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1885年实行内阁制以来，至2011年12月已产生了95届政府和61位首相。这些政府和首相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甚至决定了日本社会发展的进程，勾勒了百余年来日本政治风云变幻的“点”与“线”。评述历任首相，就是要阐明其思想、政策、行为方式、执政能力及其在历史发展中发挥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系列评述，构成了一部百余年来的日本人物政治史。
政治家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展开其特有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的，而其活动的历史舞台又始终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因此，作为阅读本书的指南，有必要概略地阐明百余年来日本政治体制的变迁及其不同阶段的特点。
1868年，倒幕派志士联合皇室公卿发动政变，推翻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拥立天皇亲政，建立了明治政府，史称“明治维新”。1882年，伊藤博文受命赴欧洲考察宪法，回国后以德国宪法为蓝本着手立宪准备。1885年改太政官制为内阁制，1889年颁布帝国宪法，1890年召开首次帝国议会。至此，确立了战前日本的政治统治体制天皇制。
《大日本帝国宪法》(俗称“明治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第1条)，“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第3条)，“天皇总揽统治权”(第4条)。 这样，日本形式上采用了二元君主立宪体制，实质内容却与英国的君主立宪体制大相迥异。宪法赋予天皇的至高无上权力与封建帝王无别。近代形态的三权分立制度虽然建立起来了，但相互牵制的立法、行政、司法机构不是对国民负责，而是作为天皇的“协赞”、“辅弼机关”存在，分别对天皇负责的。内阁的权力有限，每个内阁成员分别对天皇负责而非对首相负责，首相只是个“领班”，因此若有一名内阁成员辞职，整个内阁必须推倒重来。立法机构国会由众议院和贵族院两院组成，众议院议员通过国民选举产生，显示出一定的近代性，但贵族院是由皇族、华族和天皇敕命的议员组成，两院的地位则以贵族院为上，两院意见相左时以贵族院的决定为准。军部是游离于三权制衡之外的特殊存在，直接归大元帅天皇统领，其“帷幄上奏”权力不容他人染指，当政府不能满足军备扩张的要求时，军部常使出军方大臣辞职或拒推军方大臣入阁的杀手锏迫使政府就范。此外，在天皇的周围，还有元老、重臣、枢密院、宫内势力等惟天皇之命是从的“股肱”。
可以认为，近代日本的国家政治体制天皇制，是天皇这一古代政治的残渣与近代西方政治制度奇妙嫁接的产物，其特点是天皇具有精神和政治上的绝对权威，各种只对天皇负责的下属“辅弼”机构分别行使着国家管理的职能，并向世人展示了一种“多头政治”的虚相。然而，这一政治体制的实质却是，各种“辅弼机关”构成了一个国家统治的同心圆，形成天皇的周边“屏障”。同心圆的运转是围绕着“圆心＝轴心＝天皇”进行的，任何“辅弼机关”都无法摆脱圆心的“磁力作用”脱轨运行。同时，“辅弼机关”作为架设在国民和天皇之间的一道屏障，无论社会发生何种变动，天怒人怨只会撞击到这道“屏障”而不会殃及处于圆心位置的天皇和皇室。一般情况下，天皇并不亲自处理政务，而是由其各种“辅弼机关”行使权力的。但是，内阁的人事安排由天皇决定，“辅弼机关”之间意见相左或国家出现统治危机时，往往靠天皇出面“裁定”，而在对外宣战、投降等重大问题上，天皇的“圣断”具有唯一性。
战前天皇制体制经历了建立、发展和崩溃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政治运行各具特点。
第一阶段从1885年建立内阁制到1898年第三次伊藤内阁垮台，是官僚政治由盛转衰的时期。此间建立的七届内阁，首相是清一色的开国元勋，在政权更迭上体现了萨摩、长州系官僚轮流坐庄的特点，史称“元老政治”和“萨长专政”。
本阶段政治上的头等大事，是制订和颁布宪法，开设帝国议会，建立近代政治体制，这是前三届政府的使命。在政治运营上，由于官僚势力异常强大，前几届政府均标榜“超然主义”，竭力排斥政党于政权之外，对政党发起的运动，采取严厉的限制、镇压措施。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曾通过颁布《保安条例》，打压民主人士，甚至将其赶出东京。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势力日益强大，他们利用在议会中的合法权利及其社会上的巨大影响，以否决政府法案、抨击政府政策、弹劾政府及发动群众运动等形式，不断向官僚势力发起冲击，内阁因此垮台者不乏其例。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迫使政府调整对政党的对策，甲午战争之后，官僚不得不与政党“合作”，官僚政府中出现了政党领袖的身影。
