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罪之后，囚车把我带到彭顿韦尔监狱。我的头发被剃得很短，使得我看起来像个慈善家。我的衣服和东西都被人粗暴地夺走，我被迫穿上粗织的乌褐色囚服，上面印着箭头—我宁肯每个箭头都从我身上穿过，也不想披着这套不合身的怪衣服。这身打扮简直是给悲伤戴上了小丑的面具。这粗糙的罪之象征使得痛苦加倍深化。然后，看守把靴子扔到宽大的接待室中间—后来的人被迫争抢剩下的几双。
监狱对我的称呼把我的真名掩饰了：我先是被“送出”来，现在我又被人“接收”下来：说实在的，我简直像个包裹。囚服后面写了个字母，我被人带着走过彭顿韦尔监狱的金属走道。然后，他们把我送入一间囚室，然后来了一个看起来很不友善的牧师，对我进行问答式讲道。他还给我留下两本小册子，我后来几个月里一再翻阅：一本是《皈依的高士威尔路清洁女工》—她的故事很有趣；另一本是《你这个流氓，你可怜的手指怎样了》，书中以欣赏的笔调记载摘麻絮的情形，作者对苦难一无所知，这一点和现代小说一样。
牧师刚走，随即又来了个学校老师。他问我会不会阅读—我告诉他说我不记得。他还问我怎么拼写“oxen”。我恭恭敬敬地把我的拼写交给他，因为我事实上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我正处在疯狂后的恍惚状态：这时就是把我放在手术师的刀下，我也不会叫出来。过了第一天晚上，我慢慢恢复了活力和知觉—但我还没有摆脱恐惧，因为我的活力是以恐惧的形式恢复的。我理解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但到此刻，我才开始真正感受它；监狱的恶臭、囚室外煤气灯的忽明忽暗，还有标志着死亡和垂死的沉寂，这一切都在升腾着，压抑着我。我不敢叫喊出来，我甚至不敢在木板床上翻动。如果此时有人问我是谁，我会回答说：我是恶臭，我是半明半暗的灯光，我是寂静。前面三天三夜，我被恶心折腾得天翻地覆，我把头伸到木桶里，吐得天昏地暗，把过去的所有生活都吐出来了。正因为这个原因，我现在不在乎记述过去的个性；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喜欢到处寻找伙伴，并向所有愿意倾听的人诉说：过去的个性减弱了，但更显得耻辱，因为它每天都从我身上一点点剥落。
囚室的情形至今仍历历在目，比我现在看到的房间还要清晰。当然，囚室里有一本《圣经》、一本祈祷书和一套日常生活用品：一只锡杯子、一只锡盘子、一把锡刀、一盒盐和一小块肥皂。门边有个光秃秃的木架子，上面放了两块毯子。对面有个光秃秃的窗子，窗子下方的角落里放了一只盆、一只污水桶和一罐水。囚室门外有块牌子，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和判决的细节：谁都知道我是谁，我为什么到这里来。这里有悔改和沉思生活所需的所有配料，不是吗？
我的新生活是一种贫乏无味的工作，这种工作可以在不思考（但有感情）的条件下开展。我为邮局缝帆布袋，我的手指都缝出了血，几乎不能碰任何东西—如果电话流行起来了，犯人的命运必将大为改观。在刚开始的几周、几个月，监狱外面我所熟悉的世界简直是奇妙的梦境。它就如同浮士德被带到永久地狱之前和他一起跳舞的阴影一样，仿佛是精心编织出来的幻境。后来我被人从囚室带出，来到破产法庭接受调查，我忏悔了以前生活的放荡不羁，此时我感到了一种很不习惯的羞耻—这并不是因为我得把自己的生活暴露给陌生人，而是因为我曾经用奢侈生活欺骗过自己。调查者对世道的了解远甚于我—毕竟，世道是按他们的样子造的—我仿佛成了一个接受惩罚的孩子。
