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两岸冲突不断，为避免台北因空降突击而遭解放军斩首，大溪行馆即为蒋介石临时指挥中心之一。“八二三”炮战后隔日，蒋介石就是在大溪行馆紧急召见负伤从金门辗转返台的俞大维与陈诚、“美国大使”庄莱德等人，宣示保卫金、马的决心。他也曾在此举行军事紧急会议。
不过已年逾花甲的蒋介石之所以落脚大溪、角板山等地，另一层意义是因为这儿地点清幽，适合阅读写作。蒋介石为宣传“反共”必要性的大篇幅著作《苏俄在中国》，就是于1950年中期在大溪、角板山、涵碧楼等他钟情的几个行馆陆续写成。
当时朝鲜战争已过，但美国表态无意捍卫金、马，甚至打出“两个中国”方案，让蒋介石戒慎恐惧。加上赫鲁晓夫积极向国际推销“和平共存”口号，也让依赖“冷战”对决情势维系命脉的蒋介石深感须有所动作，避免美国再度牺牲台湾地区利益。因此他带着文胆陶希圣［陶希圣（1899年－1988年6月27日），湖北黄冈人。抗战前曾任北大教授，1938年12月随汪精卫出走河内。1939年8月，赴上海参加汪日谈判，1940年1月与高宗武脱离汪组织，在香港联名揭发“汪日密约”。1942年初逃离香港，回归重庆，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第五组组长。1949年，随蒋赴台，继陈布雷之后，长期担任蒋介石文胆。1988年在台北逝世，享年90岁。］对文稿反复推敲，希望借30年来与苏俄相处、交手经验，希望美国认清与共产主义阵营妥协的错误，并加强对台军援，协助他的“反攻大业”。
这本原名为《和平共存》的文稿，正是蒋介石争取“反共阵线”的总论述，蒋介石的秘书楚崧秋也说，蒋介石此举也有纪念自己70寿辰与宋美龄结婚30周年的用意，因此英文版名称即为《七十自述》。
◆据称，《苏俄在中国》作者为蒋中正，实为其心腹陶希圣等人，初稿仅4 万余字，蒋介石读之而欲罢不能，一再促其增长篇幅，最终形成此大部头。但另有蒋介石的秘书楚崧秋表示：“蒋介石曾以一年半的时间完成此书，他所花的精力和时间，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一篇原约五六万字的文章，经过蒋介石不断地增补、修改，到定稿出书，竟成为多达20 万字的巨著，一字一句，无不是蒋介石心血的结晶。（上图）
1955年11月，蒋介石开始撰文，陶希圣准备的初稿原本只有4万字，但蒋介石陆续征询张群［张群（1889年5月－1990年12月14日），字岳军，四川华阳人，1908年赴日本就读于振武学堂，曾参与辛亥革命、二次革命。1935年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历任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行政院副院长、四川省政府主席等职。抗战胜利后作为国民党代表参与国共谈判。1947年4月到1948年5月任行政院长；来台后长期担任“总统府秘书长”至1972年，1990年病逝于台北。］、黄少谷、张其昀、罗家伦等故旧意见，加上叶公超、前“驻苏与联合国大使”蒋廷黼的资料，又陆续将长约数万字史料融入文稿中，约1956年底才正式定稿，竟扩充到20万字。
◆ 1957 年6 月22 日， 蒋介石新著《苏俄在中国》成书。这本原名为《和平共存》的文稿，正是蒋介石争取“反共阵线”的总论述。蒋介石的秘书楚崧秋也说，蒋介石此举也有纪念自己70 岁寿辰与宋美龄结婚30 周年的用意，因此英文版名称即为《七十自述》。（下图）