这一阶段，内政上，为加快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历届政府制订推行了积极的产业、财政金融政策，对甲午战争前后发生的两次产业革命高潮有推动作用，从而完成了轻工业革命，初步建立起近代工业体系。对外关系上，扩军备战，发动了甲午战争。山县有朋首次组阁时发表的“主权线”与“利益线”演说，标志着“大陆政策”成为基本国策。经过精心准备，日本在1894年发动了甲午战争，打败了清朝军队并从中国、朝鲜攫取到巨大权益。战后，日本因“三国干涉还辽”而“卧薪尝胆”，在“战后经营”名义下，为进行新的战争冒险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军备狂潮。随着国势的不断增强，明治以来最为棘手的修改不平等条约谈判取得重大进展。甲午战争后，日本先后与英、美等国缔结了新通商航海条约，废除了列强在日本的治外法权和最惠国待遇，取得了部分关税自主权，在争取国家主权独立的道路上迈出了根本性的一步。
第二阶段从1898年“隈板内阁”建立到1932年犬养内阁垮台，政党政治由兴到衰，此间经历了22届内阁。
1898年6月，大隈重信和板垣退助合作组建宪政党，控制议会多数并建立了第一个“政党内阁”，从而打破了内阁制以来官僚专权的局面，揭开了政党政治的序幕。为对抗政党势力，以山县有朋、伊藤博文为代表的军阀、官僚势力，分别采取了军人执政和建立亲政府政党的策略，导演了20世纪初期桂太郎与西园寺公望轮流执政的“桂园时代”。由于日俄战争后民主运动的高涨，军人执政日益不得人心，1912年底，当军部搞垮第二次西园寺内阁并再次推出桂太郎上台时，爆发了第一次护宪运动，桂被迫下台。此后直到第二次护宪运动打垮清浦内阁的十余年间，建立了数届由军人、官僚执政的“中间内阁”和“政党内阁”，呈现出两大政治势力对峙及对峙中妥协的复杂局面。1924年6月，以加藤高明为首相的护宪三派内阁成立，真正开始了战前宪政史上的“政党内阁时代”。但是，政党政治刚一进入“鼎盛”期便急剧衰落，以致在法西斯运动的冲击下，以犬养毅遇刺及其内阁的垮台为标志划上了终止符。
官僚、军阀和政党作为统治阶级中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政治集团，虽然统治手法不尽相同，为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甚至发生正面冲突，但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特别是在重大的内外政策上，完全站在同一立场。
在对外关系上，这一阶段的历届政府坚持追随英美、恃强凌弱的方针，加紧了对外扩张步伐。1900年，山县内阁派兵加入八国联军，伙同列强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1902年，桂内阁签订日英同盟，日本加入了以英美为首的国际帝国主义体系。1904年至1905年，发动日俄战争，夺取了俄国在中国东北南部的殖民地，随后兼并了朝鲜。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隈内阁出兵占领青岛，夺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迫使袁世凯政府接受“二十一条”要求。寺内内阁出兵西伯利亚，干涉苏维埃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英通过建立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成为世界霸主。日本为维护自己的地位，不得不暂时屈从美英，按照华盛顿、伦敦会议协议，将山东归还中国，从西伯利亚撤军，裁减陆海军备。但是，日本不甘心充当二等帝国，继1927、1928年田中义一内阁三次出兵山东干涉中国内政后，1931年，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武力占领中国东北，揭开了全面侵华的序幕，同时也加深了与美英关系的裂痕。
在对内政策上，无论以何种面目出现的政府，对20世纪以来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无不推行白色恐怖政策。从第二次桂内阁大规模搜捕、屠杀社会主义者开始，一次次检举运动，使日本共产党及其他无产政党组织屡遭破坏，大批共产党员、民主进步人士受到迫害。另一方面，政府通过铁路国有化、扩大军工企业等措施，加强国家垄断；通过一系列经济政策和法律，保护垄断资本的利益，使财阀势力急剧增长；同时加强了在殖民地的政治统治和经济掠夺。
第三阶段从1932年斋藤实内阁建立到1945年战败投降，是军部法西斯独裁体制建立到覆灭的时期，此间经历了13届内阁。
