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给蒋介石带来了国务卿马歇尔的口信，马歇尔说，我已告诉过你了，单单靠军事援助是医治不了中国的疾病的。
当蒋介石问司徒雷登大使马歇尔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时，大使回答说：“权力必须通过授予来行使，人民的自由必须得以保护，政府和人民之间应建立密切联系。”
蒋介石说：“我明白了。”然而他却像以前一样，事实上什么措施都没有采取。
1946年，中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局面一发不可收拾。
蒋介石就是在这种灾难性的经济危机下和共产党对峙的。
在上海，年底的商品批发价是年初的七倍。中国货币和美元的比价在战时比较稳定，为20：1，现已高达3350：1，而市场开价更高，到1946 年12月高达6500：1。
同时，中国黄金储量急剧下降。抗日战争胜利时，黄金储量价值为9亿美元，高得令人吃惊。然而到了1946年年底，已下降到不足该数字的一半。
1946年全年，外援资金源源不断。从1945年11月起，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就开始往中国海运供应品，一直到1947年年底才停止这项计划。“联总”共向中国提供4.74亿元的援助，其中美国占3.58亿元。供应品大多是衣物、食品，但也有大量的基础建设设备。很多技术人员来到中国，帮助中国配给商品，开办工厂，从抗战胜利至1947年，美国进出口银行的8280万元贷款及加拿大6000万元长期贷款列入“联总”的计划项目内。
然而，很多供给品和现金却流入国民党军官和部长们的私人商店和银行里去了。
如果国家经济恢复了正常，那么全面破产的潮流即使不停止，至少也会减慢下来。但是，最大的工业中心东北已被俄国人掠夺一空。
最有希望发展的行业是纺织业。日本占领时，纺织业有所发展，但交通运输业衰落，贸易活动极为困难。铁路遭到破坏，铁轨被拆毁，桥梁被炸坏，枕木被抽去。华北主要交通动脉不断受到战争的影响。因为有美国援助，海运吨位还算令人满意，但保护主义、高运费和进港费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
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和其他城市的资本家宁愿做投机生意，也不愿进行生产。
1946年年底，贷款利率每月为15%至28%。宋子文下令银行应为工业企业提供生产资金，利率每月为5%至8%。但是，这个利率对于生产投资来说仍然太高，因此企业往往贷款以15%的利率转到私人银行，每月可获利10%。
1947年年初，当局采取措施禁止进口货品，停止售卖黄金。但纸币仍在继续印制发行，通货膨胀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有所加剧。
这一年，农产品的收成也不好，使得局势更加糟糕。到了1947年2月，美元与法币的比价竟高达12000：1。
发薪的日子里，人们口袋里装满了几乎不值钱的纸币，拿到纸币后马上就要用它来换大米、煤油、食用油、煤等，否则几小时后货物的价格就又上涨了。与1946年比，挣工资的人在1947年的生活水平降低了1／3。
这一年的3月12日，从美国传来的消息使蒋介石错误地认为，美国终于改变了那种导致他目前困难处境的政策。
这一天，杜鲁门总统在对国会两个议院的讲话中宣布了对希腊的一项新政策，希腊面临着被革命共产党人控制的危险，美国为在军事和经济上立即援助希腊而制定了一项新政策，即“要支持那些遭受侵略而起来反抗的自由人民”。在该政策指导下，美国也要援助土耳其。
这就是著名的“杜鲁门主义”的问世。
蒋介石认为，中国面临的形势和希腊的形势有极大的相似之处，杜鲁门的政策同样也适用于中国。
蒋介石把杜鲁门的“好意”认为当然，立即命令他的军队于14日重新反攻。
第二天，他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他在会上宣布和共产党的关系已破裂，并决定镇压“武装暴乱”。
蒋介石还把这看做是除掉宋子文的好时机。他一直不喜欢宋子文，而且宋子文在制止通货膨胀问题上也并不比其前任显得高明，于是宋子文被免职，由张群接替了他的职务。
张群显得风度翩翩，温和稳健，在美国人中也有点名气，是个半路出家的基督教徒。他除了有点能力外，还十分和蔼。
他十分清楚蒋介石首先要他做的就是遵从蒋的意志。为了表明自己真心要结束国民党的“训政”时期，张群分给青年党4个“内阁”议席，民主社会党2个议席，独立派2个议席，国民党14个议席。
新政府于4月18日成立，这是个过渡政府，要到在宪法下选举出新总统后才停止行使其权力。3月24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投票取消了最高国防委员会，取而代之的是国务院。后来，副总统们进行就职典礼，孙科排居第一位。
杜鲁门总统发表宣言后不久，从华盛顿吹来一股冷风——副国务卿迪安·亚克森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上宣布“中国政府目前和希腊政府的处境并不相同。中国政府并没有处于崩溃边缘，不存在被共产党击败的危险”，因此不应给予中国军事援助。总之，这是个令蒋失望的春天。
