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我们齐声高唱，一首欢乐之歌……
一九三一年，母亲去世给我带来极大的哀伤，但我也将其视为新生的一年。就在那年春天，西班牙第二共和国[1]诞生了。
新政府成立之后几天，在一场正式宣布共和国成立的仪式上，我指挥我的乐团演出。那场音乐会在巴塞罗那的蒙特惠奇宫举行，有七千人参加。我们演奏的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音乐会结束时，加泰罗尼亚政府的马西亚总统宣称共和国乘着《欢乐颂》——《第九交响曲》末尾那首高贵合唱——的羽翼降临。
当时我五十三岁。在那之前，我曾多次指挥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然而，那个春日的夜晚，终曲乐章的壮丽歌词对我而言，具有前所未有的象征意义。
噢，朋友，朋友，别再唱悲伤的曲调！
请我们齐声高唱
一首欢乐之歌……
赞美欢乐，乐土之女，
生而为神！
女神，整合了爱与欢笑，
我们前来你的神殿！
在你的魔力下
被崎岖过往而分隔者手牵手相携
在你温柔的羽翼下
四海之内皆兄弟
对我来说，那一刻，人跟音乐真正结合在一起。我觉得那一刻象征着西班牙人民多年来的梦想，经过长年的奋斗与煎熬，一个致力于实现人类最大渴望，致力于自由、幸福和博爱的政府终于诞生。那一刻对全西班牙的人民来说是个胜利，对各个民族的人民来说也是如此。唉，当时谁能预见这一胜利将以可怕的悲剧告终？
西班牙共和国的头几年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时光，直到内战爆发。我不是政治人物，从未加入任何政党，也在政治中看到许多丑陋。然而，一个有良知的艺术家无法把自己跟某些政治议题切割开来。这些议题当中最重要的是正义和自由，而把正义和自由带到西班牙的是共和国政府。
从小父母就教我要尊重共和国的理想，自少年时期我就知道我要与民众同在。凡是热爱人类之人都不可能会作他想。绝大部分西班牙人民都想要真正的民主，这一点在选举中表露无遗，人民以压倒性的多数选出了共和政府。他们忍受饥饿和不识字已经太久了，世代以来他们积怨已深，忍受着军队、贵族和其他特权阶级的傲慢与腐败。他们渴望正义和像样的生活。就跟西班牙大多数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一样，我支持他们的渴望。再者，身为加泰罗尼亚人，我对共和政府怀有一份特别的感激，因为它授予加泰罗尼亚自治权，我和我的同胞已渴望多年了。是的，对我来说，西班牙共和国的诞生代表我最宝贵的梦想的实现。
共和国建立时，有人说那是个共产党政权。这当然是一派胡言，是少数人捏造出的谎言；那些反对受到大众欢迎的共和国改革的人，多是一向反对民主的那群人。那是像佛朗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这些法西斯分子的宣传伎俩，以往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是以此为借口干预西班牙内政。我知道有些善良的人被这些宣传伎俩愚弄。人偶尔会被别人左右，相信很愚蠢的事。其实，共和国在西班牙实施的大多数改革，在欧洲其他国家已经施行了几十年。你可以说共和国为西班牙带来了“新政”，某些方面或许可以跟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带给美国的“新政”相提并论。对那些一心想要保住封建特权和政治权力的贵族来说，这一切无疑具有极端的革命性质。当西班牙共和政府和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成立时，内阁成员中一个共产党员也没有。
