼睛不再让人感到痛苦。烫起的鬈发中和了一切。那个太大的嘴巴。难道他忘了，公主有一张巨大的嘴巴？自战争开始起她名叫“斯图卡”(5)。除了母亲，所有的人都以这种几乎垂直向目标俯冲的战斗机的名称叫她。不过，是真的，往哪里看，都是女人。当地挤满了女人。而她们的穿戴，是这里当地的女人从来没有过的。到处是大城市女人。被炸得一无所有的人。难民。也许这些衣服是她们自己做的，想看上去像希尔德·克拉尔，像汉西·克诺特克，像伊尔莎·维尔纳，像布丽吉特·霍尔奈，像马里卡·勒克。大胆的衣领和腰身和镶边和翻口。每个人都拖带着二至四个孩子。
约翰得在万圣节前摘完这些苹果，因为否则母亲会在去教堂的人面前感到难堪。沃席舍克夫人的孩子们在这些树下等掉落的苹果。他们在鲁尔区被炸得一无所有，现在被安置在以前是厩舍的扩建住房里。那原来是马厩，母亲把它租给了梅尔特雷特先生，用来生产地板蜡。目前东西被炸光的人比地板蜡重要。沃席舍克夫人和她的三个孩子居住在这间扩建平房右面的一半里。左边的一半一直还是猪圈。眼下一只母猪在里面喂养着19只猪崽。曾经是24只小猪，5只被它压死了。约翰和尼克劳斯轮换着在那里值班，把小猪挪开。不过，要是一不小心打个瞌睡，就又有一只猪崽死在庞大的母猪身下。他们希望能帮助12至15只最强壮的小猪度过难关。每当孩子们睡着，隔壁的沃席舍克夫人就开始接客，并为此收钱。师傅，伙计，学徒，度假者，农民，雇工，还有学生，晚上悄悄地溜到她那里来。装有铁栅栏、宽而不高的窗子被红窗帘拉住。但是厩舍和厩舍之间的墙壁很薄，所以，每当轮到约翰在母猪身旁值夜，尽管隔壁大众收音机不停地播放着节目，他还是不断地听见让他清醒的话语和噪声。他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在一片陌生土地上的科学旅行考察者。要是沃席舍克先生从俄国回来两个星期，沃席舍克夫人，一如她自己说的那样，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沃席舍克夫人个子真的很小，可沃席舍克先生长得不比他夫人更高。他的眼镜片非常厚，别人根本无法想象，透过它们他居然还能看东西。而且他人还在俄国。卢西尔只能说几个德语词，但能用手势表现和模仿所有进厨房的人的特征。要是沃席舍克夫人经过，她会用左手那白净的几个小小的手指，弯成小管子，然后把右手的食指伸进。卢西尔的头发比米娜还要红。米娜早就成了阿尔弗雷德的妻子，给这个早就应征入伍的人照料在霍恩罗伊特的农庄。卢西尔的皮肤比米娜更亮。实际上卢西尔是白皮肤人。她有着白雪公主般的皮肤。来自巴黎。23岁，离了婚。每个提到卢西尔的人都会说：巴黎，23岁，离婚。自从卢西尔主管了厨房，公主有了一句新的箴言：见鬼去吧巴黎，伦敦更大。现在她用这个句子表示她全部的不满。见鬼去吧巴黎，伦敦更大。也许卢西尔是唯一一个从来没有听懂这句针对她被造出的句子的人。卢西尔现在给承租人做饭。当约翰在菲斯滕费尔德布鲁克当青年义务劳动军和箴言作者时，母亲把旅店租给了他，因为，在4月的一个夜里，他在弗里德里希斯港的两个旅馆被炸弹夷为平地。从青年义务劳动军回来后，约翰同母亲住到了8号和9号房间。8号房间被用墙板隔成了两间屋子。在较小的那间里睡着卢西尔，另一间里现在是一个小炉子，一个沙发和一张桌子，还有祖父留下的那个单薄的樱桃木柜子。约翰就睡在沙发上；母亲和安塞尔姆睡在9号房间。约翰已经不能到楼下厨房去，坐在凳子上装读书，听那些男人背后怎么谈论卢西尔。不过，到了夜里，要是他没在厩舍值夜，紧睡在木板墙边上，能听到卢西尔发出的所有声响。他听见，她如何在床上翻身。他听见，她有时会嘟哝着“回来”或者独自哼唱小曲。他想象着，她知道，他现在在倾听。啊，她嘟哝和哼唱，是因为他在倾听。然后他也在自己沙发上重重地翻身，弄出声响，嘟哝出什么，当然不是“回来”。他嘟哝着“啊，索罗米喔”。“啊，索罗米喔”的调子曾清楚地让他获得了男高音独唱的成功。不过，就是对他那形式上因真挚而不能自持的“啊，索罗米喔”声，卢西尔也没有反应。离卢西尔这么近，可还是被一堵墙同她隔开。他无法入睡。他不得不摆弄他那一直还没有名字的性器官，也就是所谓的IBDIB，长久不停，直到自己想呕吐。这时他就想象着，他要超越目标。就像《电影新闻周报》上报导的短跑运动员，在最后的十分之一秒里还想把自己的身体扯向前方，似乎他们必须在最后的瞬间超越自己。超越目标，超越目标，超越目标。
在此期间他和玛格达外出。第二个沃尔夫冈的妹妹。也来自鲁尔地区。不过来自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家庭。显然，如果说谁的家在鲁尔区，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沃席舍克夫人和她的孩子们，他们看上去似乎不能每天洗澡。要是他们哪天又洗了澡，人们就会惊讶，要是建筑师施莱格尔先生还活着，他立刻会大声说，佩服，佩服，佩服。
玛格达和沃尔夫冈确实仪表非凡，长相最美。要是他们早上一起去赶火车，约翰不知道，他该把自己那贪婪的目光投向谁。当然，写诗他只为玛格达。他没有一天不给她写诗。不过，最多十首中的一首他会放入她手。他清楚地感到，每天把他写下的东西给她，这没好处。有时，他坐在床沿上想着玛格达，不写下五首或六首诗，就无法停笔。在膝盖上。在防水封面的本子里。在玛格达身上他体验了这么多，为了能完全地感受，他必须对此作答，进行揄扬。语调自然总是由他正在读的诗人而定。除了诗歌，他其余什么都不读。报纸上登载的一切，不堪一读。小说，不堪一读。剩下的只有诗歌。从父亲留下的书里，他只拿出诗歌集。在家乡炮兵部队，在青年义务劳动军，他只读诗歌。他写的诗又比读的多。紧接着一首读过的诗，他至少会写出要不是两首，就是三首诗。上面，空中飞过的银色轰炸机发出着超凡的嗡嗡声，下面，他折断着路德维希王子苹果的梗子；即便这时，他心里的诗歌也没停下。有时，他以比敏感漂亮的红苹果能接受的快得多的速度，跑下梯子，把口袋甩过头顶，递给尼克劳斯，惹得他提出抗议，因为苹果需要小心伺候，然后他飞快上楼，从后楼梯进屋，跑到二楼，从祖父柜子抽屉里扯出本子和钢笔。这个柜子放在这个分隔出的房间里，因为它这么漂亮，让其他所有的家具相形见绌。他把这首最新的诗写下，为了不让一个字丢失，让每个字出现在它的位置上。但写字的速度比他的奔跑要慢，他庄严肃穆地写着，因为他心里一股崇高的感情油然而生。诗歌恰恰是庄重的。自己的也是。然后它站在那里。以字母的形式。它们没有父亲的字母那么龙飞凤舞、形体圆润，可它们更具有父亲那样的飘逸线条而不像母亲那更是互相挤压的单个字母。在此期间，母亲写的东西仅由单个字母组成，而每个看上去都像是受到了挤压，合在一起，实际上看似一片哥特式废墟。母亲已无法模仿别人签名。庄重地写完了他的诗后，约翰以比跑来时慢得多的速度回到果园，爬上梯子。要是他重新把漂亮的红苹果放进口袋，刚刚写下的诗会从他嘴里冒出。当然声音很轻，不过更加经常，喋喋不休。