3月19日，有消息说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共产党首府所在地延安，这大大鼓舞了他们的士气。但事实上，这是共产党主动从延安撤退出去的，国民党没有抓住任何共产党俘虏。
蒋介石现在还不能肯定他的军队是否有足够的供应来进行一场大反攻。他发现共产党正在向东北、热河及陕西一带发动进攻。
从台湾也传来了令他不安的消息。台湾人组织了有秩序的示威游行，但由于大陆来的军队对示威人群开了枪，使游行变成了一场暴力冲突。
台湾省长陈仪是个粗鲁笨拙的人，他调去了增援部队，而接下来的就是屠杀，至少有1万台湾人被杀害，其中包括很多示威领导人。
南京的美国大使馆对此提出了抗议。4月22日，蒋介石指派原驻美大使魏道明接任陈仪，而陈仪本人后来则被处决了。
从中国传来的消息使杜鲁门及其政府极为吃惊。
美国人不想让蒋介石进行战争，但也不想让他丢失中国。
他们暂时解除了禁止向中国运武器的规定。“中央政府”现在能买到1.3亿元的武器装备，用来防御足够了，但是若进攻则是不够的。国民党发现他们此时正在和日本新式武器对抗，这些武器是俄国人留给共产党的。
1946年5月1日，毛泽东把他的军队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共两党不可调和的敌对状态，引来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新时期。
6月份，人民解放军向南挺进了150英里。在东北，他们抓住了主动权，而且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失去它。
1947年7月4日，国民党政府宣布共产党的军队是“反叛”军队。荒唐的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蒋介石竟把他的军事指挥部命名为“剿匪总部”。
战争的总动员令已经发布，但蒋介石在7月6日和7日的讲话中还要求立即进行改革。
在第二次讲话中，蒋介石谈到中日战争爆发10周年时说：“如果不立即改革，中国很有可能从世界民族之林中消失。”
7月6日，就是在他这两次讲话之间，司徒雷登给他带来了国务卿马歇尔的口信。马歇尔说，我已告诉过你了，单单靠军事援助是医治不了中国的疾病的。
当蒋介石问司徒雷登大使马歇尔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时，大使回答说：“权力必须通过授予来行使，人民的自由必须得以保护，政府和人民之间应建立密切联系。”
蒋介石说：“我明白了。”然而他却像以前一样，事实上什么措施都没有采取。
7月，杜鲁门总统决定把魏德迈将军派到中国去了解中国局势。这个消息是11日正式公布的，这在南京引起了热烈的反应，因为在南京魏德迈是被当做国民党的朋友和共产党的敌人来看待的。
在以后的8个星期内，魏德迈走遍了中国大部分地区，如沈阳、北平、天津、台湾、上海和广州。他回到南京后，蒋介石邀请他给政府官员和军事将领讲话，叫他直言不讳。
魏德迈顾虑重重，于是就去和司徒雷登大使商量，而大使却要他按蒋介石说的做。
8月22日，魏德迈发表了讲话。美国大使和蒋介石夫妇都在场。在一片静寂沉默的气氛中，魏德迈讲到了他看到的管理不善、腐化、低效率及无能等现象。讲完之后，据魏德迈说，蒋介石和蒋夫人及其他一些官员热情地和他握手，感谢他的讲演。在回寓所的途中，司徒雷登大使赞扬他，说他讲的话一定不会冒犯蒋介石，还说他认识的人中间还没有人能讲得这样令人信服，而且能达到如此有益的效果。
魏德迈还说，原来政府的一位德高望重、资格很老的官员听了他的讲话后，感动得掉了泪，因为他知道魏德迈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讲出了真心话。
然而，司徒雷登大使却说，在场的那些人觉得魏德迈的讲话冒犯了他们，蒋总统也很明显被他冒犯了。
两天以后，在魏德迈离开南京时，他发表了一个声明，对“麻木不仁、毫无生气、悲惨的失败主义情绪”及缺乏“鼓舞士气的领导人”的现象进行了抱怨。他并没有指名蒋介石，但他所指的是明显的。
1947年7月，魏德迈（中间持白帽者）抵达南京
或许正是由于这些敏锐的观察，魏德迈的报告为中国引进了一个新的计划项目——在五年内向中国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以使中国能立即购买军事设备和日用品、军需品。
1947年9月19日，这个报告在呈交给杜鲁门总统时被马歇尔压了下来，大概这是因为魏德迈严厉指责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因此国务卿无意使他的报告得到认可。
魏德迈回忆起这些事情时，对自己在8月24日当众指责蒋氏政权感到后悔。他的新闻助手马克·沃森当时曾坚决反对他发表这通讲话。
在国民党精锐部队集中的前两天，他作这番演讲还是可以被接受的，因为那是在私下里。但是，公开的演讲使蒋介石及其随从感到丢了面子，因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对共产党来说这等于是份礼物，而对国民党来说已经很低沉的士气更加受到了压抑。
