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他的《元旦文告》中，除了求和，还曲曲折折地透露了他的下野之意。屈指算来，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这是第三次下野了，而每一回下野，都是他处于政治危机之际：
第一回，在1928年8月13日，蒋介石在北伐时败于军阀孙传芳之手，被迫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宣布下野；
第二回，在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与汪精卫、胡汉民不和，发生宁粤战争，蒋介石失利，被迫辞去国民政府主席之职，宣布下野；
这一回，显然由于在国共决战中失利，国民党内倒蒋之声日益高涨，逼他下野。
蒋介石自己并不想下野。据张治中回忆，1948年11月初，他去见蒋介石时，曾主张跟中共和谈。蒋介石当即一口回绝，说道：“我现在不能讲和平，要和，我就得下野，但是现在不是我下野的时候。”
可是，兵败如山倒，国民党内“人心浮动”，要求和谈、倒蒋的呼声热烈，白崇禧、程潜等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在白崇禧的策划下，湖北省参议会致电蒋介石，发出严厉的警告：“如战祸继续蔓延，不立谋改弦更张之道，则国将不国，民将不民。”他们要蒋介石“循政治解决之常轨，寻取途径，恢复和谈”。
美国杜鲁门政府也透露了“换马”之意。杜鲁门在12月致蒋介石的信中，直截了当地问：“是否已考虑辞职问题？”
另外，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戴维·巴尔少将在11月16日给杜鲁门总统的报告中，也清楚地表明对蒋介石的不信任：“委员长的政治威信大大下降，并且大失民心。谁也不知道这个国家对他企图维持现政府而采取的新措施会支持到何等程度。”
蒋介石处于内外交困之中。在那些日子里，他不仅因东北之败而气得吐血，而且通宵失眠，连服用了多年的烈性安眠药都失效了。原本滴酒不沾的他，每夜都要喝一杯半威士忌，借酒安眠，借酒消愁。
12月16日，蒋介石派出张群、张治中以及新任总统秘书长的吴忠信，跟李宗仁会谈下野之事。经过密谈，商定以下三条：
一、蒋总统便于政策的转变，主动下野。
二、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宣布和平主张。
三、和谈由行政院主持。
另外还就和谈做了准备工作。
这些密谈内容，后来就反映在蒋介石的《元旦文告》之中。
对于蒋介石的求和，毛泽东除了在为新华社所写的评论《评战犯求和》之中痛加驳斥外，还于1949年1月14日正式发表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作出答复。
毛泽东在《声明》中，尖锐地指出，“中国第一名战争罪犯国民党匪帮首领南京政府伪总统蒋介石，于今年1月1日，提出了愿意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建议”，是“为着保持国民党政府残余力量，取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的目的”。
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共产党认为这个建议是虚伪的。这是因为蒋介石在他的建议中提出了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反动军队等项为全国人民所不能同意的条件，以为和平谈判的基础。这是继续战争的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
毛泽东代表中共提出了著名的和平谈判八项条件：
一、惩办战争罪犯；
二、废除伪宪法；
三、废除伪法统；
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
五、没收官僚资本；
六、改革土地制度；
七、废除卖国条约；
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其中列为首条的“惩办战争罪犯”，这战争罪犯指的是哪些人，自然应是很具体的，蒋介石当然名列其中，而且毛泽东已很明确称之“第一名战争罪犯”、“头号战犯”。至于详细的名单，新华社在1948年12月25日曾发出电讯《陕北权威人士论战犯名单问题》，已一一开列。值得提一句的是，这“陕北权威人士”指毛泽东，而毛泽东当时在河北西柏坡，并不在陕北，只是为了迷惑蒋介石，用了“陕北权威人士”名义。这电讯，明明发自西柏坡，也用了“陕北电”之类字眼。
这《陕北权威人士论战犯名单问题》全文如下：
此间各界人士谈论战争罪犯的名单问题。某权威人士称：全部战争罪犯名单有待于全国各界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但举国闻名的头等战争罪犯，例如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孔祥熙、宋子文、张群、翁文灏、孙科、吴铁成、王云五、戴传贤、吴鼎昌、熊武辉、张厉生、朱家骅、王世杰、顾维钧、宋美龄、吴国桢、程潜、薛岳、卫立煌、余汉谋、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杜聿明、汤恩伯、孙立人、马鸿逵、马步芳、陶希圣、曾琦、张君劢等人，则是罪大恶极，国人皆日可杀者。应当列入头等战犯名单的人，自然不止此数，这应由各地身受战祸的人民酌情提出。人民解放军为首先有权利提出此项名单者。例如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在作战中施放毒气，即已充分地构成了战犯资格。全国各民主团体皆有权讨论和提出战犯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