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橋湛山Ishibashi Tanzan 1884.9.25—1973.4.25)
出任第55届(1956.12.23—1957.2.25)内阁首相
石桥湛山(1884—1973)是日本著名记者和政治家，中国人民的朋友。他在战前进行的反战、反侵略主义活动及战后为恢复发展中日友好关系做出的积极贡献，得到了社会的尊敬和高度评价。
1884年，石桥出生在日莲宗佛门世家，幼名省三，皈依佛门后改名为湛山，但他却从不曾是遵守清规戒律的佛门弟子。
石桥从小头脑聪敏，也很顽皮，不愿在学习上下工夫，以至上小学时两次“蹲级”。随着年龄的增长，终于发奋读书，考入东京第一高中和早稻田大学。
石桥性格直率，办事干脆，善于独立思考而不人云亦云，并且敢于坚持自己的见解。
1907年，石桥在早稻田大学文学院哲学系毕业，次年经人介绍，到《每日新闻》社当记者。1911年转入《东洋经济新报》社，直到日本战败为止的30余年里，长期在该报社《东洋时论》月刊社任职，曾任社长和总编。以该刊物为阵地，石桥以笔为刀枪，向扩张主义势力及其理论发起了不懈的攻击。
石桥大学时的专业是哲学，在《每日新闻》社工作时负责文艺评论，到《东洋经济新报》社后，开始学习经济理论，研究经济问题。在自学经济理论时，研读过塞利格曼的《经济学原理》、托因比的《十八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史》、马克思的《资本论》等各种流派的名著，视野大开。凭着勤奋与天赋，成为一位出色的政治经济评论家。
早在明治初年开始，日本政府便在“富国强兵”的口号下，把向海外扩张作为基本国策，目光盯向中国和朝鲜。1889年，军阀巨头山县有朋提出“主权线”与“利益线”的侵略理论，使“大陆政策”理论化。随后，日本通过发动甲午、日俄战争，将侵略理论付诸行动，把朝鲜、中国台湾与辽宁南部地区沦为殖民地。另一方面，日本社会也存在着处于非执政地位的“产业型”资本家阶层，他们从切身利益出发，要求参政权，主张自由竞争下的和平经济。石桥湛山便是这类所谓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代言人。
1912年，28岁的石桥发表“满洲放弃论”，公开谴责日本政府侵略“满洲” 是“愚蠢”、“危险”的行为，这种认为不仅违反“道义”原则，从经济合理主义观点出发也得不偿失。这篇数据可靠，论证严密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在其他文章中，石桥对所谓“领土狭小”、“人口过剩”、“资源贫乏”、“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和“国防线”的谬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他主张的是“小日本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政府火中取栗，派兵攻占青岛，夺取德国在中国的权益。对此，石桥坚决反对，连续发表“论青岛不可占领”、“再论青岛不可占领”等文章。大隈内阁迫使袁世凯政府签订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后，石桥立即撰文抨击，认为条约的签订对日本“是一次根本性的大失败”，对日本国民“也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强烈要求政府“抛弃帝国主义”。对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干涉苏维埃革命，石桥也明确表示了反对立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利用中国的动乱，加紧经济渗透和军事干预，激起中国人民的坚决抵制和反抗，对此石桥深表同情。在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中，石桥抨击政府的侵略政策，指出日本的侵略行径与沙俄侵略中国没有本质区别，要求政府撤回驻外军队，“立即放弃在华特权”，将占领地归还中国。
1927年至1928年间，田中义一内阁以保护日侨为借口，三次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干涉中国内政。石桥在措辞严厉的文章中，谴责政府发动“国民不愿进行的战争”，称支持政府出兵的民政党是“杀人帮凶，其罪与政府等同”。
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武力侵占中国东北。日本政府开动所有宣传机器，颠倒是非，混淆视听，为侵略行为涂脂抹粉。在法西斯势力甚嚣尘上的白色恐怖下，石桥不为所动，事变发生后第九天，发表《解决满蒙问题的根本方针是什么》一文，明确指出“满蒙终究是中国的领土”，日本想用武力“根本解决满蒙问题”，“显然不可能达到目的”。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国内迅速建立起军部法西斯专政，实行白色恐怖，自由发表言论已不可能。尽管如此，石桥也未趋炎附势，而是以婉转方式，对这场侵略战争提出批评。
