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海沉浮40年的叶阁老被迫去位，东林党的前沿阵地一下子就暴露于外。现在东林方面的领军人物，都是激切耿直之人，只顾前行，不屑委蛇。而在阉党方面，则视东林党为砧上鱼肉，正虎视眈眈准备一网打尽。
当时稍有头脑的人，都能感受到山雨欲来的不祥气息。
黄尊素曾经在这时暗示过杨涟等人：应早做计议，最好是主动请归，避开朝中这块是非之地，免得首当其冲。而且，主动离开也是向对方示以缓和、圜转之意，也许可以减弱阉党下一步的攻势，致使阉党找不到兴大狱的理由。
这个建议，堪称明智。人家看你碍眼，你让开就是了。一般惯例，人不在朝中，被追究的可能性和酷烈度要小得多，很有可能躲开风险。
强项人物走了，战火爆发的可能性也就会大大降低。如今双方强弱已经易位，东林这一边只有维持不战的局面，才是上策。
再说东林风头人物一走，阉党方面也许真的认为“余皆不足虑”，从而暂停铁血政策也未可知。
叶阁老的失误，就在于他既然是个温和派，就应该始终起到缓冲作用，而不应对未来的名声抱有幻想。但叶阁老太想捞名声了，他采取的是骑墙态度——阉党胜，他是东林的唯一保护人；阉党败，他也有参与倒魏之功。他建议将魏忠贤放归的那道奏疏，就是在这种投机心理下写出来的。结果，阉党一眼看穿了他用意，再不相信所谓“温和派”。
很可惜，黄尊素的上述建议没被杨涟接受。杨涟是个讲原则而不屑自保的人，他认为，既为顾命之臣，就不可为苟全性命而远离魏阙，否则就是辜负了先帝的重托。
他早就铁了心，决意以一人之悲剧，换得全明朝人的幸福。
天启四年（1624）的七月，是一个奇异的历史转折点。如果不是叶向高走，而是魏忠贤走，那么两党成员后来的命运都不至于那么惨。
魏忠贤如果在这时走了，即使将来历史大掉头，遭受清算，他也不至于有死罪。明朝历来的皇帝，对获罪的太监，大多都抱有一点温情——再不济也是自己的或者“家父”的老奴，网开一面是有可能的。
但假设毕竟是假设，我们来看真实的场景。八月初一，总监察长孙玮病故。他是科道之首，忠诚耿直，而且一向是东林党的盟友。
东林也真是到了倒运的时候，越是前方吃紧，阵地越是出现缺口。
缺了人就要补，吏部尚书赵南星此时仍大权在握，按他的思维惯性，这个关键岗位还是要推东林大将。于是在他主持下，廷推左副都御史杨涟顶上。但是天启却没批，大概是还生着杨涟的气。众人无奈，又推了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冯从吾，心想这回应该顺理成章了。可是天启考虑到：“大计”（外官考核）即将开始，还是从京官里推一个熟悉全面的人为好。
这时京中哄传，魏忠贤有意把户部尚书李宗延推上来。东林众人决不让步，一致推了东林元老高攀龙。
高攀龙的职务是刑部右侍郎。对这个推荐，他甚感不妥，因为他和赵南星是“师生”关系。这样一来，师生两个一个掌吏部，一个掌言路，当道于朝中显要，别人会有看法。
魏大中等却劝他不要退缩：“如今钻营的人多，你却要退后。你是廷推上来的，怕什么？若皇上不批，我们还要全体去廷争，当为天下争此一人！”
众人既劝，高攀龙也就不再推辞。八月初九，推荐报告送上去了，按例，有三个工作日才能批复。众人都忐忑不安，揣测皇上那里恐怕很难通过，魏忠贤也会出来挡路。哪知道，第二天就批了下来。
东林众人欣喜若狂，好似冬月里忽然有了小阳春。仅有一二人心生疑惑，觉得这事情大不可解，怕不是什么好兆头。
高攀龙被顺利任命，原因何在？是千古疑团了，似乎魏家班底绝不会有这般疏忽。那就应该是天启自有他的主张：“大计”还是要用东林的人放心一些。
九月，高攀龙上任之后，果然就有事。他正遇上巡按淮扬御史崔呈秀任满回京待考察。这个崔御史在地方上贪污受贿，无人不知。高攀龙当然不能容忍，就叫李应升起草奏疏，要弹劾这小子。
