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信介Kishi Nobusuke 1896.11.13—1987.8.7)
连任第56—57届(1957.2.25—1960.7.19)内阁首相
岸信介(1896—1987)是日本战后唯一因甲级战犯嫌疑被捕、获释后担任内阁首相的人，也是日本内阁史上唯一一对“兄弟宰相”(其弟佐藤荣作后来亦出任首相)中的一人。
1896年11月13日，岸信介生于山口县吉敷郡山口村。祖父佐藤信宽是讨幕派志士，做过岛根县令。父岸秀助入赘佐藤家做“倒插门”女婿后，改姓佐藤。佐藤秀助有三子，长子市郎当过海军中将，因病早亡。次子信介、三子荣作，皆位极人臣，出任过内阁首相。兄弟二人执掌政柄达11年之久，为当代日本史上所仅见。岸信介未成年时，被过继给佐藤秀助胞兄、岸信介伯父岸信政家，改姓岸，后与岸信政长女良子成亲，行“堂兄妹婚”。
与前任石桥湛山不同，岸信介在战前的经历并不光彩。岸先后就读于山口中学、东京第一高中、东京帝国大学。1920年大学毕业，1922年后在农商务省(该省分为农林、商工两省后，转入商工省)任职。1926至1931年间，两次被政府派往欧洲考察。1933年任大臣官房文书课长。1935年任商工省工务局长时兼任对满事务局事务官。次年被遣往中国东北，任伪满实业部次长。1937年升任伪满总务厅次长(相当伪满副总理)，成为日本统治伪满洲国的五巨头(即东条英机、星野直树、松冈洋右、鲇川义介、岸信介)之一，有“满洲的妖怪”之别称。
1939年10月，岸信介“肩负着军部的期待”回国，历任阿部信行、米内光政、近卫文麿内阁商工省次官，后因力主战时经济统制政策，与商工相小林一三发生争执而辞职。东条英机上台后，岸信介再次入选，出任东条内阁商工相。商工省合并于军需省后，改任军需省次官，全面负责制订战时经济统制计划，指挥军需生产和战争物资的调配，成为首相兼军需相东条手下的得力干将。
1944年7月，美军攻陷塞班岛，日本本土被置于美机轰炸圈内。鉴于内地的战争工业设施面临美机轰炸的灭顶之灾，岸信介预感到日本战败无疑，建议东条结束战争，对美媾和，遭到东条严厉训斥。随后，岸又上演了抗令不遵、拒不辞掉商工相职务的一幕，使东条内阁因意见不一辞职。然而此举后来竟成为岸信介开脱战争罪责的一大政治资本。
1945年9月11日，岸信介与东条内阁其他成员一起，被占领当局指定为甲级战犯锒铛入狱，在押三年多，于1948年12月获释。1952年解除“整肃”后，岸立即恢复政治活动，组建“日本再建同盟”。次年3月，加入以吉田茂为总裁的自由党，当选为该党众议院议员，任自由党宪法调查会会长。1954年，与鸠山一郎一起退出自由党。日本民主党成立后，任该党干事长。自由党与民主党合并后，担任自民党首任干事长，急剧地扩充了自己的势力。
1956年11月，鸠山一郎在完成日苏复交使命后，辞掉首相及自民党总裁。岸信介虽倾注全力争夺总裁和首相宝座，但还是在选举中败给石桥湛山。石桥内阁成立后，担任外相。石桥执政仅两个月便因病辞职，岸信介先是代理首相，不久则“顺理成章地”接管了政权。
鸠山一郎和石桥湛山上任时，社会上出现了“鸠山热”和“石桥热”，而岸信介上台时，人们并不看好，自然也不会出现“岸信介热”。岸信介慎言谨行，上台后暂时保留了石桥内阁原班人马，声称继承前政府的政策方针。几个月后，他稳住了局面，奠定了统治基础后，遂于1957年7月大幅度改组内阁，安插亲信，提出了新的政策主张。1958年6月再次组阁后，确立了所谓“岸体制”。
在三年四个月的执政期间里，岸信介推行的政策方针是，以扩充经济实力和加强政治统治为基础，在维持日美协调的总方针下，实行“自主外交”，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的“半独立半占领”地位，扩大日本在国际上的影响。其重大举措是，修改吉田政府时与美国签订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安保条约》)。
岸信介上台时，日本经济正赶上战后史上所说的“神武景气”(意即神武天皇以来未有过的繁荣)。按照石桥内阁既定的“扩张性财政”方针，岸主持制订了1957年度国家财政预算。这个战后以来最庞大的预算所产生的直接效果是，随着设备投资和技术引进规模的急剧扩大，出现了大量外贸逆差，而外汇紧张反过来又抑制了国民经济的增长。到1957年夏季，“神武景气”消失，经济发展进入所谓“锅底萧条”阶段。
为扭转国际收支恶化局面，岸内阁从金融政策调整入手，指令日本银行于1957年3月和5月，两次提高利率，减少放款，缩小企业投资规模。6月，政府制订《综合紧急对策纲要》，采取了削减财政投资15%、限制进口振兴出口、拯救中小企业等综合治理措施。为打开海外出口市场，岸接连到东南亚各国游说。