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使日本政局急剧动荡，以军部为中心的法西斯运动恶性发展，并在1932年搞垮了最后一届政党内阁。经过斋藤实等四届政府的过渡性准备，于第一次近卫内阁时建立起军部法西斯独裁体制。东条英机执政时，更把这一体制推向极端。
本阶段日本史上称为“十五年战争”时期。历届政府积极准备、发动和进行了全面侵华和太平洋战争，给中国和亚太各国人民造成空前的巨大灾难。战争期间，日本国内全面实行法西斯统治，通过所谓新体制运动，取消所有政党和国民的民主权利，代之建立“一国一党”的政治组织大政翼赞会，并全面实行战时经济统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世界正义力量的推动和美国对日占领当局的直接监督下，日本进行了民主改革，颁布了战后新宪法，废除了天皇制，确立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在象征天皇制下，首相(也称“总理”)真正具备了行使国家最高行政权力的地位和职能。
战后政治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已走过三个阶段，目前或已进入第四阶段的新时期。
第一阶段从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到“1955年体制”形成，政治上经历了被盟国军队占领、旧金山媾和恢复“独立”和政党势力重新整合三个小阶段。十年间政局动荡，内阁更迭频繁，至实现政治稳定，先后经历了11届内阁。
占领时期的日本政治由美国占领当局一手操纵，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实际上是日本政府的太上皇，他的“指令”和“劝告”，日本政府必须照办，首相的产生，必须得到他的同意。
民主改革和经济恢复是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东久迩内阁办理了投降手续，币原内阁为处理战后混乱状态疲于奔命。从第一次吉田内阁开始，接连进行了农地改革、解散财阀和劳动改革，废除天皇制及其统治机构，颁布了民主宪法。在美国的援助下，政府推行了倾斜生产方式和产业合理化政策，并借助朝鲜战争的“特需景气”，使日本经济一举恢复到战前水平。
随着冷战的展开，美国对日政策的重点，从非军事化和民主化转向扶植经济自立和重新武装日本。1947到1948年间出现的两届“保守、革新联合内阁”，即片山哲和芦田均内阁，执政均不到一年便短命夭折。深得美国信赖的吉田茂先后五次组阁，执政七年之久，成为战后初期任期最长的首相。“重经济、轻武装”的“吉田主义路线”，为战后日本政治、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旧金山片面媾和，使日本在法律名义上获得独立地位，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则为日本加上了一层军事安全保护伞。
战后初期的十年，是政党政治恢复和“55年体制”的形成期。战后初期“党派林立”，战败到1946年4月第一次大选的约半年多时间里，除了自由党、进步党、社会党、协同党和共产党五大政党外，恢复活动或新建的政党多达300个以上。政党间缺乏合作，联合政府内部矛盾重重，执政效率低下。针对吉田政府的亲美路线，社会党打出中立政策，主张与中苏改善外交关系，并逐步积聚有关革新势力，于1955年10月实现了左右两派社会党的合并。迫于革新政党的压力，保守政党经过反复的聚散离合，形成自由党和民主党两大派系，并于1955年12月合并为自由民主党。“55年体制”形成后，确立了战后日本政治、经济与安全体制的基本框架。
第二阶段从1955年第三次鸠山一郎内阁建立到1993年自民党下台，此间政治运行的基本特征是自民党一党独大、长期执政。
在对外关系方面，日苏、日韩、日中邦交的恢复以及1972年收回冲绳行政权等，都是世界瞩目的大事。而尼克松冲击后田中角荣的“自主外交”、“福田主义”的“全方位外交”、大平正芳的“环太平洋合作构想”、中曾根康弘的“国际国家”等口号，留下了日本对外政策思想变化的时代印痕。
在经济发展方面，1956年度《经济白皮书》有一句“现在已经不是战后”的名言，宣告了战后经济复兴的结束和高速增长的开始。在政府主导的“赶超型”经济模式下，经济发展创造了“奇迹”。1968年，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联邦德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20世纪70年代，为应对两次石油危机的影响，日本政府继续推出经济增长的强刺激措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缓和国际贸易摩擦，维持了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到80年代后期，人均GDP超过美国(1987年日本为19553美元，美国为18570美元)，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1985年起)、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和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海外投资国。然而，成功的背后酝酿着危机，进入90年代后，经济泡沫破灭并一发而不可收，辉煌一时的“日本模式”风光不再。