就在魏德迈在中国各地观察形势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把15万军队渗透到中原的五六个地区了，这虽然没有对国民党的政治中心造成直接威胁，但却使蒋介石不得不把他的大部分战略后备力量保留在长城以南地区。
蒋介石对魏德迈在中国的访问，感到非常生气。然而，与其说这是生美国人的气，不如说生的是本党人员的气。
9月9日，就在魏德迈还在写报告时，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他在会上严厉批评了国民党，认为它没有解决中国存在的问题，并说这些责任并不在他。
共产党已证明了他们比国民党更有能力，更专心一致。国民党若不改组，以使其充满活力的话，那么它注定要失败。
蒋介石断言，中国再也不能靠美国援助了。
美国大使馆却报告说，“CC派”在这次会议上显示出了强大力量，中央政府仍在依赖美国帮助它解决中国的问题。
几天后，司徒雷登大使以赞誉的口吻说蒋总统至少采取了措施来制止腐化。蒋介石的一位老朋友的儿子因公然进行投机活动而被指控之后，蒋介石不顾一切令其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总的来说，国民党内部反自由、反改革的趋势仍在加剧。外交部长王世杰因对华盛顿奴颜婢膝而受到人们的指责，有能力的陈诚将军也被免去了总参谋长的职务，而这个职务是接替何应钦的。
10月28日，蒋介石下了一道命令，取缔民主同盟，因为它追随共产党。但这道命令使许多自由人士和知识分子感到无处栖身，只好投靠共产党了。对此事，公众舆论反响强烈。民盟领袖并没被捕，但办公室却被警察查封了，许多作家和普通工作人员遭到拘留。
通货膨胀仍在加剧。1947年年初，流通中的钞票面值总额为3.5万亿，到7月份这个数字又增加了3倍。9月份中、美货币兑率为38000：1，11月份则高达73000：1。
蒋介石不顾这种混乱和萧条的局面，下令“国民大会”选举照常进行。实际上，选举是从11月21日至23日在中国大部分地区进行的。毫无疑问，在这样一个战时国家进行选举，选举结果是不可靠的。在许多乡村地区，参加选举的人数很少。上海的300万选民中只有10万人参加了选举，但在国民党统治的大部分城市里，这个数字还算是令人满意的。当然，在共产党控制地区是没有选举活动的。在所选的1744名代表中，有48%即847名是“独立派人士”；国民党占了42%，即725个席位；而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只占10%，即172个席位。
1947年接近了尾声。12月25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宣言，他声音洪亮，充满了信心。他宣告说：历史的转折点已经来到了，中国共产党现在已从防御阶段走向进攻阶段。他谴责美国是世界人民的敌人，美国应为中国内战负责。在谈到蒋介石时，他说蒋介石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
毛泽东是正确的，历史潮流确实转向了。1948年，每个人（大概蒋介石除外）都看得很清楚，中央政府的失败已成为不可扭转的趋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数量在扩大，力量在壮大，已成为一支不可抵挡的部队。
他们热情高涨，正向人数在不断减少、内部在不断分裂、士气在不断低落的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
然而，在1948年1月，国民党军队在人数上仍然超过共产党，双方的人数比例几乎是2：1。这早已不是个单纯的数量问题，美国只是从道义上考虑才继续不情愿地向国民党提供武器弹药。
蒋介石对1947年年底的严峻形势进行了认真的考虑，最后不得不作出苦恼的抉择。
从战略上讲，明智的做法就是把东北让给共产党，加固在华北的防御，趁着还有能力进行谈判而与共产党和谈。
然而，在蒋介石眼里，东北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1931年，正是在这里发生了“沈阳事件”，从此国土开始遭人瓜分。蒋介石接受不了从东北撤走的做法，这不仅是个丢面子的问题，而且与他的天性和感情不符。
此外，如果他一枪不打就把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丢给那些被他一直称为“共匪”的人，那他以后怎么维护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呢？蒋介石不知道或者说他不愿意知道，到1948年年初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已经崩溃，他的威信也早已不复存在了。
蒋介石来到北平，计划实施他的战略方针。