崔呈秀闻讯大惊，趁着夜色跑到李应升的寓所，长跪不起，请李大人好歹放他一马。
李应升冷冷看着这小人如何表演，面色如霜，严词拒绝了。
九月十七日，由高攀龙署名的弹劾奏疏递上去了，崔呈秀也只好硬着头皮上了自辩疏。明朝的行政体制，揭发检举是都察院的职权，事情属实与否，则要吏部来核查。于是天启让吏部勘察。
赵南星心中有数：还勘察个屁！官贪不贪，平头老百姓都知道——披一袭官袍，堆一脸的恭顺，不过就唬了皇上您一个人。于是他立刻上疏建议“遣戍”，让那小子劳动教养去吧。
天启看了，知道这崔御史是什么货色了，就下诏予以革职，责成淮扬地方官查清贪污数目。
这下，崔呈秀把胆都吓破了，走投无路之中，决定投奔阉党。他穿戴上表示身份卑贱的青衣小帽，连夜跑到魏忠贤家投靠。一见魏公公，叩头如捣蒜，声泪俱下！他哭诉道：东林党人高攀龙、赵南星挟私排挤，请魏公公千万给予保护，我愿永世做您老的干儿子。
魏忠贤转了转脑筋：这个崔御史。说他不贪，三岁小儿都不信，但是可以为我所用！于是老魏绽开笑脸，安慰了一番，当场收了个“高素质”的儿子。
崔呈秀以前一心想加入东林，人家不要，想不到现在入阉党不费吹灰之力，不由得心生感激，立刻建言道：“老爸啊，不除去高攀龙、赵南星、杨涟等人，你我都不知会死在哪里，其余的人也没一个能站住脚！”
这个建言，具有相当的战略眼光，一下子就点醒了魏忠贤。他在此前的剿灭行动还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在此之后，就明显地有板有眼了——专挑关键的人物定点清除！
东林党，又给对方“贡献”了一名军师。
高攀龙与崔呈秀的冲突刚完，紧接着东林诸人又与阁臣魏广微起了冲突。
十月初一，皇上照例在殿上向全国颁布次年的历法，群臣列班朝贺，魏广微却把这事给忘了，在家里睡大觉。颁完了历法，皇帝上又亲率群臣去太庙祭祖，叫做“时享”。时享是朝廷大典，四季之初和年终各举行一次，极之隆重。由皇上带领群臣向祖宗牌位供酒水，行大礼。
等到仪式接近尾声时，魏广微才睡眼惺忪地赶到，慌慌张张地挤进廷臣行列。
大家正在庄严行礼，一位阁臣却是这么个狼狈样儿，众人无不气愤！
典礼一完毕，负有纠察纪律之责的吏科给事中魏大中，就想上疏弹劾。黄尊素却担心此举会有连锁反应，劝阻道：“魏广微气量狭小，且极好脸面。如此攻他过急，恐生变，不妨搁置。”
魏大中不听，还是上了一本，痛斥魏广微身为执政近臣，“倨傲不拜正朔（大明历法）”，猖狂有如辽东建州女真和西南的叛贼。
魏广微去太庙祭祖迟到，严格说来不过是个考勤的问题，跟人品关系不大，更谈不上政治立场。魏大中弹劾他一下也就罢了，但不该上纲到奉不奉“正朔”的高度上。
如此一激，魏广微当然要气得跳脚！
他立刻上疏自辩（理由总找得着，譬如为国事操劳过度睡过了头等等），同时四处展开活动。这小子早就暗投了魏忠贤，内廷的宦官对他很买帐。一时之间，不光阉党成员，就是宫中的一般内侍，也纷纷为他说好话。连客氏都亲自出马，向天启进了言，说魏大中这不是小题大做、要排挤人么？
天启平时就很厌烦廷臣之间的纠纷，见魏大中的话说得确实比较过头，就于十月初八下了一道敕谕，也就是告诫书。
他总结道，这种风气的原因是“纪纲不肃，结党徇私”，因此警告廷臣要反思，要改弦易辙。
抽象地来看，天启这道谕旨说得不错，特别东林方面是有这些问题。大臣一受攻击就引退，小臣依照“政治划线”评判人物，结果党争只能越来越激烈，于国事丝毫无补。
东林党人只强调品德、操守和“划线”问题，对国计民生始终没能提出好意见，就更不要说采取什么惠民强国的措施了。天启对他们的弱点，还是看得很准的。
当然，阉党方面，问题就更严重，远不止这些。但是天启不知道，或者说知道了也不以为意——与自己较亲密的下属，那是越看越可爱啊！
