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跋涉多远，经过陌生的国度，感觉如此疲惫。
这个充满战争和革命的世纪，世人多少次目睹悲剧性的逃亡，看着难民大批逃离故乡！每一场大逃亡都是人类苦难的长篇故事，一九三九年初，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西班牙难民的逃亡尤其骇人。在严冬中，五十多万名难民越过比利牛斯山，男女老幼在酷寒中吃力地穿过山中狭路。离开巴塞罗那的路上全是大批难民，有些搭乘汽车、卡车和马车，另有成千上万的人徒步而行，带着少得可怜的随身物品。许多患病和年迈之人在这个悲哀的行列中死去。夜里，在冰冷的雨雪中，难民睡在乡间道路上，或是公路旁边的原野上。逃往法国边界的途中，他们挨饿受冻，还一再遭到法西斯分子飞机的轰炸。
而西班牙最优秀、最高贵的人民就在这批难民当中，士兵和诗人、工人和教授、法官和农民，他们拥护自由，不愿向暴政低头。
你或许会以为当这些受苦的勇敢人民抵达法国后，他们会得到同情和尊敬。唉，事情却并非如此。法国的达拉第政府是不久前和希特勒签署《慕尼黑协定》的同一批政治人物，他们对这群反抗法西斯的难民没有太多同情，之所以不情愿地给予西班牙共和国人民政治庇护，乃是迫于舆论压力。这些边境发生的事，都是那些饱受惊吓来到巴黎见我的同胞告诉我的。“我们的同胞被送进有武装警卫的集中营里，”他们告诉我，“他们受到的待遇非常不公正，就仿佛他们是敌人或罪犯。”我简直不敢相信居然会有这种事，可是没多久我就亲眼看见了那些集中营。
我在内战即将结束前抵达巴黎，我亲爱的朋友莫里斯·埃森伯格夫妇坚持要我住在他们家。他们以善良心灵的温暖，满怀爱心地照顾我。然而，再多的关怀也无法抚平我心中的痛苦。席卷祖国的那场灾难淹没了我。我知道佛朗哥在巴塞罗那和其他城市展开的报复行动，也知道有几千名男女遭到监禁或处决。暴君和邪恶之人把我心爱的国家变成了一座巨大的监狱。起初我不知道我两个弟弟和他们家人的情况，我听说法西斯部队占领了我在圣萨尔瓦多的家。想象这些事情实在太过可怕，但我无法将它们从脑海中逐出。这些事在我心中汹涌起伏，仿佛自己淹没其中。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放下所有的窗帘，坐着凝视黑暗。也许我希望在黑暗中遗忘这一切，从而减轻痛苦。然而，无穷无尽的景象在我眼前闪过：我在战争中目睹的恐怖、儿时的情景、亲爱之人的脸孔、废墟中的城市、哭泣的妇孺。我在房间里待了好几天，走不出房门。我没办法见任何人，或是跟任何人交谈。也许我正濒临疯狂或是死亡，我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
最后，埃森伯格夫妇说服我跟一位来自巴塞罗那的老友瓜罗见面。后来他告诉我见到我时他有多么震惊，他几乎认不出我来。他跟我谈了好几个钟头。“你不能再待在巴黎了，”他说，“你得马上离开。”他劝我到法国南部的一个小村庄去，在靠近西班牙边界的法属加泰罗尼亚。这个村庄的名字是普拉德。“你知道的，在那里很多人都会说我们的语言。”他说，“你会觉得自己是在加泰罗尼亚。”我说这没有用，但他很坚持。“你会跟那附近难民营里的同胞靠得很近。他们需要你的帮助，他们迫切需要帮助。”最后我同意前往。
于是，一九三九年春天，我来到了普拉德。当时我无法想象自己将会在这个比利牛斯山的小村镇上度过十七年岁月。尽管心怀悲伤，但我还是在周遭环境中找到安慰。蜿蜒的卵石道路、红瓦白墙的房舍，还有当时正在开花的金合欢，普拉德就像我儿时熟悉的加泰罗尼亚村庄。乡间的风景我也同样熟悉，果园和葡萄园构成的美丽图案，峭壁耸立的荒野山峦，古老的罗马时期的碉堡和中古时代修建的修道院矗立在山边，有些地方就像是我故乡的翻版。的确，几世纪以前，这个地区曾经是加泰罗尼亚王国的一部分。