共和国时期的政府领导人并非一般政客。他们是不同凡响的人物，具有高尚的品格和文化教养，他们是学者、科学家、大学教授、诗人，怀有社会良知和崇高的理想。我不认为史上有哪个政府是由这样一群博学之士和人道主义者组成的。我想到共和政府的两位总理：曼努埃尔·阿扎尼亚和胡安·内格林博士。阿扎尼亚是个温和的杰出文人，他是优秀的散文家和小说家，也是西班牙首屈一指的翻译家，翻译了伏尔泰和其他外国作家的作品。内格林博士是举世闻名的生理学家，马德里大学教授，他的博学堪称传奇。我还想到担任教育部长的费尔南多·里奥斯，他是位哲学家、语言学家；后来成为外交部长的阿拉瓦雷斯·巴约是记者兼作家；著名的加泰罗尼亚历史学家尼古劳·多维尔则是另一位内阁成员。这些俊彦之士和其他政府领导人献身于他们的理想，在君主政体的高压统治和戒严法时期，他们之中有些人被投入监狱，甚至被判处死刑，但他们并未抛弃理想。
加泰罗尼亚第一任总统马西亚可能是我最敬佩、最欣赏的政府领导人。他是个真正的爱国者，极具勇气与尊严，深受加泰罗尼亚历史及高贵传统的熏陶。他原是西班牙军队中的一名中校，为了献身加泰罗尼亚独立的理想而辞去军职。有人说他就像堂吉诃德，他从不放弃。他遭到警察追捕和迫害，也因政治活动而遭到监禁，甚至被迫流亡多年。加泰罗尼亚人民敬爱他，各个村镇都尊称他为“祖父”，对人民来说，他不仅像个父亲，更像是祖父！在一九三一年以前，我从不曾在西班牙的任何选举中投票，我不在乎那些在君主政体下出来竞选的候选人。可是当我听见马西亚演讲，我告诉自己：这就是我要选的人。我生平第一次为政治选举投票就是投给他。他相貌英俊，留着一把大胡子，我们首次见面时他虽然已有七十岁，但是举止仍旧像个军人。在他担任总统期间我常有机会与他见面，彼此相谈甚欢。而且他对我是那么亲切有礼，走到门口总是礼让我先走。他于一九三三年冬天去世，举国为之哀悼。
在加泰罗尼亚政府中，和我最亲密的友人是诗人本图拉·加索。有几年，他是马西亚的亲近同事，虽然他的年纪足可当马西亚的儿子。后来他成为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的文化部长。加索个子矮小，感觉极度敏锐，充满爱国热情，总是系着长长的蝴蝶结。我和他相处极为愉快。他的职业本是教师，很懂得跟儿童相处。他十分了解音乐，音乐品味极佳，那对他而言是种本能。
从一件事就能了解加索这个人。本德雷尔和巴塞罗那之间有一段路非常陡峭，而且路程相当远。我每次行经这条路，常想起还没有汽车或货车的年代，那时候要把蔬菜、水果和其他物资运送到巴塞罗那，得靠马匹或骡子拉车。我脑中会浮现出那些可怜的动物奋力爬坡的情景，车夫对他们大吼大叫，还会鞭打它们。我会想到它们的疲劳和痛苦，想到它们何等吃力地执行任务。在高处有间像咖啡馆的小店，车夫会在那里停下来吃点儿东西，给马匹饮水。有一天，我把这情景描述给加索听，对他说：“如果给那些动物竖立一座纪念碑，你觉得如何？它们为巴塞罗那带来如此丰富的物资，并且因此受了那么多苦。”本身就是诗人的加索想象着一番情景，喊道：“这个想法太好了！好主意！我们就这么做。”他一点儿也不犹豫，当下就做了决定，并且立刻下令拟订竖立这座纪念碑的计划。遗憾的是这座纪念碑最终没有建成，内战中断了这个计划，一如其他的计划和希望。
在马西亚、加索、阿扎尼亚这等人物的领导之下，西班牙掀起了一场真正的文化复兴运动。见证此事令人振奋，而更令人振奋的则是参与其中！当受邀担任政治职务时，我拒绝了，这违反我不任官职的原则。可是后来，我被请求担任音乐委员会的主席，那是加泰罗尼亚文化委员会底下的一个部门，我欣然同意。我们习惯每周在自治政府开会一次，每次三小时，加索经常出席我们的会议。我们的目标是规划并组织各种推动加泰罗尼亚文化发展的力量。
从小我就珍爱艺术，而墨菲伯爵让我了解到教育的真正意义，如今我看见全国人民都能获得艺术和教育，不仅是那些富裕之人，还包括都市里的穷人和乡村里的农民。通过我的乐团和工人音乐会协会，我致力于把音乐带给大众，如今这个理想在全国各地各个阶段的文化实践中实现了。建造学校的速度要比在君主政体时快上十倍，在共和国的头几年，盖了将近一万所新学校！而且许多是盖在乡下和文盲居多的地方。在君主政权之下，加泰罗尼亚的学校禁止教授加泰罗尼亚语，只能教授作为西班牙语的卡斯蒂利亚语。剥夺一个孩子学习母语的权利，毁掉他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自豪感，还有什么比这更可耻？在共和国时代，这种情况也随之改变。如今学校教导孩童加泰罗尼亚语，虽然他们也学卡斯蒂利亚语，但是要先学加泰罗尼亚语。学校也教他们乡土的历史，包括这片土地上的伟大学者、英雄，以及丰富的文化遗产。如今加泰罗尼亚的旗帜与共和国的旗帜并列，飘扬在加泰罗尼亚上空。