由于我的个性已经从我身上剥离了，只要有人肯用和善的眼神看我一眼，或是说句安慰的话，我都会感激涕零。有一次我们在院子里艰难地行走，前后相隔三步，有个犯人低声说了简简单单几句话想让我振作起来。我本不善于掩饰，所以在我含泪回应他的善意之时，我的话被其他人听到了。在那个短暂的友好时光，看守把我带到典狱长面前，结果我被送入“惩罚室”，被关了三天禁闭。
我的囚室是个恶魔般的地方，装了双层门，这样外面任何声音都传不进来。囚室里只有一张木板床和一张凳子。我每天只能吃发霉的面包，喝浸有我眼泪的咸水，勉强维持着生命。在那间囚室里，忧愁、寂静、黑暗相互交织，沉重得难以言表。我想我迟早会疯掉。我被最可怕的幻觉折磨着。囚室角落里有一只蜘蛛，正在编织一张岌岌可危的网，当我的眼光穿过那张网的时候，我看到了自己的脸，而那张脸正看着下面的我。墙上横七竖八的线条组成了可恶而淫荡的图案，我开始长时间地回忆我过去的罪恶行径，并幻想出新鲜的罪恶—这幻想生动得我自己都不敢正视，我哭了。然后，在只有风才能打破的沉默中，我开始和自己说话。这些谈话中的机智让我自己都不禁发笑。我在这间阴暗而狭窄的囚室里来回踱步，或者装出某些姿态，和上方一动不动盯着我看的蜘蛛说话。
这三天三夜看到的意象让我永生难忘。即便现在，和人谈话的时候，我有时还会想起当时和蜘蛛的交谈，这会让我在谈话中间戛然而止。这就是我无法独处的原因所在：我害怕孤独，因为似乎只有它是最容易陷入的状态，一种我永远无法摆脱的痴呆状态。我现在写的这些东西正出于对孤独的害怕：如果我把这日记本合上，把笔放下，我就会再次成为这些恐惧的牺牲品。而且这些恐惧来自自身，无从回避。
孤独的监禁也在我身体上打下了烙印。一天晚上，我突然从梦中惊醒，母亲就站在我身边。我从床上坐起，但我不能说话—母亲抬起手臂，似乎要打我，我发出了一声恐惧的大叫，倒在地上，耳朵磕到了木板上。不，这不对。我是倒在操场上的。我是不是已经描述过了？
我听说我的耳朵伤得很严重，耳聋不可避免。所以我现在才会有这样的头痛，而且每天早晨醒来，我都能在枕头上看到黄色的脓水。我现在又看到了母亲对我抬手臂了，我心中仍然充满恐惧。我感觉自己倒在操场的石头地上，我感到疼痛了。毁灭我的究竟是哪一样东西，疼痛，抑或恐惧？
彭顿韦尔监狱的医生—这些人去屠宰场工作更合适—来为我检查。外边有新闻报道说我发疯了：那是令人愉快的报道—人们总喜欢品尝鲜血里种出来的果实。但是如果我一直待在这地方，结果必死无疑，而当局显然不希望我这么早就成为烈士。因此，医生们建议把我转到“乡下”的监狱。
我恭敬地顺从他们的命令，和一群囚徒一起被押送到雷丁监狱。沿途每一站，都有人对我们起哄。到了有个站台，我们被迫下车，有人认出了我，周围顿时围过来一大群人；有个男子对着我的脸吐痰。戴着脚镣手铐站在这些人中间，我才认识了人类的真面目。耶稣死后还可在坟墓安息，远离迫害者；而我的安息是进了监狱大门之后才开始的。
到了雷丁站，我能看到精心设计的拱门和装饰性雕刻，这些东西我以前多么熟悉啊：我都变得面目全非了，而这些东西还原封不动地在这里，铁路当局真是没有想象力。原来去牛津的路上，我曾多次经过雷丁站，当时它还不是铁路的交叉处。走向等候的囚车时，我心里想着自身境遇的痛苦变化，我想是我在牛津学习的哲学把我带入现在这个地步的。我一直肯定个性的价值，而我的时代把这价值迎面向我砸了过来。阴暗囚室里的日子让我认识了自己的真实属性。
