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现在考虑的还有另外两件事：
发动一个新的外交攻势，迫使美国重新全力支持国民党统治中国；认真研究在国民党统治区更广泛地实行最后防御的可能性。
10月1日，毛泽东宣告新的共和国成立，那天和他一起庆祝这个伟大胜利的人不仅有他的战友，还有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和一些内战期间改变了其立场的国民党将领——傅作义、程潜及“基督将军”冯玉祥的遗孀，还有一些来自上海和新加坡的名人。
蒋介石带着儿子蒋经国回到老家溪口，开始了他的“隐居生活”。
到溪口后，蒋介石给他儿子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让他督促空军司令部按时完成定海机场的修建，不得拖延。当时蒋介石并没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接受命令的蒋经国和空军官员们也不知道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不久，原因就清楚了：定海属于浙江省，位于溪口和上海之间，蒋介石下令这样做事实上已表明他对保住中国最大的港口城市上海已不抱什么希望。在“引退”期间，他一直在询问机场修建的进展情况。
四个月后，上海失守，国民党守兵靠定海机场撤至台湾。
有一天，蒋介石对蒋经国说“我们要在这儿待三个月”，他没有说错。
李代总统很快就发现下属部长们并不服从他的命令，军队、警察也是如此。
此外，他也缺少资金。蒋介石从他隐居的老家传来旨令，命令中华民国银行总裁俞鸿钧把50万盎斯的黄金运往台北。从宪法的角度来讲，蒋介石当时根本无权下达这样的命令。
但是，这道旨令却被执行了，一则是因为这是蒋介石下的命令，再则他是在行使国民党总裁的权力。他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无疑是为了继续与共产党对抗，因为蒋介石当时认为共产党征服大陆是不可避免的。1949年2月20日，黄金运走了。如果不把这些黄金运往台湾，仍放在老地方，那毫无疑问李宗仁要以此为条件与毛泽东和谈。
李宗仁听说黄金运走了，大为恼火。他严禁中央银行再往台湾运送任何财产。中央银行在战争期间曾没收了大量珍珠、钻石、宝石等，存放在位于上海的地下保险库里。李宗仁派舰艇及时赶到那儿，使这批货物没有被运往台湾。
后来，共产党占领上海，得到了这些珍宝。对李宗仁来说，这样做的直接结果就是中央银行对于他要求的政府管理费用置之不理。由于没有黄金做后盾，金元券币值又开始急剧下跌。
在李宗仁发现他的政府手中没有什么钱的同时，他还发现他的个人权力是极其有限的，但是有一点是特别清楚的——他有权与共产党进行和谈。
他采取的第一步措施就是和苏联大使勃希钦商讨这个问题，苏联大使立即同意帮他的忙，条件是美、苏两国将来若有冲突，中国政府必须保持中立，而且中国政府必须采取措施消除美国在中国的影响。
于是，外交上毫无经验的李宗仁天真地把他与苏联大使的会谈纪要送给了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博士，要求美国公开保证支持国民政府。
蒋介石在溪口听到这步奇怪的棋，哭笑不得。
因此，当美国国务院拒绝答应消除美国自身在中国的影响时，蒋介石一点也不感到惊讶。
回到老家溪口的蒋介石带领家人祭家祠
冬天快过去了，南京和上海出现了很多“和谈中间人”。李宗仁一心和谈，因此对这些人的见解洗耳恭听。其中一人就是中央大学的吴玉浩教授，另一位是李明扬将军，他曾与汪精卫的傀儡政权有过联系，还有立法院的吴厚山。
然而，这些人除了从代总统那里得到点钱外，他们作为“中间人”并没起任何作用。