我在普拉德仅有的一家旅馆租下一个房间。旅馆名叫豪华旅馆，设备也许不算堂皇，但是从我的小房间望出去的景色肯定配得上一位国王。就在附近，卡尼古山高耸入云，这座壮丽的山对加泰罗尼亚人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深爱的加泰罗尼亚诗人哈辛托·贝达格尔就曾用诗歌歌颂它。山头上栖息着圣马丁修道院，孤绝而雄伟，是居弗瑞公爵于十一世纪时所建。这位公爵的曾祖父创立了加泰罗尼亚王朝，根据传说，他设计了加泰罗尼亚的旗帜，黄底上有四道红色条纹。他在战役中受了重伤，用手指蘸了自己的血，在他的盾牌上画出四道条纹，宣称：“这就是我们的旗帜。”
抵达普拉德后不久，我去了几座难民集中营。在那儿附近有好几座，分别位于里夫萨尔特、维尔内、勒布卢、塞普特丰德、阿赫莱斯，西班牙难民被限定居留在那儿。我所目睹的情景不啻于但丁《神曲·地狱篇》中的景象。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被迫像动物一样群居在一处，四周被带刺的铁丝网围住，住在——如果你认为这样也称得上是“住”的话——帐篷和摇摇欲坠的陋舍中。那里没有卫生设备，也没有医疗设施，缺乏饮用水，几乎没有足够的食物让住在里面的难民免于挨饿。阿赫莱斯的难民营就很典型。十多万难民群聚在海滩沙丘之间的空地上。虽然是冬天，却没有任何遮蔽，许多人在湿湿的沙地里挖了洞，抵御骤雨和寒风。他们用来生火取暖的浮木很快就用尽了，许多人由于露宿、饥饿、疾病而死。在我抵达时，佩皮尼昂的医院里仍旧满是病患和濒死之人。
看到那些难民营里的可怕情况时，我知道我只有一个任务。连同几个跟我一样幸而能拥有自由的朋友，我立刻着手组织为难民提供帮助。豪华旅馆的房间成了我们的办公室。我们开始寄信给在法国、英国、美国的各个组织及个人，我自己就写了好几百封，叙述这些难民的悲惨处境，请求对方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我们得到的回应十分热烈，食物、衣服、医疗用品和金钱涌至普拉德。我们不停地工作，夜以继日，继续处理无尽的书信，把一箱箱物资装上卡车，送到那些难民营去。有时我会跟着卡车到难民营去，协助发放物资。当然，物资远远不够，迫切需要这些物资的人有那么多！
我尽可能常去难民营。尽管那些苦难惨不忍睹，每一次我都很害怕前往，而且事后我夜里都无法入睡，但是我知道营中的难民多么渴望有一个住在营外的同胞跟他们交谈。我开始跟许多难民通信，因为路途遥远，我无法定期去探视那些住在远处集中营里的难民。我每天会花好几个小时写信和卡片，寄救济金给他们，给他们一句鼓励的话，试图借此减轻他们的苦难。上天知道，我的努力是多么微不足道，可是那些人是多么感激！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以何等的勇气和尊严来承受他们的命运！
一段日子之后，加泰罗尼亚诗人霍安·阿拉韦德拉加入了这项工作，在巴塞罗那时我跟他很熟。他活力充沛，多才多艺。在共和国时期，他曾是总统康帕尼斯的助手，战争结束时，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小孩穿过边境逃脱了。他很熟悉难民营里的情况，这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自己就曾在难民营里住了好几个星期，后来想尽了办法才出来。如今他也在豪华旅馆租下一个房间，与我相邻，我们成为形影不离的伙伴。他尤其关心我的健康，当时我有严重的头痛及眩晕的毛病。他认为我想做的事太多了。当然，我无力做得太多，事实上，和难民营中的人相比，我过得是多么舒适！他给了我一根手杖，万一我夜里需要帮助，可以敲敲房间的墙壁。