共和国的大规模教堂计划中，有一个阶段特别令我兴奋。这一阶段由自由教育机构监督，这个机构最初是在十九世纪末由一群大学教授创立，他们因拒绝宣誓效忠“王冠、教会与王朝”而被开除教职。该组织希望能把教育带进西班牙与外界隔离的落后村庄，领导人是伟大的艺评家曼努埃尔·科西奥。在共和国时期，大学教授和学生开始大力推行此计划，把戏剧带到最偏远的地区，并且协助村民建造学校和图书馆，由他们提供书籍。
在那段非比寻常的日子里，艺术家、教师、所有把文化带给民众的人，都受到政府机关的特别礼遇。我自己也受到极大的关切。在我一生中，曾得到各国政府所颁赠的荣誉，他们待我十分周到，事实上，我常觉得自己不配得到这种褒扬。然而，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和西班牙共和政府对待我的亲切，给我的爱与关怀，是我不曾在其他国家感受到的。为了我和我的音乐，他们什么都会去做，为了协助我的工作，他们连最小的细节也不会忽略。不仅政府官员如此，地方政府、工会组织、大学教职员也一样。我获颁的荣誉不计其数，多到令我尴尬，我说：“请别再做这种事了，已经太多了。”某些城市，有街道以我命名，像是巴塞罗那那条美丽的林荫道“帕乌·卡萨尔斯大道”；我受到许多市镇的公开表扬和市民礼赞。我被称为巴塞罗那之子，并成为马德里的荣誉市民。为此而在马德里举行的那场音乐会，我记忆尤为清晰。演奏结束后，欢呼声几乎能把人淹没，观众似乎永远不打算离开会场，他们一再鼓掌。然后，渐渐地，观众一小拨儿一小拨儿地离去，而总理阿扎尼亚坐在包厢里继续鼓掌，直到最后！
我叙述这些荣誉并非出于虚荣，而是因为它们显示出共和国对文化的态度。当时我深受感动，因为这是人民的爱，对我来说，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在君主政体时代，王室家族待我极其亲切，但这份温情不见得也反映在政府官员的举止上。举例来说，当我巡回演奏抵达某个异国城市时，不曾有西班牙王朝的代表，无论是大使还是领事，到车站迎接我。可是在共和国时期，当我到外国去，只要我造访的城市有西班牙大使馆或领事馆，我总会发现大使或领事在车站等我，而且他们会提供一部车供我使用，在我停留期间尽可能地协助我。我的意思并非是自己像个显赫的贵宾，正好相反，他们让我觉得自己是家庭的一分子。
事实上，当时我为了加泰罗尼亚的事务十分忙碌，因此不像从前那么乐于到国外旅行。不过，有一趟旅程是我特别乐意的：一九三四年秋天前往苏格兰。就在那趟旅程中，我与阿尔伯特·史怀哲首次相遇。我们两人均受邀去接受爱丁堡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我的老友唐纳德·弗朗西斯·托维爵士当时在那所大学担任音乐教授，他邀请我指挥爱丁堡的里德交响乐团，乐团首次演出的是由他作曲并献给我的一首大提琴协奏曲，这个优秀的乐团由他创立并担任指挥。托维是我们那个时代最伟大的音乐学家，在我认识的人当中，他在音乐方面的知识无人能及，除此之外，他还是个出色的作曲家。他还是个极其优异的钢琴家，在某些方面是我听过最好的。我认为托维是史上最伟大的音乐家。
我热切期待与史怀哲的会面。我不仅熟悉他关于巴赫的文章，对他这个人也极为佩服。在爱丁堡那一次，有好几场公开和私人的音乐会，我所演奏的巴赫让史怀哲非常兴奋。他恳请我留下来，因为他想听更多的巴赫，可是我无法停留，因为还有其他预定行程，最后一场演出结束我就得去赶火车。我收拾好行李，匆匆沿着走廊离开，此时我听见身后有跑步声。我回头看，是史怀哲，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他看着我，带着那种动人的表情，反映出此人极大的同情心。“如果你非走不可，”他说，“那么至少让我们亲昵地道别。”他说的是法文，“让我们在别离之前以昵称来称呼彼此。”[2]我们互相拥抱后道别。