那从我血管里流过，
那不是尘世的焰火，
那东西现在把肉身扯向肉身，
放逐着受赞颂的精神。
河流毁灭又祝福地翻滚而去，
给意愿一个可怕的必须。
它给火的图像制造混乱的场所，
让我们非常地不知所措。
当他落笔时，他觉得席勒和玛格达离他一样近。也许席勒比玛格达更近些。
倘若世界没有携带你的标志，
倘若你不再表彰每种价值，
倘若美好不受你的光芒照映，
一切意义对我来说就已被毁，
我就不愿继续活命。
当然，他开始写诗，是在认识玛格达之前。那是一个早晨，玛格达从沙格家顺着冷杉树林走来。一见到她，他就立刻明白：这是一个能接受他诗歌的女子。大家拥向学生列车，可她还站在那里，似乎根本不愿同去。她举止端庄。他曾经称许过一个人“俊俏”吗？这个玛格达他得以“俊俏”来称呼。如果不是用“高贵”。她的头发看上去自然地被形成一个椭圆，只是为了能环绕她的脸庞。不过是松散地环绕。不是贴紧地围圈。这个椭圆在脖子上聚在一起，成为一条辫子，但又不是真的辫子，而是一个莫扎特辫子(6)。她那深褐色的天鹅绒衣服上闪烁着金色的刺绣。她脸上透出着一种严肃，似乎体现出一种要求，别人只能用诗歌同她进行交流。这是约翰的感觉。终于！终于有一个收信的女子。能得到理解的希望，让他感到振奋。自从他在林道上学以来，他没有再同女孩一起出去过。在林道认识一个女孩，这无法想象。而且他也不是一个少年队或希特勒青年团的头领，官位显赫。他们容易一些。一年前的夏天，他在轮船跳板上，刚往水里扔下他的钓竿，“王冠花园”的女儿和医生的女儿从陆地方向出现；两个人也在林道上学。见到她们两人走来，约翰马上重新取回钓竿，快速地把虫子从鱼钩上取下。正在这个时刻，两个女孩经过他的身后，但没有停住，也没有叫他的名字。这理所当然，因为他们每天坐同一趟火车去林道，又重新返回，情况也是如此。她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正好驶来并靠岸的轮船上。现在约翰看到，两个女孩在等两个林道的少年队头领。他们站在船上，深色的制服外是土色的披风，每个人都挥舞着一只手臂。两个穿制服的人把手举过帽子挥动，看上去非常帅。手臂停在空中不动。两个女孩拼命晃手。然后穿制服的人来到跳板上，互相握手，起身，朝陆地走去。约翰及时地把没有虫子的钓竿重新扔出，装作心无旁骛，眼睛只是注视着他那疯狂地晃动的软木塞，好像天知道多么大的一条鱼现在上了钩。约翰当然知道，这只是刚刚靠岸又离去的船在作怪，它引起的波浪和旋涡让软木塞疯狂跳舞。可他现在需要一个吸引他注意力的机会。等他们在他身后离去后，他才在后面打量他们。他们走了，这他能听到。两个林道的小伙子作为头领，穿的制服裤子带有向外撑开的棱角。人们称其为马裤。与此相配的有长统靴。他们就踩着这样的靴子隆隆地走过跳板，而两个女孩在一旁体态轻盈，飘然而去。约翰这才发觉，他光着脚丫子。不过，那是大热天。最美的天气。村里没有集合点名。他认识这两个林道的头领。他们在林道的学校里比他高两级，一个叫乌尔曼，一个叫杜姆勒。他们穿着制服和靴子，外加披肩，坐船来这里拜访这两个女孩。当他们经过他身后时，一女孩说：一个四眼男人，只是我的遗愿。好吧，这不是他的幻觉。他听见了。他也知道，两个女孩中的哪个说了这只能是针对他的这句话。这时他终于收起钓竿，低垂着头，似乎寻找着什么丢失的东西，顺着青苔小路回家，因为在这条路上最不可能同别人相遇。在防水封面的本子里，在新的一页上，他写下这首迫切的诗：
呻吟的狭窄迎着光亮
奢华的空虚万紫千红
诗歌永远饱受磨难
黑暗赢得你的专宠
别人不会把你原谅。
要是沃席舍克出现在她厩舍的门口，叫唤孩子，或者黑林夫人穿着高跟鞋哒哒地急速走过，他的诗歌就有一次休息。黑林夫人住在隔壁的房子里，在房屋的地下层，以前菲尔斯特夫人和她的孩子们住的地方。黑林夫人来自柏林。她丈夫拍战争照片。不过只拍空战。他常常能一个人降落在弗里德里希斯港，过来探望他的妻子。一个光头、总是有些微笑的男人。黑林先生抽烟和喝酒一样多，但和他妻子相比，他喝酒和抽烟要少的多。他夫人是瓦塞堡有史以来化妆最浓的女人。或者是他在餐厅里，或者是他的妻子。如果是他在，那么就意味着，她同沃席舍克夫人一样有客。不过黑林夫人以前是舞蹈演员。她不像沃席舍克那样矮小，臀部肥大，她也没有孩子，可这个世上化妆最浓的女人走在世上最高和最尖的鞋跟上。穿着这样的鞋子还能走路，大家每天都为之大惊小怪。
黑林先生和黑林夫人从来不一起走进旅店，要是进来，两个人总是各自独立地站在柜台的同一个地方，在正面。他和她从来不坐。只要他们留下来喝酒，就一直站在那里。啤酒或烧酒。就他们两个人喝的东西来看，别人无法判断，这是星期天还是工作日。这是被送来的人和迁移来的人身上的一个标志，他们中间那些薪水好的人即使在工作日也打扮得和星期天一样，而穷人即使在星期天也穿得和工作日一样。男人们在圆桌旁当然谈论，在黑林夫人那里经历如何。不过从不当着黑林先生的面。黑林先生要是喝啤酒或烧酒，他唯一的话题是他的妻子。他称赞她，颂扬她，说她在柏林曾是一个出色的艺术家，以后才成了酒精的牺牲品。一个战争的恶果。尽管听着这些话，约翰还是无法断定，是黑林夫人更看不起那些去找她的男人，还是那些男人更瞧不起她。圆桌旁的男人们赞美黑林夫人的程度，就像她蔑视他们的程度一样。没有对她的赞美，他们就无法蔑视她，没有对她的蔑视，他们就无法赞美她。但黑林夫人可以蔑视她的顾客，不用对他们进行赞美。她从不提名字，可从她那过度化妆的嘴唇里冒出的，尽是对男人的讥讽。圆桌旁的人对此大笑。森佩尔的弗里茨叫着：可她给了我们。因为黑林夫人和她的顾客，出于一种约翰不明白的原因，在互相蔑视方面必须要超过对方，这就形成了一种奇特的蔑视潜能。但是，不管形成的是什么，同黑林先生心里充满的蔑视相比，它什么都不是。这种蔑视表现在他谈论他妻子的顾客，当然不提名字，和谈论他妻子的时候。他不为任何事生气。他几乎不说出任何东西。可他蔑视。这旁人看得出。他的嘴是一条没有嘴唇的平线，要是黑林先生蔑视，它就微微颤动。这已足够。