偶尔，为了筹到足够的救助基金，我会在巴黎和其他城市举行慈善音乐会。我接获许多邀请，要我去其他国家演奏，但我无法接受。在普拉德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我每次离开都不过几天而已。再者，我当时觉得演奏真是很困难，因为我写了太多信，以至于双手容易颤抖。
那年九月，西班牙内战结束不到半年，我担心的灾难降临了，我曾经发出警告，倘若不能阻止希特勒进军西班牙，将会发生什么事。希特勒入侵波兰，掀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英国和美国的音乐家及友人纷纷写信给我，劝我离开法国，到他们的国家定居。他们如此关怀我的福祉，并给予让我继续从事音乐工作的良好机会，我深受感动。我记得有一个来自美国的邀约，以大约二十五万美元的酬劳请我去举办一系列音乐会！然而，我知道比起任何时候，此刻我都更应该留在法国。我的音乐事业在法国展开，在那之后世上所有的门都为我敞开，我许多亲爱的老友和旧识都在这里。这里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在她蒙难之际，我怎么能够离开她？更重要的是，我对难民营里那些同胞负有责任。我继续跟那些难民一起工作，偶尔举办慈善音乐会。
一九四〇年夏天，战情出现不幸的转折，使我面临一个重大的新情况。希特勒的军队突然转向西方，一个月之内，他们横扫了荷兰和比利时，并且深入法国。盟军在各战线节节后退。法国的抵御似乎就要瓦解，传言是因为高阶人士卖国。六月初的某天，我们接获消息，说德军已逼近巴黎市郊，眼看法国首都就要被攻陷，法国就要投降了。也有报道说佛朗哥随时会对法国宣战，跨越比利牛斯山，占领法属加泰罗尼亚。
阿拉韦德拉和我决定离开普拉德，如果留下来，显然我们将落入纳粹或西班牙法西斯分子的手中。听说我们能够搭船离开，尚普兰号会从波尔多驶往美国，随时可能启程。可是我们要如何抵达波尔多？那座城市在三百多千米外，但所有的大众交通运输方式全部停摆。阿拉韦德拉找到两位愿意跑一趟的计程车司机。我们烧掉档案中所有的书信，因为我们害怕会连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难民，一旦希特勒或佛朗哥的军队进入普拉德，他们可能会因此被逮捕。匆忙收拾一点儿个人物品之后，我们连同阿拉韦德拉的妻儿和几个朋友，一起搭乘两辆计程车离开了。
在波尔多我们见到一片混乱。好几千人在城里乱跑，许多人是为了躲避德军而向南方逃，试图离开这个国家。街道上满是载着家具和其他个人物品的卡车、马车和汽车。到处都极端混乱。谣言满天飞。有些人说纳粹的装甲师正在逼近，另外一些人说这座城市很快就会遭到轰炸。阿拉韦德拉设法为我们这群人取得护照，我病得太厉害，帮不上忙。他得知我的老友及同事柯尔托就在波尔多，前去拜访。阿拉韦德拉知道柯尔托认识法国政府中的重要人物，希望能请他帮助我们，可是柯尔托竟然说他无能为力。阿拉韦德拉告诉他我病得有多重，他只说：“替我问候他，告诉他我祝他安好。”柯尔托并没有来看我。当时我无法理解他的行为，然而没多久，柯尔托就成为与纳粹合作的通敌者，我才黯然明白他何以那样对我。有些人出于恐惧或野心做出的事情实在很可怕。
阿拉韦德拉还是设法替我们弄到了护照和尚普兰号的船票。当我们正准备前往码头时，坏消息传来：德军的飞机把尚普兰号炸沉了！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全都又饿又累，可是又不可能在波尔多找到旅馆房间或其他栖身之处——就连在咖啡馆都买不到食物。我们决定，唯一的办法就是回普拉德。我们又回到计程车上。回程显得无比漫长，路上挤满了军队和难民，我们的车子缓缓爬行，花了两天的时间才回到普拉德。第一天夜里我们睡在车上，终于在第二天午夜抵达普拉德。
