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害死了东林六君子，让天下缄口、万民颤栗。那么，他的杀心是否就收敛了一点儿呢？没有！
这家伙杀上了瘾，好像是领略到了：政权就是杀人之权。
到天启六年（1626）二月，六君子的血迹还未干，在他的一手策划下，天启又兴起大狱，下诏将东林党人周宗建、缪昌期、周起元、周顺昌、高攀龙、李应升、黄尊素七人逮入诏狱！
因为这一年是农历的丙寅年，所以此次大狱，史称“丙寅诏狱”。又因为被祸的是七个人，所以也称“七君子之狱”。
这一批“七君子”，也是私德上无可挑剔的人，而且到了这时候，东林已完全偃旗息鼓了，那他们是怎样撞到魏忠贤刀头上的呢？
是因为魏忠贤贼人胆虚、太过敏感了，生怕被正直之士伺机掀翻。所以，因为一个“莫须有”的传闻，他就又开了杀戒，顺便把以前的一些老账也给清理了。
引燃此事导火索的，是一位比魏忠贤资格老得多的大太监李实。这位李太监，是北直隶保定府雄县人，万历六年（1578）就进了宫，比魏忠贤早11年。他是泰昌帝常洛当太子时的伴读，根儿正。一到泰昌元年（1620），就顺理成章升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同时兼掌御马监。他是泰昌帝身边的大红人，不比王安差多少。
但是此人粗鄙，不识字，因此泰昌帝一死，也就坐不稳中枢位置了，被调到江南任苏杭织造，负责管理官营的纺织作坊，常驻苏州，同时也算是皇家在江南的一个眼线。这也是个大大的肥缺，不算辱没他。李实的资格很老，并非魏忠贤的手下，两人算是井水不犯河水吧。
这人名誉倒不是很坏，但是手下有两个管家，樊得和孙升，都是贪得无厌之徒。他俩常以李实的名义搜刮民财，随意增加织造定额（好给自己发福利）。
明朝末年江南的纺织工业之盛，是远远超出今人想象的，为当时世界上所罕见。江南给这两个小人物一搅，闹得四处民怨沸腾。
当时苏州的同知兼代理知府杨姜，因这个事对李实很不满，也不大去逢迎。李实见他不礼貌，就找了个茬儿参了他一本。
此时恰逢新任的应天巡抚周起元到任。周起元对李实这么干也很不满，就上疏为杨姜辩护，并指责李实才是有问题。李实立刻反弹，干脆诬告杨姜犯了法，给逮了起来了。双方就此结怨。
这件事说明，李实跟有的东林党人，关系是很僵的。
但是，他也很敬佩另外一些东林党人。据说，黄尊素被罢后，回到家乡余姚，没事就常到湖上去玩。李实曾慕名前去拜访，可是黄大人不肯见（《启祯两朝剥复录》）。李实知道自己不够格，也就算了。这事情传到民间，就成了黄尊素经常与李实在湖上来往。
武宗时大太监刘瑾专权，廷臣刘一清为了干掉刘瑾，就联络皇帝很信任的另一个太监张永，一举除掉了刘瑾。传闻就以此事为例，生发开来，说黄尊素正是想效仿前代事，借李实之手干掉魏忠贤（《明史》）。
空穴来风，其源有自。估计这是恨魏忠贤的人合理想象出来的。谣言传入京师，魏忠贤心惊肉跳——巩固魏忠贤专政，就是要防微杜渐啊！他立刻委托正在南方出差的刑部侍郎沈演就地访听一下。这个沈演，是阉党盟友、前大学士沈潅的弟弟，当然靠得住。
结果沈演回话说：有这事！
魏忠贤急了，这还了得！李实是先帝宠臣，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要是和东林搅到一起，危乎哉！于是立刻派出几批亲信，火速赴江南暗访，务必查个水落石出。
这期间，李实的司房（负责誊写文书的宦官）正在京城办事，得知了消息，大吃一惊。他赶忙跑去找阉党“领导班子”成员李永贞求助。
李永贞是他的熟人，给他出了个主意，说魏公公起了疑心可不是好事，为了避免嫌疑，就请你们李公公出面，参黄尊素和其他几个东林党一本，不就证明李公公清白了吗？
司房问：要参哪些人？
李永贞一个个给他数，说了七个人的名字。