他的计划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保住东北的主要城市吉林、长春及沈阳，打败或者减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北方的力量，然后在东北举行反攻。如果认为应该保住东北的话，那么这项计划设计得还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计划附有很多“如果”作为先决条件。例如，“如果”共产党不再继续切断东北和华北的铁路干线；“如果”在铁路不能使用时，国民党空军有足够力量保证其驻军供应；“如果”美国能及时把军需品送到中国；“如果”国民党军官中没有人投降共产党，都坚决奋战；“如果”经济形势不再一直恶化，等等。
至于美国人的态度，蒋介石可是一点也提不起神来。
2月18日，杜鲁门总统要求国会拿出5.7亿元经费以贷款的方式输入中国作为经济援助，压根儿就没提军事援助的事。国务卿马歇尔郑重其事地告诉国会议员说，他一直在警告蒋介石及其顾问，“国民党和共产党进行武力较量，形势对国民党会极为不利”。他的话极其尖锐：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共产党已成功地证明了他们的运动和目前大众要求变革的愿望是一致的。另一方面，今天的国民政府在传统和方式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能满足大众的这种要求，也不能为中国大众创造出令人满意的条件，更不能阻止暴力及国内混乱局面的进一步恶化。”
马歇尔的态度清楚地表明，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不想承认国民党在内战时期所作的努力，而中国的一些说客此时又重新开始为蒋介石进行辩护，但却收获不大。
国会制定了一项修正案，指出应有1.25亿元“专款”拨给中国政府，以用于它认为合适的地方,如购买军需品等。事实上，国务卿一直主张向国民党提供经济援助，使之有资金来购买美国生产的军事设备。他指出，他的主要目的就是不想让美国卷入中国内战的旋涡中去。杜鲁门总统于4月宣布了《中国援助法案》，决定向中国提供4亿美元的援助，其中包括1.25亿美元“专款”。
美国对国民党公开否定的态度，尤其是马歇尔的宣言，无疑动摇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地位。蒋介石统治国民党已有很长时间了。
3月29日，当“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时，虽然不太明显，但蒋介石威信丧失已有所表现。蒋介石采取“半辞职”的办法，宣布自己不是总统候选人。蒋介石的追随者们大失所望，代表团恳求蒋介石改变主意，结果没怎么费事，蒋介石就同意了。他以2430： 369的绝对优势击败了平庸的对手而当选为“总统”。对此，谁也不感到惊奇。
选举副总统时，国民党允许持不同政见者参加。蒋介石指名孙中山之子孙科作为候选人。然而，李宗仁却以微弱多数当选副总统。李宗仁原是广西军阀，蒋介石从来没有完全信任过他。这是李、蒋之间权力之争的第一轮，李宗仁成了蒋介石的对手。
1946年至1947年，李宗仁在任委员长北平行辕主任时，就已在全国树立了威望。
司徒雷登任大使前，李宗仁见过他。他的诚挚和对中国内战所持的那种开明的态度，给司徒雷登留下了印象。渐渐地人们都说，如果蒋介石与共产党的和谈失败的话，那美国政府一定会选择李宗仁作为中国的领袖。当这些话传到蒋介石耳中时，他对李宗仁越发疑心了。
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获得了很大成功，蒋介石对此感到极为不安。
他一心想让孙科做副总统，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既然中日战争已经结束，那么选举一个非军事人员做副总统，会使政府显得更加正常化；二是孙科是国父孙中山之子，对国民党员会有较大的吸引力。
蒋介石压根儿就没想到孙科会在选举中失败，因为“国民大会”是由“CC派”控制的，而且陈立夫曾向蒋介石保证孙科一定会当选。但是，目前的状况却使蒋介石大为吃惊——李宗仁这个平庸的广西军阀竟会在“国民大会”选举中获多数票。蒋介石曾答应孙科，副总统职位一定是他的，选举只是走走过场而已。因此，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使蒋介石感到自己在失面子。最糟糕的是，李宗仁竟然故意不听命于他，这在蒋介石看来是最不可宽恕的“罪行”。
这次“国民大会”在其他方面进行得也不太顺利。在当选的代表中，有一些人在开会时被国民党人员拒之门外，因为把他们的席位分给了国民党提名人。
一些遭到拒绝的“国会”代表宣布绝食，其中一人带着棺材住进了接待室。他威胁说，如果不给他席位，他就要去死。在对此进行商讨时，南京大主教于斌说服“绝食者”喝定量的水、橘子汁和牛奶，以维持生命。最后，这些代表终于得到了他们的席位。为了接受并安排他们，会议不得不扩大范围。
国民党人因在选举副总统时未占上风，感到极为不安，他们想通过提议选举何应钦为总理来挽回其丧失的地位。但是，他们的势力太弱了，以致无法取胜。后来，这个职位由干练、廉洁的翁文灏担任了。翁文灏的出现使新内阁具有某种更加自由的色彩，但现在要彻底改变其形象已为时过晚了。
