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了！来了！
从北方，从南方，从东边的日本，从西边的武汉，中国共产党代表们朝上海进发（有人认为这年3月间开过一次代表会议，未得到确证）。
这是中国共产党各地组织有史以来的头一回大聚会，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红色的起点。
头一个来到上海的，是坐着火车前来的张国焘，他“因须参加大会的筹备工作”，所以最先到达。据他自云是“5月中旬”抵沪。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马林和尼柯尔斯基是在6月3日才来沪，经过开会筹划、寄信以及北京小组讨论，他来沪的时间估计在6月下旬。
张国焘在路过济南时，曾在那里逗留了一天。王尽美、邓恩铭约了济南八个党员和他会面，一起在大明湖划船、聚谈。
张国焘已经到上海来过几趟，很熟悉，所以一到上海，便直奔环龙路渔阳里二号，拜访了李达。
在张国焘的记忆屏幕上，“李达是一个学者气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谈话一言不合，往往会睁大双目注视对方，似乎怒不可遏的样子。他的简短言词，有时坚硬得像钢铁一样”。
接着，张国焘来到本书序章中所着重描述过的那幢著名的房子——望志路一○六号。李汉俊已从三益里迁入这里。
张国焘如此形容李汉俊：“他也是一位学者型的人物，可说是我们中的理论家，对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研究特别有兴趣。他不轻易附和人家，爱坦率表示自己的不同见解，但态度雍容，喜怒不形于色。他热诚地欢迎我的先期到达，认为很多事在通信中说不清楚，现在可以当面商讨。”
张国焘从“二李”那里，迅速地察觉“二李”与马林之间的关系不那么融洽。
张国焘这么回忆李达的话；
马林曾向他声称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并毫不客气地向他要工作报告。他拒绝了马林的要求，理由是组织还在萌芽时期，没有甚么可报告的。马林又问他要工作计划和预算，表示共产国际将予经济的支持。他觉得马林这些话过于唐突，因此直率地表示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产国际也还没有决定；即使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而加入了共产国际，它将来与共产国际所派的代表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也待研究；现在根本说不上工作报告、计划和预算等等。他向马林表示，共产国际如果支持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按工作实际情形去自由支配。……
张国焘从李汉俊那里，也听到类似的意见。
“二李”性格耿直，怎么想便怎么说，怎么说便怎么做，于是与马林之间产生明显的分歧，有几次差一点吵了起来。
张国焘从“二李”那里知道了马林和他们会谈的内容。于是，他来到南京路上那大东旅社，在屋顶花园跟马林会面。
他记忆中的马林的性格是非常鲜明的，与维经斯基的和颜悦色、为人随和恰成反比：“马林给我的印象是不平凡的。他这个体格强健的荷兰人，一眼望去有点像个普鲁士军人。说起话来往往表现出他那议员型的雄辩家的天才，有时声色俱厉，目光逼人。他坚持自己主张的那股倔系劲儿，有时好像要与他的反对者决斗。”
难怪，如此倔强的马林，会与直来直去的“二李”弄僵了关系。
张国焘虽然比“二李”小七岁，但是显得圆滑乖巧，他既与马林很谈得来，又与“二李”也很亲密。这样，他往来于马林与“二李”之间，成为双方的协调人。中国共产党“一大”的筹备工作，原是由“二李”负责。这么一来，张国焘插了进来，反客为主，把筹备工作的领导权抓在手里，此后，中国共产党“一大”由张国焘主持，内中的缘由便在这里。
北京的另一名代表刘仁静，比张国焘晚些天前来上海。他和邓中夏一起从北京来到南京。7月2日至4日，刘仁静、邓中夏在南京出席了“少年中国学会”年会——因为这个学会是在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的，所以选择7月1日这一天召开年会（刘仁静未赶上开幕式）。这样，刘仁静大约在7月6日左右到达上海。
据谢觉哉日记所载，毛泽东和“何胡子”是1921年6月29日午后6时离开长沙，坐船到武汉，再转长江轮船，抵达上海的，时间大致上跟刘仁静差不多。
陈潭秋和留着小胡子的董必武一起，在武汉登上长江轮船，顺着东流水，驶往上海。
王尽美和邓恩铭自从与张国焘作了一日谈之后，一起相约动身，登上南去的火车，前往上海。
不久，周佛海也登上海轮，从日本鹿儿岛前往上海。
姗姗来迟的是广州的代表。不论是马林、尼柯尔斯基，还是上海的“二李”，都期望陈独秀前来上海。一封封信催，还发去几回电报，陈独秀仍然不来。
于是，包惠僧从广州坐了海船，于7月20日直达上海。
陈公博没有和包惠僧同行。他最晚一个抵沪（周佛海何时抵沪，现无法查证。考虑到日本路途较远，也可能他晚于陈公博抵沪）——他带着新婚的妻子李励庄，于7月14日启程，从广州到香港，登上邮轮，7月21日来到上海。
来了，来了，十五位代表终于汇聚于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
