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毕业之后，我先在珀茨尔的精神病医院里工作了一段时间，接着又去约瑟夫·格斯特曼（“格斯特曼综合征”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里待了两年，学习神经病学方面的知识，最后在施泰因霍夫精神病医院工作了4年，负责管理“女性自杀患者区”。有一次我大概算了一下，每年经过我手的女性患者不少于3000人！这些实践上的积累，使我的经验日益丰富，看病时眼光也愈发敏锐起来。
我在施泰因霍夫医院工作时，提出将皱眉肌现象[1]视作精神分裂症急性发作的一大症状，这一现象是我从影像资料中观察到的，而我在给维也纳精神病学协会做讲座时也播放了这段影像。
我刚开始在施泰因霍夫医院工作的那几天过得心惊胆战，特别是一到晚上，我的梦境里总是充斥着与精神疾病相关的可怕场景。我的主管利奥波德·帕夫利基医生[2]（他的儿子是奥地利著名音乐家）在我来医院的第一天就再三叮嘱我，去病房的时候千万要把眼镜摘掉，因为我的那些女性病人很有可能给我脸上来一拳，打碎的镜片恐怕会扎伤眼睛，而医院是不会为我自己的疏忽大意负责医药费的。我听从了主管的建议，可是由于我没戴眼镜而无法看清周围的情况，当场就挨了一拳。于是从第二天起，我还是戴上了眼镜，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清楚地捕捉到病人的一举一动，如果角落里的某个身影想朝我攻击的话，她八成不会得逞，因为我早就溜之大吉了——这多亏我戴了眼镜啊。
在施泰因霍夫医院的4年里，我从病人口中听到什么好玩的话，都会速记下来，甚至我还想过把这些话整理成书，书名就叫《疯言真语》。好多我与她们的日常对话都可以收录进去，比如说，那次我问一位老太太一个很常规的智力测试问题：小孩和侏儒的区别在哪里？她给我的回答是：“噢，医生，小孩就是小孩，而侏儒是要在矿山里干活的呀。”再比如说，当我问她们是否有过性交经历，得到的回答也是五花八门。有的说：“没有。”我接着追问：“真的没有？”于是她说：“好吧，我小时候没有。”还有人回答：“天哪，医生，除非我被强奸了。”
我想说的是，我给这本书取名《疯言真语》是为了告诉大家，我的意义治疗理论与心理治疗中的心理学至上主义之间最根本的分歧在于，前者认为疾病不一定就是错误的。我将我的理论称为“意义治疗”，它对病理学至上主义宣战。或者，我还可以用我在第一本书里写的一句话来进一步说明：“毋庸置疑，二乘二等于四，即使这个论断是出自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之口。”
1937年我开始以神经病科和精神病科医生的身份独立行医，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一个小插曲：刚开始独立行医时我还差点儿被一个病人置于死地。当时我的诊室在切尔宁街我家那栋房子的4层，有一次我的父母和妹妹都出去度假了，家里就剩下我一人；我和一个身材魁梧的年轻精神分裂症患者坐在4层的诊室里聊天，窗子开着，而且窗口离地面很近。不知怎么，这位病人突然激动起来，他大声咒骂着，准备把我从窗子扔出去。他的力气很大，我根本制不住他。这种情况下，我没有求他手下留情，也没有乞求他别的什么，而是装作一副非常受伤的样子，“你看看吧，”我说，“你这样对我真的让我很伤心，我尽我所能地来帮你，可是你是怎么感谢我的？你居然跟我翻脸了！我真的不希望你这么做，这让我很受伤。”
听了我的话，他放开我，并决定到医院去寻求庇护，因为我告诉他只有在医院里他才能躲开他的“敌人”。于是我陪他下楼去打车，在往出租车站走的路上我又对他说，要他自己为敌人的卑鄙买单简直太可笑了，所以我建议他不要直接打车去医院，而是先去警察局，警察会用政府的钱派一辆救护车送他去医院，这样一来，他自然就能免费享受医院提供的服务了。
[1] 皱眉肌现象是确诊精神分裂症的重要排查依据， 1935年弗兰克尔在《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杂志》（第152期）（Zeitschrift für Neurologie und Psychiatrie， Bd.152）发表文章《精神分裂症的一个常见症状》，首次描述了这种现象。——译者注
[2] 利奥波德·帕夫利基（Leopold Pawlicki）常年担任施泰因霍夫医院的主治医生，他的儿子诺贝特·帕夫利基（Norbert Pawlicki， 1923—1990），钢琴家、作曲家。——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