当我们把车开到豪华旅馆前面时，发现大门紧锁。阿拉韦德拉用力敲门，旅馆老板在一扇窗户里张望。阿拉韦德拉告诉他我们回来的原因，老板说我们的房间已经租出去了。阿拉韦德拉问我们能否要几张床过夜，并告诉老板我生病了。
“德军随时可能抵达，”老板说，“要是他们知道我曾经收容卡萨尔斯怎么办？大家都知道他是纳粹的敌人，我得顾及我的家人。”
此时邻近一家烟草店铺的老板被我们吵醒了，他愿意收留我们过一夜。“你们得理解一下，”他说，“我没有多余的床铺，可是你们至少不必露宿街头。”
于是我们就睡在他家的地板上。
许多年来，众人都对我十分慷慨，给了我许多礼物，可是我想不出有哪一件比那个烟草商让我们在他朴素的家中留宿一夜更为珍贵。
第二天，我们在普拉德的一间公寓找到暂时栖身之处，不久后，我们设法在镇郊租到一栋房屋。那是栋小小的双层楼房，离街道有点儿距离，周围是迷人的古老庭园和树木。阿拉韦德拉一家人住在一楼，我搬进屋檐下的房间，带着我的大提琴和我买的一架旧钢琴。这栋屋子叫作科雷特别墅，往后十年我就住在那里。
随着法国投降，维希政府[1]在年迈的贝当元帅的领导下成立，我们在普拉德的处境变得岌岌可危。虽然法国南部尚未被纳粹占领，但新法西斯分子和通敌者在各地都取得了权力。我再度试图尽可能地协助集中营里的西班牙难民，在佩皮尼昂、马赛和其他城镇举行慈善独奏会，可是要帮助他们越来越难。那些难民的恶劣处境甚至比之前更糟，许多人被迫在所谓的劳动大队工作，那其实比有组织的奴役好不到哪里去。随着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身边的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有些民众公然对我表现出敌意，另一些原本与我友好的民众从我身边经过时会别过身去。我知道他们承受的压力，也知道他们害怕若跟我有关联，可能会导致他们受到法西斯分子的迫害。那是段苦涩的日子，我不时觉得衰老且与世隔绝。
事实上，外界显然也有些人与人隔绝了，至少可以说他们无从得知我的情况。后来我听说美国刊载了一篇报道，大意是说我被遣返西班牙，在蒙特惠奇山的一座地牢里受苦，等待处决！是的，事情永远可能比实际上更糟。我的朋友埃森伯格写了一封信给《纽约时报》否认那则谣传，说我仍是自由之身，并且不时为难民举办慈善独奏会，那时埃森伯格已经移民美国。
当然，生活并不全是那么凄凉。我想，即便是在最坏的情况下，生活也不会全然凄凉。普拉德居民当中有少数朋友还是会偷偷来看我，他们的来访温暖了我的心。再说，我有阿拉韦德拉和科雷特别墅那小圈子的人相伴，还有另外一些自由的加泰罗尼亚人和我保持联系。其中之一是我亲爱的老友——诗人加索，他是共和国时期加泰罗尼亚政府的文化部长。有一次，我们长久的战友情谊给我们带来了麻烦！跟加索为友期间，我们总是能给彼此灵感，只要我们聚在一起，就会想出令人兴奋的主意。在普拉德时，有一天我们有了这样一个主意。距离镇上几千米外，在卡尼古山的山脚下，坐落着古老的圣米歇尔德古萨修道院，那是一栋建于九世纪的加泰罗尼亚修道院，在中古时期成为艺术与宗教中心。后来几个世纪里，这座被废弃的修道院因年久失修而变得破败。在西班牙共和国时期，加泰罗尼亚里波尔镇的居民把一台很美的钟架设在修道院的塔楼上。加索和我一致同意，如果我们现在去那座修道院把钟敲响，就能作为一种爱国的表示，让我们的同胞知道加泰罗尼亚的爱国精神永远不死。这是个多好的主意啊！于是我们就去把钟敲响了。那一刻我永远难忘，在那些古老且安详的柱子和拱门之间，阴影下的回廊石板已经被磨损，而洪亮的钟声响彻四周的山坡！可是维希政府当局不像我们那么欣赏那一刻。当他们从当地居民那儿得知我们做的事，一场风波涌起，佩皮尼昂的报纸在头版刊登了一篇文章，指责我和加索是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甚至指称我们是刺客！当然，我们什么也不是。我们一个是加泰罗尼亚诗人，一个是加泰罗尼亚音乐家。
