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多少个日日夜夜—我也不记得有多少个了，因为对我们这些被迫审视内心的人来说，时间是没有意义的—我被人从狱中带走，被车子拉到老贝里。我和其他囚犯一起走，但不知是何缘故，唯有我是人家可怜的对象。这些囚犯告诉我说狱中的浴室“还不错，就是有点‘燥’”—幸运的话，我会被转到布里星顿，因为那里有“不少绅士”。狱中有位被指控在海滨大道行窃的疯癫女人，拿出一张纸给我看，那纸上潦草地写着她自己的辩护词。我建议她不要在公开庭审中读—那是我所见过的最有可能导致定罪的诉状。
车子载着我们沿着一条石头铺的走道行驶，走道两边都是有拱顶的囚室—颇能让我想起阿德尔菲。叫到我的名字时，我沿着木楼梯走了上去，惊讶地发现，自己正走到被告席上。我非常不喜欢这种突然袭击：我突然颤抖不停，简直无法定神看下面众人的脸。这些人有的认识我，有的是专门来看我受辱的。法庭的书记员重复了对我“有违吾皇陛下、她的皇冠和尊严”的指控，此时我感到了恐惧中才有的寒意。权势总是让我头晕眼花，如今我竟被其利用，就更显得可怕。朋友告诉我说，我要是能清清白白地离开老贝里，我还可以恢复原来的生活。但我知道，不管宣判结果如何，他们所说的情况都不会发生了。丑闻的全部历史—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将伴随着我的名字，我永远无法摆脱。我生时是个传奇，到死也还是个传奇。
我以绅士的名义告诉我的辩护律师爱德华·克拉克爵士：我并非鸡奸者。我并没有撒谎，我从来没有犯过这样的罪。但法庭这口深井中最不容易发现的就是真相：三天中，证人席上的男童穿梭不息，他们个个都经过训练，知道如何撒谎，如何指控我—这让观众大为开心。我本来一直是想象力祭坛前的朝拜者，但我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竟然成为上面的祭品。爱德华·雪莱在盘问中一再暗示说我撒了谎，但我并没有撒：那天晚上，我同意他留在我们家，而不回他父母的地方，我的同意当时曾让他兴奋不已，现在却使他颇为难堪。看来我们为善举付出的代价和罪恶的代价一样高昂。我把查利·帕克带到塞沃，也是供博西取乐，而不是为着满足自己的欲望。
一开始我很镇定，因为我相信，在爱德华爵士的盘问下，这些证人的伪证身份会暴露出来—确实，他们的很多证据都被排除了。但没过多久，我和爱德华爵士终于明白，对我的复仇欲望已经强烈到了无法更改的地步。因为这种复仇的发泄对象是过于离经叛道之人—对这样的人世人只会穷追不舍，绝对不会让他们逃脱。而我已经被世人描述成罪恶深重之人，我这样的人应该投放到梅尔伯格山谷[182]，和行邪术者西蒙[183]和伯特兰·德·波恩[184]这样的人待在一起。
一开始，我没有想清楚如何应答。监禁生活如同一个教练，教会了我如何受苦；被告席则如一个老师，给我上了恐惧的一课。但是，听着他们捏造我的种种罪行，我心里还是升腾起一种愤怒的意愿，虽然此时我的个性已经埋葬在丑闻的重压之下。出于自负，我把自己看成鹤立鸡群之人—那些控告者都是比我低贱的人，我不能听任他们得胜，而不伸张我的艺术家身份，一个仅仅因为生不逢时而遭到惩罚的艺术家的身份。
我走上证人席，以清晰、平静的声音逐个驳斥了对我的所有指证。在发言时，我有一种得胜的感觉。我还就苏格拉底式爱情发表了一个演讲—我提前准备的—我用平静的语气，用质朴的语言总结了我一生的哲学。我想，这些话你们可能会驳斥，但我要让它们在你们的耳边回响。
我想可能是这个演讲打动了一些陪审员，所以他们没有对我定罪。但我知道，我是不会得胜的：我承认，我在举证的有些地方撒了谎，试图把我所害怕的有些东西掩盖起来。我把真相和想象混合了起来，搬弄如簧的巧舌掩盖与我常相伴的恐惧和耻辱。现在恐惧和耻辱还在等着我。我发现昆斯伯里还拿着罗斯贝利的信，把它当成了一把高悬的剑，坚持要继续对我审判。得知这一情况后，我暂时恢复的信心又离我而去。我迷失了。