约翰听着一切，记录下一切。他不知道，为什么，派什么用处。可这同研究有关，这他感觉到了。这同诗歌毫不相干。只有玛格达同诗歌有关系，就像诗歌仅同玛格达有关系一样。
每个星期天从教堂出来后，只要他觉得在坟墓旁站的时间已经够长，而邻近坟墓旁的人又发觉不了，他就飞快地跑回家，跑进被分割的8号房间，从柜子抽屉里取出他在过去一星期里写下、在星期六晚上誊清的诗歌，给玛格达带去。
要是一个男人同一个女人走在一起，村里人就说，他在巴结她。公主表面上只是洗碗，可实际上知道一切。有一次她在走道上碰到约翰，对他说，他是否一直在巴结那个外面的女孩——我们已经知道，方向诺嫩霍恩那里——而他表现的比自己本身粗暴，用食指钻了一下自己的太阳穴，做了一个尽可能丑陋的鬼脸。公主在他身后叫着：我说过，每把扫帚都找得到它的把手。哈—哈—哈—哈。要是牵涉到姑娘或女人，有些词汇约翰无法忍受。要是有人说，他同玛格达走在一起，他会一声不吭。他不会这样表达自己的意思。可他不愿意被人称为“巴结”。可他自己对此也缺少词汇。正因为如此，他写诗，并把它们交出。一点儿也看不出，玛格达是否读了他的诗，这些诗歌让她喜欢还是不喜欢。约翰更是为这样的矜持感到高兴。要是他正好没在作诗，他能想象，对一个并不认为诗歌是最重要东西的人来说，受到别人这样的纠缠，会是一件尴尬的事：
鞭打你那轻快矫健的
拉车牲口蓬乱的躯体，
用尖利的呼唤
把它们赶向你的热火之巅。
对他的诗作玛格达无话可说，这他恰恰能想象。可是，不再把诗歌带给她或者根本就不再写诗——这他无法想象。
玛格达当然也在教堂，受到了约翰的注视。等约翰从家里取来他的诗歌，她一直还坐在钢琴旁。以向她母亲问候的借口，他先跑到厨房，确信玛格达的母亲在忙着干活，然后尽可能无声无息地回到客厅，把上一个星期写的诗放在钢琴上的乐谱上，站到玛格达身后，触碰她的头发，开始用手，然后用嘴。还到了她脖子上。用手。唯一的一次还到了她的衣领下。用一只手。顺着脖子滑下，然后马上朝前，向下，方向胸脯。玛格达立刻停住弹奏，约翰吓了一跳，把手抽回，玛格达继续演奏。她的母亲大声问，约翰是否愿意留下吃饭。谢谢，不。楼梯上他还遇到第二个沃尔夫冈。在此期间他同“王冠花园”的女孩外出。她也不是当地人，甚至信仰基督教新教。怎么样，妹夫，沃尔夫冈说着再次同约翰一起走下楼梯，坐到围绕着一根粗壮的树干安放的椅子上，用手拍了一下自己身旁的座位让他坐下，约翰听从。然后他们说话。沃尔夫冈开头。因为他以后想学医，所以现在就已经最喜欢以诊断的方式说话。约翰感到什么，他为什么感受到他感受的东西——沃尔夫冈能说得非常准确。最喜欢用拉丁语。他们在椅子上坐了好久，然后他们打算往村里走，到约翰的家门，再折反，然后再回去。就像以前和阿道夫一样。因为沃尔夫冈也在林道上学，他就代替了阿道夫。如果不是沃尔夫冈的母亲，当他们第三次或第四次地准备转回时，从露台上抱怨说，饭都凉了，他们会永远地走下去。
约翰放学后总是得卸煤和送煤。沃尔夫冈一知道这件事后，就参与了进来。而且兴奋地把运煤的事当成了某种体育运动。因为车皮太少，车皮现在总是半天后就必须卸空。以前，一般总是24小时后才必须支付逾期卸货罚款，现在是8小时，而且罚款比以前多三倍。所以，不能去上课。他们做的事，被称为“为战争服务”。自从约瑟夫应征入伍，约翰到了15岁后，有了一张驾驶证，允许驾驶新的机动三轮货车。因为沃尔夫冈在后面的厢板上跳来跃去，让车子保持平衡，尽管三轮货车有不稳定的毛病，约翰能加速拐弯。只是为了吓唬别人或至少让别人吃惊。沃尔夫冈是个天生的运动员。同第一个沃尔夫冈一样长着一头黑发，但不是直发，而是鬈发。干完卸煤的活儿，他们就在淋浴房里互相用橡皮水管冲洗。约翰避免看沃尔夫冈身上那被阿道夫称为男性的东西的部位。约翰抵抗着，不朝那里看。他从来没有机会尝试，通过不经意的、不泄露任何意图的言语，成功地让沃尔夫冈和他一起去火车站厕所。那是一间独立的小屋，没有门的入口处有一根巨大的金钟柏树干挡住过路人的视线。约翰曾说服阿道夫到那里，并走了进去，没让阿道夫知道，约翰打算做什么。然后他们站在涂过沥青、闻上去更是有沥青而不是小便气味的又黑又亮的墙前，约翰尝试引诱阿道夫一起做比小便即撒尿更多的事。有时他也成功。可约翰感觉到，要是他想动阿道夫的男性时，阿道夫鄙视他。所以，要是他把阿道夫领到金钟柏树干后，拽到沥青墙前，每次做的事都比他打算的要少。无门入口前那巨大的金钟柏树干吸引着约翰。独自一人或同别人一起，他在忏悔凳上这么说。金钟柏的枝叶如此茂密，让人既看不见树干也看不枝桠。要是把手伸进金钟柏，就是把手伸进了绿、发出香味和柔软的东西。那不是毛发？可是，把沃尔夫冈引到金钟柏后面去，这既不可能也无必要。沃尔夫冈比他大一岁，已经剃胡须。是玛格达的哥哥。真想这样。女孩优先。现在。尽管没有完全听懂，约翰还是听到了一些。女孩和男孩中突然只剩下女孩，尽管到现在为止，他从女孩们那里得到的要比从男孩们那里得到的少。有一次他写了四句诗，那是他永远不想让玛格达看的：
我经常暗地里自问，
你心里大概想着什么，
你心里爱情是否破晓，
你是不是木条我是不是葡萄。
不过，不管是贝尔尼对沃席舍克说的话，还是约翰在黑林夫人身上观察到的事，都没有让他心动。只是引起他研究的兴趣。公主，是啊，公主则不同。公主是一种挤压，一种冲击。俯冲轰炸机这个名称合适。尽管如此，给公主一首诗，这无法想象。给卢西尔？她还没花过一秒钟时间留意，另一边睡的是谁，是谁把被子弄得窸窣作响，重重地翻身，独自言语，歌唱和吹口哨。从隔壁传来的声音，没有一下是可能是对此作出的回应。就是她的目光对一个17岁的小伙子来说，已无法译成德语。真正的红头发下是真正的绿眼睛，白得不能再白的皮肤。不管发生什么事，卢西尔总是撅起嘴巴，抬起眼眉。甚至在那个除夕夜也是这样。那天，驻扎在体操房的士兵喝多了酒以后，拥进厨房，想认识一下做出世上最好的意大利冷菜和最好的俄罗斯鸡蛋的法国女厨。卢西尔爬上了这时已经冷却的灶台，撅起嘴巴，用汤勺朝士兵们打去，打得他们跪倒在厨房地上，唱起了“回家吧”的歌。卢西尔然后挥着汤勺当了一回指挥。也许女人就是无法接近。根本就不知道，女人们是否会对约翰最感兴趣的事情感兴趣，或着有那么一丁点儿的兴趣。是的，要是为此付钱的话。瞧一下沃席舍克夫人，黑林夫人，或度假的士兵们在圆桌旁谈起的妓院女人。当然，这一定是些非同寻常的女人。埃迪·菲尔斯特已经是少尉。他在圆桌旁断言，这些女人能用她们的下唇从桌面上取走5马克的硬币。至少在巴黎她们能这样。