当时我们唯一的定期消息来源是维希政府的宣传工具，比如佩皮尼昂的报纸。读这些报纸令人无比沮丧，就跟收听维希政府所掌控的广播一样。不过，我们还有另一个非官方的消息来源，那就是英国广播公司，就算在最艰苦的时刻，它总能维持我们的士气，鼓舞我们的希望。我们那么珍惜伦敦播送的每一则夜间新闻！一九四一年，我们从英国广播公司得知俄国和美国加入了对抗轴心国的战争，那时我们就知道击溃法西斯黑暗势力只是时间问题。次年我们也是从英国广播公司听到令人振奋的消息，包括盟军军力提升、纳粹在斯大林格勒惨败、英美联军在北非大胜。听到这些新闻我们是何等雀跃！
然而，后来的发展冲淡了我们的喜悦。那年冬天，希特勒预期联军将会在欧洲大陆登陆，为了自保，他占领了整个法国南部。德军驻扎在普拉德，我头一次生活在那些佩戴着令人憎恶的纳粹标志的人当中。自从希特勒在德国掌权，我就拒绝去德国演奏，德国是贝多芬和巴赫的出生地，对我而言原本是那么亲切。现在纳粹来到了这儿，我们可以说是德军的俘虏。
如果说在那之前我们的处境很艰难，那么如今我们的处境就是几乎无法忍受。纳粹一直监视阿拉韦德拉和我，他们知道我们与法西斯主义为敌。再者，法国乡间的抗德游击队开始行动，有西班牙难民加入他们，这些难民有的是从集中营逃脱，有些则是偷偷越过了比利牛斯山。德军怀疑我们跟这些游击队有联络，纳粹的秘密警察定期来搜查我们的房子。我一直想不透他们希望找到什么。不过话说回来，我当然猜不出这种人的内心在想什么。总之，他们让我知道，假如他们果真找到想要的东西，那么我就有苦头吃了。一个伪装跟纳粹交好的法国人告诉我，阿拉韦德拉跟我的名字都排在纳粹黑名单前列，必要时他们会逮捕或处决我们。
我一直认为自己会被逮捕。可是，也许纳粹害怕此举会引起舆论的责难，他们知道我在世界各国有许多朋友。例如，纳粹占领普拉德之后不久，美国一群知名音乐家就曾经请求德国政府让我离开法国，并且准许我安全通行至葡萄牙，这群音乐家包括指挥家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和尤金·奥曼迪。而且我猜想就算在纳粹德国，也有一些重要人物仍旧以爱乐人士自居。
虽然我有人身自由，我只算是遭到软禁，但是我的生活实际上已经处于挣扎求生状态了。在纳粹来之前，食物就已经很匮乏；如今在纳粹统治下，食物配给变得更加严苛。他们把物资分配给讨他们喜欢的人，不在乎其余民众挨饿。在科雷特别墅，我们大多时候靠水煮芜菁、豆子和其他蔬菜维生。牛奶或肉类是闻所未闻的奢侈品。如果我们找到一两颗马铃薯，就值得庆祝了。我们生病也没有药物。在冬天里的另一个麻烦是寒冷。我们没有煤炭，也很少有柴火，每天我都会出门，拄着拐杖，一跛一跛地去收集从树上掉落的树枝。我在室内室外都穿着大衣。我一向怕冷，如今风湿病开始折磨我，虽然我仍坚持练习，但是演奏大提琴对我来说日渐困难。大多数时候我觉得又病又倦。
一九四三年夏天发生了一件事，事后回顾，我认为这件事对支撑我度过剩余的战争岁月有很大帮助。当时我开始谱写那部神剧《马槽》。在那种局势下，我心中无疑需要从事这类工作。不过，决定谱写这出神剧是个偶然的际遇，这种事情往往如此。
有一天，阿拉韦德拉和我从友人处得知在佩皮尼昂正筹办一个加泰罗尼亚语言与诗歌艺术节，将给以加泰罗尼亚语写作的作品颁奖。阿拉韦德拉提交了一首诗，这首诗写在他从西班牙越过比利牛斯山时随身携带的笔记簿里，他没有告诉我这件事。那是好几年前他在巴塞罗那写的长诗，为了他五岁的女儿玛西亚而写。事实上，他是应女儿的要求写的，让他们能在圣诞夜时于他们搭建的迷你马槽边合唱使用。