司房救主子心切，觉得这主意好，就央求李永贞给代写个奏疏稿。李永贞见事情有门儿，就一口答应，并很快写好了。
那司房来干这事儿，恰好是近水楼台，他身上就有盖了李实大印的空白奏本，当下拿出一份，三下两下将稿子抄上，顺便就呈进了宫里。
这个小角色也来不及跟主子请示一下，就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这件事，在《先拨始志》《三朝野记》《启祯两朝剥复录》上的记载，都差不多。但也有另外一种说法，说是魏忠贤的爪牙天天去李实家里，数落李实不该跟黄尊素来往。李实百口莫辩，就派人去京城向李永贞和崔呈秀求情，结果是崔呈秀出的主意并代笔写的参奏稿。
从后来清算阉党时的情况看，还是前一种说法比较可靠。在崇祯初年，法司追查这件事，认为李实以一片纸杀了这么多忠臣，拟以大辟（砍头）。但是崇祯帝觉得，这事儿不能怪李实，李实的疏上有用朱批修改的墨迹，实属魏忠贤的心腹所为。后来经过君臣间的折衷，李实未定死罪，而仅仅被革职充军。
不管怎么说，这道疏一上，天启又发了雷霆之怒。于二月二十五日下诏，由锦衣卫将七人逮送来京，此外，让李实安心供职。
这个诏书，八成也是“领导班子”给拟的，还不忘记安抚李实一下。
这七个人，是怎么得罪了阉党的呢？我们在这里简要说说。
周宗建，字季侯，号来玉，南直隶苏州府吴江县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他少小时听人讲杨继盛故事，由衷钦佩，曾叹道：“忠愍（杨继盛）不死！”他从知县干起，后任监察御史。在客、魏刚刚联手的时候，他就上疏弹劾过这两个家伙，且语言特别激烈。说客氏赖在宫里，“恋上不舍，将何为乎？”把天启也给敲打了一下。说魏忠贤“目不识一丁，岂复谙其大义”（《明史》），皇上把他留在身边又有何用？把魏忠贤气得发疯，在文华殿指着奏疏上“目不识一丁”一句破口大骂，声音之大，连皇上都给惊动了。
这两次，周宗建都险些受杖刑，多亏众臣和叶向高极力维护，才得以免。他也因此而名动天下，谁都知道他胆大、敢说话。
天启三年（1623），他又上了《清宫禁绝祸本》一疏，再次攻击魏忠贤，说现在“权珰”和言官互相借重，罢斥忠良；又说，当今内有魏忠贤为之指挥，旁有客氏为之羽翼，外有刘朝为典兵示威，又有小人蚁附蝇集，内外勾结，驱逐善类，天下事怎么得了？
魏忠贤看了这道疏，又怒又怕，带领刘朝等喽啰跪在天启面前大哭，请求剃光自己的头发以示“请罪”。天启被激怒了，又要打周宗建的棍子，由于阁臣力争而作罢。
在周宗建最后出任湖广按察使时，弹劾了冯铨的爸爸冯盛明，冯铨对他怀恨在心。后来，冯铨的门生、工部主事曹钦程投效阉党，诬告周宗建、李应升、黄尊素等贪污，魏忠贤立刻矫诏将这几人削籍，还命令巡抚毛一鹭负责对周宗建追赃。
到天启六年（1626），魏忠贤嫌追赃速度太慢，又没抓周宗建，就把周宗建列入李实空印奏疏，给他安了一万三千五百两赃银，逮进京城来好好整治。
七君子的第二名，缪昌期，我在前面已讲过他的一些事儿。他少年多才，成年后更是文名满天下，顾宪成与他是忘年之交。四方学者都慕名而来，向他讨教，搞得他家门庭若市。遗憾的是科场不大顺，一直到万历四十一年（1613）才中进士，庶吉士毕业后为翰林院检讨。
天启元年（1621），缪昌期到湖广主持考试，出的试题是论赵高和仇士良。赵高不用说了，是秦代赫赫有名的大宦官。那么，仇士良是何许人也？他是唐代文宗时期著名的“宦竖”，历任内外五坊使、左神策军中尉等职，专横跋扈。
出题让考生来骂这两个阉宦，无疑是影射当朝的魏忠贤。从此魏忠贤就记住了这笔账。
后来，魏忠贤在京城西山为自己造墓，听说缪昌期的书法写得好，又有文才，就请老缪给写个墓志铭。当时老缪要是写了，大概骂赵高的事也就一天云散了。可是，几次请托，老缪一点面子不给，魏忠贤就彻底把他打入了黑名单。