“和谈中间人”当中还有两位李宗仁的人——刘崇俊及黄奇汉。他们俩都声称是“第三派”成员，即介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中间分子。然而，人们后来发现他们俩都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
1月22日，李宗仁指派由五个人组成的委员会代表国民政府与共产党谈判。两天后，他宣布解除戒严令，释放政治犯，解散秘密警察。
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同意以共产党的八点建议作为和谈的基础。
正是在这个时候，李代总统发现他的“代总统”是空的。
在和谈这件事上他既没有和行政院商议，也没有告诉行政院院长孙科，对此孙科大为恼火，拒绝承认电报有效，宣称他在立法院面前是对代总统的措施一概不负责任。他还宣布要把政府搬到广州。
2月5日，除代总统的办公室外，所有政府部门都按时从南京搬走了。
和中华民国有外交关系的各国政府也被要求于当日把使馆迁到广州。司徒雷登拒绝了这个要求，其他大部分国家的使馆也不同意迁走，但使人们茫然不解的是，勃希钦是唯一的例外。他发现自己一旦身居广州，只是与国民党的一些残余人员打交道，其中包括当时的外交部长吴铁城，同时李宗仁与和谈小组仍待在南京。
在其他方面，这个不在位的大总统也在削弱他的“代理”人的权力。
他往台湾运送了30万嫡系部队，还有26艘舰艇及空军力量，大约90万国民党军队仍留在大陆，但是这些军队中只有白崇禧将军的12万人听从李宗仁调遣，因为这是老同事的缘故。
警察局和情报机构都从陈立夫那里得到指令，而陈立夫是代表引退在幕后的蒋介石的。因此，代总统赦免政治犯、遣散秘密警察的命令成了一纸空文。
李宗仁想以释放少帅张学良来获得众望，但却找不到少帅。张学良从1936年西安事变后一直被囚禁着，如今蒋介石把张学良运到了台湾，仍然囚禁着他。
蒋介石相信他能重掌大权（这和他的人生信条“‘引退’并不意味着永远‘引退’”是一致的）。此时，他正享受“引退”给他带来的乐趣。
他过惯了依靠国家开支的享乐生活，所以在农业银行他以私人名义借了100万金元券，按官方价值10000美元，供他挥霍。对蒋介石来说，这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陈立夫控制着农业银行。除了蒋经国外，和蒋介石在一起的还有一名秘书和一名侍从。蒋介石的儿子在田地里散步，重返儿时母亲让他去的祠堂庙院，这些勾起了蒋介石怀旧的思绪。起初，他就像戴高乐将军的习惯一样，拒绝接见任何来访者，李代总统就是要求与蒋介石会晤而遭拒绝的人之一。然而，蒋介石精心安排的情报人员发来的信函和电报又使他对时局了如指掌。
张治中是李代总统任命的北平和谈代表团团长，他给蒋介石发了封电报，说要到溪口谒见委员长，以求指教。
但是，蒋介石颇有经验，对即将举行的和谈淡然处之。看完电报后对蒋经国说，“他来不来都无所谓”。
第二天，张治中来到了溪口，但是委员长一点儿也不提和谈，而且当张治中一有提及此事的迹象，他就把话题岔开，一定要带张治中去看当地的美景。那天晚上，蒋经国把父亲为什么对和谈持怀疑态度及不感兴趣的原因告诉了张治中。
但是，张治中却说，无论如何他也要和谈。带着这种态度，张治中离开了溪口。
蒋介石听说毛泽东在和谈问题上给李宗仁增加了不少难度，他一点也不感到吃惊。
李代总统是从中国封建军阀一步步地升到现在这个地位的，他幻想着和共产党做笔交易——或国民党或李宗仁的部分军队统治长江以南地区。但他很快发现毛泽东对这笔交易毫无兴趣，共产党的目标是解放全中国。
和谈于4月1日在北平举行。周恩来、林彪率领共产党代表团，张治中率领国民党代表团。
周恩来在下面做了大量工作，向国民党宣讲了在毛泽东原来提出的八项条件之外的“24条补充要求”。周恩来说，“这32条是不容商谈的，如果国民党想要和平，就得全部答应。”
国民党代表团大为震惊。共产党不仅要求交出早先宣布的43名战犯，而且又加了几名，包括蒋介石及夫人、何应钦、宋子文、陈立夫、蒋经国等。
如果国民党答应了新条件，就等于无条件投降。