从那一天起，我们便保持着密切联系。我们之间相隔遥远，史怀哲大部分时间都在他创立的兰巴雷内[3]医院，我们后来只见过两次面。但我们经常通信，二战之后，我们共同致力于阻止原子弹试爆，并且警告世人核武战争的可怕威胁。
史怀哲真是个了不起的巨人！他确实是这个世界的良知。即使在我们这个苦涩的时代，单是想到他就足以让人对人性怀有希望。
西班牙共和国的领导人知道在某些事情上我跟他们意见不同，我也毫不犹豫地表达出这些歧见。他们知道我虽然拥护共和政体，但我仍旧跟西班牙王室家族有亲密情谊，他们尊重我的情感。在共和国建立几年之后，马德里市政厅办了一场向我致敬的晚会。参会的人很多，政府高级官员也有到场。那是个美好的庆祝活动，一如这种场合的惯例，有许多人致辞。巴塞罗那市长发表了主要演讲。庆祝活动结束时，他们请我讲几句话。我不喜欢演讲，但他们之前所说的话让我深受感动，我想要表达心中的感受。我说起在本德雷尔的童年经历以及我音乐生涯的早期时光。我告诉大家我在马德里求学的岁月，还有我们母子所住阁楼上的邻居：那个鞋匠、那些制作雪茄的工人、那个在王宫工作的门卫。接着我说起在王宫度过的时光，以及我对阿方索国王仍然怀有的深刻感情。“我能有今天，我作为音乐家所获得的成就，”我说，“要感谢克里斯蒂娜王后，我对她的感谢远非言语所能表达。她就像我的第二个母亲，我会永远怀着敬爱想起她。”我的话语被掌声打断，全场观众都站了起来。是的，就连那些政府官员也站起来鼓掌，那些曾经用生命反抗君主政权、为了共和国而奋斗的人。而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心胸宽大的人，他们接受全部的我。当他们鼓掌时，我哭了。我哭泣是因为他们的爱与谅解，也因为我以身为他们当中的一员而自豪。
西班牙共和国成立时正碰上全球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共和国的头几年是经济大萧条时期。到处都是失业、饥饿与绝望，灾难在许多国家上空盘旋。在德国，民众在绝望中转而支持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的乌云开始在欧洲扩散。然而在西班牙，民众的情绪高昂且充满希望。我并不是说共和国是个万灵丹，也不是说共和政府不曾犯错，它是犯了许多错误。哪个政府不犯错？此外，在共和政府担任官职的知识分子也许过于理想主义，不够实际。就我个人而言，我一向更重视原则而非实际。可是不管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在向前进。西班牙人民也知道。
然而，有一伙人的感受不同，他们就是从一开始即反对共和政府的那股保守势力。他们强烈憎恶民主改革以及自身特权的削弱，密谋反对共和政府，利用共和政府的每一个弱点。一九三四年，这批人重新获得一点儿政治力量，他们便无情地加以利用。在戈代德将军和佛朗哥将军的指示下，军队引进了摩尔人部队和外籍兵团，用来镇压在阿斯图里亚斯罢工的矿工，屠杀了许多工人。当西班牙人民在新的选举中再度把票投给共和政府，那股保守势力和法西斯党人的阴谋更为强化，有挑衅、暴力、杀戮之举，外加阴谋诡计。有时让人觉得这个国家像座沸腾的火山。
一九三六年夏天，这座火山爆发了。当时我在巴塞罗那，准备指挥一场音乐会。巧的是，该场音乐会就在蒙特惠奇宫音乐厅举行，五年多以前，我就是在那里指挥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庆祝共和国宣告成立。而我将再度指挥《第九交响曲》，这一次是在政府的一场庆典上，典礼名称是“庆祝世界和平”。最后一次排练是在七月十八号晚上，在加泰罗尼亚合唱团的音乐厅。