在佩皮尼昂的艺术节上，阿拉韦德拉的诗获得一等 奖。当我听见那首诗在艺术节中被朗诵，深深被它的美感动，它是那么简单，却又那么深刻，一如耶稣诞生的故事本身。于是我下定决心，要给这首诗的文字谱上曲。我没把这件事告诉阿拉韦德拉。艺术节隔天，我偷偷在房间里开始谱曲。下一个月是六月，在阿拉韦德拉生日那一天，我拥抱他，祝他生日快乐，然后说我要送他一件令他惊喜的礼物。我领着他到钢琴旁边，弹奏那首曲子的开头片段，同时唱出他那首诗的文字。然后我跟他说我计划给整首诗谱上曲。
接下来两年里，我都在谱写这首曲子。要维持工作进度并不容易，有些事令我分心，有时候我过于饥饿、疲倦，无法好好专注在音乐上。不过，每天早晨，趁着我精神最好的时候，在钢琴上弹过巴赫之后，我就努力作曲几个小时。尽管我们生活物资匮乏，承受着疑惧和忧伤，但作曲滋养着我的精神。在战争的残暴当中，我写着关于那位“和平之子”的音乐，就算人类的苦难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它也言及人类漫长苦难结束的一日，而人类终将获得幸福。
每当圣诞节来临，我和朋友会以我那出神剧已完成的部分为基础，举行一个小小的庆祝仪式。我们聚在我房间里，围着钢琴唱歌，唱着约瑟夫和那些渔夫、工匠、农夫，此外还有三位博士跟天使的合唱。我们在骆驼与牧人的合唱中齐声唱出那个哀伤的疑问：
我们要越过的山岭
是多么陡峭……
我们要跋涉多远
经过陌生的国度
感觉如此疲惫
一天上午，我正在房间谱写《马槽》，听见一辆车停在房前。我从窗户望出去，三名德国军官下车走近房子。他们敲了前门，问我是否在家。我担心朋友或许会隐瞒我在家的事实，怕这会给他们带来麻烦，于是我朝着楼下喊道：“请他们上来。”当我听见上楼的脚步声，心想这也许就是我所害怕的那一刻。
那些军官进了我的房间，他们并拢鞋跟，行了希特勒的举手礼。两名军官还很年轻，另一名是中年军官，全都穿着干净的制服和闪亮的靴子。他们是营养充足的壮汉，似乎把我的小房间给塞满了。出乎我的意料，他们举止有礼，甚至带着尊敬。
他们说：“我们是来向你表示敬意的。我们十分仰慕你的音乐，曾经从父母那里听说过卡萨尔斯，他们曾听过你的音乐会。我们想知道你是否过得舒适，是否缺少什么东西。也许你需要更多煤炭，或是更多食物。”
我说不，我跟我的朋友不缺少什么。我心中纳闷他们究竟有何意图。
他们好奇地打量着我的房间，其中最年长的那人显然是领头的，他问我：“你为什么留在这样狭小简陋的住处？为什么不回西班牙？”
我说：“我反对佛朗哥和他所代表的势力。假如在西班牙有自由，那我就会回去。可是如果我现在回去，我就得表达我的信念。在西班牙，说出自己信念的人会被关进监狱，甚至更惨。”
“可是你肯定不会想要住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小镇，这里甚至没有人听你的音乐。”
“我在这里是因为这是我的选择。”
他们旋即切入正题，说道：“你知道，你在德国很受敬爱，人人都知道你的音乐。而我们代表政府来邀请你去德国为德国人民演奏。”
我说：“恐怕我不能去。”
“为什么呢？”
“因为我对去德国这件事所抱持的态度就跟回西班牙一样。”
一阵沉默，气氛紧张。他们交换眼神，我感觉到他们在克制自己。
然后领头的那名军官说：“你对德国有错误的看法。元首对艺术及艺术家的福祉极为重视，他尤其热爱音乐。如果你到柏林来，他会亲自去听你的演奏。你会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我们接到命令来告诉你，有一列铁路专车供你使用……”
在那一刻，这些人不像在恐吓，反而显得可笑。他们居然以为一列铁路专车就能改变我的决定！这种想法是那么粗糙，那么幼稚。我说：“不，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前往。你们要知道，我最近为风湿病所苦，目前无法举行任何演奏会。”
过了一会儿，他们放弃了说服我的尝试。