岸信介战前长期在商工省和伪满洲国任职，主管政府经济，与财界交往甚密。任首相后主持制订的经济政策，满足了财界的利益和要求。1957年底，岸信介采纳一桥大学山田雄三教授等经济专家的建议，采用“假定增长率法”，通过对储蓄投资、国际收支、劳资供求三要素的综合分析计算，制订出《新长期经济计划》，提出自1958年起的五年内，实现年均6.5%的经济增长率。 在执行这项计划时，政府一面强调市场经济原则和企业的自主性、创造性，一面颁布有关财政、金融、贸易、中小企业等相关政策，用间接手段干预和指导国民经济。结果，经济增长速度超出政府设想，1959年后，日本经济又出现“岩户景气”(意即开天辟地以来的繁荣)。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为其后的池田内阁制订“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奠定了基础。
岸信介最关心的是实现日本“自立”的政治理想。从这个角度说，发展经济不过是谋求“自立”的必要前提。岸对日美安保条约规定的日本半独立半占领地位及对美从属关系极为不满，上台前多次声称修改条约，上台后甚至发出不签订新安保条约决不下台的誓言。在这一点上，他与鸠山一郎执意缔结日苏邦交的态度一样，不惜一赌政治生命。
修改安保条约，提高日本的自立地位，前提是取得美国的信赖和同意，为此必须在内政外交方面创造出让美国放心的环境。除不断增加国内经济生产实力外，在政治方面，岸信介从修改宪法、扩充军备、制订强化政治统治的立法等彼此关联的三个方面入手。这是因为，首先，修改安保条约，实现日本“自主独立”，必须增强军备，若此美军才能放心地撤离日本领土。其次，扩充军备直接与和平宪法相抵触，因此必须修改宪法。再次，改宪扩军必然遭到护宪和平力量的反对，因此须强化国内镇压体制，其具体措施包括强行教员考勤制度和修改警察职务执行法(称警职法)。
关于修改宪法，岸信介公然声称自己是“改宪论者”。恢复公职不久，即在创建“日本再建同盟”时，把改宪主张写入同盟纲领之中。担任自由党宪法调查会会长时，一再鼓吹“改宪论”。组阁后，实施了鸠山内阁时制订的《宪法调查会设置法》，于1957年8月正式成立宪法调查会，为改宪做准备。岸信介的主要目标，是修改宪法第九条关于放弃战争和军备的内容，为重建军备扫清障碍。但是，在国会中社会党等反改宪议员始终占据三分之一以上的席位，保持着足以否定任何改宪提案的力量(修改宪法需得到议会中三分之二以上议员的同意)。岸信介害怕引火烧身，在任期间始终未敢对宪法下手。
关于扩充军备。由于改宪迟无进展，岸信介便在宪法的解释上做起文章。他在1957年4月的众议院答辩时说：“拥有为自卫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力量是理所当然的……是不违反宪法的。”在5月7日的参议院答辩中又说：“如果在自卫权范围内，拥有核武器也是允许的。”通过对宪法的恣意解释，岸信介制造了为“自卫”扩充军备的根据。6月，岸政府正式制订了“第一次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即所谓“一次防”)，决定在1958年至1960年的三年内，陆上兵力增至18万人，海上军力增至12.4万吨，飞机130架。
关于强化统治的立法，1958年，岸政府为限制进步教职员工参与政治活动，削弱教育工会在护宪运动中的影响，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推行了教员考勤制度。而同期提出的警职修改法草案内容是，扩大警察权限，恢复对办事处、宿舍、旅馆的现场检查，警察可不按法律程序行使人身搜查和拘留权，旧法令中重点保护私人生命财产的条文被修改成“维护公共秩序和社会治安”。这个无视基本人权、压制言论集会自由，使“男女约会都受限制”的反动提案，一出笼便遭到舆论围攻。社会党严厉谴责政府方案“违反宪法”，“侵犯了国民权利和自由”，拒绝出席议会讨论法案。自民党内也出现了反对意见。在议会之外，社会党、总评、中立劳联等党派团体，共同组成了“反对修改警职法国民会议”，领导了数起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参加运动人数最多时超过400万人。结果，岸信介无法强制通过政府方案，警职修改法终以议会审议未完而流产。
与对内政策互为表里，岸信介的对外政策，也是围绕实现日本的“自主独立”目标展开的，这突出表现在扩大对东南亚的影响和亲台反华两个方面。