他不能对玛格达这样。玛格达或者坐在钢琴旁，或者跪在教堂凳子上，或者在青苔小路上走在约翰身旁。他没有把握，她会不会也想到他如果一不留神就会不断想到的事。也许没人会像约翰那样，这么不停地想到这个。在忏悔室里，这被称为淫荡，每次都破坏了他的彻底悔过，也就是说赦免和圣餐仪式。他早已习惯，他为圣饼张开嘴巴，而没有得到使人神圣的宽恕。报应将来会向他显示。以后，在永恒中。其实世人就是朝着这个方向活着。
母亲非常明白地告诉他，在这里短暂的人生中，由于深重罪孽而破坏整个永恒，这多么愚蠢。尤其是，倘若这样，人们在那里就无法见面。那里会缺少他。母亲会在天上徒劳地把他等待。直到最后她才会知道他的情况。可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当中，他就是最不能告诉她，他不断地想着的是什么。有一段时间他希望，把阿道夫扯进那个日夜纠缠他的淫荡氛围中。在去年，11月，他做过最后一次尝试，同阿道夫一起拥有这最重要的东西。尝试可笑地失败。事情是这样的。体格检查又一次把同学们聚集在一起。体格检查的那天，对约翰来说是一个从未有过的恐怖日。同阿道夫，路德维希，这个和那个赫尔穆特，同贝尔尼，吉多和保尔，同他们一起脱得一丝不挂！约翰知道，要是他见到别人那显著的垂饰物，他的IBDIB不会安静。他一想到他们的部分，他的部分就肿胀，竖起，愚蠢地指向前方。越是不允许，他的部分就竖得越快。然后还得去大厅，跑到一个个桌前，见委员会成员，军医，护士，记录员和别的人。为了能安静，约翰一大早两次超越终点。在那里，他一直更多地看天花板而不是看别人，命令自己想一些能分散自己注意力的景象。比如，1月底的有一天，他同利希滕施泰格尔的赫尔穆特在一块大浮冰上漂了下去，进入浓雾；他们弄不清了，陆地在哪个方向。要不是一阵风帮忙吹散了迷雾，他们也许会在2平方米大的浮冰块上被冻僵。借助这样的想象和某种最深切的不在场意识，他做到了。他的部分没有造反。然后大家喝了酒。经过体格检查和被诊断为“适于战时使用”，该允许喝一杯，尽情地喝。适于战时使用，这得庆贺一番。阿道夫用酒精把自己灌得无法走路和不能说话，只是吃吃地傻笑。约翰成功地把他带走。自从约瑟夫当兵去以后，他一个人睡在9号房间。可阿道夫喝得烂醉如泥，甚至多脱些衣服都做不到。他倒在了约翰的床上，立刻鼾声大作，然后又呕吐。约翰不得不把他和自己的床铺清理干净。这最后一个阿道夫之夜，不是一个美妙的夜晚。他用湿毛巾把阿道夫的呕吐物抹在一起，带着包在一起的呕吐物穿过黑暗的走廊，悄悄溜到洗涤槽。任何蹑手蹑脚都无法避免楼板发出咯吱声。所以，他每时每刻都担心母亲会被惊醒，然后她会出声问：约翰，怎么回事？没什么事，他会这样回答。这时他想到了适于战时使用的诊断，他笑了。阿道夫吐了一床，这她早晚都会知道。阿道夫自愿报名，参加高炮部队。约翰壮着胆子问了一下：为什么这样？懦夫和胆小鬼才报名参加高炮部队。谁报名参加高炮部队，就以此供认，自己不愿上前线，该别人上前线。要是约翰正好也不想上前线，他永远也不会以报名参加高炮部队的方式，来承认这点。别人开往前线，而你躲在某个防御工事里，朝天放炮！阿道夫真做得出！而且对此没有一句解释的话。显然，约翰怎么想，这对他来说无所谓。
第二天早晨，一个来自盖瑟尔哈茨的电话排除了其他任何话题。被称为堂兄的叔祖被关了起来。从此刻起，谈起他，母亲只是说可怜，可怜的安塞尔姆。9岁的安塞尔姆，一直还经常地被她牵在手上。他知道，可怜的安塞尔姆，这不是指他。有多少事要感谢这个堂兄，可他被关了起来。在罗滕堡的监狱里。约翰最后从这个被称为堂兄的叔祖那里得到的东西，是一件色彩明亮、得体合身的双排扣衣服，如此漂亮又贴身，这样的衣服，除了约翰只有约翰内斯·黑斯特斯(7)在他的电影里对着女人唱歌时才穿。在他的16岁生日时——约瑟夫已经在他的坦克部队——约翰单独一人，被允许在旺根的布雷德尔那里挑选衣服。他穿着每件衣服给双膝叉开坐着的堂兄看。尽管没人说出，为什么这个盖瑟尔哈茨的安塞尔姆为什么被关了起来，约翰渐渐地还是知道，这个堂兄触碰了，或者纠缠了，或着糟蹋了在他那“阿尔卑斯山蜜蜂牧场制酪场”工作的制干酪工。在谈到他时，堂兄现在被借助一个法律条款提及。他是一个第175条。男人们提到这个，会表现出一脸的讥讽，女人们则觉得他可惜。这样的不幸，母亲说，这个可怜的，可怜的安塞尔姆。要是母亲同奥特马尔·劳赫勒，一个她叔叔给她选中的制干酪工结婚，他就会让她继承“阿尔卑斯山蜜蜂”，连同黑光闪亮的钢琴，有红色护套的椅子，带有4卷本瑞士历史书、24卷烫金亚麻布脊封面的《迈耶尔百科全书》和多层小说的玻璃门的书柜，另加一架落地大座钟。它总像是从梦中醒来，但时不时地还会敲上一下。母亲曾给这位叔叔管理过几年家政。奥特马尔·劳赫勒是她叔叔最年轻的制干酪工。只要花儿盛开，就曾把花送进她的房间。他住在阿姆特采尔。要是他早上5点半从那里去盖瑟尔哈茨，就在路上摘花。因为这些花，他每次都得绕道。因为他不能拿着花束从街上、从正门接近制酪场。其他制干酪工和运牛奶来的农民们嘲笑他。他每天在那个地方绕道，从草地的一边，也就是从后面绕到住房那里，然后又以某种方式悄悄进入奥古斯塔的房间。花瓶总是被母亲从床头柜放到桌上，现在又被插满摘来的鲜花后放回到床头柜上。奥特马尔从来不说什么，可他总在自己的纽扣洞里塞上一朵花。要是从他的制干酪工工作服纽扣洞里露出一朵草地丁香，随后在奥古斯塔房间里，一束草地丁香就会在床头柜上闪闪发亮。