在安全防卫问题上，日本在1976年制订了《防卫计划大纲》，大平内阁时期提出了“综合安全保障战略”，1978年制订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强化了日美同盟体制，中曾根内阁承诺在1000海里航线上为美国舰队护航后，战后日本的所谓“专守防卫”、不参加集体防御原则已经名存实亡。
在政治运行方面，“55年体制”下的自民党一党独大，连续执政38年，形成了自民党、政府与财界的“政官财三位一体”铁三角结构。最大的在野党社会党一直被排除在决策主体之外。根据选举制度，首相由国会议员推选，由于自民党占据众议院多数席位，其总裁出任首相成为必然。因此，首相位置的争夺是在自民党内部展开的。自民党总裁是自民党内派阀利益平衡的产物，派阀的大小是首要条件，资历的深浅，能力的高低只是必要的参考。1956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后形成了派系轮流坐庄局面，岸信介、石桥湛山、池田勇人、佐藤荣作和三木武夫等先后登台，而70年代的“三角大福”权力争夺战，只是四大派系领袖三木武夫、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福田赳夫谁先出演的问题。80年代前期，中曾根的政治操作抢眼，后期田中派(竹下派)独领风骚。但是，自民党政治已走到了尽头，金权丑闻不断，国民已经厌烦。
第三阶段从1993年细川护熙建立八党联合政权到2009年麻生内阁垮台，是日本战后政治、经济体制转型的过渡期，其特征是自民党一党独大的单独执政局面不再，无论以哪个政党为核心，都必须是“多党联合执政”。
对外关系上，冷战结束后，国际环境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日本政府的重大课题是，面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如何定位国家发展方向。日美同盟经过一个时期的“漂流”，在桥本内阁时完成了“再定义”，小泉内阁时得到强化。安倍倡导“日美印澳价值观联盟”，麻生提出“自由与繁荣之弧”。中日关系大起大落，小泉执政时进入冰点，其后虽然急剧升温，但相互信任基础脆弱，麻烦不断。
内政上，20世纪末，泡沫破灭后的日本经济发展经历了“失去的10年”，克服制度疲劳，改革滞后于时代的赶超型经济体制，是历届政府的紧迫课题。桥本内阁的“外科手术”虎头蛇尾，“小泉旋风”掀起的新自由主义式无禁区结构改革，拉大了贫富差距，地方经济更趋萧条。世纪交替的20年，可谓日本近代以来经济发展速度最慢的“停滞时代”。
55年体制崩溃后，自民党分裂，其他政党势力也同样处在不断分化组合的过程中。政局动荡，首相更迭频仍。除小泉纯一郎和桥本龙太郎外，首相的任期都很短，其中任期一年甚至不到一年的“短命首相”有六位，最短的羽田孜内阁只维持了64天。“一年一相”的乱象，如实反映了多党联合政权的脆弱性。1993年自民党丢掉政权后，依然长期保持着第一大党的地位，并在细川和羽田两届非自民党联合政权垮台后，联合社会党和先驱新党夺回政权，组成以社会党领袖村山富市为首相的联合政权。1996年桥本龙太郎出马建立以自民党为主体的联合政权后，自民党掌握政权主导权14年之久，继自民党一党独大的“55年体制”之后形成了新的自民党“一党优势体制”或“1996年体制”。在此期间，在野党势力的分化组合令人眼花缭乱。战后最大的革新政党社会党销声匿迹。1998年，民主党、民政党、民主改革联合、新党友爱等党派合并为新的民主党，成为最大在野党。2003年，小泽一郎率领自由党加入民主党后，民主党的势力更加壮大。在2009年大选中，民主党利用改革后的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特点，大打“民生牌”，抓住了民心，战胜自民党并掌握了政权。
2009年9月鸠山由纪夫的民主党政府建立后，日本政治是否进入 “两大政党制”的新时期还有待观察，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与外交战略的重塑更是任重道远。鸠山执政八个月已挂冠而去，菅直人首相苦撑了452天，也已于2011年9月2日下台，接过权柄的野田佳彦有无回天之力要靠时间检验，而忍耐着在野苦涩的自民党当然不会放过任何夺回政权的机会。日本政治向何处去？日本社会向何处去？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