其他人能从监狱中找到力量，如果得不到力量，至少可以得到信仰。但我发现自己一无所获：我现在能清晰地看到，除了别人馈赠的价值外，我并没有自己真正的价值。我就像站在悬崖边的人一样：从远处看，他很威风；走近了你才会发现他的眼睛是闭上的，目的是不想看到下面的虚空。当然，他还是坠落了。
我以前并没有真正地认识世界。我对苦难视而不见，这是我自己不想看的。我的好性格实际上是一种自负和怯懦：我不想为任何一种感情所打动，这是因为我怕自己被所有的感情淹没。我害怕激情—真正的激情—因为我不知道激情会把我的哪些方面暴露给自己和他人。但是在我看到忧愁之时，激情—悲伤的激情，却从我口中挣脱出来，一直等候着我；它是我现在所收起来的生命之线。当我们一伙囚犯在雷丁监狱门口下车之时，我知道我一定会在这所监狱中找到这样的激情。
不过，如果徒有意图，而无力实现，这种意图也是无足轻重的。在雷丁的前几个月，日子非常难熬。那里的典狱长是个傻瓜，只能说他是官僚作风的化身。他的统治覆盖到整个监狱，我们的生活被繁文缛节肢解之后，如果还剩下点什么，也会在他专横的规定下变得粗鲁起来。由于我犯的罪性质特殊，他前几个月对我“特别关照”。每隔半个小时就会有个看守过来看我—每次听到他的脚步声，我就抬头看，总会看到他的一只孤独的眼睛，正透过囚室门上的玻璃窥视孔在看着我：那时候我就知道关在独眼巨人山洞里的奥德赛会有什么感觉了。
典狱长分派给我的任务之一是擦洗绞刑架，他对这样的安排很是满意—而且我和失去了所有高尚感情的其他人一样，对这东西产生了好奇心，确实想亲眼看看。绞刑架是在监狱大院一角的一间木棚子里搭建的。一开始，出于无知，我还以为这棚子是温室。我的任务是擦洗这里的木地板。第一次去的时候，兴致很高的看守一边看着我在干活，一边告诉我说地板可以移开，下面是个砖坑。看守热情地转动着轮子，一根长闩把地板从中间分开：这样受刑者就会悬空了。下面果然有个坑。我感到头晕，觉得这坑仿佛深不见底。这个杀气腾腾的深坑现在只是一个没有空气的虚空，而被捆绑的无声的尸体到时候就会掉到下面。看着我痛苦万状的样子，看守大笑，并且装着要把我推下去的样子。在这时候，我开始恶心了，恶心得不能自已，看守笑得更厉害了。如果恻隐之心不知去向，我们人类就会用这样的内容来彼此相教。
在雷丁的前几个月，我非常无助，非常非常地无助。我只能哭泣，我用无法排遣的愤怒摧残自己的身体，我以痛苦伪装这愤怒，用这愤怒对付我自己。在监狱里摘麻絮的工作也使得我的视力衰弱了，还有，受过伤的耳朵听力也在下降。在紧张和歇斯底里之中，我想我会疯掉。其实我对发疯都有几分喜爱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方法来排解我的痛苦。
两个朋友获准每三个月看我一次。他们以为这样的朝觐目的是帮助我，然而我觉得这种会面更让我感到羞辱。他们来的时候，我被带到前面有铁丝网的笼子里，他们也就坐在对面类似的笼状物之中。我们之间有一道狭窄的走道，看守在那里来回走动。当然，任何形式的谈话都很难实现—走道两边各有四个这样的笼子，四周的声音乱得无法形容。
我也为我的外表形象感到羞耻—监狱不准我剃胡子，结果胡子长得满脸都是。衣冠不整之人是很难说什么话的，像我这样穿着囚衣之人就更没有什么说的了。有时候，即便最熟悉的人来了，我也会用手帕遮住自己的脸，不让他们正视。他们也没有什么和我说的—毕竟，他们是来自于给我定罪、让我在孤独中死去的世界。