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那天上午，收音机里传来马德里的消息，说摩洛哥有一场军事叛变，由法西斯分子的几位将军主导，据说他们正计划在西班牙展开一场全国性的叛变，打算推翻共和政府。那天，巴塞罗那的气氛越来越紧张，谣言满天飞。有些人说由法西斯军官率领的部队已经在好几个城市发动叛乱。没有人知道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天黑之后，几条大道和广场上挤满了人：士兵、民防军、穿着工作服的工人。到处是激动的群众，有男有女。每个人的收音机都开着。从街道上架设的扩音器里，政府向民众广播：“不要关掉收音机！保持冷静！叛国者在散播谣言，企图制造恐惧和惊慌！继续收听广播！共和政府掌控了局势！”
我穿过躁动不安的街道，前往加泰罗尼亚合唱团的音乐厅排练。我们练完了前面三个乐章，正打算排练终曲乐章，我刚把合唱团唤上舞台演唱那首合唱曲，此时一名男子冲进音乐厅，递给我一个信封，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这是加索部长要我送来的。城里随时可能发生叛乱。”我读着加索捎来的讯息，他说我们应该立刻停止排练……所有的乐师应该马上回家……次日的音乐会取消。
那位信差告诉我，加索写完这封短信，叛乱已经在马德里发动，法西斯分子的部队此刻正朝着巴塞罗那行进。
我把那封短信大声读给乐团和合唱团听。然后我说：“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我们何时能再相聚。我们要演奏终曲乐章，向彼此道别吗？”
他们大声喊道：“好，让我们把终曲演奏完！”
乐团和合唱团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演奏、合唱：“在你温柔的羽翼下，四海之内皆兄弟！”
我泫然泪下，乐谱在我眼前模糊起来。
曲毕，我告诉那些就像家人的亲爱的朋友：“和平重降我们国家的日子将会来临。等到那天，我们将再次演奏《第九交响曲》。”
然后他们把乐器装进盒子，我们全都离开了音乐厅，走上街道。群众正在街上架设临时防御工事。
法西斯分子在巴塞罗那发动的叛乱，一天之内就被平息。这不仅是忠于共和政府的部队的努力，也是城里的劳工的努力。这些加泰罗尼亚劳工绝大多数没有武器，当枪弹在街道上嗖嗖飞过，他们站在士兵身旁，拾起伤亡士兵的武器。在有些地方，他们赤手空拳地冲过去，攻下法西斯分子架满机枪的堡垒。工人驾着卡车冲进建筑物，把门撞破。广场和街道上到处都是死伤者。不过，到天黑时，政府军队完全掌控了整座城市，法西斯分子的指挥官戈代德将军和所有随行人员都被俘虏，戈代德将军是当天上午搭乘水上飞机在港口降落，领导巴塞罗那的叛变的。加泰罗尼亚总统康帕尼斯说服戈代德将军通过收音机讲话，告诉他的属下他已经被俘，继续战斗已经没有意义。
第二天早上，我们从马德里电台得知马德里和许多其他城市的叛变也已经被平定。广播说，在某些地区，法西斯分子暂时夺取了权力，据说佛朗哥将军已经从摩洛哥率领外籍兵团和摩尔人部队在西班牙登陆。可是大多数人都觉得那场叛变已经失败，认为共和政府在短时间之内将重新掌控全国。当时我们还不知道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即将把大量枪支、坦克、飞机和几万大军运到西班牙来支持佛朗哥。我们也无法想象，由于英法等国的《不干预协定》，西班牙共和国经过民主选举而成立的合法政府竟无权取得武器。
凡是战争都很可怕，内战最为可怕。那是邻人反目、兄弟阋墙、父子成仇。接下来那两年半，折磨我亲爱祖国的就是这样一场战事。那是一场噩梦，充满无尽的恐怖，共和国的辉煌成就浸浴在血海中。这个国家最优秀的年轻人丧失生命，无数妇孺惨遭不幸，几十万人被迫流亡，这样的人类苦难实在无法估量。
在巴塞罗那局势平息之后的那几个星期，叛乱发展出骇人的情况。虽然叛乱已被平定，暴力事件却根本没有结束。许多人被这场反叛激怒，也为市民同胞之死而愤慨，现在他们想要报复，不顾社会法律而径自行动。有些人行为失控，尤其是那些无政府主义分子，他们的活动很激烈，不仅草率地处决了确切的共和国敌人，也处决了那些他们怀疑是同情法西斯分子的人。他们烧毁教堂，打开监狱，使得罪犯和青年流氓帮派在城市和乡村闯荡晃荡、抢夺劫掠。政府权威瓦解，随之而来的是一段混乱时期。