她觉得奥特马尔不错，可她接到来自瓦塞堡的信，而她又逢信必回。当然她每次给自己留有时间。她很想立刻回信，可她要求自己，在收信日和回信日之间至少等上一个星期。她认为这样才对。对新来的信，她每天至少要看上一遍。每次重新看之前，她会先打量它，像打量一幅画。紫色的墨水。特别的字母。用鹅毛笔写成，笔触细腻，但是也能非常粗重和放达。亲爱的奥古斯塔！他是唯一一个不简略她名字的人。自神甫以来的第一个人。神甫也说奥古斯塔。当这个瓦塞堡的写信人第一次来到屈默斯威勒购买苹果时，奥古斯塔的母亲邀请他到家吃午后点心。典型的母亲的母亲。母亲的父亲从来不会就这么邀请别人来吃午后点心。可母亲的母亲的娘家姓是梅斯默，很久以来这是个牲畜商家族；同翁希切勒农庄相比，在赫米希霍芬，梅斯默的田产是一座庄园住房。安娜·梅斯默是第一个把一匹马带到翁希切勒农庄里的人。她的婆婆，奥古斯塔的祖母，虽然来自布鲁格阿赫，可她看起来居无定所。她带来的东西主要是乌黑的头发，李子般形状的眼睛和不怎么白的皮肤。名字听上去已经不是本地人：埃姆里茨。令人惊奇，尽管有这么一个祖母，奥古斯塔幼时对吉普赛人有着无法抑制的恐惧。每天晚上上床睡觉以前，约翰都要蹲下，看床底下有没有吉普赛人或其他什么让人害怕的家伙。这是他从母亲那里学到、接受和保持下来的习惯。当约瑟夫还和他同住一屋时，约翰一直由于这点受约瑟夫的嘲笑。在瓦塞堡，在二楼，谁会跑到床底下去！约瑟夫显然没有约翰和母亲那么胆小。母亲对时刻可能发生的灾难的害怕，不是从她的母亲那里继承来的。那个赫米希霍芬的女儿幼时生活富裕，无忧无虑。这种害怕是从她父亲那里继承过来的。而这可能是他的母亲，那个长着这样或那样形状眼睛的黑发特蕾泽·埃姆里茨带来的。奥古斯塔在整个儿童和青年时代，担惊受怕地弯腰朝床底下看，去寻找可怕的亲戚。据说，那个嫁妆丰厚、带着一匹栗色马从赫米希霍芬过来的牲畜商女儿不得不经受一场斗争，同让自己大儿子塔德乌斯娶她的黑发婆婆的斗争。她带来的那匹叫弗里茨的马，开始时根本不习惯翁希切勒的马厩，撅蹄嘶鸣，弄得隔壁小房子里的母牛几乎不再产奶。早上，它的尾巴和鬃毛总是有一半绞在一起。兽医和神甫只能尽力而为。夜间的发作逐渐变少，不过还时有发生。那是一场斗争。据说到了长着李子般眼睛的黑发婆婆去世以后——可那是三年以后的事——这种发作才完全停下。此刻起尾巴和鬃毛不再绞在一起。不过，弗里茨，那匹栗色马，从此刻起再也不能过水塘。它受不了自己在水里的倒影，而河水更是它害怕的东西。倘若野外逢雨，就别想让它安静。遇到雷阵雨，它会在草地上的母牛中间寻找庇护。塔德乌斯决定把它卖掉。一个来自罗尔沙赫的牲畜商出手帮忙，带上了弗里茨，想在林道把它经过跳板带上负责运货去瑞士的渡船的甲板。可栗色马觉察到了跳板，知道它在跨过水面，就蹦了起来，跳得老高，越过栏杆，掉进水里淹死了。钱已经支付。以后听人说，它一直害怕水，因为它预感到了这个结果。听到这个消息，这个梅斯默女儿跑回自己房间。第二天她给了加特瑙的神甫一些钱，让他为她的婆婆做了三次弥撒。渐渐地，这个梅斯默家族的女儿成了家里的女主人，而那个比她个子小的塔德乌斯让她管理家政。用卖弗里茨的进款他又买了一匹马，一匹非常听话的栗色马。要是塔德乌斯在泰特南送葡萄酒或啤酒花，又喝了一杯，即使这个农夫在他的椅子上打盹，这匹马也能找到返回屈默斯威勒的路。葡萄去梗的事现在也被托付给了翁希切勒农庄。葡萄的橡木桶压榨本来已是翁希切勒农庄的事。然后塔德乌斯当了35年的乡镇代表。每日清晨露天里，他在井边牲口饮水槽旁洗冷水澡，总是先用冷水浇脖子，由此他一生没患牙疼病。他的妻子，梅斯默的女儿，乐意款待客人，但说话不多，可还是比他的丈夫塔德乌斯爱说话。他只是干活，似乎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干活，每天早上5点去埃克斯森林，带枪或不带枪。来自瓦塞堡的水果商儿子接受了吃下午点心的邀请，然后也许很长一段时间，每个星期六下午翻过三座小山，涉过两条溪水，然后把他的自行车靠在园圃树篱上，总是在同一个蜀葵开花的地方，拿下裤腿上的夹子，问候奥古斯塔。他没有缩略女儿名字的字母，这件事可能已经让这个看重形象的梅斯默家族的女儿有好感。可是，后来他突然不来了。要是星期六下午回家，奥古斯塔还去下面的加特瑙，告诉那个同瓦塞堡的水果商儿子一样不缩略她名字的神甫，她相信自己犯有罪孽，然后走去，又跑上屈默斯威勒，每次都希望，自行车靠在树篱上，靠在种有蜀葵的地方。这是一辆独特的自行车，鞍座下的车杠上固定着一块黄色的铁皮，上面用红色的字体写着“阿凡提”。当自行车的主人在时，由于高兴，她每次都忘记问他，这意味着什么或是什么意思。在3个月的7个星期六，园圃树篱的蜀葵旁，没有水果商和旅店主儿子的自行车。透过忏悔室那昏暗的栏栅，她说，现在她决定了，她要进修道院。离开忏悔室时，她有这个感觉，神甫透过窗帘缝，目送着她。她觉得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重要。我要去修道院，她说。当她跪下忏悔时，她肯定没有打算说这样的话。可是，突然，当她诉说着自己那微不足道的罪孽时，她突然想起：要是我回家，自行车没有靠在蜀葵下的树篱旁，那我就去修道院。她不愿意去修道院。可她也不愿毫无意义地继续在这个世界上到处乱跑，倘若事后这辆自行车没有靠在园圃树篱上。她22岁。已经工作了七年。在利伯瑙，在泰特南的“狗熊饭店”学了烹饪。她父亲的弟弟，那个安塞尔姆叔叔，想让她同奥特马尔·劳赫勒结婚。这是来自阿姆特采尔、他最喜欢的制干酪工。在酒店里，这个叔叔总是替圆桌旁的人一起付账。要是有人问他，他自己为什么不成家，他就会用左手抓着右手背，满脸的微笑——真的，他把笑容有些拘谨地堆到了宽宽的脸膛上——然后说：我是个太没有耐心的人。