叶向高离职后，东林党要人纷纷被逐，先后有赵南星、魏大中、杨涟、左光斗等人。每次，当时的首辅韩爌都要上疏挽留。韩爌并不是东林党，这样做无非是出以公心。阉党同志们理解不了，就怀疑是老缪在后面搞鬼。东林这几个人被罢后，门庭冷落，谁也不敢靠前。只有老缪不忌讳，常去走动走动。诸君子离京时，他也要去送。
有人劝他就不要去送了，少惹事为好。他正色道：“人被逐，可不送乎？”明知东厂的人就在一旁在盯着，他也不在乎。
这就注定了魏忠贤对他，势必除之而后快。
当时有人推荐老缪去南京当翰林院的院长，魏忠贤不准许，派小宦官到内阁去，扯着娘娘腔大喊：“就留缪昌期在京师送客吧！”缪昌期知道朝中是待不住了，就上疏请求退休，魏忠贤偏不让他体体面面地走，矫诏将他罢免，后又革职。这次抓他回来，给他安了三千两的赃。
第三个，周起元，字仲先，别号绵贞，福建海澄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他为官清廉，除了书籍，别无长物。自己的一点儿工资，也都尽量拿来资助地方教育。周起元从知县干起，历任中央和地方的监察官员。天启三年（1623）为太仆少卿，不久又升任右佥都御史，巡抚苏松十府。这差不多是个副部长级的大官了。
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官员，声望也极高。曾经为前面我提到的杨姜辩冤，又弹劾李实在江南的种种劣迹，搞得李实也不得不有所收敛。
但是，这么做，惹到了魏忠贤——打击宦官，就是打击阉党！周起元就是这么得罪阉党的。
这时候有个小子——兵科给事中朱童蒙，出面弹劾东林元老邹元标聚众讲学，未果，反而在天启三年“京察”时被外调为苏松兵备道，成了周起元的下属。
朱童蒙丢了在京城的好差事，恼羞成怒，到了苏松就拿老百姓撒气。每次外出动不动就鞭打行人，打得人头破血流、皮开肉绽。周起元大怒，准备参他。他也知道这官是做不长了，就声称有病，弃官逃跑了。周起元不能让他就这么跑，立刻上疏弹劾他“庸鄙无才，只知敛财”。
奏疏到了阉党“领导班子”手里，他们还记得这姓朱的参过邹元标，就有心抬举他，搞垮周起元。最后，天启下诏，不准朱童蒙告病辞官，而是调到京城来做副部长；而周起元则因“排挤正人，削职为民”。
巡抚参一个小小的属官，不仅没参倒，结果反而是属官连升几级，自己被罢免。这样的事例，在大明朝几乎绝无仅有。
这次抓周起元，阉党给他栽的的赃，是说他在巡抚任上“贪污国库银十万两”。恶人政治，一般都是谎言政治，谎越撒越顺溜、越撒越大。即便是把煤说成白的，也能说出煤之所以白的一二三点来。魏忠诚贤在这一点上，已是炉火纯青了。
第四位，周顺昌，字景文，号蓼州，南直隶苏州府吴县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曾为福州推官（审判长）。他的故事，我们前面也已有所涉及，就是在魏大中被逮进京途中，在苏州盛情款待并与魏大中结为亲家的那一位。
周顺昌疾嫉恶如仇是出了名的。先前在杭州任司理时，到任的当天，同僚设宴接风，席间有艺人演出，演的是岳飞故事《精忠记》。当演到秦桧和他老婆商量怎么设计陷害岳飞时，周大人按捺不住，飞步上台，揪住演秦桧的演员就是一顿痛打，众人目瞪口呆。
天启时他曾任吏部文选郎，后辞官。在六君子案之后，魏忠贤的义子倪文焕挟嫌报复，上疏弹劾周顺昌“与罪人婚”，还诬告周顺昌在吏部选干部时受贿太多，回乡时连船都压沉了。
其实周顺昌辞职后是经河南从陆路回家，并没有走运河，哪里来的什么船？知情者无不痛斥倪文焕瞎编。但魏忠贤不管这诬告有没有“硬伤”，借机削了周顺昌的职。
在苏松巡抚周起元被罢后，周顺昌正在家闲住，写了一篇《赠周公罢归序》为周起元鸣不平，顺便讽刺了一下继任的巡抚毛一鹭。毛一鹭读了这文章，气晕了，发誓要找机会报复。