本来这个特谕针对的并非一党，是对大家说的。可是在魏广微被劾之后颁布，就明白地带有袒护的意思。天启就是再傻，也不能直接为魏广微迟到的事开脱，而这个特谕，恰是最冠冕堂皇的开脱。
皇上居然坐歪了屁股，连公然违礼都不追究，东林方面当然有人不服！
压不住火的是都察院御史李应升，他于十月十一日上疏，对魏广微的自辩狠狠砸了一家伙。
本来魏广微的自辩也还算讲得有点儿道理，一是说自己“罪止失仪”，根本没到“不拜正朔”的程度；二是说言官有“风闻生事”的恶习，让人不能自安。
然而东林的官员们，逻辑思辨都相当厉害，且又站在道德制高点，所以砸起人来，势不可当。魏广微哪里是对手？
李应升的驳斥句句击中要害，他说：“如果是行礼中动作出错，那才是‘失仪’，而魏广微是误了典礼。按照《大明律》，失误朝贺，应笞四十；失误祭享，应笞一百。魏大人应该领哪一条呢？”至于说到言官，李应升认为：“国家设言官，称为耳目近臣。所言若涉及天子，则天子改容以听；所言涉及大政，则宰相闭门待罪。魏广微之父曾为言官，公正发愤，敢直言，因得罪阉臣而去职，美名传诵至今。魏广微为何不思其父？至此，广微应退读父书，保其家声，勿再与言官为难。如此可上对神明，下对士林，异日九泉之下亦不至愧见其父！”
这一顿砖头，砸得魏广微脸面全无，想与东林撕破脸皮吧，又觉得还没到时候。无奈之下，想起了李应升有个老师孙承宗，现为督师辽东的大学士。这个孙督师与自己既是同年进士又是同乡，也许会帮忙圆场。于是他立刻上疏，向天启提出：孙承宗督师辽东有功，皇上应给予特别恩典。
他拍孙大人这个马屁，是为了换取支持。
他所考虑的这些因素都不错，而且孙大人也确实劳苦功高，但他就是忘记了一点：孙大人也是一个出了名的直臣，满腹文韬武略，又曾是天启幼年的老师，他怎么能吃这套？
有功不有功，论不到你来说！
孙承宗全不顾什么老乡同年的情面，上疏给予驳斥，说魏广微这是居心不良，行钻营之术。
魏广微又吃了一瘪，知道自己与东林再无调和余地，于是才公开投到魏忠贤门下。原来还仅仅是自称“宗弟”，现在降了一辈，自称“宗侄”了。
那边李应升的奏疏当然是触犯了天启——刚发了特谕不要纷争，怎么又来说？皇家尊重大臣，你何必借故轻侮，还要引用《大明律》！那么今后大小各官再有迟到的，是否皆依律惩处？
客、魏在一旁，又是假装气愤地一通忽悠。天启来了火，又想动用廷杖。韩爌听到了消息，赶忙写了个条子递上去劝住了，改为罚俸一年了事。
魏忠贤正准备杖死一个东林党祭旗，结果被韩爌给搅黄了。他这下连眼睛都气白了。
又是你！
韩阁老，有一笔老帐咱们还没结清呢。
杨涟上疏的时候我四面楚歌，求到你，你不肯帮忙。现在我要打击东林党一个小小的御史，你倒这么起劲！
看来，内阁的石头还没有搬干净。你们这些东林同路人，是否也应该统统给我开路了？
怎么才能把韩阁老尽快赶走？
魏忠贤一发话，魏广微、崔呈秀马上跑过来建言献策。
几个人商量了一通，敲定了方案，决定拿东林方面推举谢应祥为山西巡抚一事开刀，向东林党主动出击，以期扫倒一大片。
由此，“推举谢应祥”立刻酿成了一个事件。此事的原委，来自山西巡抚一职空缺，不少人都在四处行贿钻营。吏部尚书赵南星也有所耳闻，执意不肯给那些苟且之徒以机会，而是推选了稳重清廉的太常寺卿谢应祥。吏部负责文官选拔的文选司员外郎夏嘉遇等，对这个人选也极为赞同。
这谢应祥，曾在魏大中的家乡浙江嘉善当过县令，魏还应算是他的学生。他们的这层关系，被阉党抓住，想做一点儿文章了。
魏广微找到自己的亲戚、御史陈九畴，唆使他上疏弹劾，说干了以后魏公公那里能给好处。陈九畴也是个躁进之徒，有这样的进身之阶他岂能不上？
在陈九畴上疏之前，先由魏忠贤本人“预热”，在天启面前念小话，说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欺负陛下“幼冲”，结党擅权。若不把他们驱逐，则无以明皇威、统摄天下。