现在，共产党要求在它领导下重新组建国家，移交管理权，为联合政府作准备。此外，共产党的条件一开始就是要国民党为内战在道义上负责。国民党代表团要求共产党作出让步，但收效甚微。
4月4日，毛泽东宣布若是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共产党要和苏联站在一边，反对美国。这一决定使前来会晤他的人及整个世界为之一震。
15日，周恩来发出最后通牒：国民党政府必须在4月20日之前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和平草案，否则共产党军队将向长江开进。
国民党代表团派一个成员到南京向李代总统说明形势。人们所谈论的形势比从报纸上看到的要更加危急，不仅中央军必须投降，而且投降的人要帮助共产党劝说其他人也放下武器。此外，最后通牒写得也特别清楚：共产党无论如何要横渡长江。
李宗仁和他最亲密的助手白崇禧就这个问题交换了意见，白崇禧觉得共产党的条件不可接受。
国民党代表团团长张治中给李宗仁发来一封急电，建议他接受共产党提出的条件，但是李宗仁觉得没有白崇禧的支持，他自己下不了这个决心。
此时，局势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事实上，局势比李代总统知道的要难控制得多。
会谈一开始，他就意识到他不能依靠张治中，因为张的亲共倾向越来越明显。因此，他主要依靠代表团的其他成员，特别是过去属于桂系的黄绍竑及国民党国防部副部长刘斐。但是黄绍竑的情况和张治中差不了多少，在北平他就曾打算在共产党提出建立的联合政府中任职。至于刘斐，人们后来发现他在国防部已为共产党秘密工作了好几年了。
最后，不仅整个代表团主张全部接受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条件，而且他们跟共产党一起在北平永远待了下来。
4月17日，李代总统致电蒋介石，请求他担任总统、重新成为国家的领袖。蒋介石回电要与代总统李宗仁及何应钦将军在杭州召开紧急会议，何应钦是李宗仁在危急时刻下令接替孙科的。其他一些国民党著名人士也在场，包括王世杰、张群、白崇禧等。
在提到共产党的最后通牒时，蒋介石问李宗仁：“你觉得我们对此应持什么态度呢？”李回答：“我准备派人去北平和谈。”
据蒋经国回忆，蒋介石曾说：
“没有必要这么做，共产党同意和谈只是因为他们还没有部署好部队打过长江，他们条件一旦成熟就没有和谈的余地了。此外，和平条件的第一条把责任全部归结到我们国民党头上，党60年的光辉业绩一笔抹掉了。根本不能接受这些条件。”
他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传阅电报草稿说：“这封电报由我们俩联名，你作为国民政府的代总统，我作为国民党的委员长。”草案宣布与共产党和谈已彻底崩溃，政府迁往广州，继续与共产党对抗。
李宗仁对此说不出什么，只好同意签名。
杭州会议制定的一个实际措施，就是新任行政院院长同时也是国防部长，全权控制军队。蒋介石为了表明自己的“引退生涯”尚未结束，立即返回了溪口。
李宗仁也感到精疲力竭，他回到广西的据点桂林，在那里休养了两个星期。
最后通牒规定的期限已到，仅在7个小时之后，共产党集中在长江北岸的大炮就开火了。
那天晚上，陈毅将军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国民党长江口炮舰有名无实的抵抗下，轻而易举地打过了长江。李代总统大为恐慌，遂下令撤出南京。
24日，共产党占领了南京，红色军人成立了“和平筹备委员会”，负责处理接管程序。南京居民注视着胜利了的共产党军队，他们纪律严明，没有奸杀掠夺之事发生，也不碰外国人一指头，国民党军队对此或许要大为嫉妒了。
南京失守使驻蒋介石首府的一些外交使团的幻想破灭了，但他们发回国内的报告又充满了新的幻想。
这些人包括印度大使潘尼迦、澳大利亚外长科普兰以及加拿大代办切斯特·朗宁，所有这些人都抱有作为“农民革命者”的中国共产党定会与国民党妥协的幻想。