情势发展令我惊骇。我到自治政府去，敦促他们采取最强烈的手段来制止这些人。“现在发生的事无可容忍，”我说，“这是可怕的犯罪行为，可怕的不公不义。无数的无辜人民在受苦。例如，在本德雷尔，无政府主义分子和其他人夺取了全部车辆，病人无法及时获得医疗救助。你们必须派士兵去重建秩序。”
他们告诉我：“我们正在努力，可是局部形势有点儿失控。”
“你们在破坏共和国的好名声，”我说，“如果你们控制不了局势，就应该辞去政府职务。”
他们说：“如果是这样，那么加泰罗尼亚就没有政府了……”
我到无政府主义分子的总部去。那些人那么奇怪！他们恭敬地听我说话，可是我觉得他们并不明白我在说些什么。他们认为自己的行动完全正当。他们当中有许多是“哲学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政府当局，毫不遵守法律。“人民是唯一的法律。”他们对我说。说也奇怪，在某些方面，我觉得这些人就像小孩子。
有一天，我正在圣萨尔瓦多的家里练习大提琴，两名武装男子冲进我练琴的房间，说：“我们前来逮捕雷侬先生！”雷侬先生是个巴塞罗那商人，在附近拥有一栋度夏别墅。我告诉那两个人他不在我屋里。他们走了。没多久他们又回来，押着我的邻居，他的妻子站在一旁哭泣。他们对我说：“我们想用你的电话打到本德雷尔去，要他们派一辆车来。”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们可能打算处决我的邻居。我说：“只有我可以使用电话，你们不行。你们不能把这个人带到其他地方去。”他们对我怒目而视，在那一刻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做。他们似乎感到有点儿不自在，说是奉了本德雷尔镇长的命令行事。我打电话给镇长。从我的语气他听得出我有多生气。他说：“噢，那两个人一定是弄错了。我是指示他们去另外一个地方。”我把镇长的话告诉那两个人，请他们离开我的屋子，并且把我的邻居留在这儿。他们显然气坏了，但还是走了。这件事可以证明在那段日子里“正义”往往是如何实行的！
这类事情不仅发生在加泰罗尼亚。全国其他地区，政府的权威也在瓦解。政府发言人、工会领袖和知名人士通过广播向民众发出呼吁，力劝他们不要自行执法，要尊重政府权威。可是好几个星期之后，政府才真正重新掌控局势。
当然，在每一场战争中，双方都会采取暴行，事实上，还有什么暴行大过战争本身？可是说到西班牙内战，有一件事要说清楚。发生在共和政府控制地区的那些暴行并非出自政府指示，而是那些不负责任、无法控制的人的行为，他们利用了那场混乱。政府对这些暴行深感遗憾，并采取措施加以制止。
然而，在法西斯分子那一方，情况截然不同。法西斯分子的领袖没有试图制止暴行，反而在他们的统治区鼓励残暴的镇压和迫害行为。在法西斯分子那一方，恐怖行为是官方政策的一种工具。他们有系统地计划并实施恐怖行动，不仅在其军事政府统治下的布尔戈斯、巴达霍斯、塞维尔和其他城市施行骇人的集体处决，还不断疯狂轰炸巴塞罗那、马德里和其他在共和政府掌控下的平民中心。那些可怕的轰炸往往是由德国飞机或意大利飞机执行，成千上万无辜的男女老幼因此丧命。这是历史上头一次飞机轰炸，毕加索运用象征手法在他那幅名画《格尔尼卡》中表现出轰炸的情景。而且这预示着世人将在二战中再次悲惨地面对轰炸，它们是纳粹“恐怖政策”的表现。
我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政治家，而是个音乐家。然而，说到西班牙内战，一个决定性的问题，一件简单的事实，当时对我而言再清楚不过。那些试图以武力推翻一个由普选产生合法政府的人要为这场战争负责，由于阴谋起初未能得逞，他们便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求助。我想，这个问题如今已无须争辩。当轴心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们费了一番功夫去解释西班牙内战的意义。但我得说，当时我对于西班牙内战的意义并无困惑。那时我坚信，哪个政府应该存在，应该是由人民的选票来决定，而非由军事叛变者的枪弹来决定，如今我仍旧这样想。对我而言，支持西班牙共和国是原则问题。在良知上，我怎么可能不这么做？
