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清那位小伙子的来历，又得花费一番笔墨。
陈立夫在奉命和张冲一起赴苏之际，陈立夫又托曾养甫在国内寻觅与中共联系的渠道。
曾养甫也是“CC派”中人物，原名曾宪浩。他是广东平远人，原本是技术界人士。他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矿冶系，然后赴美国匹兹堡大学研究院深造。1925年，二十七岁的他回国，出任国民革命总司令部后方总政治部主任。此后，他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铁道部次长。1934年，他发起兴建钱塘江大桥。
曾养甫欲在国共之间架“桥”，他想起了一个非常合适的能够帮助架“桥”的人物——他在天津北洋大学读书时的同学谌小岑。
谌小岑，跟周恩来、邓颖超都有着不错的友谊。1919年9月16日，当周恩来在天津草厂庵学联办公室召开觉悟社成立大会时，第一批会员二十人在座，邓颖超、谌小岑都是第一批会员。
谌小岑是湖南安化人，年长周恩来一岁。谌小岑和周恩来、邓颖超同在五四运动中搏击，结下深谊。此后，谌小岑于1920年8月赴武汉，周恩来则赴法国，从此分手。不过谌小岑曾加入中共，后来脱离了中共，但仍与中共有着种种联系。
曾养甫虽说过去也认识周恩来，但毕竟没有多少交情。他找到了谌小岑。为了便于架“桥”，他任命谌小岑为铁道部劳工科长。
据谌小岑后来回忆，架“桥”时找了左恭。左恭乃清末湘军首领左宗棠的后裔，当时任南京《扶轮日报》编辑，又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下属的征集部任主任。谌小岑只知他跟中共有联系，但并不知道左恭乃中共地下党员。谌小岑在1932年和左恭合办过《生力》杂志，与他颇熟。左恭从谌小岑那里得知重要信息，即赶赴上海，向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作了汇报。中共上海临时局派出了代表，此人便是前文叙及的小伙子。
大凡行踪诡秘、变幻莫测的人物，换一个姓名，如同换一顶帽子似的，不当一回事。董健吾时而姓王，时而姓周。这位小伙子时而姓黄，时而姓张，而他的真实姓名倒鲜为人知，叫王绪样。如今，人们通常称他张子华——虽说那原本是他的化名。本书也照人们的习惯，称他张子华。
张子华是宁夏中宁人氏。1930年，年仅十六岁的张子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5年，张子华担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组织部秘书，为特科成员。他奉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之命，与谌小岑接头。
那是1936年1月3日，在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上有一所不起跟的惠中旅社，谌小岑从南京赶来，住在那里。不久，张子华便来到那里。
谌小岑如此回忆道：
我们面对面坐下来，他答复我他姓黄。
缄默了几秒钟，我说明了来意，请他代为转达中共中央，派一位正式代表，同南京谈判，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他答应说：“愿为此事奔走。”
第二天，他来了，我们在一所清静的房间里谈了两个小时，主要是他提出南京政府是否抗日的问题，由我答复。
黄君听了之后，再次表示他愿为此事奔走。第二天，他派了一个交通员来同我联系。交通员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印刷工人。
三天后，黄君来对我说，希望南京派一个人到陕北去。这天，曾养甫正好来上海，经考虑，我们一时派不出适当的人来，还是希望中共自己有人为此奔走。几天后，他来表示同意由他自己想办法，我就回南京去了。
派谁去呢？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指派“黄君”，即张子华，前往陕北。张子华曾任中共豫鄂陕边区特派员，去过陕北一带。
正在这时，那位“红色牧师”也受命启程——虽说董健吾联系的是另一条途径，于是，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决定张子华与董健吾同行。
他俩由上海到达西安，正遇雨雪交加，交通断绝。他俩在西安等了些日子，看看天气没有迅速转好的迹象，只得求助于张少帅。
当张学良从南京方面得到证实，知道“王牧师”来头不小，乃是行前见过蒋介石的人物，于是决定用飞机送“王牧师”及其“随员”黄君前往肤施。
不过，也正因为得到南京方面的证实，张学良知道了蒋介石的绝密信息，知道蒋介石与中共之间有密使来往，因此他也就更大胆地与中共暗中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