他们分析，共产党一定需要训练有素的人员来管理城市和经济。在这种需求下，有可能成立联合政府，由李宗仁在联合政府中领导国民党。
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深信，即使李宗仁在和谈中没有与共产党达成协议，共产党也会寻求美国的援助和合作。他的被保护人中国顾问傅泾波使他更加坚信这种天真的想法。
傅泾波住在司徒雷登的官邸里，是司徒雷登自己掏腰包雇用傅泾波的。傅泾波在燕京大学曾是司徒雷登的秘书，他常自信地谈到现在共产党内的“原燕京大学的学生”以及他们对“老校的尊敬”等，好像他们一看到老校长就会马上成为亲美分子似的。甚至，李宗仁及其亲信都认为傅泾波是“代表美国国务院”的。
这种误解使李宗仁固执地认为，即使和谈失败，他也能抛开蒋介石，从而与美国做笔交易。
当一切都失去时，他能以私人名义求助于杜鲁门总统。
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时，所有大使馆也被要求迁到广州。司徒雷登仍留在南京，想通过他以前的学生劝说中国共产党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
在很多国民党人看来，他的这种态度更加挫伤了国民党的锐气，加速了他们在大陆的崩溃。
李宗仁在桂林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很多人来到这里要他把政府迁到广州，在那里反共力量可以联合起来。李宗仁的处境十分尴尬，他左右为难。他认为和谈没有成功，若把权力再还给蒋介石或许是明智的。但是，蒋介石已不是第一次为难他了，5月3日的重要会谈使他清楚了蒋介石的想法。
那天，山西军阀阎锡山和其他一些人乘专机飞到桂林。他们下机后立刻去了文明路李宗仁的办公室。阎锡山及其随行一直与蒋介石有联系，他们告诉李代总统说委员长将不遗余力地支持他。
他们提出了许多准备呈交给蒋介石的建议：国防部长和军事及政治领导人应有全权指挥调动中央政府控制区的军队；代总统、行政院院长在任命及解除军事将领和行政官员方面应享有宪法规定的主要权力；各地政府应只对代总统及行政院院长负责；国民党及委员长都不应插手上述事情；运到台湾的所有金、银和外汇必须运回大陆；希望委员长目前离开中国到欧美旅游一段时间，表面上只是为中国筹备资金，寻求支持，事实上是为了使军事、政治改革不受阻碍，等等。
蒋介石当然有他自己的主意。到4月25日，3个月的时间已飞驰而过，蒋介石离开溪口，坐上一艘舰艇，宣布要到厦门或台湾，实际上他是去了上海。
蒋介石年轻时就是在上海发迹的，得到了爱情、名气和权力。在如今灾难临头之际，他想到了一个疯狂的计划。
防守上海的汤恩伯一直不听李宗仁有关解除戒严令、召集充足的力量来加固武汉三镇的防守的命令。恰恰相反，汤恩伯扬言他一定要把上海变成“第二个斯大林格勒”。蒋介石支持他的这种行动。他下令将八个军编入上海的城防司令部，并发表了一个演讲，说要在“3年内取得彻底胜利”。成千上万的苦力被他们抓去挖护城河，河旁边竖起10英尺高的竹栅栏，但这些都没有显著的军事价值。
到处可见到局势混乱，蛮横残忍的现象。汤恩伯带到上海的军队有20万人。这些士兵到上海来名曰保护上海，实际上个个都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征服者。他们强制使用办公处和住房，砍掉了高尔夫俱乐部门前的参天大树，说这是为射击打靶腾地方。不论是公开的警察还是秘密的警察，说某人在进行黑市交易或者间谍活动就在大庭广众面前把这些人就地处决，根本不经正式审判。
军队控制了印制大量纸币的中央银行，这些钱大部分都落到了高级官员和将领的手里。他们飞到广州或台湾，以官价把这笔钱兑换成硬通货，从中发了横财。
像以往一样，蒋介石对这些事情无动于衷。他平素最看不起那些老是担心个人生命危险的人，因此他在市内走动时也不带保镖。或许在那种局势下，政权显得比他个人重要，因此没人动他一指头。