周顺昌当初在送别魏大中的时候，曾当着缇骑的面指名道姓大骂魏忠贤。敢这么干的人，那时已是天下罕见，魏忠贤于是就把他记住了。
第五位高攀龙，字存之，号景逸，南直隶常州府无锡县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当过一段时间的御史，因为触怒当时的阁臣王锡爵，被贬官后，因亲丧回了家。他和顾宪成一道发起东林书院，从者甚多。居家30年，大臣多次举荐，但万历皇帝都不起用。一直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才出任光禄寺丞。前面已经说过，他曾经弹劾崔呈秀在淮扬一带贪赃枉法，吓得崔呈秀上门去给他跪下，请他放手，但被他严词拒绝。
崔呈秀就因为这个转而投阉，立即实施报复，攻击高攀龙和赵南星等朋比结党，高攀龙被迫挂冠而去，不久又被削了籍。这次阉党抓他，是因崔呈秀还嫌不解气，把他的名字窜入了李实空印奏疏，并入周起元一案。
第六位李应升，字仲达，号次见，南直隶常州府江阴县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任南康府（今江西星子县）推官，秉公执法，昭雪沉冤，被当地军民视为包青天大人再世。天启三年（1623）升任御史，曾经上疏指责魏忠贤滥用立枷。枷重三百斤，受刑者活不过几天，前后枷死六十余人。他建议，罢魏忠贤东厂之职。此后，在万燝被杖死、林汝翥被刑杖、魏大中被逮的事件中，都公开跟魏忠贤作对。
崔呈秀被高攀登龙弹劾，奏章就是李应升起草的。当时崔呈秀求不动高攀龙，又跑去李应升的住所，给李下跪磕头，乞求高抬贵手。李应升没答应，只说：“事情要交付公论，非敢私。”
天启五年（1625）年三月，崔呈秀唆使党羽诬告李应升，李因此而被革职。六君子死后，李应升悲痛欲绝，设牌位祭奠。他自然也成为魏忠贤的眼中钉。
第七位黄尊素，字真长，号白安，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天启二年（1622）任御史。在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之后，他也曾上疏弹劾魏忠贤。他质问皇上：“天下有政归近倖，大权旁移，而世界清明者乎？天下有中外汹汹，无不欲食其肉，而可置之左右乎？”言辞相当尖锐。
在杖责万燝、林汝翥的事件中，有一次众大臣在内阁中争论处理办法，魏忠贤派了几百个小宦官到内阁肆意辱骂，内阁辅臣无一敢吭声，惟有在此议事的黄尊素拍案而起，高声喝道：“内阁乃国家重地，即便司礼监太监，不奉旨也不能来，你们要干什么？”众宦官慑于他的威严，才乖乖退去。
黄尊素不仅敢干，也很有深谋远虑，曾经劝邹元标京师不是讲学之地，易于惹是非；劝杨涟若没有太监做内援，就不要发起总攻；劝魏大中不要攻魏广微太急，以免他去投阉。但是东林的这些要人都没有听他的劝告，否则的话，东林党的处境不会恶化得这么快。
魏忠贤在第一次逮住汪文言的时候，就想牵出一批东林党来，结果黄尊素跟管镇抚司的刘侨打了招呼，给搅了局。魏忠贤从那时候起，就发誓要灭此人。
这些还都是旧账，现在又加上与李实“湖上密谋”，那还得了，所以黄尊素也难逃此劫。
魏忠贤在前一年，切瓜砍菜地灭掉了六君子，没见全明朝有什么抗议和反弹，所以这次底气很足。有崔呈秀出主意，抓着李实这个冤大头，一口气就可以再灭七个。
天启发了话以后，锦衣卫缇骑就大批南下去抓人。因为周宗建和缪昌期在圣旨下的时候就已另案被逮，正在押解途中，所以这次要抓的是五个人。
奉旨抓人，那还有什么好说的！我叫你三更死，你就不能五更亡。什么天理、人心、良知，恶人们心里哪怕存着其中的一点点，国家怎么会到这步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