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濱口雄幸Hamaguchi Osachi 1870.5.1—1931.8.26)
出任第27届(1929.7.2—1931.4.14)内阁首相
浜口雄幸(1870—1931)是政党内阁时期一位有魄力的首相，执政期间果断解除黄金出口禁令，批准伦敦海军裁军协定，表现出难得的勇气。他表情严峻，有“狮子”宰相的别称。
浜口雄幸是第一位明治维新后出生而担任首相的人。他祖籍高知县，原姓水口，19岁时作了浜口义立养子，后继承家业。
1895年，浜口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政治科，转年高等文官考试合格，任山形县税收长，后屡经升调，1907年任大藏省专卖局长。此后历任第三次桂内阁递信次官、第二次大隈内阁大藏次官、加藤(高明)内阁、第一次若槻内阁藏相。1915年，加入立宪同志会，成为该党领袖之一。同年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宪政会成立后，担任该党总务。1929年6月，宪政会与政友本党合并，组成立宪民政党，浜口首任该党总裁。
1929年7月2日，田中内阁在一片责骂声中倒台。浜口接到组阁大命后不到八小时，便以民政党为班底，组建了“速度内阁”。
浜口上任后发表了十大施政纲领，重点是对内推行财政紧缩，解除黄金出口禁令及产业合理化等财政经济政策，对外恢复被田中内阁改变的“协调外交”。他请出颇受财界欢迎的井上准之助和力主“协调外交”的币原喜重郎担任藏相和外相，协助他贯彻上述方针。
日本在甲午战争后的1897年实行金本位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防止黄金外流，欧美各国相继停止金本位制，日本也于1917年9月下达黄金出口禁令。随着战后世界经济的恢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恢复金本位制，日本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及时改变政策，造成外贸连年逆差，正币准备急剧减少，国际支付发生困难，影响了国内产业和对外贸易。因此，财界一再要求政府解除黄金出口禁令。
浜口满足了财界的要求。他确信，通过解除黄金出口禁令，必能加强日本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刺激长期萧条不振的产业发展，为日本经济打开“活路”。
为了解除黄金出口禁令，恢复金本位制，滨口政府采取紧缩措施，将正在实施的1929年度财政预算压缩掉1.48亿日元，1930年、1931年的政府支出继续减少。同时取消了既定发行的8500万日元公债，停止新兴事业投资。政府还提出了高级官员“减薪一成”的节支计划，因司法省等官僚反对未能实行。
1929年11月21日，浜口内阁宣布自1930年1月11日起解除黄金出口禁令。财界特别是金融资本家，为政府的决定欢欣鼓舞，以为“发展国力的时代到来”了。他们不知道，一场史无前例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正向日本袭来。
浜口内阁选择“金解禁”的时机是不幸的。就在一个多月前的1929年10月24日，即所谓“黑色星期四”，纽约股票市场价格暴跌，以此为开端，经济危机从美国迅速向世界各地蔓延，1930年春波及到日本。基础脆弱的日本经济根本无法承受如此沉重打击，工业生产急剧下降，主要商品价格纷纷下跌，深受“金解禁”影响的对外贸易损失更为惨重，一向享有“创汇王牌”美称的生丝，在1930年1月至10月价格降了一半，出口额仅为上年度的40%，棉纺织品出口也大量减少。结果，“金解禁”对日本经济不但没起到起死回生作用，反而助长了经济危机的深化。藏相井上准之助就任前曾反对“金解禁”，认为那等于“让肺结核病人参加马拉松赛跑”，会给日本带来不利。结果不幸言中，日本未能逃脱这场噩运。
为应付经济危机，浜口内阁采取了增加中小工商企业贷款、向农山渔村发放救济，为稳定丝价提供贷款补助等临时措施，同时大力推行所谓产业合理化。政府于1930年6月设立临时产业合理局，后又制订产业统制法，半强制性地加强以大企业为中心的卡特尔垄断组织，促进中小企业的合并与淘汰。大资本得惠于政府政策，通过限制生产、共同销售、裁减工人、降低工资、增加劳动时间等办法，渡过了经济危机。
但是，浜口内阁的危机对策无法保护劳动大众的利益，“合理化”过程成为资本家转嫁危机和工人失业、劳动生活条件进一步恶化的过程。进入1930年后，劳资纠纷与佃农争议事件频发，连工人运动一向消沉的钟渊纺也发生了反对降低工资的罢工。对此，浜口内阁采取了高压措施，于1930年2月开展“左翼运动”大检举运动，461人被起诉。7月，又罢免东京大学进步学者平野义太郎、山田盛太郎的副教授职务。
在外交方面，为缓和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扩大对华出口，滨口政府于1930年6月签订《日华关税协定》，承认三年后中国关税自主，但是，由于经济危机和中国银价下跌，扩大对华出口的目的并未实现，对华出口反而有所下降。
1930年1月21日，美、英、日、法、意五国在伦敦召开海军裁军会议，讨论各国辅助舰比例限制问题。日本为寻求国际协调，也派出了由原首相若槻礼次郎、海相财部彪等组成的全权代表团。会议经过激烈争吵，在美国妥协下达成协议，规定美、日两国大型巡洋舰比例为10∶6，轻巡洋舰和驱逐舰比例为10∶7。对此浜口内阁表示满意，指令日本代表在和约上签字。但海军军令部强烈反对，认为内阁越过军部下达涉及海军建制的批示，是“侵犯统帅权”。军令部长加藤宽治在帷幄上奏时，附上了弹劾政府的奏文。军部派遣参加伦敦会议的草刈英治少校更以切腹自杀相对抗，枢密院中也有人在策动推翻政府决定。但浜口坚持己见，顶住了军部和枢密院的反击，于10月初代表政府批准了伦敦条约。浜口认为，条约一旦生效，世界将从列强对立的“冒险时代”走向国际协调的“安定时代”。
但是，同宣布“金解禁”时一样，浜口再次错误估计了形势，世界没有出现他所想象的“安定”，反而变得更加动荡不安，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正对世界和平构成新的威胁。在日本国内，反对政府内外政策的右翼势力，正向他伸出魔手。
1930年11月14日上午9点，浜口在多人陪同下来到东京车站，准备乘坐“燕号”特别快车观看陆军大演习。突然一声枪响，浜口应声倒地，子弹击中了腹部，凶手是右翼团体爱乡塾塾生佐乡屋留雄。浜口经抢救脱险，因伤重需长期疗养，于1931年4月1日提出辞职。
浜口闲时喜吟唐诗，尤其偏爱李益的《从军北征》。忙完一天公务返回书房后，常信口吟诵一遍自慰。辞职养病期间，回顾坎坷一生，更觉诗意深刻。“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偏吹行路难，碛裹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
1931年8月26日，浜口因伤口恶化告别人世，时年6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