蒋介石在上海待的11天中，一架专机把李宗仁在桂林会谈的情况一点不漏地带给了他。
蒋经国替父亲给代总统回信，信中说：
“非常遗憾！你们要我到国外去，我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不是军阀！但我同意不插手国内的大事，从明天起我就彻底不管不问了。”
蒋介石不知道，李代总统1949年5月5日给杜鲁门总统写了封信，信中抱怨国民政府没能充分利用美国的援助。
1949年夏，李宗仁的信和其他许多公文一起被公开发表在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上，题名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5月6日，委员长离开上海来到一个秘密地方，后来人们才知他去了台北。
台湾的官员们随机应变，见到蒋介石后他们要他在原总督的住宅地建造一所房子。蒋介石婉言谢绝了这个建议，住到了台湾糖业公司的宾馆里。此地位于山中，距台北8英里。
与此同时，上海的银行家及商人正在同共产党的密使进行谈判。
中日战争期间，上海的银行界，特别是周绍民的皇城银行私下里为陈毅将军和新四军提供过金钱和医疗设施。现在，共产党的军队打到了城边，银行界人士都希望城市不要被战争损坏。同时，他们也给汤恩伯送去了金条、美元，让他保证不在上海负隅顽抗。
5月25日，蒋介石在台北的乡村听到了上海失守的消息。当共产党的军队渐渐逼近上海时，国民党守军尽管说了很多豪言壮语，但最后还是决定投降了。
无疑，银行家的金钱会帮他们抛弃没有必要的英雄气概。汤恩伯带着他的一半部队逃出了上海。陈毅率领他的部队进入这个商业大都市，抓获了10万名俘虏。
一个很大的额外收获正等着共产党，而外界对此一无所知。
这要归功于一个不太有名的投诚者吴绍荪。他是“CC派”的成员，也是中央调查统计局的一名官员。
中日战争期间，他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是国民党的高级间谍。了解上海黑社会的情况也是他的任务，他为此加入了“青帮”。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任命他为上海市副市长，并负责组织学生工作。他主管当地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共产党打进上海时，是吴绍荪把当地商业巨头、黑社会头目和国民党情报密探的档案全部交给了共产党，因此，陈毅能及时逮捕所有的敌对分子。据说蒋介石在离开上海之前，曾亲自要求在上海组建国民党地下总部，吴绍荪的倒戈打乱了蒋介石的这步棋。为了奖励吴绍荪，后来周恩来在北方接见了他，任命他为人民政府交通部顾问。
这时，精明的老牌军阀阎锡山扮演了一个极其短暂的角色。阎锡山从1911年起就开始统治山西，在那里修建铁路、公路，植树造林，发展农业，也没有忽视教育。他因此以“模范省主席”而闻名，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1948年秋，山西这个古老省份的首府太原开始被围攻，尽管有30英尺高的壁垒，但还是在第二年的4月24日被攻破了。阎锡山由于得不到足够的支持，于5月底飞到广州与李宗仁交涉。
李宗仁把他送往台湾，并给蒋介石带去了一封谦恭的信。信上说：“我们这里的国民党全体党员都希望您来广州领导我们，我本人也真心希望每天能聆听您的教诲。”但是，蒋介石现在正在考虑其他事情，根本不准备复职。
阎锡山讲了一下大致情况，蒋介石听得也很仔细。在国民党的官员中，阎锡山是对美国在“中央政府”最需他们时采取“不干涉”政策最不满的人。他想让蒋介石废除“宪法”，建立军政府，不理睬美国的建议，也不要顾全他们的反应，按战时编制重新组建现存省份，立即采取措施，在共产党后方建立“反共游击队”。
但是蒋介石没有采纳他的意见，理由是“必须保证民主制度”。
阎锡山带着轻蔑的口吻说：
