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间，张学良也成了“桥梁”。他在与南京联络之后，又与陕北瓦窑堡联络。来自中共中央的复电表明，同意接待“红色牧师”及其“随员”。
1936年2月19日，一架“波鹰”飞机冒着风雪从西安起飞，载着那两名神秘的乘客，朝北前进。
漫山遍野，白雪皑皑。螺旋桨搅动着寒风，飞机在云层中穿行，终于平安降落在肤施城延河边上。
驻守肤施的东北军接到张学良的命令，派出一个骑兵连，护送两位密使前往瓦窑堡。
2月27日，董健吾和张子华千里迢迢，终于到达中共中央的所在地。红军边防司令李景林，亲自在“边境”迎接他们。
当天，林伯渠、吴亮平、李维汉、袁国平在窑洞里设宴，为两位密使洗尘。
两位密使急于要见毛泽东。不巧，毛泽东正和张闻天、彭德怀在山西石楼前线。周恩来呢？他也不在瓦窑堡，他和刘志丹正在瓦窑堡东面的折家坪，只有博古在瓦窑堡。
当晚，两位远客由林伯渠陪同，前往博古那里。博古仔细听取了董健吾的报告，而张子华作为“随员”并未多言。
然而，在与“红色牧师”谈话结束之后，博古却又单独会晤了张子华，听取了汇报——如前文所述，董健吾并不知道张子华也是中共特科成员。
在听完两位密使的报告后，博古马上向山西石楼发出“关于南京来人谈话结果”的密电，报告毛泽东、张闻天。如前文所引，在电报中，博古说明了董健吾的身份是上海特科人员，“董左右有前特科一部约十余人”。
也正巧，就在毛泽东接到电报时，那位中共北京局情报部长王世英正在毛泽东那里，汇报关于和杨虎城密谈的情况。
3月2日，毛泽东致电博古及周恩来，要求他们和董健吾等一起赶往山西石楼，与他见面。
董健吾因急于要回南京复命，未能去石楼。张子华表示，他可以留下来，去见毛泽东。
这样，毛泽东于3月4日，与张闻天、彭德怀联名给周继吾（即董健吾）发来一份电报：
博古同志转周健吾兄：
（甲）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
（乙）我兄复命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见：（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
张、毛、彭
4号12时
这是毛泽东对蒋介石托董健吾转告的四项条件的答复。
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终于开始对话——虽说是通过“桥梁”对话的。
知道毛泽东“同意我兄即返南京”，“红色牧师”于3月5日便离开了瓦窑堡。
临走时，博古和林伯渠托他带了别致的礼品赠给宋庆龄：三枚刻着镰刀斧头图案的银币，那是当年江西苏区铸造的；另外，还有一套红区的纸币。中共用这样特殊的方式，向宋庆龄表示敬意。对于中共来说，宋庆龄是在国民党高层中真诚地表示支持的重要人物。那些日子，一个秘密电台便设在宋庆龄的友人路易·艾黎家中，使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与陕北中共中央保持着联系，“红色牧师”一路奔忙，风风火火赶回南京，向蒋介石通报了毛泽东的意见。
当“红色牧师”欲再从南京前往陕北之际，风声走漏，“山西王”阎锡山不知从什么途径获知蒋介石派人去瓦窑堡，当即致电南京责问：为什么联合红军打晋军？
蒋介石知道此事声张出去，大为不妙，从此不敢再启用“红色牧师”这一“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