被保释出狱后，仇家开始步步紧逼：我仿佛把一个妖怪给刺激了，所以它以加倍的速度向我奔来。两个朋友用车把我从老贝里接走，而昆斯伯里就像复仇女神一样紧随其后。法庭外的人群就好像到嘴的肥肉被人骗走了，恨不得把我撕成几片。过去，伦敦的街道仿佛是一场美轮美奂的露天表演，而现在它却如一个梦魇。我被邪恶的侯爵及其党羽苦苦相逼，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会跟过去，把我指认出来。原来对我十分欢迎的酒店现在都谢绝我入内。那天晚上，我一直坐在车子里满街头寻找安歇的地方，我看到我的名字写在公告牌上，贫民区的报童大声念着它。我仿佛是在自己想象中的地方巡游，满眼尽是奇怪的景象，还有很大的声音一直响在耳边：“我！我！”发这声音者也不知道声音的意义。
我逃到欧克莱街上的母亲家中。我的个性已经被一片一片从我身上撕走了，我回归到童年时的赤裸状态，孤独，而且害怕。我的跌倒大大刺激了母亲，把她毁了—即便透过苦难之迷雾，我还是一下子就能看到她所遭受的打击之深。她给了我她的梦，而我把这些梦摧毁了；她从我身上看到了她自己最杰出的素质，而我背叛了她。
我和她一起待了两天，这两天让我难以承受。在悲痛之中，她无助地恢复到她在爱尔兰时所熟悉的生活。她跟我说起了她在威士福德的童年，一边说一边大笑，但她的情绪大起大落。她抱怨起丈夫的怯懦—他不敢出席对自己的那次丢人的审判。我和律师们单独商谈之时，她有时候会走进来说一个爱尔兰人站在英国的被告席上并不是多羞辱的事。她其实并不了解情况。她就是在这幢阴暗的屋子里说出了我是私生子这个可怕的秘密：我的生活方式自此改变，我就像在死亡之舞中一样，握起了命运之手。
我不能和她住在一起。每个钟头，我的心上都会增加一份新的悲痛，所以我偷偷跑到“斯芬克司”列维森家里。
斯芬克司出于温柔良善之秉性，安排我住在她女儿的儿童房。在那里，在木头动物和废弃的玩具中间，我认识到我的生涯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田地。在情绪极度低落的情况下，我们能高屋建瓴地审视自己的生活—我当时就看到了我的生活。我其实一直生活在儿童房里，就像一个任性的孩子一样，我摔坏、毁灭了对我最亲最近的那些东西。
康丝坦丝到斯芬克司家里看望过我，但她简直不敢和我对视：在她的眼中我已经成了恶魔。她现在终于明白她对我一无所知：我想拥抱她，但她本能地退缩开。
“你都做了什么，奥斯卡？你都做了什么？”
“你不必用维多利亚式女主人公的口吻来说话，亲爱的。”
她离开了我的房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说出了这样的话，那是不经意地脱口而出。
还有别人来看过我—道森、谢拉德、哈里斯，他们全都劝我逃走。但我做不到：所有的逃跑都是逃离自己，我也不能例外。只有艺术家之间才能惺惺相惜：劳特雷克[185]来给我画像的时候，他既没有表现出怜悯也没有表示同情；我对此深表感激。他对被社会排斥的人有一种明确而冷静的理解，因为他和我一样，都是这个世界上的陌生人。我无法将此坦白给任何人：我无法坦白，因为我觉得自己现在又可悲又畏缩，我不敢将这样的自己展露给我在巅峰时期认识的人。所以我躲在这幢屋子里，准备为自己辩护，虽然我知道这只会是徒劳。
我最终的审判是在耶稣升天节这天开庭的—尽管我和唐·乔凡尼[186]一样正在奔向别的地方。我已经不记得那次审判的经过了。审判中间有些地方我两眼一片黑暗，什么也看不清，而其他地方却又异常熟悉。尽管谴责之声回荡不绝，我却不明白到底说了什么：仿佛他们说的是一个和我无关的人，一个我不久就要会面的人，一个伸手来迎接我，然后把我毁掉的人。
一旦一个人的个性为人所共知，一旦他的历史以控告的方式出现，他就会惊异地发现，自己的个性和历史中，能把持的部分实在太少。我明显地成了别人所想、所说的那个人：我倦了，老了。因为老了，在公众目光的聚焦下，我把自己交托给别人去处置。
当“有罪”的宣判下达之时，我感觉我的生活仿佛到了尽头。这是一种比实际的死亡更可怕的死亡，因为如果我真的死亡了，我还能指望自己能像拉撒路那样从死里复活—拉撒路复活后不停地哭泣，因为他的死亡是他唯一的真实体验。法官终于宣布了我一直害怕的判决。我癫狂了，我想倒在地上，忏悔我一生所犯的所有的罪，把我心里暗藏的可怕秘密和奇怪野心，全都和盘托出。我想变得像孩子一般，像第一次学会说话那样，毫无顾忌地说。但是法官挥手打发我走，我戴着镣铐，被带上等在外面的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