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南京路永安公司的屋顶花园，名叫“天韵楼”，是个夏日的好去处。晚风徐徐，灯光淡淡，或谈情说爱，或洽谈生意，那里自由自在。只是收费颇高。要么洋人，要么“高等华人”，才会在这高高的花园里饮茶聊天。
住在永安公司楼上大东旅社的马林，自知可能有密探在暗中监视他，因此与人约会，几乎不请入房间，而是在华灯初上时，约会于楼顶的花园。
有时，需要在白天约会，他总是选择人流如涌、热闹非凡的“大世界”或“新世界”，与人见面。
马林通过弗兰姆堡，跟尼柯尔斯基建立了联系。然后，又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代理书记李达以及李汉俊这“二李”秘密见面。
“二李”都能讲英语，李汉俊还会讲德语，能跟马林长谈。唯尼柯尔斯基因语言不通，在一旁默默无语。
马林听了“二李”的汇报，建议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以便正式成立全国性的组织。如李达后来所回忆的：
6月初旬，马林（荷兰人）和尼可洛夫（俄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大会决定于7月1日开幕。……[1]
马林拿出了带来的经费，每一位代表发给路费一百元，回去时再给五十元。
会议决定在上海召开——因为上海当时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联络中心。
代表名额按地区分配，每个地区派两名代表，并不考虑这一地区党员人数的多寡，即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日本，共七个地区。至于法国，由于路途遥远，信件往返及代表赶来，已经来不及，所以未发邀请信。
邀请信由“二李”分头去写。
在不少中国共产党党史著作中，写及马林、尼柯尔斯基与“二李”商谈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时，张太雷在场（包括有关张太雷的传记中也是这样写的）。查其根据，乃出自张国焘回忆录中的一段文字：
他（引者注：指张太雷）的英语说得相当流利，故李汉俊派他做马林的助手。马林与李汉俊、李达会面时，都由他在场任翻译。这位生长在上海附近的漂亮青年，有善于交际的海派作风。……
笔者以为，张国焘的回忆可能有误：张太雷当马林的翻译，是在1921年8月，即张太雷出席共产国际“三大”之后，从苏俄回到上海。张国焘错把8月份的印象写入6月份的事。
据档案记载：张太雷于1921年5月4日在伊尔库茨克出席朝鲜共产党代表大会。5月7日还在大会发了言。接着，6月22日至7月12日在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三大”。
马林和尼柯尔斯基是在6月3日抵沪的。张太雷在伊尔库茨克出席了朝鲜共产党代表大会之后，倘若马上动身回沪，是可能与马林、尼柯尔斯基会面的。但是，会面之后，又参加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的讨论，起码在6月10日才可离沪。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他无论如何不可能在6月22日赶到莫斯科——因为从上海到赤塔大约要十天，从赤塔到伊尔库茨克要四天，从伊尔库茨克到莫斯科约半个月，总共约需一个月！也就是说，他即便6月3日一到上海，马上与马林、尼柯尔斯基见了一面，翌日就动身去莫斯科，也来不及！何况，6月22日是大会开幕式，他总得提早几天到达，那就更不可能在6月上旬回到上海。
张国焘的回忆录是在1971年写的，时隔半个世纪，把8月的事记成6月的事是很可能的。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人舒米亚茨基的悼念张太雷的文章是在1928年发表的。他与张太雷在伊尔库茨克共事。他的文章没有提及张太雷在5、6月间曾回国一次，而是说：“11921年6月，张太雷同志与杨厚德（引者注：即杨明斋）一起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另外，查阅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其他代表的种种回忆文章，也未见到写张太雷5、6月间在上海。
信、汇款，由“二李”分别寄出之后，各地的小组商议派出代表。
〔北京〕
罗章龙如此回忆——
1921年署期将临的时候，我们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时独秀亦从南方来信，不在上海）要我们派人去参加会议，我们对会议的性质并不如事后所认识的那样，是全党的成立大会。时北方小组成员在西城辟才胡同一个补习学校兼课，就在那里召开了一次小组会议，会上推选赴上海的人员，守常先生那时正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原索薪会主席为马叙伦，马因病改由守常代理，这次索薪罢教亘十个月之久）在场的同志因有工作不能分身，我亦往返于长辛店、南口之间，忙于工人运动，张国焘已在上海，乃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二人出席，会上未作更多的准备工作，刘仁静赴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会后才到上海的。[2]
叶永烈访问罗星元（2007年8月4日，武汉）罗章龙之孙女罗星元则曾这样记述罗章龙的回忆——
1921年中共“一大”前夕，我爷爷接到上海中央的通知要罗去上海参加“一大”会。可是他那时在北方领导工人运动，工作非常忙，竟然脱不开身。他拿着中央召开“一大”会的通知找到刘仁静说，让刘仁静代替他去，因为刘仁静当时的主要工作是任英语翻译。这就是爷爷为什么没有出席“一大”会的原因。刘仁静生前曾将以上情况告诉了中国革命博物馆，但我不知道刘仁静是口述还是写成了书面的回忆。[3]
刘仁静如此回忆
1921年署假，我们几个北大学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补习学校，为报考大学的青年学生补课。张国焘教数学、物理，邓中夏教国文，我教英文。正在这时，我们接到上海的来信（可能是李达写的），说最近要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要我们推选出两个人去参加。我们几个人——张国焘、我、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就开会研究，会议是谁主持的我已记不清楚。李大钊、陈德荣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前是否征求李大钊先生的意见我不知道，李先生很和气，就是征求他的意见他也不会反对。在会上，有的人叫邓中夏去上海开会，邓中夏说他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于是就决定由我和张国焘两个人去出席“一大”。[4]
李大钊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是人们所关注的。刘仁静如此回答：“李大钊先生当时没有参加‘一大’，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估计一方面是他工作忙，走不脱；另一方面，当时我们北京小组开会研究谁去上海出席‘一大’，也没有推选到他。”[5]
张国焘则说：“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大会。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6]
〔长沙〕