纵观石桥在战前30余年的活动，可以认为，他是非社会主义营垒中一贯坚持反战、反侵略的新闻记者，其主持正义、不畏权势，身置逆境而不失节的斗争精神，难能可贵。
战前的进步活动，使石桥在战后博得很高威望。1945年参加了自由党的筹建工作后，出任第一次吉田内阁藏相。但是，同鸠山一郎的经历相似，1947年5月，石桥在“整肃”中突然被占领当局革除公职，理由是他在战前发表过内容不妥的文章，这显然缺乏根据。实际上是因为他担任藏相时，对占领当局的“指令”不能唯命是从。此后，石桥在日本政治舞台上一度消失了身影，1951年6月 “整肃”解除后，他才走出“没有铁窗的监狱”生活。
石桥恢复公职后回到自由党内，1953年任鸠山派自由党政策审议会会长，因吉田茂排挤，于1954年11月与鸠山一郎一起退出自由党，接着与重光葵为首的改进党合作，组成民主党。同年12月，吉田茂下台，鸠山组阁，石桥入阁担任通产相。
鸠山首相兼自民党总裁执政两年，在实现日苏邦交后，于1956年11月5日辞职。围绕下任总裁即首相一职，自民党内派系间展开了建党后首次混战，按照石田博英的说法，加入争夺战的共有“七个师团三个联队”(“师团”意为拥有20名以上议员的派系，指岸信介，石井光次郎、石桥湛山、大野伴睦、河野一郎、三木武夫、松村谦三、吉田茂等派。吉田派又分池田勇人、佐藤荣作两派，“联队”意为拥有10名左右议员的派系，指北村德二郎、大麻唯男、芦田均等派)。自民党总裁选举时，岸223票，石桥151票，石井131票。均未超过半数，只得进行第二轮表决。决选时石井派大部转投石桥，结果石桥得258票，岸得251票，石桥以7票优势获胜，当选为第二任自民党总裁，遂被推举为首相，于1956年12月27日组成石桥内阁。
石桥上任后多次发表施政演说。1957年1月8日在日比谷公会堂演讲时，把新内阁的政策主张概括为“五项誓言”，即国会活动正常化，严肃政界和官界纪律，扩大就业和增加生产，建设福利国家，确立世界和平。五项誓言的前两项是关于政治方面的，石桥主张廉洁的政府，力图调解党内矛盾，消除派系，使执政党与在野党一起在国会中发挥作用，保证议会政治的运行。第三、四项是关于经济方面的。与上届政府的不同点是，石桥不但重视增加生产，还把社会就业、福利问题摆在重要位置，在实施这一政策时，提出了“减税1000万，公共投资1000万”的口号，制订“扩张性财政”预算，刺激业已起步的经济高速增长。第五项是外交政策。鉴于日苏已实现邦交，石桥把重点放在改善对华关系上，对中日两国民间贸易活动表示支持。此外，在短暂任期内，石桥政府与厄瓜多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可惜的是，石桥因病未及实践上述主张，便匆匆告别政坛。病因是参加母校早稻田大学的大会时，在露天会场着凉患了感冒，以致病情发展为肺炎和三叉神经麻痹，出现语言障碍，不得不遵医嘱休养两个月。石桥责任感很强，对长时间不能亲理国政深为不安，于是从“政治良心”出发，向国会递交了《石桥书简》请求辞职。石桥在任仅63天，在历届首相中，像石桥这样主动放弃政权者实不多见。
石桥对中国人民一贯友好，大病初愈，便为实现中日邦交奔波。1959年夏，当中日关系因日本政府的敌视态度陷于僵局时，石桥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要求访问中国。同年9月，石桥应周总理邀请来到北京，这是战后第一位日本前首相访问中国。访华期间，石桥与周总理、陈毅副总理进行了亲切交谈，并受到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接见。1963年9月，石桥再次访问中国。在此期间，他利用自己的巨大政治影响，多次撰文阐述恢复中日邦交的主张，批评日本政府在对华问题上采取的错误立场。这些言行，对促进中日友好关系和两国邦交的恢复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右翼势力甚至骂他是“共产党的走卒”，对此，石桥不屑一顾。1972年，中日两国恢复邦交，石桥在有生之年实现了夙愿，分享了中日邦交恢复的喜悦。
1973年4月25日，石桥逝世，终年89岁。周恩来总理致电哀悼，电文说：“石桥先生是日本有远见的政治家，多年来为中日友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现在，石桥先生为之奋斗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已经实现。中日两国人民将永远纪念石桥先生。”
石桥晚年亲自整理出版了《石桥湛山全集》共15卷，那里记录了他一生走过的光辉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