接着，领头的军官问我能否帮他们在照片上签名。我推断他们是要拿给上级看，证明来过这里，就照办了。
“既然我们在这里，”他又说，“也许你愿意赏个脸，为我们演奏一曲勃拉姆斯或是巴赫？”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这个纳粹军官其实是想听我演奏。
我告诉他，我肩膀的风湿毛病让我无法演奏。
他走到钢琴前面，坐下来，弹了一段巴赫的咏叹调。等他弹完，他说：“我们可以看看你的大提琴吗？”
我把大提琴从琴匣里取出，放在床上。
他们盯着我的大提琴看。“这就是你在德国演奏时用的乐器吗？”
我说是的。
他们之中一人拿起那把琴，另外两人伸手去摸。突然之间，我感到非常不舒服……
最后他们总算离开了。可是他们上了车，并没有马上开走，而是在车子里坐了好几分钟，又下车，朝着屋子走回来。我走到门廊上，看看他们想做什么，他们请我继续站在那里，然后照了好几张相。我猜他们是想拿这些照片作为他们来过此地的另一项证明。之后，他们就开车离开了。
一九四四年夏天，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之后，普拉德的气氛一日比一日紧张。法国抗德游击队在周围乡间的活动愈加频繁，德军以无情的手段猛烈地报复任何疑似协助游击队的人。几乎每天都听到消息，又有人遭到逮捕，或是人质遭到射杀。有一天，一个年轻人偷偷来见我，他跟我一位朋友的女儿订了婚，是维希政府民兵的一员。他才十七岁，加入民兵团是为了避免被送到德国服劳役。他非常激动。
这个年轻人告诉我，民兵队长通知他，在普拉德随时会有大拘捕。民兵队长说我也在逮捕名单之列。“我们会给那个卡萨尔斯一个教训，”队长说，“让他知道反对我们会有什么下场。”
那个年轻人很勇敢地为我说话。“卡萨尔斯是个音乐家，不是个政治人物。”他告诉队长，“如果你伤害他，民众永远不会忘记。”他相信这番抗议发生了一点儿作用，但他没把握。他央求我如果可以的话，快去躲起来。
我谢谢他跟我说这些，且尽我所能让他冷静下来。
在那之后不久，冲突到了顶点。纳粹在一次野蛮报复行动中，烧毁了附近一座村庄，枪杀了许多居民。几个晚上之后，一群游击队员冲进普拉德，攻击纳粹秘密警察总部，杀死了两名军官，并击伤多名士兵。如今大家都确信纳粹将会在普拉德进行残酷的报复，镇上弥漫着恐怖气氛，人人避免上街。阿拉韦德拉和我自忖随时会被逮捕。
随后发生了一件极不寻常的事，这件意料之外的事会决定众人的命运。普拉德的镇长是个退伍军人，他到佩皮尼昂去见指挥这一区的德国将领，说他个人愿意承担起普拉德遭游击队突袭的责任，前来自首。德国将军显然很佩服这位镇长的举动。令大家意外的是，那位镇长没有被收押，纳粹也没有对普拉德的居民采取任何行动！几个月之后，当德军从镇上撤离后，那位镇长竟被视为通敌者而遭到逮捕，被判长期监禁。这就是战争的荒诞！
普拉德重获自由之后，那个曾为我挺身而出的年轻民兵也遭到逮捕，罪名是通敌。当我得知他被审判，我写信给法庭的审判长，表示我想做证为他辩护。我被传唤去佩皮尼昂，在审判程序中列席，除了那位年轻民兵之外，还有三个年轻人也一并以通敌的罪名接受审判。我跟他们坐在法庭里同一张长凳上。知道这些年轻人全都可能被判死刑，是那么令人难过！他们当中有三个人被判死刑，是的，他们被枪决了。只有我为其做证的那个年轻人得以幸免。他被判三十年徒刑，几年后获释，出狱后他来看我。“你救了我一命。”他说。我跟他说也许我只是偿还了我欠他的人情，也许他也曾救了我一命。
就这样，在几千万生命中，有两人得以幸存！这个想法能给人多少慰藉？
[1] 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占领下的法国傀儡政府，后文的贝当元帅担任政府元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