在所有这些挫折面前，蒋介石仍继续给人一种高傲、镇定的形象。1948年5月20日，他在就任中华民国总统时说：
1948年5月，蒋介石（前讲话者）与李宗仁（后站立者）在就任典礼上
他不否认中国前面的道路困难重重，也不否认重建中国是件不易之事，他认为实行民主的基本条件尚未成熟，但时代的力量已使国民党向前走上了立宪民主的道路……
他还说：他这40年来领导国家取得的经验，使他更加坚信孙中山先生的格言，任何措施“只要符合自然规律，只要符合人类认识水平，只要顺应世界潮流，只要反映人民愿望并为社会精英所发现，就一定会成功地实现”。
蒋介石外表镇静，却掩盖不了内心的不安，并且在这个时候比任何时候表现得都明显。
国民党渐渐控制不住东北的据点了。他们于3月12日从吉林撤出，并用军事上惯用的陈词滥调解释说这是为了缩短运输线。驻军撤到长春，给这个被围城市增加了极大的负担。共产党封锁了通往长春的所有食物供应路线，每天饿死的人达100之多。经过激烈争夺，四平在吉林失陷三天之后失守了，而共产党此时可以向沈阳发起进攻了。
美国军事顾问小组的头头大卫·勃尔恳求蒋介石撤出沈阳，结果是徒劳的，蒋介石的自尊心不允许他接受大卫的建议。
4月24日，共产党的彭德怀将军经过一场苦战后，重新夺回了毛泽东原来的根据地延安。接着，国民党也打了胜仗，但为时不长。这时情况已很明显，中国人民解放军已不再是游击队，而是正规军了。6月份，在河南开封之战中，陈毅将军率领近20万大军与数量相等的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战斗，该城于22日失守，但25日又夺了回来。
在上海货币市场进行的调查表明，中国通货膨胀的速度是惊人的，几天之内，美元与法币的兑换率由1：200万涨到1：400万。几星期后，非官方兑换率达到1：800万，法币又减值了一半。8月份，比率又上涨到1：1100万，高得令人难以置信。当通货膨胀开始加剧时，蒋总统却在一篇讲话中说，经济形势令人满意，通货膨胀全是共产党宣传的结果，是外国人瞎说的结果，是上海商人投机的结果。
当然，比起通货膨胀来，蒋介石更为担心的还是军事形势。
7月份，他主要是担心太原方面的情况，因为山西的国民党驻军被围困在那里。除了日军占领那段时间以外，山西从1912年一直被精明的老牌军阀阎锡山统治着。
山西有煤矿、铁矿，建有钢铁厂、兵工厂，足可为阎锡山供应正常的军备需求。蒋介石想，阎锡山现在被共产党步步进逼，他或许能跟共产党较量一番。阎锡山的忠诚丝毫未变，22日，蒋介石冒险飞往太原，在三个机场中唯一由政府控制的机场着陆。
在此之前，蒋介石曾冒着生命危险飞往郑州，那时郑州正面临着被共产党占领的危险。他还飞到济南和沈阳去鼓舞士气。由于不停地奔波，企图把所有势力都控制在自己手中，后来蒋介石得了失眠症。
安眠药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慰藉，夜晚已不再是他睡觉的时间了，因为此时他大都是和战地将领通长途电话，商讨军情。但是，他还是需要点睡眠的。后来，蒋介石发现每晚睡觉前喝一杯或半杯威士忌有助于他入睡。
现在，蒋介石不得不注意节节上涨的通货膨胀，并开始采取措施。1948年8月19日，他发布总统令，发行一种新的国家货币金元券。那时候，旧货币价值实际上已降到了零。美元和金元券兑换率为4：1，政府命令人们把旧纸币以300万：1的比率上交政府，把所有私藏金银及外汇于9 月30日以前全部上交，使用新发行的货币。人民从内心里非常讨厌那些不值钱的旧币，所以对此非常高兴，起码开始时是这样的。蒋介石赋予儿子蒋经国以极大的权力，让他实施货币改革。
这对蒋经国来讲，是第一次显示他才能的机会。他搬到了上海，在那里向黑市商和投机商开火，没有谁能够幸免。一位高级警官，同时也是个有名的黑市商，是被逮捕的几百人中的一员。
在这非常时期，法庭不断地判处死刑，而且立即执行。因此，时间不长，蒋经国就在上海深得人心。
然而，一件奇怪的事情使他受到了挫折。9月的一个晚上蒋夫人接到一个从上海打来的电话，说她的继子截获了扬子江开发公司的大批货物，这些货显然是黑市货，这家权力极大的公司是孔氏家族的财产，蒋夫人听到蒋经国要逮捕她的外甥、总经理孔令侃而大为恼火，蒋介石决定把这事交给她处理。
蒋夫人一听到这消息就起程去上海了。孔令侃并没有被捕，而是离开上海到美国去旅游了几个月。扬子江开发公司也不再故意找麻烦了，并且在上海的活动也逐渐减少。很快，公司总部就挪到了佛罗里达。20世纪50年代，一个子公司以不同的名字在伦敦开业，大约在10年后又关闭了。
这件事使蒋经国大失面子，但更惨的情况还在后头。政府想在经济空虚时进行经济改革。但这种做法既不能增加收入，又不能减少开支，也不能增加生产。金元券市值下跌，物价又开始螺旋上涨。
到10月31日，人们的薪水根本买不到日常用品。人们经过第一次对蒋经国的信任之后，再也不听从他的命令把美元及有价值的东西上交去兑换金元券了。有些人明白得晚了一些。
蒋经国的传记作者霍灵顿·唐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南京一家饭店里吃饭时说，在他的坚持下，妻子同意把他们一生藏的4000美元兑换成16000元金元券，而现在却是一钱不值了。一种无形的消极抵制情绪在蒋经国及其随从周围形成。他的工作人员都是曾在他身边干活的人，现在到了上海这个纷乱复杂的世界，他们感到无所适从，有一种厄运即将到来的气氛。大家心里都清楚，国民党统治的日子已是屈指可数了。