“美国人觉得他们知道到底怎么办才对中国好，但是他们对中国能了解多少呢？他们只是通过那些密使们的眼睛来看中国的，是通过一些讲英语的中国知识分子及买办分子来了解中国的。
“他们不考虑中国的具体情况就想把他们的民主介绍到中国来。
“我们吃大米，他们吃面包，难道我们也得吃面包，才能成为民主国家吗？我们不认为我们知道什么对美国好，这么做是对的。
“借钱给朋友时，不应有附加条件。如果借钱给朋友的条件是朋友必须按你的规定来花费，那么这未免太荒唐了。
“美国人给我们带来的危害够多了。罗斯福总统在雅尔塔会议上把我们卖给了俄国人。马歇尔调停无效，给共产党足够的时间部署军队，准备全面反攻。现在他们又靠传教士大使司徒雷登想把共产党改变成害怕上帝的基督教徒。如果我是你蒋先生，我要彻底忘记美国。如果连国家都没有了，那民主又值几个钱呢？”
对这些措辞激烈的言语，蒋介石置若罔闻。于是，阎锡山于6月2日飞回广州，接替何应钦做了行政院院长。
阎锡山虽然年纪大了，且患有糖尿病，非常易怒，但他名气较大。
任命他为行政院院长，又使国民党的一些人产生了希望。
5月底，一个少见的“胜利”使国民党士气暂时振作了一下，在西安被红色军队占领后，马步芳及其儿子出人意料地打了一次胜仗。
蒋介石在台湾宣布提升马步芳为西北军总司令，答应给他空投武器弹药。但是，国民党的胜利寿命太短了，武器弹药还没运到，彭德怀就来到了。8月26日，彭德怀打败了马步芳。
蒋介石现在考虑的还有另外两件事：发动一个新的外交攻势，迫使美国重新全力支持国民党统治中国；认真研究在国民党统治区更广泛地实行最后防御的可能性。
外交上，蒋介石于7月10飞往菲律宾的碧瑶会见季里诺总统，并随身带了一份东亚所有独立国家联合反共的计划。季里诺同意这份计划，并于第二天签订了联合公报来实施这份计划。
8月7日，蒋介石又飞到了南朝鲜的镇海，在那儿他会见了李承晚总统。在联合写给季里诺总统的信中，这两位政治家要求菲律宾总统在碧瑶召开会议，邀请所有对此感兴趣的国家参加这个联盟。
但是，这次却是白费力。本月稍晚些时候，季里诺前往华盛顿，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极力反对蒋介石的建议，结果会议的邀请未发出。
蒋介石在与季里诺及李承晚会谈之间，在广州作了短暂的停留。他从1936年离开广州后就一直没去过那里。
在广州，他发表了一个鼓动士气的演讲。他在7月16日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讲话中说，如今在国民党撤退失败的情况下，他又回到广州，深感惭愧，他承认对失败负大部分责任。他说在政府的眼皮底下，竟然有赌博贩毒的现象，对此他感到很吃惊。但是，他认为必须保住广州，因为这是最后的港口，是运用海、空军的最后地方。
蒋介石还说，他准备与广州共存亡。说得真好听，但他21日就离开了广州，他在广州发表演讲标志着他在国民党政界中又恢复了领导地位，因为那天国民党建立了中央非常委员会，蒋介石任主席。
广州会议上，李宗仁与蒋介石在有关国民党困难时期应采取的战略方针上发生冲突。李宗仁支持白崇禧的计划——控制中原地区，包括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把广东、广西作为后方。李宗仁因此要求国民党空军从台湾飞回来。
然而，蒋介石已下定了决心，即使一切都失败了，也要确保台湾坚不可摧。他拒绝下令调动空军，李宗仁只好作罢。
起初，尽管国民党军队在徐州溃败，但白崇禧的计划看来仍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取得了效果。林彪8月初发动进攻，目的是沿京广铁路向南推进。白崇禧按原计划调回部队，准备在长沙建立一个据点。
因此，当后方那帮喜怒无常的匪徒和共产党交战时，白崇禧更有信心了。这些匪徒从1930年就开始反共。1940年及1945年分别同日本人和中国共产党作战。他们像爱尔兰人一样，传统上是“反政府”的，谁掌权他们就反对谁。与此同时，洪水也阻碍了林彪的进程。