1957年5至6月，岸信介访问缅甸、印度等东南亚五国及台湾。11月，再次访问南越、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及台湾。这些访问表面上为增进日本与相关国家及地区的关系，协商战争赔偿，以及成立亚洲开发基金和技术研究中心等问题，实际上如岸信介本人所言，“东南亚现已成为美苏两大阵营力量的真空地带”，日本“作为自由主义阵营的一员”和美国的伙伴，应该“履行其义务”，这样做对扩大日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活动和影响，“确保业已复兴的日本经济市场”极为重要。岸信介的这一自我表露是有根深蒂固的思想基础的。他一贯反共，屡为侵略战争辩护，其对东南亚国家的亲善活动中，掩盖不住扩大日本市场和海外权益的动机。
为了给美国以“反共基地日本”和“反共亲美的岸信介”印象，使美国同意修改安保条约，岸信介多次声称无意恢复中日邦交，两次出访东南亚时，都不忘“顺访”台湾，与蒋介石会谈时大放厥词，恶毒攻击中国政府，为蒋介石反攻大陆输氧打气。
不仅如此，岸信介对刚刚恢复的中日民间贸易也横加阻挠。从1952年起，中日民间签订了三次贸易协定。第三次协定于1957年期满后，岸信介政府在续签问题上一再拖延，直到1958年3月，才迫于日本人民的强烈要求，签订了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然而岸政府接受台湾当局的要求，不准赴日中国商务代表团悬挂国旗，致使协定作废。同年5月，中国邮票展览会在长崎举行时，发生了暴徒撕毁中国国旗事件。岸信介无视中国人民的感情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竟以种种借口，袒护肇事者，拒不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合理要求。对此，陈毅外长代表中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谴责“岸信介政府敌视中国的态度，已经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人民日报》 社论警告说：“如果岸信介政府继续制造‘两个中国’，继续阻挠中日两国正常关系的恢复，那么，中日来往全面中断的责任，应该全部由岸信介政府担负”。由于岸信介拒不改变敌视中国的立场，终于导致两国民间辛勤努力发展起来的贸易往来全部中断，中日关系恶化到战后以来的最低点。
岸信介推行的内外政策逐渐博得美国的信任和好感。1957年7月，岸信介首次访美，先后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杜勒斯会谈，提出修改安保条约、归还冲绳小笠原行政权、放宽美国对日出口限制及设立东南亚开发基金等要求。但是，美国没有满足上述要求，只是鉴于美国军事战略重点已转向核武器，承诺从日本撤军并设立日美安全保障委员会。就在这次访问中，岸信介声称：日美关系进入了“新时代”。
1958年6月，岸信介再派外相藤山爱一郎赴美，转达日本方面修改条约的基本方针。杜勒斯认为，“现在的日本已与现行安保条约产生时的情况不同，自卫力量也增强了”，对修约表示了积极态度。此后经过一年多的谈判，日美终于达成协议。1959年1月19日，岸信介赴美签订《日美相互合作及安全保障条约》(即“新安保条约“)。
新条约根据日方要求，删掉了原有的“内乱条款”，规定有效期为十年。根据“相互援助”的“平等性”原则，对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做了一定修改。这个具有日美军事同盟性质的条约，虽然相应地提高了日本的地位，但并未改变其追随美国军事战略的性质，反而增加了被美国拉入战争的危险性。
日本国民对修改安保条约持否定态度，要求彻底废除条约。日美谈判期间，130多个团体共同组成“阻止修改安保条约国民会议”，发起了战后史上规模空前的反政府群众运动。岸信介赴美签约在羽田机场登机时，愤怒的群众冲入机场，试图阻止代表团出发，与警察发生了冲突。后来全国发起了300多万人签名的请愿运动，要求国会否决新条约。
在众议院审议“新安保条约”时，岸信介凶相毕露，5月19日竟孤注一掷派出500名警察闯入国会，把反对党议员拖出会场，迫使众议院“通过”新条约。一个月后的6月23日，在参议院未表决的情况下，宣布新条约“自然生效”。
岸信介的暴举激怒了日本国民。全国性的罢工、请愿、示威游行等反政府运动达到高潮，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不得不推迟访日日期，岸信介政府声名狼藉，在新安保条约生效的同一天提出辞职。
岸信介下台后多次访问美国、台湾、韩国等国家和地区，顽固坚持亲美亲台、反华反共立场，阻挠中日恢复邦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