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说我的童年,是不是?我相信,即便在那时候,我的命运就有定数了,这是偶然间被我发现的。有一天学校放假,在牟图拉给父亲做事的弗兰克·霍里汉把我带到一位老年农妇那里。这农妇擅长算命,在附近小有名气。弗兰克经常和我说起她,勾起了我去找她的奇怪欲望。现在想起来,我那时是希望她能认出我对自己的认识。
老妇人看上去饱经风霜,身穿一件当地人常穿的红衣服。她拉着我的手—即便在那时,我的手就已经很大了,而且带些灰色—有些轻蔑地打量来打量去。然后,她拍了拍我的胳膊,说我的命运好到极点同时也坏到极点。“奥斯卡”这个在爱尔兰编年史上掷地有声的名字用在我身上—她说—就如同一个关于久远事物的梦境潜入了白天。
弗兰克和我坐着马车回去,路上一言不发。我在那时候就接受了一种挥之不去的宿命观。在波尔特拉的时候,我就从书中了解到,所有悲剧的教训均在于悲剧主角的恣意妄为:就是看到厄运当头,他还会心甘情愿地迎着上。当然,没有人会把我的命运编成可歌可泣的故事—不过,我一直算得上是自己的合唱队。
以前我很少讲童年的事,甚至不告诉了解我、和我分担苦难的人,因为这会带来羞耻,尽管这并不是我个人的羞耻。第一次审判后我被保释,回到母亲家里,像一只受伤的动物一样躺着,母亲就会走上前来,流着泪,说我的命运到了这般田地,她负有责任,我是为她的罪受罚:我并不是威廉爵士的亲生儿子,我是私生子。难怪我提到威廉爵士的名字就叹息!也难怪我长得和他一点都不像。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在梅里安广场的时候,我好像总有被孤立的感觉。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母亲会千方百计把我和外部世界屏蔽起来,她是怕把自己放纵情欲的气质—这种气质导致了我的出生—传给我啊。
在那个宿命的夜晚,母亲告诉我说我的父亲是个爱尔兰诗人和爱国者,很多年前就已远离人世。他的名字是史密斯·奥布莱恩。她还告诉我说,她以前带我去我们家在格兰克里山谷的小农舍,史密斯·奥布莱恩会来看我们—不过这农舍我已经忘记了。不过我还能隐约记得一个不太说话的男子来和我一起玩,玩儿童游戏,故意让我赢,然后往我手里塞一枚硬币。他的名字我并非不知道—他是一个为了爱尔兰而受尽了苦的人。现在回忆起来,我在很小的那时候就能感到他的尊严气质,我知道,那是失败者的尊严。
母亲回忆起这些年月,总是要流泪。其实我同情她,多过同情我自己。如果她像躲到大衣下的狐狸一样把悲伤藏起来,把过去遮起来,我们反感到受伤。只有我遇到了不幸,她才有力量到我跟前来,心平气和地用寥寥数语告诉我她过去的耻辱,并说这把她和我的耻辱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些年间,出于愧疚,她把阳光都挡在外边。她坐在黑暗之中。
当时我并没有感到什么—经历了多重打击,我对接踵而来的苦难感到麻木了,不过现在,这些事有助于我的理解。性格的起承转合对我来说是神秘的,不过我的命运似有一根黑色的线在贯穿着,这根线的起头从很早就难发现出来了。私生子被迫走自己的人生之路,即便身处狂风中,仍要岿然不动。我现在也知道,我为什么明知名望和喝彩本属虚空,却渴望赞扬,渴望认可。我现在也终于认识到,我为什么搬用传统价值观,只为着嘲讽,只为着进行滑稽模仿;我为什么会醉心于艰苦劳神的创作,为什么这语言的迷雾总在身边萦绕不去。从母亲的告白中,我确信我也一样应归在被遗弃者的行列—不过,我不敢肯定命运的低语能否一直传入我私底下的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