我拥有的武器一向就只有我的大提琴和指挥棒。内战期间，我竭尽所能地用它们来支持我信奉的理想——自由与民主的理想。我成为援救西班牙民主音乐家协会的荣誉主席，该协会在美国成立，成员包括谢尔盖·库赛维茨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作曲家维吉尔·汤姆森、小提琴家埃弗雷姆·津巴利斯特和乐评家奥林·唐斯。我四处旅行，在欧洲、南美洲、日本举办慈善音乐会，为筹措食物、衣物和药品募款。到国外去，我的心情并不轻松，我觉得自己应该留在家乡，与同胞共担可怕的苦难。加索和其他人坚持认为我在国外能给国家更多的帮助。有时候我认为他们是想保护我，我跟他们争辩，但他们说服了我。我在国外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怀着锥心的痛苦。我在报上读到那些蹂躏国家的战役，陷入烽火之中的市镇，遭到围困的城市里的饥饿儿童。在演奏之时，我知道炸弹正被投放。夜里我无法入睡。当我跟别人说话时，我常常觉得说话的仿佛是另外一个人，我并不在场。音乐会结束后我会在街道上踽踽独行，心情沉痛。
我定期返回西班牙，每一次我都能看见饱受战争摧残后令人心痛的可怕痕迹。巴塞罗那大片地区成为废墟，到处都是建筑物的残骸。大批难民拥进城里，食物极为短缺。我在医院、剧院，以及收容无家可归的儿童的机构举办了音乐会。儿童的处境最为凄惨，令人不忍目睹。成千上万的孩童无家可归，成为孤儿，另有成千上万的孩童在无止尽的空袭中受伤、死亡。光是巴塞罗那，就遭受了几百次大型轰炸。有一次，接连三天不曾中断，法西斯分子的飞机每隔三小时就来轰炸这座城市。当时巴塞罗那人民连一架能用来自卫的飞机都没有！而且也没有真正的防空洞，根本无处躲避那些炸弹！
有一次，我在里塞奥歌剧院指挥一场排练，排练过程中炸弹开始在附近落下。整栋建筑都在晃动，乐师四下逃散，那也是很自然的事。我在舞台上拿起一把大提琴，开始演奏一套巴赫组曲。那些乐师陆续回到座位上，我们继续排练。
人民的士气是奇迹。这不仅表现为士兵奋战时的英勇，还表现为城里各个街区普通男女的英勇。他们以何等勇气和尊严来做他们的工作！那有如史诗般壮阔……“别让敌人通过”这句话挂在人人嘴边。每个人都知道“宁可挺立而死，不屈膝而生”这句名言。这句话跟法西斯分子阿斯特赖将军那句恶名昭彰的祝颂语“死亡万岁！”形成多么强烈的对比，就是这位将军建立了西班牙的外籍兵团。
我亲身经历的两段插曲就道尽了佛朗哥部队和共和政府军队之间的基本差异。
第一个插曲是关于莱诺将军，他是佛朗哥的助手，也是法西斯分子文宣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对法西斯分子来说，他就如同纳粹政权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他令人厌恶，是个堕落之人。战争期间，他经常从塞维尔发出广播，那里由他指挥。他的广播往往是针对共和政府统治区的人民，充满了粗鄙的言辞和丑陋残忍的故事，一种低级幽默。他还会发出威胁，即关于佛朗哥麾下的摩尔人部队会对支持共和政府的妇女做什么样的事。他就是这种人！
一天夜里，我听见莱诺提起我。他说：“那个卡萨尔斯！我来告诉你们，如果我抓到他的话，会怎么处置他。我会让他无法再兴风作浪。我会把他的手臂从肘部砍断，两条手臂都砍断！”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那群助手哄然大笑，他们经常在他广播时围坐在他身边。这个故事牵涉到我纯属偶然，这显示出那些法西斯分子的心态和他们对待文化的态度，尤其显示出他们缺少人性。这种态度就跟纳粹的态度一样，就像戈林元帅所说的：“听到‘文化’这个字眼，我就伸手去掏手枪！”