“你还好吗，奥斯卡？”有次莫尔来了，这样问我。
“我很好。你难道看不出来吗？”沉默。
“打起精神来吧。”
“我可不可以问为什么？”
“我们在组织一场为你请愿的活动。弗兰克下周要见内政大臣。”
“我是英国最出名的囚犯了，是不是？我的儿子们怎样？”
“他们很好，康丝坦丝也很好。”
“他们问过我吗？”
“当然。”
“他们知道我在哪里吗？”
“他们以为你在住院。”
“恐怕这病生得也太长了。莫尔，我想请你做个好人，为我做点事。我想请你代我去意大利看看康丝坦丝—不要写信，她现在对信件感到害怕了—我只想请你直截了当地问她，我离开这地方后，她还会不会支持我。我只想知道。”
“你能不能过几个月再考虑这事，奥斯卡？你知道康丝坦丝已经急出毛病来了—”
“不。我必须知道。莫尔，想到贫穷我就很难受。你去和康丝坦丝谈谈，但是你能想象我受的苦—”
看守走到了我们中间，我被带回自己的囚室了。
我以为我的折磨会永无休止，最后却是我的妻子将我解救了出来。她从热那亚—她带着孩子匆匆去逃难的地方—赶了回来，目的是向我通知母亲的去世。她不想让一个对我漠不关心的人来告诉我这个噩耗：这噩耗让我感到如雷轰顶，情难自禁。康丝坦丝也哭了，哭得和我一样伤心，在共同的悲哀之中，我隐约感觉到了一些可以拯救我的东西。当我和康丝坦丝诉说我的苦难时，我把它当成身外之物。触动着我心灵的东西也触动着康丝坦丝，我开始理解我或许可以承受我的苦难，就如同她一样—她在承受自己的苦难之时，尚能同情他人的苦痛。如果我对自己的苦难就如同以前对待享乐那样贪婪，那我一定会感到迷失。
穿过囚室的楼梯平台，有一个因小偷小摸而入狱的男孩。会见完康丝坦丝，在回来的路上，我能听见这男孩在哭泣，现在我也能和他同哭了—这是我第一次为其他人流泪，这泪水带着我向前，让我更清楚地认识了生活。狱中还有个叫金的疯子，总是因疯话和疯笑被鞭打，他的惨叫大家都听得到。放在以前，我只把这声音当成自己痛苦的回音，我现在才看到，他自己生活的恐惧远甚于我。我为什么以前不明白这一点，而其他人知道呢？我坐在木板床上，为自己的盲目而大笑。
我意识到，原来我是通过自己的智力和它所滋生的骄傲来看待生活，而不是通过现在这种让我感到震撼，并让我第一次甘心承受的感情来看待它。在自己的痛苦之中，我曾经想过去死，而现在我却学着看生活，也就是卡莱尔所说的“无限大的神庙”。悲痛教我理解。爱教我宽恕。
然后，奇迹发生了，就是让爱开花的那种奇迹。原来统治着我们的典狱长离开了—他要是不走会把我给毁掉—接任者是纳尔森少校，一个和善而耐心的人。他一上任就使得狱中所有人的生活为之陡然一变。这是一个触及内心的时刻：我的跌倒已经把我击垮，此时我很乐意接受这些新的、甜美的印象，希望能以此重建自己的生活。
纳尔森准许我看书，我开始断断续续地阅读了。一开始我对文学书籍无甚感觉：所有的词语都是死的，而且有害，因为它们全在把人引向他们不该去的地方。但是我收到的是所谓“叫人向上”的文学作品—或许爱默生的散文除外。我怀着一颗谦卑之心认真地看这些作品，就像个孩子一样。我开始看的是简易拉丁文版的圣奥古斯丁作品。然后我开始看但丁作品，并和但丁一起走入炼狱。这炼狱我以前就熟悉，但是到现在才能深味其中意义。他们还给了我一本埃斯库罗斯的作品，让我再一次为古代之事而倾倒：监狱的阴影淡去了，我站到了明净而晴朗的天空下。埃氏的文字本身有种特别的质地，仿佛是福楼拜笔下坦尼丝[187]的面纱，包裹着我，保护着我。我呼唤着酒神狄厄尼索斯这个放纵自己嘴唇和内心之神，他的光彩把我和黑暗隔开，让我恢复了活力，振奋了精神。
