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義一Tanaka Giichi 1864.7.25—1929.9.29)
出任第26届(1927.4.20—1929.7.2)内阁首相
田中义一(1864—1929)是战前日本反动军阀代表，晚年弃军从政担任首相，对内推行法西斯专政，残酷镇压工农运动，败坏了“宪政常道”下的政党政治；对外扩大侵略中国，急剧恶化中日关系。他所推行的反动内外政策，错误地引导了日本社会的发展方向。他组织的内阁，按吉野作造的话说，是“空前最坏的内阁”。
田中义一幼名音松，生于长州藩萩市下级武士家庭，其父松山信佑因作田中勇藏养子改姓田中。明治初年，田中家靠制伞、卖伞谋生，家境平平。
田中的一生，主要是作为职业军人度过的，但其开始军人生涯前，却有一段曲折经历。1876年，他一度参加前原一诚领导的武士叛乱，事后以年幼无知豁免于罪。此后做过村公所杂役、小学教师。
1883年12月，田中考入陆军士官学校，后入陆军大学，接受正统的军国主义教育，1892年毕业后佩中尉衔。与当时军界许多同龄人相比，田中的起步为时已晚。但素以不读书闻名的田中步入军界后，却在历次对外侵略战争及整建军队中展露才干，依靠其特有的钻营之道，博得同出一乡的军阀首领山县有朋、桂太郎赏识，从而青云直上，成为长州系军阀的嫡系继承人。
1894年10月，田中随第一师团参加中日甲午战争。在旅顺战役中，他制订的《作战动员计划》被军部采纳，因功晋升大尉。1898年，受军部派遣到俄国留学，担任俄军团副。其间，对俄军的建制、训练、武器配备、官兵关系等各方面情况进行调查和研究，回国时取道欧洲，了解欧洲各国军事情况。1902年，田中担任参谋本部俄国课主任，后两次出任陆军大学教官。日俄战争爆发后，先后担任大本营参谋、满洲军司令部参谋，随军参加了营口、海城等战役。
1907年，田中受命试行军队教育改革，任第一师团第三联队长。改革中引进了“尊重个性”、“连队如家”、“官兵协调”等新式教育方法，补充了体罚、指挥刀操练的单一教育方法，在军内外扩大了影响。
1909年后，田中历任陆军省军事课长、第二旅团长、陆军省军务局长，此间主持修改制订了《部队内务书》、《步兵操典》、《辎重兵操典》、《陆军教育令》、《陆军补充令》，在担任军务局长时，还秉承山县旨意，协助上原勇作陆军相，以要求增设两个师团问题搞垮了第二次西园寺内阁。1918年，他以参谋次长身份，策划领导了西伯利亚出兵。战后，历任原敬内阁、第二次山本权兵卫内阁陆相，晋升为大将，获男爵爵位，列入华族。
田中的国防思想除重视军队建设外，还强调国民军事教育，主张“军队社会化”、“社会军事化”的“良民良兵主义”。1909年担任陆军省军事课长时，仿照德国退役军人组织，正式创建在乡军人会，使之成为具有组织生产、维持治安、补充兵源多种功能的战时平时两用团体。田中还根据乃木希典的建议，参考英国的经验，于1915年起在全国各地创建青年团，于1917年将其统一为全国性组织。到1919年春，田中兼任了在乡军人会会长和青年团中央部理事长，建立了梦寐以求的小学、青年团、现役军人、在乡军人这种梯次结构的军国主义教育体系，而这些组织则成了其掌握政权，推行反动政策的社会基础。后来，在田中内阁举行议员大选时，曾有人问田中有无获胜把握。田中的回答是：“有，我有在乡军人三百万！”其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1925年，田中退出现役，带着来路不明的300万日元加入政友会，接替高桥是清就任第五任政友会总裁。他拒绝加藤高明的入阁邀请，导致护宪三派内阁垮台。第一次若槻内阁时期，他猛烈攻击政府的对华政策，利用金融危机下出现震灾票据问题，策动枢密院官僚以“违宪”为由，否决政府的救济台银紧急敕令案，迫使若槻内阁解散。
1927年4月20日，田中义一就任首相，掌握了政府大权。
田中内阁面临的首要课题是摆脱空前严重的金融危机。根据大藏相高桥是清的建议，内阁成立后第三天便发出紧急敕令，宣布全国银行一律停兑三周。在此期间，由日本银行向各银行发放22亿日元非常贷款，由政府补助日银5亿日元、台银2亿日元，帮助垄断资产阶级渡过了难关。随后，政府修订了《银行法》，规定开业银行资本不得少于100万日元，强制加速资本集中过程，一大批中小银行因此破产或被吞并，而三井、三菱等五大银行资本急剧增加，五行资本总额一跃达到全国银行总资本的三分之一。
金融危机过后，下野的宪政会与政友本党合并，组成议会第一大党立宪民政党。该党打着“贯彻天皇统治下的议会中心主义”口号，在三菱财阀的支持下，主动接近元老等官僚势力，抨击田中内阁的内外政策，对田中政府构成巨大威胁。为在下届议员大选中击败民政党，田中在大选前对地方官做了党派色彩极为露骨的大调动，随后在1928年2月进行的议员选举中，与民政党展开规模空前的收买战，粗暴干涉了选举。凡提及“300万日元”或“陆军机密费”的演说，一律被政府禁止。结果政府友党政友会获得217个议席，以微弱多数取得议会“不自然的多数党”地位。
这次大选，也是实行普选制后的第一次普选，当选议员中有8人来自“无产政党”。无产阶级作为一支政治力量登上舞台，不能不引起统治阶级的极大恐惧。一向憎恨工农运动的田中更是如临大敌。