第二个插曲和共和政府有关，事情发生在那场战争极为关键的一个阶段，一九三八年秋天，当时局势对忠于政府之士越来越不利。有一天，加索问我愿不愿意在一场为儿童援助协会举行的特别音乐会上演奏，那场音乐会将通过收音机广播出去。我说当然愿意，但起初我并不知道政府在计划些什么。他们在收音机和报上宣布我将会演奏，也宣布音乐会进行的那两个小时里，共和国统治区将全面停止工作！工厂里的工人将放下他们的工具，政府办公室里的活动将会停下，所有的事情都先停下来，让人人都能聆听音乐！对我而言，那场音乐会具有深刻的意义。它显示出奋力求生的男男女女在面临最严重的危机之际，能够找出时间来展现他们对艺术与美的爱。那证实了人类不可屈服的精神。
那场音乐会于十月十七日下午在里塞奥歌剧院举行。音乐厅里挤满了人，观众中有许多士兵，他们当中很多人受了伤，还躺在担架上。政府内阁的所有成员都在场，包括总统阿扎尼亚和总理内格林，还有高级军官。我演奏了两首大提琴协奏曲，一首是海顿的作品，另一首则是德沃夏克的作品。中场休息时，我通过收音机向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发出一则讯息。我用英语及法语说：“不要犯下任由西班牙共和国被谋杀的罪行。如果你们允许希特勒在西班牙获胜，你们就会是他的疯狂的下一个牺牲品。战争将会蔓延到全欧洲，全世界。请来帮助我们的人民！”
唉，那则讯息无人理会。在英国仍是张伯伦政府执政，他们刚与希特勒签订了《慕尼黑协定》，并不想触怒他。英法两国绝大多数人民都渴望支持西班牙共和国，可是《不干预协定》仍旧拒绝向我们提供武器。几千名美国青年组成了林肯旅志愿军，加入国际旅志愿军，为了西班牙的民主而战。可是由于对西班牙的武器禁运政策，尽管罗斯福总统对我们表示同情，但共和政府还是无法向美国购买军备。许多年后，我读到罗斯福总统在战争结束时对他的内阁成员说，那次武器禁运是个严重的错误……共和政府只能从墨西哥和俄国买武器，而这些军备远远比不上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持续供给佛朗哥的大量人员和物资。因此，战争无可避免地走向悲剧性的结局。
有时候我会被问到，假如当初西方民主国家出手帮助西班牙共和政府，结局会怎样？能否阻止二战发生？当然，历史无法重写，但是很显然，希特勒也许会在可怕的战争发生前就得到阻止。我们知道，当他吞下一个又一个欧洲国家时，他就应该被阻止。西班牙显然是最后的机会。而历史肯定会记载一件事：是西班牙人民最先拿起武器来捍卫民主，对抗希特勒和法西斯主义。西班牙人民的牺牲和英勇给世人做了示范，热爱自由之人切莫忘记在西班牙参与那场孤单惨烈之战的男男女女。我没有一天不想到他们。那些亲爱而高贵的朋友，不管是生还是死，他们永远与我同在。
内战快结束时，发生了一件我人生中最不寻常的事。巴塞罗那随时会被攻陷，佛朗哥的部队集结起来要大举进攻，整座城市遭到意大利飞机的持续轰炸。就在这种情况下，巴塞罗那大学校方捎信给我，通知我他们想在学校解散前颁给我荣誉博士学位，作为校方的最后一项举措！我被匆匆护送到大学去。教职员集合起来参加我接受那张证书的典礼，他们当中许多人也有妻儿要撤离，已经没有时间把证书印出来，那张证书是手写的。这样的荣誉有可能用言语来致谢吗？
几天之后，我在圣萨尔瓦多跟两个弟弟和他们的家人道别，离开故乡前往法国。那是三十多年前了。从那之后，我就流亡在外。
[1] 西班牙第二共和国（1931-1935）是西班牙历史上第二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领导均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时期。
[2] 法文中，第二人称有敬称与昵称，使用昵称意味着彼此的关系有大进展。——译者注
[3] 加蓬西部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