是的，这有些奇怪—一个人居然能在监狱里体验快乐，因为我已经在自己身上找到了超越愁苦和屈辱的东西。在这时候，我下定决心要重新开始我的艺术创作。典狱长给了我一些写字的东西，到了晚上，我就在囚室里唯一的一盏汽灯下写作。一开始，我只是写阅读笔记：我不再相信自己能驾驭我一度运用自如的语言。但我知道，其他艺术家也都把苦难当成一个绝佳的主题。我开始计划，一旦我刑满出狱，我会以我的苦难经历为基础，创造出一种新型的艺术，就如同从火里打造出铜像。监狱墙外就有两棵树，从囚室里就能看见。整个冬季，我一直观察着它们乌黑的枝桠，风吹过之时会在枝桠间叹息，宛如心碎。到了春季，它们开始开花。我完全知道它们在经历着什么：它们找到了表达的方式。
一个叫托马斯·马丁的新看守开始负责我附近的楼梯平台。他的快乐、善良鼓励了我，让我更进一步下决心离开我被扔进的泥坑。他偷偷地给我送饼干和报纸，尽管我相信饼干更让人兴奋。这些小小的善举比诸神的赐福还宝贵，因为神不了解人的真正需求，只会把我们不需要的东西给我们。
汤米[188]是个相貌堂堂、品德也极为完美的年轻人。我们相处几周后，他问到我和审判中出现的男孩们的关系。他用公正而超脱者所具有的好奇心问，我对这些男孩做了什么。
“我吻遍他们全身。”
“为什么？”
“对一个迷人的年轻人，你除了吻还能干什么？”
“但愿吻之前你给他们洗过澡。”
“汤米，当诸神给雅典人送来子嗣之时，雅典人把荣耀献给诸神。他们并不会前防狼后怕虎地打探他们的家庭状况。”
他懊悔地离开了，幸运的是，他不忘把我的便桶拿走。
我问汤米在我受审之前有没有听说过我，我让他猜想我在劳动阶层中的名声传播得有多广—答案总是令人满意。得知我和文学的联系，汤米就让我帮助他和其他看守参加报上的各种竞赛。我帮他们设计标语—其奖品是成套瓷器。“它们很适合让我们来饮茶，”在一次诗兴大发时，我写道，“好的婚姻离不开茶道。”它们便是我写的舰队街田园组诗。事实上，这些竞赛是我从各类日报中发现的唯一价值。
到了1897年春，我已经在狱中度过了将近两年时间。其时我已经四十二岁。刑满释放的日子一天天靠近，我开始紧张起来，不知道离开雷丁监狱后会有什么等着我。我的财务被朋友们管理得一团糟：他们许下的诺言没有兑现，我知道，离开监狱时我会一文不名。我很认真地考虑过要不要在流浪中开始新生活，但我后来想起这样的生活已经成了现代文学的陈腐套路。不，我是万万不会向世人低下我的头颅的。我不能让控告我的人看到他们毁灭了我：我要在不借助外力的情况下超过他们。我可以自行决定新生活的本质；我不得不重塑我的艺术家形象，因为如果我做不到的话，那将进一步损害作为一个人的自己。这是一条艰辛的道路，其艰辛只是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力气走下去。
离开雷丁那天，监狱把我入狱时穿的衣服还给了我。当然，现在穿已经显得大了，而且它们有股消毒剂的味道，似乎有人用它们包过死尸。作为两年狱中劳作的报偿，他们还给了我半几尼[189]—这是我挣的最后一笔钱了。
我和典狱长握了手，然后转向站在身边的汤米·马丁。汤米面露微笑，而我则放声大笑：“有时间就想想我吧。”我告诉他：我相信他会想我的，而我也经常想起他，想起他对我的友好—是这友好让我恢复了生机的。我从雷丁监狱的大门里走了出去，抬头看了看天。一辆火车把我带到彭顿韦尔监狱，然后我被释放，由伦敦的朋友接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