国民党将领的倒戈破坏了白崇禧的计划。长江的国民党守备司令程潜将军响应共产党提出的“和平解放”的建议，转向了共产党。他的继位人陈明仁将军也立刻仿效他，带去了3万人。
这两位将军认为，他们在共产党胜利后会被允许仍拥有自己的地盘，结果他们后来被安排到人民代表大会工作。
现在白崇禧别无选择，只有放弃长沙了。8月4日，他开始撤出长沙。然而，两个惊人但却短命的胜利却呈现在他眼前。
共产党的刘伯承将军现在在江西南部的赣州，林彪也打到了湖南衡阳。白崇禧在与林彪的29军的一次战斗中打了胜仗，使之退到了长沙以北。蒋介石认为这是场声东击西的战役。然而，广东省主席余汉谋却大为恼怒，他具有地方统治的思想，决心不放弃他的5万正规军，不让白崇禧进入广东省。陈诚从台湾带领部队在厦门登陆，目的是为了防止刘伯承增援林彪。此时也被迫撤回海上。
蒋介石现在虽然在军事上仍有权力，但是却没有权力直接控制政府。
7月份，李代总统和他的部长们废除了已失去价值的金元券，使用一种以银圆为后盾的新纸币。现在到了职员和士兵要求得到比不值一文的钞票更有价值的硬币的时候了。三个半月来，政府搜遍了中央银行在台湾的存款，支付了价值12亿多美元的金币、银币及外汇。
10月15日，广州被攻破，蒋介石中断了这笔“生存资金”的提供。
11月，李宗仁飞往重庆，而阎锡山则逃到了台湾。几天后，厦门也失守了，共产党完全控制了中国的海岸线。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沉醉于这些胜利中，他在北方也取得了胜利进展。1949年9月21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及其他反对国民党的党派在北平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从那时起取消了“北平”这个名字，因为“北平”是1928年国民党命名的，被认为是堕落的象征。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这个伟大的城市恢复了原名“北京”。
10月1日，毛泽东宣告新的共和国成立，那天和他一起庆况这个伟大胜利的人不仅有他的战友，还有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和一些内战期间改变了立场的国民党将领——傅作义、程潜及“基督将军”冯玉祥的遗孀，还有一些来自上海和新加坡的名人。
这样，重庆又成了“中华民国”的“首都”。8月24日，蒋介石来到重庆，担任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主席。他的追随者于9月3日举行反共游行。
蒋介石把退守台湾作为最后一步棋，同时也在其他地方寻找其他的退路。位于四川省和西藏之间的西康，是片进不去的山区，这个地方对蒋介石是最有吸引力的，但他很快发现关键时刻这个地方的武装力量不一定会站在他的一边。
蒋介石在与印度支那接壤的云南省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他于9月底回到广州。与李宗仁及他的广西同僚白崇禧讨论了多次。
10月4日，当蒋介石想起毛泽东在北京宣布的令其不快的消息时，他飞回了台湾。2日，苏联就承认了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3日，仍在广州的国民政府与莫斯科断交。现在，蒋介石失去了一切权力，他所能做的只是表现他的反抗情绪。事实上，在以后直至他去世的近26年里，他一直就是这么做的。
1949年10月10日，蒋介石在台湾发表了“双十通告”，指责苏联“侵略中国”，声称他要和共产党“斗争到底”。为了不在台北坐视重庆被攻破，他于11月4日又飞回了摇摇欲坠的重庆。
使蒋介石大为不悦的是，他发现李宗仁前天已离开重庆到他的广西老据点南宁去了。
李宗仁再也没有打下去的心情了。他的肠胃一直有毛病，疼痛难忍，使他受了不少折磨，于是他对人们说要去做手术。蒋介石要他回来，他不予理睬。