她不能每个星期六从盖瑟尔哈茨跑回家。这太远了。可是，在那个星期六，她突然，非常突然地请求叔叔，让她回家过周末。他用自己的福特汽车把她送到旺根，她从那里坐火车去上赖特瑙，然后跑过下赖特瑙，贝希特斯威勒和里卡茨霍芬，回到屈默斯威勒，然后又往下，来到加特瑙做忏悔，告诉神甫：我想去修道院。她心里想的是：要是他今天不来，我就去修道院。她明白，这么想，是一个罪孽。而更严重的罪孽是：告诉神甫，打算去修道院，可自己根本就不想去修道院。不过，要是她事后回家，有着“阿凡提”牌子的自行车还是没有靠在蜀葵树篱上，她会去修道院。她要摆脱这样的生活。投身到最幽深的修道院中去。去锡森，去女方济各会修士那里。她得在明天一大早，在受圣餐之前，再忏悔一次。唉，无所谓了，现在或以后自行车是否靠在树篱上。你不能向上帝勒索：要是他今天不来，我就去修道院。这是一个勒索的想法。神甫说：多么美好的决定，奥古斯塔。他第一次在她忏悔时提到她的名字。平时人们实际上不知道，听取忏悔的人是否认识忏悔者。希望不认识罪人。在忏悔室的窗帘后光线很暗。神甫说，她该感谢上帝，他把这个愿望给了她。上帝不是给每个人敞开这样一条通向自己的捷径。奥古斯塔应该尝试，证明自己配得到上帝赐予的这个愿望。她必须在自己的一生中保护和照料好这个愿望，像保护和照料一个胚胎，一个生命的胚胎那样。当时，她没勇气承认，她还缺少十分的把握，是否真的去修道院。上学时，她曾是神甫的宠儿。他让她坐在他怀里，借此暖和她的胆囊部位。同时她得对全班同学诵读基督教教义问答手册。神甫的女厨患有麻痹的疾病，经常突然地受到麻痹的侵袭，而与加特瑙相比，屈默斯威勒离贝希特斯威勒更近，医生又住在贝希特斯威勒，奥古斯塔就替女厨在莫泽医生那里取药，并交到神甫家里。医生说，要是她放学，她可以去他家里，帮他妻子干活。奥古斯塔做了。但只呆了一年。擦洗，做饭，照料马匹，砍木柴。医生的妻子，自己也是一个医生的女儿，身体太羸弱，不能指望她干任何事。不管怎样，医生帮忙，在这一年后，让奥古斯塔在利伯瑙被接受，学习烹饪。
从加特瑙到贝希特斯威勒几乎都是上山的路。但在这次忏悔后她跑了起来。到了山上，接着要往下走到对面时，她才放慢了脚步。那里是岔道。她沿着山坡走。她用手撑住自己侧胸刺痛的地方，疼痛还没停止，她就弯下了腰，抓住近处的一块石头，朝它后面吐了一口唾沫，再把它放回。据说这有作用。她得对在树篱旁空荡荡的景象作好准备。为什么偏偏今天他会上山？虽然苹果正好该弄下山去，不过，这个瓦塞堡人不可能知道，奥古斯塔恰恰今天会从盖瑟尔哈茨返回。没法预料。在过去的半年里，已经在七个星期六回家，他都没来。要是这辆“阿凡提”自行车不靠在蜀葵下，她准备今天晚上就跑回上赖特瑙，从那里给叔叔安塞尔姆打电话，问他是否能在旺根接她。要是不能，就徒步去盖瑟尔哈茨。不过，叔叔这么喜欢开车。要是自行车没有靠在那里，它不会靠在那里，她最好立刻拿起她的包，继续朝上赖特瑙跑去。趁现在天还亮着。从贝希特斯威勒到里卡茨霍芬，要两次穿过森林。就是在白天也有危险，一旦天色暗下更加无法通行。疯婆会抓走每个男人和女人的帽子，口出恶言，然后带着诅咒重新给你戴上帽子。比疯婆更糟的是那两匹火马。要是它们朝着她跃来，奥古斯塔会被吓死。到现在为止，每个碰到它们的人，头发变得雪白。
要是安塞尔姆叔叔今天再来旺根接她，他就会知道，事情的发展不像该发展的那样发展了。他就会立刻重新开始关心她和阿姆特采尔的奥特马尔的事。每当他递给她一封来自瓦塞堡的信时，他会说：奥特马尔也写得一手好字。要是邮递员自己把信交给她，他会说：要是里面写的东西同字体一样漂亮，那就可以向她祝贺了。奥古斯塔不想同阿姆特采尔人奥特马尔结婚，尽管她不讨厌他。她要么嫁给那个瓦塞堡人，要么去修道院。忘记他，这在修道院才能做到。而她必须忘记他，否则她要毁灭。她现在恳求上帝宽恕她的罪孽。勒索不是她原先的意愿，事情不是他在彼岸可能了解的那样。她叔叔安塞尔姆会试图说服她，抛弃修道院的念头，这她知道。现在接受奥特马尔吧，他会说。会列举奥特马尔的优点：高大，聪明，善良。长相也不错，难道不是吗？拒绝叔叔，这让人于心不忍。自从她离开家，没人比她的叔叔安塞尔姆为她做了更多的事。她在利伯瑙——她在那里的时候还不到14岁——第一次被派到地窖里去，往葡萄酒罐子里灌酒。那时她只顾着赶快回到上面，立刻从酒桶旁跑开，忘了关上龙头。酒桶里的葡萄酒流了一干二净。贵重的伯岑酒完了。她哭了整整一夜，店主说：我不想再见到你。她在阁楼的床上睡下之前，用公共电话和叔叔通话，向他报告了灾难。第二天早上他就到了，为葡萄酒付了钱。她可以留下。她在叔叔或尘土后面挥手，直到什么都看不见。尘土没留下汽车和叔叔的一丝痕迹。奥古斯特每个星期天去两次教堂。叔叔说：一次就够了。
奥古斯特知道，要是她说，她想去修道院，叔叔会说什么。你的遭遇会像那个修女一样。她把自己生下的孩子杀死，然后扔进诺嫩小溪。要是有人走羊肠小道，越过溪水，这个孩子会向他呼唤。安塞尔姆叔叔也出生在屈默斯威勒，同他的三个兄弟在这里长大。他们是塔德乌斯、卡斯帕、达维德。在一直延伸到诺嫩小溪的田野里干完活，人们就在溪水拐弯和流转的地方洗澡，等待着被谋杀的修女婴孩开始哭叫。
她离家越近，她也许越是对自己说，你还是走得太快。邻居们会怎么想，要是他们看见，翁希切勒家的大女儿，眼下在盖瑟尔哈茨工作，星期六下午却从加特瑙方向跑了上来！屈默斯威勒一共没有几栋房子组成。实际上大家都是邻居。每个人都生活在别人的眼皮底下。她经过贝克家，在京特尔家前拐弯，然后绕着翁希切勒的家——只有在举行婚礼和葬礼的时候才会使用朝南的大门——就已经看见了肥料堆，看见了仓房和园圃，而在树篱旁，在白色、但被紫色围绕的蜀葵下，她看到了瓦塞堡人那辆有“阿凡提”招牌的自行车。
一年后是婚礼。奥古斯塔成了瓦塞堡的一个女店主。以后她告诉自己的父亲，她差一点儿去了修道院。他说：我宁愿要上帝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当我的女婿。
她没要奥特马尔，对于这点，宽厚的、总是乐于助人和被称为堂兄的安塞尔姆叔叔没对她记仇。而现在他被关了起来，第175条款，一个温厚的兄弟，大家都这么说。当堂兄叔祖在旺根的布雷德尔让约翰挑选了那件色彩明亮、得体合身的双排扣衣服后，约翰一到家，就立刻穿这件衣服，坐火车去了林道，在埃克莱因照相馆拍了一张站着的全身照。站在一张高贵的椅子右边。左手就这么放在椅子扶手上，左边的衣袖里露出戴着金表的手腕。堂兄叔祖是约瑟夫和约翰的坚信礼教父。他送给了他们每个人一块金表。可惜，这张照片无法再现手表的闪闪金光。可惜，约翰没敢还穿着堂兄叔祖送的米色府绸大衣拍照。在旺根的布雷德尔商店，营业员说，这是芮格兰式套袖大衣的样式。约翰每次穿着这件大衣站在镜子前面，他就想到这句话：芮格兰。他觉得，他从这件大衣里伸展而出，就像一朵花从花瓶里冒出。他对自己百看不厌。难道他不是某种能飞翔的东西？他只需要展开双袖，立刻就两臂生风。空气是一种元素，只等着把他承负。他的生命会是唯一的一次上升。这他知道。要是他身着芮格兰式大衣站在椭圆形镜子前面。当然，他害怕这样的上升和在高空飞翔。飞得越高，摔得越重。这是明摆着的。他体内注满着这个感觉。