蒋介石在两年时间内废寝忘食，几乎无一日不自己用毛笔修正校阅。由于涉及许多失去江山的曲折与内情，困在孤岛的蒋介石仔细思量起来，甚至忍不住自陈，“不禁愧悔交集，刺激之烈为近年批阅文件所未有者也，几乎夜不成眠”。因为求好心切，很多段落都由他自己操刀并一改再改，勾来勾去，到幕僚所誊十行纸草稿更改到无地可改，让蒋介石抱怨不已。
◆大溪行馆书房
行馆内书房陈列简单，而无处不表现出蒋介石对故乡与大陆的缱绻情深。开放的行馆陈列基本保持蒋介石生前居住时的模样，四方桌两侧上摆放着国民党旗、蒋介石铜像和他喜爱的花卉，墙壁上则悬挂着蒋介石游览山川时留下的佳影。这张照片在蒋介石晚年生涯中频繁出现，是他思乡情深，有志“反攻”的代表性照片。
楚崧秋还曾指出，当时蒋介石几乎离不开书桌，不但作息受影响，让宋美龄相当忧心，连去行馆休假都对书稿念念不忘，更曾晕倒在书桌前，完全失却知觉而倒地，静眠约五分钟才渐苏醒。蒋介石除提醒自己在早课时多运动，少用脑、用眼，也曾在日记中提到，到最后审稿时，“右眼角视线又散摇（而非散光）不息，几乎迷雾不清，不能看书”。
为使外国人更清楚英译本内涵，1957年1月间，蒋介石突有灵感，要把原拟书名“和平共存”“中俄三十年经历纪要”或“中苏和平共存经历”，直接改为“苏俄与中国”，与陶希圣讨论后，才确定为《苏俄在中国》，并由宋美龄指导蒋介石英文秘书沈剑虹逐章翻译成英文。
《苏俄在中国》出版后，靠着1957年在美国《前锋论坛报》等媒体连载而引发瞩目，甚至被蒋经国称为“反共十字军的经典”，并在台湾掀起一股学习与盗版热，当时台湾空军机群还飞往广东、广西、云南及海南岛，空投了数千册这本书。只是蒋介石已不复当年的蒋委员长，这本书的实质回响并不大，美国政坛更冷漠以对。倒是叶公超看过如此巨幅著作后，曾劝说蒋介石预拟一篇较短文稿，以符合国内外媒体需要，却被蒋介石狠批一顿，“只知迎合他人心理，而不敢主动发表其本身主张，此乃投机之记者一般心理”，“殊为可笑”。
《苏俄在中国》出版后没有引起美国的兴趣，加上美国又对蒋介石的反攻大计抱持冷漠拖延态度，让蒋介石颇为不悦，甚至一度赌气地在日记上说，既然他的“反共”总论述已经问世，“如半年内美国对我‘反攻大陆’战略再不表示其意见，则我当对其表示消极失望，将于明春辞去现职，交‘副总统’依法继任，引咎辞职，以既不愿违反‘中美协定’自动反攻，又不愿违反民意永久孤守台湾，有愧职责，无以慰人民拯救之望，故反攻无期，实无法赧颜居住，否则将徒为个人权位计也。”
不过隔了几天，蒋介石又在日记上反省，“近日心神为急谋反攻，援助大陆‘反共’形势，故对美国政策企求其从速改变与积极推动之心理亦益迫切，其实此为代天主张，无济于事，今后惟有尽我心力，策动一切可能可行之事，但不能强求速效，徒劳无功，致失所望，须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耳。”
求战不成，又遭人冷眼以对，或许这是蒋介石在热衷著述《苏俄在中国》时所无法想象的窘境。更足以彰显蒋介石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外表看似与美国艾森豪威尔政权相知相惜，却被美国牵制在孤岛上的无奈与尴尬。倒是这本书促成了一次意外善举，当年蒋介石邀请胡适来台出任“中研院院长”，胡适所住“官舍”不是用公款兴建，而是由蒋介石拨出《苏俄在中国》版税为胡适建屋。胡适去世后，他的故居产权因此未被“中央研究院”或其他单位收回，反而促成了胡适纪念馆的设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