1927年3月15日凌晨，田中内阁命令全国警察同时出动，一举逮捕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1000多人，其中483人被起诉。劳农党、日本劳动组合评议会、无产青年同盟等三个左翼组织被强令解散。此外，田中政府还解散了32个左翼学生团体，解聘了78名教授，开除和逮捕了147名学生。日共书记长渡边政之辅、劳农党进步议员山本宣治被杀害。1928年4月16日，田中政府再次下令全国大搜捕，日共领导人市川正一等人被捕。从“三一五”到“四一六”，白色恐怖笼罩全国，日本共产党及工农运动组织遭受惨重损失。
田中内阁在血腥镇压工农革命运动同时，还在第56次临时议会上提出治安警察法修改案，规定对以改变国体为目的的结社行为者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当议会否决这一提案后，田中竟无视议会和部分阁僚的反对，以紧急敕令形式颁布了这一法律。田中内阁时全国设置了特高警察，强化法西斯主义思想统治。这样，自明治以来经数十年努力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议会政治”，反而被田中这个政党内阁首相所践踏。曾以“连绵阴雨后的晴天”赞颂护宪三派内阁成立的美浓部达吉教授不胜感慨地说：“看到近来日本的政治情况，不禁使我们感到政治黑暗时代的来临。”
扩大对华侵略，是田中推行反动政策的又一侧面。田中一上台，便大肆攻击前内阁的外交政策，指责前外相币原“把中国的赤化看作别国的内事，与我无关，实属荒谬绝伦”。在“刷新外交”口号下，他竭力推行“积极对华政策”，亲自兼任外相，并任命殖民主义急先锋森恪为外务省政务次官，协助他制订和推行侵华政策。
在“积极对华政策”下，田中内阁为维护在华利益，三次出兵侵略中国山东，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第一次出兵在1927年5月28日，兵力约4000人，占领了山东济南。第二次出兵在1928年4月17日，兵力约5000人，日军再次进占济南后，蓄意挑起中日两军冲突，制造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以此次事件为借口， 5月9日第三次出兵增援，扩大战端，总兵力达到15000人，3000多中国人在事件中遇难。
就在第一次出兵后的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主持召开有外务省、军部、朝鲜总督府、关东厅、驻华公使及总领事等要员参加的“东方会议，”制订了《对华政策纲领》，确定了将中国本土和“满蒙”加以“区别”，确保日本在中国东北特殊权益的“根本方针”。纲领中明确写道，为达目的不惜采取“断然自卫措施”。
东方会议后，中国驻日人员获得一份被认为是“东方会议”后田中呈送给天皇的奏折(通称《田中奏折》)，并在《时事月报》上首次公诸于众。奏折洋洋万言，详细阐述了对满洲和内蒙古的“积极政策”，诸如开垦大陆与修筑满蒙铁路、奖励移民与创建拓殖省、调整满铁经营方针等。文中叫嚣“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令人触目惊心。《田中奏折》真伪问题众说纷纭，迄今尚无定论，但其后日本对外侵略的行动和步骤，却与奏折的方针如出一辙。
“济南惨案”后，国民革命军继续北进，日本豢养的奉系军阀张作霖败局已定。田中政府火中取栗，乘张之危迫其与满铁社长山本签订日本承建满蒙五铁路合同。接着通告国民政府和张作霖，扬言“战乱如波及满洲”，日本将“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1928年6月3日，张作霖在日本一再“劝告”下，乘列车从关内撤往东北，次日凌晨，列车在与满铁交汇处的皇姑屯被炸，张伤重身亡。这是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等人擅自策划的阴谋，他们干掉不大服从日本调遣的张作霖，企图推进“满蒙自治”。皇姑屯事件成了三年后“九一八事变”的预演。
田中推行的侵华政策，急剧恶化了一度缓解的中日关系，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张学良在抗日热潮影响下，一反亲日政策，换上青天白日旗，加入国民政府。“积极外交”的失败，使日本在国际上陷入孤立，招致国内舆论不满，甚至枢密院、贵族院等保守势力也感到炸死张作霖的办法过于笨拙。在野党为上台执政，利用皇姑屯事件攻击政府，要求彻底追查事件的责任。
迫于内外压力，田中同意追究肇事者责任，并由军法会议处理，以此逃避政府的责任。但陆军坚决反对，仅以失职罪给予肇事者开除现役处分。如此处理结果引起舆论哗然，以致“惊动了”天皇，裕仁天皇斥责了田中前后说法不一，“惶恐之至”的田中次日提出了辞表。
下野后的田中曾返回故乡走访亲朋旧友，有人问他是否会辞去政友会总裁解甲归田，田中“环顾左右而言他”。其得力助手森恪倒是直言不讳，扬言“东山再起”。但是，天不由人，7月28日，田中身着和服，参加了政友会干部晚餐会，观看艺伎表演后不禁兴致大发，信手写下“尝博红楼挟美人”条幅一联。是晚返回爱妾富子处下榻，次日晨心脏病猝发而亡，结束了可鄙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