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得悉西安异常动向的，是毛泽东。那是刘鼎从张学良那里得知即将发动“兵谏”的消息后，立即给“红都”保安发去了密电。
刘鼎的电报，常被说成在12月12日凌晨零时30分发到保安。但据刘鼎自己回忆，他“电池买回时，蒋已被抓到了，我即把这个消息发报出去”，则应是12日清早四五点钟了。
刘鼎的密电，报告了西安发生紧急事变。毛泽东事先未曾与闻此事，急切欲知详情。
紧接着，早上6时左右，张学良嘱刘鼎和应德田为他起草了致中共中央电报，立即发出。毛泽东读罢，才略知西安事变的大概：
吾等为中华民族反抗日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望红军全部速集于环县一带，以便共同行动，防胡北进。
电报中提及的“防胡北迸”，指防胡宗南北进。
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都住在附近的窑洞里，闻此急讯，都赶到毛泽东那里。
“蒋介石恶贯满盈，岂知也有今日！”毛泽东显得非常高兴、轻松。
毛泽东的话，引起众人大笑。周恩来道：“他过去多次悬赏八万元捉拿我，这一回抓他，我们可一文未花啊！”
朱德则接着说：“这次恐怕要首先拿这个委员长开刀了！”
这是突如其来的紧急情况，所知也仅限于电文中那几行字。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着手处置这一紧急事态，最初作出决定的是两件事：
第一，拟好了《中共中央关于张学良来电称蒋介石被扣问题给共产国际书记处电》。那时，中共受共产国际领导，必须把这一突发事变向共产国际报告、请示。电报中，转摘了张学良的来电——也就是前面所引述的电文。
第二，立即复电张学良，以求证实来电所述情况的可靠性。毛泽东称，“元凶被逮，薄海同快”，表达了他对蒋介石被扣的喜悦。复电建议，张、杨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一线，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一线，由红军担任北面钳制胡宗南部队的任务。复电还提议，派周恩来赶赴西安，和张、杨共商大计。
毛泽东最初论定西安事变的性质是“抗日起义”。中共对于张、杨持支持的态度。
这样，12月13日出版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上，便以这样的标题加以报道：“西安抗日起义，蒋介石被扣留——张学良杨虎臣坚决的革命行动”。这期《红色中华》，还加了这么一条大字标语：“拥护张学良杨虎臣将军西安抗日起义，驱逐日寇出中国！”
毛泽东的窑洞里，机要人员进进出出，不时送来西安密电，使他对西安突发事态渐渐有所了解。
张学良接到中共复电，知道中共拟派周恩来前来西安，大喜：“他来了，一切都有办法了！”张学良马上告诉刘鼎，准备派专机接周恩来到西安。
12日夜10时，毛泽东收到了张学良的复电。
12日夜12时，中共中央发出了致共产国际电报，报告了对于西安事变采取五点紧急处置意见——这是毛泽东对于西安事变的最初措施：
一、以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组成三人委员会，以叶剑英为参谋长主持大计；
二、召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在西安开会，准备半月内实现之；
三、组织抗日联军，以红军、东北军、杨虎城军、晋绥军四部为主，争取陈诚所属之蒋军加入，抵抗日本之乘机进犯；
四、以林森、孙科、冯玉祥、宋子文、于右任、孔祥熙、陈立夫等暂时主持南京局面，防止并抵抗亲日派勾结日本进犯沪宁，以待革命的国防政府之成立；
五、争取蒋军全部。
毛泽东的窑洞，彻夜亮着。在12月12日凌晨4时，中共中央又发电报给共产国际。电报提出了毛泽东的很重要的策略：
为稳定并争取蒋介石之部下及资产阶级计，我们站在西安事变的侧面说话，并在数日之内不发表公开宣言，以减少日本及汉奸认为西安事变是共产党主动的造谣所能发生的影响。
正是出于这一策略上的考虑，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实权派、大大小小的组织，纷纷发表通电、声明表态，唯独中共保持沉默——虽说中共在致张学良、杨虎城的密电中，明确地表示支持。
中共的动作如迅雷。12月13日，位于西安城东北的七贤庄一号，原本的“德国牙医博士海伯特牙科医院”，忽地换成了“中国抗日红军驻西安联络处”的招牌。
那里，原是刘鼎在1936年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建立的秘密联络站。为了遮人耳目，刘鼎通过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从上海请了一位德国的牙科博士来此开诊所。此人叫海伯特·温奇，犹太人，受德国法西斯迫害来华，同情中共。另外，刘鼎还指派了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邓中夏（已于1933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南京雨花台）之妻夏明，以护士名义，在此从事地下工作。不久，刘鼎又从上海请来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涂作潮，在此屋地下室设立了电台。这样，七贤庄一号便成了中共在西安的重要据点。华清池的枪声一响，这里也就由地下转为“地上”，公开亮出了红军联络站的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