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紧接着又部署新的舆论反攻——批判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
据陈伯达对笔者谈及，那时他正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毛泽东忽然找他和几位“秀才”说：“蒋介石给你们出题目了，叫你们做文章呢！”
于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陈伯达、范文澜、艾思奇、齐燕铭也就分头着手写文章。
陈伯达花了三天三夜，写出了《评蒋介石先生的〈中国之命运〉》，原拟作为《解放日报》社论发表。毛泽东审阅了全文，改标题为《评〈中国之命运〉》，这样既简练，又稍稍照顾了蒋介石的面子；另外，改署陈伯达个人的名字。
据陈伯达回忆，文章开头一段，是毛泽东亲笔所加：
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先生所著的《中国之命运》还未出版的时候，重庆官方刊物即传出一个消息：该书是由陶希圣担任校对的。许多人都觉得奇怪：先生既是国民党的总裁，为什么要让自己的作品，交给一个曾经参加过南京汉奸群、素日鼓吹法西斯、反对同盟国而直到今天在思想上仍和汪精卫千丝万缕地纠合在一起的臭名昭著的陶希圣去校对呢？难道国民党中真的如此无人吗？《中国之命运》出版后，陶希圣又写了一篇歌颂此书的文章，中央周刊把它登在第一篇，这又使得许多人奇怪：为什么中央周刊这样器重陶希圣的文章？难道蒜先生的作品非要借重陶希圣的文章去传布不成？总之，所有这些，都是很奇怪的事，因此，引起人们的惊奇，也就是人之常情了。
毛泽东加了这一段话，一开始便点出陶希圣为蒋介石捉刀之事，再点明陶希圣的身份，贬了《中国之命运》。这种“毛泽东笔法”，颇为辛辣。这跟他抓住张涤非，来了个《质问国民党》是一样的。
陶希圣原名汇曾，笔名方峻峰，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在北京大学等校担任过教授。他曾跟随汪精卫逃离重庆，并在“汪记”国民党里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后来，他与汪精卫产生矛盾，于1940年1月，与高宗武一起逃到香港，揭露了汪日密约。1942年初，他回到重庆，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五组组长、《中央日报》总主笔。
陈伯达的文章，于7月21日刊于延安《解放日报》。当天，中共中央宣传部便发出《关于广泛印发《评〈中国之命运〉》的通知》，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
陈伯达同志《评〈中国之命运〉》一文，本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并广播两次。
各地收到后，除在当地报纸上发表外，应即印成小册子（校对勿错），使党政军民干部一切能读者每人得一本（陕甘宁边区印一万七千本），并公开发卖。一切干部均须细读，加以讨论。一切学校定为必修之教本。南方局应设法在重庆、桂林等地密印密发。华中局应在上海密印密发。其他各根据地应散发到沦陷区人民中去。一切地方应注意散发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应乘此机会作一次对党内党外的广大宣传，切勿放过此种机会。
中央宣传部
国民党的中宣部把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列为“必读之课本”，中共的中宣部则把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列为“必修之教本”，两个中宣部在那里唱对台戏。
同日，毛泽东在致重庆董必武的电报中，指出：“本日公布陈伯达驳斥蒋著《中国之命运》一书，以便在中国人民面前从思想上理论上揭露蒋之封建的买办的中国法西斯体系，并巩固我党自己和影响美英各国，各小党派，各地方乃至文化界各方面。”
这么一来，蒋介石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很快被打下去。这一回，国共双方不是在战场上较量，却是在打“宣传战”——蒋介石不能不输毛泽东一筹！
值得顺便提一笔的是，针对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中的“主题曲”，即“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延安《解放日报》在1943年8月25日刊载了针锋相对的社论，题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后来，有人由此编了一首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首歌唱开来了，连毛泽东和江青所生的女儿李讷也学会了，在家中唱了起来。毛泽东一听，以为不妥，因为早在有了共产党之前就有中国——显然，“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存在语病。于是，毛泽东建议增加一个“新”字，即“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字之易，看得出毛泽东文笔之严谨。这首歌，迄今仍在中国大陆传唱着，只是已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最初是从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论战引起以及毛泽东过问这首歌……
虽说国共“宣传战”在报刊上“炮火连天”，毛泽东在7月13日致彭德怀的电报中却很冷静地表示：“保持国共一年和平，我党即可能取得极有利地位。”
在1944年2月4日毛泽东致董必武的电报中，则称：“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
这样，国共关系在紧张了一阵子之后，又开始不好不坏、不冷不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