关于这十五位代表，在“文革”中往往以“毛泽东等”一语代替。后来曾改成“毛泽东、董必武等”。尔后，又改为“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等”。如今，常见的提法是以城市为序，即：“上海李达、李汉俊，北京张国1、刘仁静，长沙毛泽东、何叔衡，武汉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王尽美、邓恩铭，广州陈公博、包惠僧，日本周佛海，共产国际马林、尼柯尔斯基”。这样以城市为序的排名法，是经过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再三斟酌而排定的。
另外，“中国共产党‘一大’十五位代表”，往往被写成“中国共产党‘一大’十五位出席者”。“出席者”与“代表”之间，存在着概念的差异。原因在于包惠僧的代表资格引起争议——包惠僧是武汉小组的成员，而武汉已有董必武、陈潭秋两位代表；倘若说他是广州小组代表，而他当时是1921年5月由上海派往广州向陈独秀汇报工作的，不是广州小组成员。也有人以为，广州代表原本是陈独秀，而陈独秀来不了，指派包惠僧去，因此他是“陈独秀代表”！为了避免争议，改成“中国共产党‘一大’十五位出席者”，则万无一失——不论怎么说，包惠僧总是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一大”，是一位“出席者”！
不把包惠僧算作中共“一大”代表，过去所依据的是毛泽东1969年在中国共产党“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十二个代表。现在在座的还有两个，一个是董老，再一个就是我。有好几个代表牺牲了，山东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湖北的代表陈潭秋，湖南的代表何叔衡，上海的代表李汉俊，都牺牲了。叛变的，当汉奸的，反革命的有陈会博、周佛海、张国轰、刘仁静四个，后头这两个还活着。还有一个叫李达，在早两年去世了。
毛泽东的话，一言九鼎。由于毛泽东说出席中共“一大”只有十二名代表，没有把包惠僧列为代表之一，因此中共党史界便依据毛泽东的话，不把包惠僧算作中共“一大”代表。
细细追究起来，那“出席者”之说。最初也源于毛泽东。
毛泽东在1936年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这么说及中共“一大”：“在上海这次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会议中，除我之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其余的出席会议的人物中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一共是十二个人。”
在这里，毛泽东明确地把包惠僧列为中共“一大”的“出席者”。但是，可能当时毛泽东的回忆有误，把中共“一大”的出席者说成“十二个”。
长期以来，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领袖，他的话富有影响。中共党史研究者们依据毛泽东的话，长期以来这么说：
中共“一大”的“代表”是十二人，“出席者”是十三人。其中是“出席者”但不是“代表”的是包惠僧（当然，这里没有把马林和尼柯尔斯基计算在内）。
随着尼柯尔斯基照片的发现，中共“一大”十五位出席者的照片终于“大团圆”其实，包惠僧的身份，算是广州小组代表也可以。因为他是由广州小组推选、由陈独秀提名的。也有人主张包惠僧可以算是“陈独秀指派的代表”。
不论怎么说，如今包惠僧的代表身份日益得到确认。“十三人代表”之说，已经日渐被中共党史界所接受。
除了这十三人代表得以普遍确认之外，不久前又发现了两位未曾正式到会的代表。这两位代表，一位来自南京，一位来自徐州。在1920年至1921年，南京和徐州都已先后建立了中共党组织，所以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夕，也都收到了出席大会的通知。南京派出了一名代表，徐州也派出了一名代表。徐州的代表叫陈亚峰，南京的代表一说是郭青杰，一说是刘真如。陈亚峰从徐州来到南京，与南京代表一起来到上海。只是他们受无政府主义影响颇深，不愿受党的纪律的约束，没有出席大会。
笔者绕开种种关于“代表”和“出席者”的争议，关于代表排名的先后次序的争议，在这里排出一张以年龄（出生年月）为序的代表名单，年长者在先，年轻者在后（同年出生者标明月份）：
这是一次年轻的会议！
在代表之中，最为年长的“何胡子”不过四十五岁，最为年轻的刘仁静只有十九岁。三十岁以下的有十位，占三分之二！
十五位代表的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八岁，正巧等于毛泽东的年龄！
这是一群热血青年，为着一个主义——共产主义，为着一个学说——马克思学说，汇聚在一起了！
令人惊讶的是，除去两位国际代表之外，在十三个中国人当中，湖北籍的占五位，湖南籍的占四位，“两湖”相加占九位！
在十三位中国共产党代表之中，北京大学学生占五位——陈公博、张国焘、刘仁静。加上曾在北大工作的毛泽东，及在北京大学短期学习过的包惠僧，则是五位。另外，“南陈北李”两位郡是北大教授。
在十三位中国共产党代表之中，曾经留学日本的有四位——董必武、李汉俊、李达、周佛海。加上“南陈北李”，则是六位。
在十三位中国共产党代表之外，其实还有若干位完全应当进入代表之列而因种种原因未来的：
陈独秀——当然代表；
李大钊——当然代表；
杨明斋——在苏俄出席共产国际“三大”；
张太雷——在苏俄出席共产国际“三大”；
陈望道——与陈独秀产生分歧而没有出席；
施存统——可以来而没有回国。
另外，在法国的张中府、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因路远联系不便而不能回国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