蒋经国有着真正儒家的谦恭态度，他提出辞职并道歉说：
“我工作了70天，感到没有尽到我应尽的职责……在某些方面，我甚至加剧了人民的痛苦……今天，除了请求政府惩处并澄清我的责任外，也希望利用这次机会向上海人民道歉……我真诚希望上海人民以自己的能力来制止奸商、官僚、政客和歹徒，控制上海……”
9月下旬，蒋介石终于承认沈阳保不住了。25日，他下令驻军司令卫立煌撤出沈阳，救援被围攻的锦州驻军。但是，卫立煌却不想跟林彪的得胜之师相对抗。在两个星期里，他一直犹豫不决，但最后还是服从了命令。他为这次犹豫而付出了代价，他的12个师遭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袭击，伤亡惨重。他本人乘飞机逃跑了，后来受到军事制裁，不过保全了性命，并于1955年加入了共产党政权（4年后他去世时，还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如今，国民党军的锐气已彻底被打掉了，有些人开始改变立场。在陈毅的进攻下，山东省省会济南守军将领吴化文带领他的大部分军队投降，省主席王耀武很快地被活捉了。
随着卫立煌的溃败，东北很快全线崩溃。10月23日，闹饥荒的长春被攻破。11月2日，沈阳失守，30万国民党军队投降了共产党。
此后不久，战地记者胡霖在香港同埃里克·周的谈话中，对国民党溃败的原因作了详细的分析。
他把责任完全归咎于蒋介石心理上的失误。
蒋介石对少帅张学良的态度使东北人民对他极为反感。长期囚禁张学良只能使少帅更得人心，使蒋介石失去人心，并加深人民对他的不信任程度。如果他释放了张学良，把他送回去，少帅也许能为国民党争取大众的支持。
蒋介石不得人心还有其他原因。他独断专行，重新划分东北各省，而根本不和当地人商量，这大大伤害了他们的感情。此外，南京派来的新官员对刚刚划分的地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当地人反对这些官员，觉得他们是代表“南方人”即中央政府的。
很多非当地人担任了重要职务，因此国民党政府在东北给人的印象就是它占领了东北。国民党官员接管东北后，掠夺财产，腐化堕落，贪污贿赂，加之其他暴行，使许多东北人倒希望日本人继续占领这块地盘。
国民党的官员还以“莫须有”的罪名对人们进行政治迫害，结果许多人因此投奔了共产党。
但是，对国民党来讲，最大的失策或许是陈诚根据蒋介石的指令遣散傀儡政府在东北的30万中国军队。这些人没办法生存，大都投到了共产党旗帜之下。林彪热情地欢迎他们。确实，他们后来成了“民主联军”的骨干力量。
国民党军队大溃败还有另一个原因，这也完全是个军事原因，即从战略角度来讲，国民党军队一开始就被迫采取防御措施。俄国人把城市留给了国民党，却把农村留给了共产党。
用中国军事术语来说，国民党只是抓住了“点”，而共产党却控制了“面”。“点”可以被孤立起来，包围起来，但国民党却没能扫平整个“面”。他们能做的就是通过保护“线”（铁路线和公路线）把这些“点”连接起来，结果使他们数量有限的军事力量被弄到了崩溃的边缘。
绝望之中，蒋介石于12月1日派夫人去美国寻求援助。3日，蒋夫人见到了马歇尔，10日见到了杜鲁门。但是，这两人看来谁也不太同情他们。她提出了许多要求，想在三年内得到30亿元的援助。
12月20日，杜鲁门派往上海的经济合作司的头头保罗·霍夫曼回来了，带来对蒋夫人极为不利的消息——21日美国停止了对中国的建设援助计划。蒋夫人不想这样一无所获地回国，便在美国待了近一年，不知疲倦地为国民党奔波，但终于一无所获。
在此之前，美国曾使国民党在华北的希望受到打击。国民党最优秀的将军傅作义以11个训练有素的军来守卫京津地区。然而，这11个军中，有4个军完全缺少装备，3个军装备不全。1948年夏，美国援助人员对蒋介石越来越感到失望，他们便单独与傅作义谈判，给他武器装备。他们觉得傅作义能够稳定华北局势，这样傅作义能为东北的国民党军队打开突围大门。
7月初，他们提议给天津的傅将军1600万元的军事供应。虽然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了，但第一批武器到11月29日才运到，并且发现这批枪支因缺少关键部件而不能使用。
傅作义虽被看做国民党最坚定、最有能力的军官之一，然而枪支运送的失败却大大动摇了其军队的士气。1949年1月14日，天津失守，北平失去了屏障，同时也断了向海上撤退的路。
傅作义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愿意让战火燃烧这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古都，于1月21日带领军队接受整编，把北平交到了共产党手中。
天津失守后，阎锡山曾给傅作义拍了6次电报，要他“勇于牺牲，坚决作战，不要有任何生存的想法”。但是，阎锡山对傅军所受到的压力及其内心的紧张状态一无所知。