尽管如此他想飞升。除了飞升别无其他。他想向母亲证明，他不会坠落。而现在，这个给了他所有这些好东西的人，从11月起被关进了监狱。这个留着茂密的银色短发和有着古铜色皮肤的人。一个对人口政策来说没出息的家伙，布鲁格先生这么说。约翰很想替叔祖辩护。可他没有勇气。这影响了他，似乎他赞同布鲁格先生和多伊尔林先生以及所有这么说话的人。可他根本不愿这样。他想反驳，可他不知道，该如何反驳。可怜的安塞尔姆叔叔在监狱的六个星期里，体重减少了32磅，母亲说。只剩下了皮包骨头。约翰拒绝这样想象叔祖。尽管这可怜的安塞尔姆在那里肯定不能穿他漂亮的西装，而约翰只能想象身着自己西装的他。他的西装就像一种成了织物的液体把叔祖包围。而这些西装总是没有式样和一定的颜色，这又增强了这个液体的印象。实际上总是呈现出一种淡紫色。但是如此明亮，以至于这个紫色更是一种预感而非一种颜色。现在，这些西装闪耀在罗滕堡的中世纪监狱走廊上。约翰想象着，被称为堂兄的叔祖用一大批奶酪和黄油贿赂了看守，为此他们允许他穿自己的西装。约翰想保存叔祖的形象，不受囚犯服的损害。人们相信，必须把有的人关起来，可为什么还要让他们蒙羞受辱？
穿制服有时也让他感到屈辱。只有当了少尉，才能让人受得了，走来走去。所以在他给约瑟夫的信里总是少不了这个问题：你何时成为少尉？他想象着，约瑟夫是上尉，他是少尉，他们中间是母亲。这样村里的人就得承认，小看了这个家庭。村子是人类的全部。人类最多正是由这些人组成的，银行吉雷尔夫人，赫尔默的赫尔米内，鞍具匠吉雷尔先生，和其他所有的吉雷尔家庭，格吕贝尔家庭，齐恩家庭，施塔德勒家庭和施内尔家庭。只要约翰摘苹果，所有的人会在街上来回走动，朝着树向他问好，为他又回家感到高兴，并问，他的帝国劳动服务情况如何，他反正已经习惯于工作，他回家多久了，约瑟夫有何消息，但愿他情况不错，人们应该感到高兴，要是自己还活着，但愿好时光不久就会来到，好吧，约翰，继续干，你的苹果真漂亮，要是它们像看上去的那么好，你该感到满意才是，好吧，愿上帝保佑你。森佩尔的弗里茨经过，不过叫着：孩子长成了大人。这时约翰大声叫回：兵士成了二等兵。弗里茨叫回：烧酒对医治霍乱和获得提升有好处。大家知道，弗里茨给他在艾希施泰特的部队提供烧酒，很快成了二等兵。弗里茨坚持，让约翰立刻下来，一起去圆桌旁。发生了一起炮弹爆炸事件，过去没有半个小时。约翰，马上下来，不然你永远见不到我，他叫着。约翰把装了只有一半的苹果袋递给尼克劳斯。弗里茨把约翰拖到街上。没等他们转向露台，他又抓住了本来现在根本没想去“餐厅旅店”的杜勒。杜勒马上发觉，森佩尔的弗里茨现在的情绪，不允许别人扫他的兴。森佩尔的弗里茨需要听众。到了圆桌旁，那里坐着约翰在白天的这个时间已在那里见过的人。路易丝拿来湖酒。弗里茨发觉约翰只是抿着小口，他马上中断自己的讲述，说：喝，喝，小兄弟，喝！他给桌旁的大家叫了湖酒。那是管道工施密特先生，他在所有事情上的师傅，车匠舍夫勒，泥水匠师傅施佩特，铁匠弗赖，那个莱奥·弗罗姆克内希特，舒尔策·马克斯。泽哈恩先生坐在他的桌旁，吐着他的词汇。自从旅店被租出，约翰这是第一次坐在圆桌旁。弗里茨立刻成了大家都得注意听的人。他点上一支自己卷的香烟。宁愿要手里的一根自卷烟，不要房顶上的一根赛努西牌卷烟，他叫着。因为弗里茨所处的情绪承受不了别人的拒绝，约翰也没抵抗，同喝酒一样小心地抽烟，又一次经历了，在圆桌旁人们是如何说话和倾听的。每个人都在椅子上转向一个方向，以便自己能直接看到弗里茨那别扭的、嘴唇向前突出的嘴巴。每当弗里茨喝光他杯里的湖酒，路易丝就得倒满下一杯，放到他面前。这她知道。好吧，好吧，所有年龄段的同伴，猜一下，一个完全出于对军队的热情没完成商业学徒的小捣蛋，我的上帝，我们那唯一的新教教会少尉，带着冲锋枪和穿着装甲兵服，那个退职的中队长，和刺绣艺术家，会怎样对待一个应征入伍的、也就是说一个身穿民族荣誉服装的当年的管道工伙计。你们知道我指的是谁，名字我不说，我也不知道。他以前对管道工学徒和以后的管道工伙计总是宁愿视而不见而不是打招呼。以前，要是管道工衣服在他身边扬过，他看都不会看一眼。好吧，而现在，不到30分钟前，退职的管道工伙计和现在在任的二等兵同这个新教教会的少尉和镜框刺绣艺术家相遇。当然，管道工垂下他的目光，然后把脸转向肉商吉雷尔的橱窗，因为他在那里发现了一个罐头金字塔，想知道，这样一个罐头金字塔在这可怕的、强加给我们的战争第五个年头里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可这个新教教会的少尉对着这个根本没有领章的二等兵大吼大叫。返回园丁哈特曼的家，再走过来一次，然后向少尉敬礼，否则就要上报。倘若违抗命令，最低的惩罚是去惩罚队。可这个退职的管道工伙计，现役的二等兵装做听觉迟钝。像一头骡子那样站在雨里，不往东，也不往西。可这个少尉，这个女送报人的孩子，对这个一动不动的退职管道工叫着：同报告一起交上去的，最后还会有对体格检查卑鄙行为的鉴定。这时，现役的二等兵坚持不住了。那个当时可怕的疏忽，现在突然变成了体格检查卑鄙行为，而这个疏忽发生在那个头脑不总是十分清楚的管道工小伙子身上。你们大家都知道，你们同我一样觉得惋惜，这个曾经是我的小伙子，当时同大家一起列队从体格检查委员会的一个个桌子前面通过，接着从每个桌上拿了一张纸。“适于战时使用”和“工兵”。得把一切保存好，倘若要让祖国知道，它可以指望你干什么。这个当时的管道工小伙子走出房间，来到走廊上，神思恍惚，错过了那扇该在它后面把全部纸张交掉的门，以便那些在肯普滕的人能准时召集他从军。这个一直被属于体格检查的、让人不习惯的裸体弄得不知所措的蠢蛋，耽误了两年，两年的时间里，我非常惋惜地说，这个就是我的他，不能为祖国服务。否则我今天会怎样！可现在我只是个二等兵。不过，领袖以前也曾是这样的一个士兵。不过森佩尔的弗里茨官会做的更大，倘若那次体格检查没导致他这样的疏忽，把证明带回家，而没留给了肯普滕的人。而这个新教教会的少尉称此为体格检查卑鄙行为，重提旧事，也就是说，想把我送进我可不想去的惩罚队。这会是肯定的结果。好吧，只能去园丁哈特曼家，正步经过站在肉商吉雷尔橱窗前的新教教会的少尉。向他致敬，让他好好地高兴。可然后还得绕过布鲁格的家，从后面上来，到街上。我当然不可能喝得那么多，像我现在想喝的那样。别误解我：因为我被吓坏了。一个人竟会出这样的事！不对一个新教教会的少尉敬礼！好吧，我告诉你们：这样的事不能发生。因为这个高级别的人是我们出色的埃迪·菲尔斯特、那个我们很早以前只是叫他为埃德蒙的人，这样的事就更不能发生。一个误解，同伴先生们：我对自己感到害怕。我感到非常非常遗憾，因为我自己是任何误解的根源。我站起身来，向我们的领袖致敬，因为我尊敬、重视和爱戴他，因为我知道，他不知道，这个或那个人以他的名义都干了些什么。希特勒万岁。路易丝，你用不着致敬，只需要斟酒。你没看到，我有多渴，伙计。