毛泽东跟斯诺谈话时，提及一句：“在上海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引者注：指何叔衡）。[7]”
在谢觉哉的1921年6月29日的日记中，有这么一行字：“午后6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
据谢觉哉说，“○○○○○”即“共产主义者”。生怕暴露秘密，画圈代意。
何叔衡早逝，没有留下回忆文章。
〔武汉〕
董必武在1937年接受尼姆·韦尔斯的采访时说：“我参加了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湖北省派陈潭秋和我。”[8]
陈潭秋在1936年说：“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是董必武同志和我。”[9]
〔济南〕
王尽美、邓恩铭早逝，没有留下回忆文章。
〔广州〕
包惠僧说：“此时，陈独秀及我都在广州，接到临时中央的信，要陈独秀回上海，要广州区派两个代表出席会议。陈独秀因为职务离不开即召集我们开会，决定推选我同陈公博代表广州区。”[10]
“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还寄来二百元路费。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养成所所长，知道的事情多，报纸编辑工作可由谭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全会后就可以回去。其他几个人都忙，离不开。陈独秀年长，我们又都是他的学生，他说了以后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同意了他的意见。”[11]
陈公博回忆说：“上海利用着暑假，要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广东遂举了我出席……”[12]
〔日本〕
施存统说；“旧本小组还只有两个人，即我和周佛海。我们二人互相担任党代会的代表，最后由周出席（因为周已多年未回国）。”[13]
周佛海说：“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7月间要开代表大会。凑巧是署假中，我便回到上海。”[14]
包惠僧的回忆，似乎与施存统稍有不同；“这一次代表的分配是以地区为标准，不是以党员的数量为标准，东京只有周佛海、施存统，原来邀请的也是两个代表，因为施存统没有回国，所以只有周佛海一个人出席。”[15]
〔上海〕
出席的代表是“二李”。自陈独秀去广州，上海小组的书记原是由李汉俊代理，后改由李达代理。
李达在1954年2月23日写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负责同志的信中，讲述了这一过程：“（1920年）11月间，书记陈独秀应孙中山（引者注：应为陈炯明）之邀，前往广东做教育厅长。书记的职务交李汉俊代理。不久，威丁斯克（引者注：即维经斯基）也回到莫斯科去了（引者注：应为伊尔库茨克）。后来李汉俊因与陈独秀往来通信，谈到党的组织采取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问题，两人意见发生冲突（陈主张中央集权、李主张地方分权），愤而辞去代理书记的职务，交由李达代理书记。”
除了“二李”之外，照理，陈望道应是上海的代表。陈望道不仅负责《新青年》编辑工作，而且上海小组的重要事情总是由“二李”、陈望道和杨明斋商量决定。此时，杨明斋去了伊尔库茨克。虽然规定每个地区选两名代表，而会议是在上海召开，上海即使出席三名代表也不妨。
据李达回忆；“李汉俊写信给陈独秀，要他嘱咐新青年书社垫点经费出来，他复信没有答应，因此李汉俊和陈独秀闹起意见来。”[16]
陈独秀还以为这一主意是陈望道出的，迁怒于陈望道。如《中国共产党党史人物传》第25卷《陈望道》一文中所披露：
陈望道生前曾多次对人谈起，他曾被推选为上海地区出席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因会前他已与陈独秀发生争执，故未去参加。
[1]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载《“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汇编》（二），10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2]《回忆李大钊》，40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版。这一资料是罗章龙之孙女罗星元读了《红色的起点》之后，于1991年10月抄寄笔者的。[3]引自罗星元1991年11月14日致笔者信。[4]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209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5]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211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6]《张国焘回忆中国共产党“一大”前后》，《“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168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7]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133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8]董必武：《创立中国共产党》，引自《“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292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9]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共产国际X1936年第7卷第4、5期合刊。[10]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21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11]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368—369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12]《陈公博回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引自《“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419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13]施存统：《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14]周佛海：《往矣集》，上海平报社1942年版。[15]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21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16]李达：《李达自传》，《“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