实际上，傅作义投降共产党，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政策的巨大成功。共产党在未来的政府中为傅作义安排了一个职务，这都是机智地通过在陕西、甘肃一带活动的西北军阀——傅作义女儿的公公邓宝珊促成的。燕京大学的常同山教授领导的民主党的一些人告诉傅作义，北平人都愿意投降共产党。以市议会议长许辉同为首的商业集团也恳求傅作义“理智些”，不要做损害北平这个历史名城的事情。
傅作义在军事上也感到孤立。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已在东北溃败，傅作义明白他不能依靠答应要来救他的中央军。那时，他的心腹董其武将军在绥远已向共产党投降。
除此之外，从傅作义当时所处的环境来说，要是继续反抗，形势将会对他极为不利。北平和天津的学生虽然并不一定亲共，但大多数都是反蒋的。这样，这个古老的首都和平地交给了共产党。
在南面，蒋介石在徐州和长江一线的防御也被攻破，国民党失去了40万军队。12月3日，徐州失守，通往南京和上海的道路被打开。徐州之战确实是现代军事史上最大的战事之一。
这场战役持续了近3个月，注定了蒋介石中央政府在大陆的命运。埃里克·周自始至终关注着这场战役，并看到了一位逃到南京的军官。他就是李弥将军（他后来跑到缅甸，成了国民党残部的首领，以种鸦片为业）。
根据和李弥将军的谈话，加上他本人的观察，埃里克·周分析了国民党失败的原因：
1．徐州战场总司令刘峙忠贞不贰，深得蒋介石信任。但他一生中从来没打过一次胜仗。他在国民党将军中成了人们的笑料。
2．45万国民党军队与150万共产党人作战，人数相差悬殊。
3．何基沣军队的倒戈在左侧打开了一个缺口，共产党人无须一枪一炮就穿了过去。这个军队原来是宋哲元手下29军的一个师，它在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中获得了极大声誉，因此它的倒戈对其他部队来讲是当头一击，使他们的士气大挫。
4．国民党军队由广东、四川、云南的部队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组成，缺乏统一领导。在各个部队中，互相不是合作，而是钩心斗角。
5．蒋介石干涉过多。他几乎每天都在南京给各位军官打电话，下命令，往往考虑不到战场上的新动向。
6．共产党通过蒋介石总部的军事助手刘飞把国民党的行动计划了解得一清二楚。刘飞1949年4月被李宗仁派到北平，作为和谈代表团的一员和共产党和谈时，投奔了共产党。
7．通货膨胀加剧，国民党军队苛扣军饷，给养不足。他们被围困时，整连整营的士兵用武器跟共产党人换馒头、米饭吃。
8．国民党缺乏空军支持。美国拒绝为他们提供新飞机，甚至拒绝提供他们的飞机所需要的零件。
1957年，历史学家陈晓伟在香港与埃里克·周谈话时分析说：
1．原广西将领白崇禧是国民党最有能力的将领之一。他是在最后一刻被任命为徐州战场总司令的，但他拒绝了这项任命。白崇禧反对蒋介石在徐州打这场决定性战役的计划，他提议在长江南岸安徽芜湖设下据点，万一共产党打到那里，他们的运输线将会大大拉长。
2．陈纳德将军告诉蒋介石，他有信心只用40架战斗机就能在徐州扭转局势，但大家都知道，美国政府没有答应国民党关于飞机的要求。
3．共产党到处挖洞，作为坦克陷阱，因此阻止了国民党的机械化部队。
4．总的来说，国民党军队在战役中，设备和火力方面都劣于对手。
5．国民党打的是防御性阵地战，而共产党则机智灵活猛烈攻击。
徐州战役之后，共产党对同国民党和谈彻底失去了兴趣。即使李宗仁等对此还存有幻想，但至少蒋介石心里是清楚的。
在徐州战役国民党即将败退之际，蒋介石内心深处受到极大的打击。
他的私人秘书陈布雷自杀了。
埃里克·周两星期前和陈布雷谈话时，发现他异常忧郁。陈布雷责备自己没能更好地为国家效力。蒋介石参加了他的葬礼，看起来很悲痛的样子。在陈布雷的日记后面有这样一句话：“我现在已到了灯枯油干的时候了。”他身体虚弱，患有失眠症，心情总是很忧郁。然而，最不能使他忍受的是，他发现自己唯一的女儿竟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她把重要机密送给了共产党。陈布雷感到国民党的失败已是不可避免的，并责怪自己没能影响蒋介石的政策和决定。
风云多变的1948年就要过去了。这时，国民党政府内部出现了一个和平团体。起初，这些人的头头是蒋介石的优秀将领白崇禧，但很快这些人就由白崇禧的广西老朋友李宗仁负责了。
这一年的12月，白崇禧与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频繁地在一起秘密商议。两人都认为只有和共产党谈判，才能延缓共产党的进攻。白崇禧马上发出很多电报，以采取行动。第一封电报是让官兵传阅的，倡导和谈。然后他给张群和张治中发电报，要他们向蒋介石提议同共产党和谈。
接着，湖南、湖北、河南、广西各省参议会议长联合签发了一份电报，谴责蒋介石，要他对他自己的前途马上作出决定，以便使和谈不受阻碍地按时进行。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诚还发电要总统辞职。
蒋介石对此大为震惊，认为这些迹象都是不服从命令和失败主义的表现。