他去找踌躇不决的云南省主席卢汉，命令他释放约1000名共产党及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这些人都是这位省主席于9月10日逮捕的。
11月19日，白崇禧飞到南宁。李代总统告诉白崇禧说，他想公开声讨委员长，然后再到美国看病。经过一场激烈的争论之后，白崇禧劝李宗仁不要发表反蒋宣言，但没有劝他不要去美国。
于是，李宗仁致函蒋介石，说他很抱歉不能回重庆，他很疲乏，需要全面检查一下，很有可能去美国动手术。他又说，他同时要探听一下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
在这种危急形势下，他一定会早点回来担负起他的责任。他委托阎锡山院长替他处理国家大事。11月20日，李宗仁去了香港，并踏上了去美国的路途。
第二天，以蒋介石为主席的“中央非常委员会”要求李宗仁或马上回到这个暂时的“首都”，或辞去代总统职务。
蒋介石派了一个四人代表团到香港向李宗仁保证，如果他回来了，他在“国民政府”的权威一点不受影响，并建议他带回一名医生及必需的医疗设施。
这四位代表一无所获地回来了，根本没有李宗仁的影子。
于是，蒋介石周围的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方是以陈立夫为代表，坚持要求蒋介石复职，另一方是以蒋经国为代表，坚决不让蒋介石复职。
蒋介石听从了儿子的劝说，事实上或许他已下定了决心。蒋经国说，复职就是为李宗仁提供方便。李宗仁在美国谋求资金和支持这一事上的任何失败，都将会归责于蒋介石所扮演的这个角色。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不顾蒋介石父子的想法，又把代表团派往香港，坚决要求李宗仁马上返回，即使有病也不得停留，“如果李宗仁病得厉害，回不来，那就得考虑蒋介石复职之事了”。
李宗仁踌躇不决，后来他说要以“代总统”的身份去华盛顿寻求美国的经济援助，无论他能否得到，一个月之内他就返回中国。李宗仁于1949 年12月5日离开香港，但却再也没有回来。
蒋介石冒着危险，从重庆飞到成都，而此时共产党的3万军队已进入了成都。他还能往哪里去呢？昆明可能差不多，但是蒋介石不信任云南省主席卢汉。
12月7日，他派了他信任的朋友张群去昆明，询问卢汉自己的行署是否能搬到他的省会。卢汉没有进行合作，但却说委员长应该来看看他。
蒋介石意识到这是个陷阱，又派张群去昆明商谈具体事宜。但是，共产党先到了一步，蒋介石的密使一到就被捕了。
蒋介石还不知道，两个四川军首领都是民主同盟的领导，他们已转向了共产党那边，其中包括张澜。他们把共产党的密使和西南其他军事首领联系起来，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云南的卢汉和西康的刘文辉。共产党已向他们解释清楚，允许他们拥有自己的地盘，他们的军队也可得到完整的保留。
后来，卢汉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体委副主任，刘文辉则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任职。
这么多将领倒戈，蒋介石试图把四川、西康、云南、贵州等西南各省搞成最后据点的计划成了泡影。
张群在昆明被捕三天后，国民党窃听到一封电报，说卢汉想投靠毛泽东，计划逮捕蒋介石。
但是，他们得到这个情报时蒋介石已乘飞机飞往台北了。
在重庆，国民党“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由阎锡山主持，决定把“首都”迁往台北。
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彻底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