天启最忌讳的就是人家说他是样子货。
经过魏忠贤一忽悠，天启越发觉得东林诸臣根本就没把自己放在眼里，心里自然有气。陈九畴的弹劾疏也就趁这个机会递了上去。他诬称谢应祥老迈昏庸，难当大任，是魏大中为了照顾老师，嘱托文选郎夏嘉遇出面推举的。
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事。魏大中、夏嘉遇当然不服，上疏抗辩。双方打开了口水仗。
天启又感到头疼了，把双方的奏疏发到都察院、吏部，叫廷臣们开会讨论。讨论的结果，当然是断定陈九畴瞎掰，因为这个推举是赵南星所为，与魏大中、夏嘉遇有何干？魏、夏两人都是品德高于山、清如水的君子，陈九畴造谣也不选个贴边儿的对象！
院、部的意见，倒还实事求是，并没有搀杂什么党争情绪，主要是陈九畴的诬告太离谱了，谁来查也是这么回事。
但是天启不信。魏忠贤先前已给他灌了太多先入之见，下面越是实事求是，做皇上的越是疑心你们结党营私。从正常渠道递上来的报告，抵不上小人在耳边的几句悄悄话。一般当领导的，越低能，就越有这个毛病。
领导为什么愿意亲小人而远贤臣？为什么老是视肱股大臣为仇寇？为什么专以打击能臣、直臣为乐趣？这可真是千年谜团。这样的领导，说起来比例不多，但到处都能看见。其实他们和天启一样，是心智发育类似儿童的一类。
他们打击人才、猜忌下属的心理，跟小孩毁坏玩具是一个类型。
好好的东西就要毁坏，你能怎么着？我的东西，我有权！
十月十三日，天启又开始砸玩具了，对院、部的调查报告发了中旨。他痛斥魏大中“欺朕幼冲，把持会推”，把封疆大吏的职务作为向老师报恩的礼物，责备夏嘉遇和陈九畴互相攻击，不成体统。罚这三人各降三级，调外任。又谴责院、部大臣偏袒一方，是“朋谋结党，淆乱国是”，给了一顿重重的警告。
这顿乱砸，把阉党的陈九畴也捎上了。不过陈九畴心里有数，他这次“自杀式”的攻击见了效，立了大功，魏忠贤很快就会让他起复的。
魏大中、夏嘉遇二人，一个是吏科的头头（都给事中），一个是吏部文选司的头头（员外郎），都占据的是组织部门的要津，就这样被阉党永远撵开了。
天启的中旨，还责备了院、部（都察院和吏部）。按照惯例，院、部头头也须自请处分或辞职。如果老着脸皮不表态的话，会被人讥为“贪权恋栈”。于是，吏部赵南星上疏请辞，在都察院新上任不久的高攀龙也上疏自劾。
天启不留情面，也不经内阁票拟，发出中旨令两人罢官回籍。一个组织部长，俗称“太宰”，一个监察部长，俗称“总宪”，在明代是比一般阁臣位置还要高的顶级高官。一件不相干的事，就一日免去两大臣，在有明一代也是罕见。
内阁的韩爌、朱国祯大惊失色，觉得这玩笑开大了，急忙上疏论救，天启没答应，连平常高官回乡可以坐驿车的优待也不给。
天启在谕旨里，数次提到“植党”字样，显见得已经对垄断朝政四年的东林党产生了深深的疑虑。
潜意识里，也许皇上在这样想：你们可能是没罪，但你们势力太大了，威望太高了。我不能容忍身边有这样一股异己的力量。
其实在他身边更近的地方，一个庞大的、可以控制他意志的阉党已经形成，他却丝毫不感到威胁。这是为什么？
因为他看见的，只是小人物的谦卑，是朝夕相处的“和谐”——在我面前唯唯喏喏的人，怎么可能对我有威胁？
小人之胜，在于谄笑；君子之败，在于孤傲。
领导的这种素质，有文化上的遗传，根治不了。就是诸葛亮也管不住！
赵南星、高攀龙走了，意味着：“众正盈朝”的总设计师走了，东林党的精神领袖也走了。
阉党大获全胜，全伙弹冠相庆！
——皇帝真成了俺们的傀儡，跟东林党算总帐的日子也就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