此时，白崇禧控制着50万军队，对他的要求，蒋介石不能掉以轻心。所以，蒋介石派他忠诚的朋友张群两次去汉口，和白将军商讨形势，试图消除误会。不久，人们就发现白崇禧起码不是个失败主义者。蒋介石不断被各种来电所震动，而此时共产党军队则继徐州战役获胜之后正在坚定地向长江以南挺进。
在白崇禧看来，现在应是和谈停战的时候，这样国民党军队可以在湖南、湖北、江西、广西、云南、贵州等地重新组织力量防御。但是，主和派中却有些真正的失败主义者，甚至有亲共人员。张治中想让蒋介石辞职，以便李宗仁能立即与共产党和谈。
根据张群的汇报，蒋介石原以为能和白崇禧达成一些理解。
但圣诞节那天，他收到了白崇禧的电报，要他在美苏联合调停下立即与共产党和谈，这使蒋介石醒悟过来了，他对此极为恼火。
这时香港也传来了令他烦恼的消息：共产党控制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正在和李宗仁副总统的密使“谈判”。而且，甚至张群都对蒋说他也赞成和谈，当然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不会例外。
从根本上讲，蒋介石已无后退余地，正像他已表示的那样他也想下野但必须按他自己提出的条件下野。如果是按别人提出的条件下野，或者他在压力下下野的话，那他可受不了。然而，没有政治同僚的支持他怎么能再打下去呢？
12月31日，蒋介石发表新年致辞时，邀请了大约40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吃饭。他默默地听完了他们谨慎的发言，接着咆哮说：
“我不想引退，你们这些国民党官员却想让我引退。我引退并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因为国民党内部的某些人。”
他已准备好了新年文告，宣布他愿意和谈，但他知道他提出的和谈条件共产党是不会接受的。他的条件是：不违背“宪法”；维护民主形式；维护现有武装力量的存在。他表示只要能够和平，他将不在乎自己的地位。他要在这种情况下，和人民大众的感情保持一致。当来宾们重新进行讨论时，蒋介石下令发表他的新年文告。
几小时之后，主和派（现在的领袖为李副总统）开始在报纸或城墙上用口号来打扰蒋介石，“蒋总统不辞退，共产党就不和谈”，“蒋总统不辞退，就没有希望得到美国的援助”。事实上，美国大使馆一直赞成和谈，支持李宗仁及其主和派。
现在已是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使国民党感到失望的宣言。共产党的电台播送了和谈的八项条件，宣布一开始就指控蒋介石为“中国第一号战犯”，“国民党匪帮头子”,“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全部卖给了美国政府的民国伪总统”。年底之前，共产党公布了43名“一级战犯”的名单，蒋介石当然被列为榜首。
共产党的和谈条件是：
1．惩办战犯。
2．废除伪宪法。
3．废除伪立宪政府。
4．在民主原则基础上，改组所有反动军队。
5．没收官僚资本。
6．进行土地改革。
7．废除一切卖国条约。
8．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管反动的南京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的一切权力。
面对这些条件，主和派认为别无选择，只好接受。1月19日，行政院宣布准备“立即与共产党停战，双方派代表开始和谈”。
现在蒋介石已拿定了主意，他要从现实中退出来，而不是辞职。
如果李宗仁认为他与共产党和谈能成功，那就让他去谈好了。
无论李宗仁成功与否，一切都将咎由自取。
至于蒋介石本人，尽管和共产党的斗争曾“停止”过一段时间，但现在还得继续斗下去。在发表新年致辞前，他就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台湾，以作为最后的防守阵地。为此，他任命蒋经国为台湾国民党首领，陈诚为省政府主席。
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
“如果从此以后共产党能认识到中国面临的严峻形势而下令停战，同意与国民政府进行和谈的话，那我的愿望也就实现了。这样，人民就会免受极大的痛苦，国家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便能得以保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政治主权也能得以维护。而且，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秩序将会永远地继续下去，人民的生活和自由亦将得到保障。”
事实上，蒋介石很清楚，在当时的“宪法”条款中，没有总统辞职的规定。蒋介石只不过是根据“宪法”第49条的规定，把权力移交给了副总统。
为了表明他并没有完全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他仍保留了国民党总裁的职务。
蒋介石下野之后，回到了他的家乡浙江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