随后没有再谈此事。森佩尔的弗里茨只是有一次轻声地提到：这个少尉先生，以前就曾抢走过我的女人。我得到的总是剩货。
森佩尔的弗里茨是唯一一个成功地把约翰从梯子上叫下的人。当然，要是陶本贝格尔先生走上街来，约翰自己会从梯子上跳下，把口袋甩给尼克劳斯，不管它满还是不满，走上街头，问这个邮递员：有约瑟夫的信吗？每星期该有一封信到达。要是陶本贝格尔先生在他那巨大的、让他自己的身体变小的邮差口袋里有一封约瑟夫的信，他会把它取出，在别人还没到他身前时，就把信抛向空中，表示出，这封信让他自己和收信人一样高兴。有约瑟夫的信吗？要是他得以“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就会无言地摇头，表现出，他得鼓起劲来，才能接着向前走，继续从事这个令人恐惧的职业。这个职业迫使他告诉别人，今天身边又没他的信；而因为已经这么长时间没有信件，别人日日夜夜地在担惊受怕。要是有信来，要等三个人聚在一起时才打开。9岁的安塞尔姆坚持，允许他读约瑟夫的信，不管上面写着的是：我亲爱的安塞尔姆，或者，我亲爱的妈妈，或者，我亲爱的。称呼前的东西，即右上方写的字，安塞尔姆也读：1944年9月19日，东部。1944年9月27日，东部。1944年10月6日，东部。1944年10月15日，东部。1944年10月22日，东部。这样他们就得知，约瑟夫大体上情况还可以，只是一直还没投入战斗，之前他们把俄国人打退了30公里，他同他的坦克在修理厂，无论如何这里的生活比在军营里更让他们喜欢，可惜一天前他的装弹手开枪自杀了，这对他们都是一个谜，他有幸马上作为瞄准射手登上一辆豹式坦克，在波兰一切都贵得让人无法想象，比如1公斤梨子20德国马克，在匈牙利这里，有人把水果送上他们的火车，他们终于到达罗马尼亚边界，晚上开着坦克越过了卡尔巴阡山脉，9月29日，他终于第一次投入战斗，但没发生什么事情，他们留在步兵那里，作掩护，伊凡(8)整天放火箭炮，防坦克炮，迫击炮，但什么也没得到。他们无法离开车子，约瑟夫很快适应了枪炮射击，间隙里还读了一本黑塞(9)的书，晚上他们几辆坦克一起向前突进了一下，在两百米处看到两辆俄国坦克，一辆“斯大林型”，一辆“34型”，一门重型火炮对“34型”射击，但没打中，约瑟夫射击，第一炮它就燃烧了起来，约瑟夫非常高兴，第一天就如此幸运，不过，这辆“34型”此前已经不能开动，尽管如此，这是第一炮，而随后他们被击中，炮弹打在前面的斜面上，发出巨大火花，要是炮弹再往上偏一些，坦克就动不了了，也许他得拄着拐杖走路，可是除了一些小损伤，只是一场虚惊，昨天又收到你们的信，这里在外面，知道家里有人在惦记着你，一种美好的感觉，他以前以为，最好没别人，这样，参加战争就多么容易和没有包袱，现在他觉得，没有别人为自己掬上一滴眼泪，这太糟了，没有这家乡的一滴眼泪，这场战斗就毫无意义，要是可能的话，把林道日报寄给他新的地址，他们突然又必须向前突进，和几辆坦克一起击退俄国人的一个营，夜里他的车被击中，他们不得不撤出，所以他又能写信，鸡和猪跑得满地都是，他们做了麦糁粥和真正的咖啡，据说俄国人在大瓦代恩的防线被击破，他们又在穿过匈牙利的路上，但愿能顺利回家，他们几乎什么都不知道，人们谈论得较多的是新式武器，但愿它们马上就到，他们到处受到居民的欢呼，俄国人在这里大肆掠劫，枪杀平民，强奸妇女，在大瓦代恩人们给他们送来葡萄酒，面包，奶酪和熏板肉，他得到第一次嘉奖，银质坦克冲锋勋章，证书他会寄回家，家里怎样，但愿他马上能收到信，在大瓦代恩附近的战斗里，他在两次进攻中发射了新的反坦克炮弹，击毁了两辆坦克，在前一次进攻中，一个其他中队的军官上了他的车，他要提出书面建议，授予约瑟夫铁十字勋章，这当然是了不起的事，昨天俄国人的80辆坦克突破了，约瑟夫没能参加战斗，因为他的炮射不准，他们在家里是否有他朋友们的消息，赫尔曼·特劳特魏因、埃迪·菲尔斯特、萨基、吉姆，他们都在哪里，可能的话，请把地址给他，在现在为止，他几乎还没害怕过，最多是，当炮弹落在离车子很近的地方时，这时他当然缩回了脑袋，他所属部队的指挥官得到了嘉奖，母亲现在把旅店租了出去，他很高兴；要是他下次回家，那一定非常美好；但愿战争尽快结束，要是俄国人开进我们美丽的家乡，这一定是最可怕的事，他们完全可以相信媒体告诉他们的事情，俄国人会怎样对待别人，他现在亲身经历了，要是他们这样对待匈牙利人，那么我们的情况会更糟，眼下只是自己的大炮掠过他们的上空，可遇到俄国人，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尽管俄国人在过去的几天里遭到了巨大损失；等约翰来到前线，战争肯定结束了，他们在那里渴望得到新式武器；母亲不用为他担心，请她为他祈祷；他的分队，甚至他的军团，第23坦克团，在德国国防军报告里被提到，形势严峻，昨天他们被包围了，今天又有一条自由的通道，他们可不会这么快就让人抓住；前天他碰到来自诺嫩霍恩的霍恩施泰因的儿子，今天中午他们甚至给自己做了油煎饼，味道几乎和在家里一样，在大瓦代恩他吃了巧克力，直到吃不下，有关战争的消息，他们在家里听到的肯定比在他们那里多；终于又有家信，而且带有他度假时拍的照片，他非常高兴；他和往常一样很好，眼下在德布勒森，目前情况相当混乱，俄国人不停地进攻，而且占有优势，约瑟夫的小队很长时间以来是俄国人的眼中钉，俄国人不断试图包围它，也成功过，但时间从来不长；昨天约瑟夫在捉自己衬衫上的虱子时，被一个战地记者拍了下来，他发觉得太晚，希望这不会出现在周报上；他们渴望得到新式武器；致以最衷心的问候，你们的约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