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传》第五章 长 征（1931～1935）

1930年春，邓小平到上海的时候，党中央的工作实际上是由手段相当专横的李立三负责。如今时隔一年，李立三已经离开上海，被召往莫斯科解释他的路线失败的原因。李立三在莫斯科期间，共产国际远东局和共产国际常务委员会相继对他作了审查，并毫不留情地迫使他作了两次检讨，向共产国际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在这之前，他却对几位参加审查他的官员说，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没有资格领导中国共产党，从而大大激怒了这些官员。此外，李立三前一年夏天在中国还说过忠诚于共产国际是一回事，忠诚于中国共产党完全是另一回事的话，这无疑也得罪了这些官员。共产国际对他的处罚是把他留在苏联，不让他过问任何事情。因此，在此后的将近15年间，李立三一直无所事事。

李立三在莫斯科接受审查期间，当时正深受斯大林器重和重用的米夫到了上海。米夫此行的任务是敦促中国共产党批判“立三路线”，重新组建新的领导机构。结果，他不虚此行，这两项任务他都完成了。1931年1月初，米夫主持召开了为期一天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彻底批判了“立三路线”，然后更换了中央委员会委员以及政治局委员。这次会议还听取了总书记向忠发和周恩来、瞿秋白检讨工作中的软弱和失误。在新当选的16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至少有3名是米夫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亲自挑选的年轻人，可以说是米夫的亲信，这其中就包括王明。瞿秋白则被开除出了政治局。

米夫的这些做法直接导致了新的领导集体和老资格的劳工领袖之间的分裂。这些劳工领袖曾抵制过李立三和“立三路线”，他们也反对党中央自己改组党中央的做法（他们要求召开扩大的紧急会议），他们还反对米夫拟定的候选人名单。这些劳工领袖在1月中旬便遭到租界巡捕房的逮捕，后被转交到国民党手中，2月初被枪杀，党内十分怀疑是新领导层中的某个人出卖了他们开会的时间和地点。

另一起更大的灾难随之发生了。4月，在周恩来手下负责党中央情报和反情报日常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国民党逮捕。他显然没作任何抵抗就供出了他所知道的所有中共最高领导人在上海的住址。幸亏中共潜伏在南京国民党机关的反谍报人员及时向中央通报了顾顺章叛变的行为，否则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共在上海的大多数高层要员，很可能会被一网打尽，在劫难逃。然而，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还是在5月被捕，6月被处决。顾顺章的叛变并没有保住他自己的性命。

向忠发去世后所空出的总书记一职并未补选，而是先后由王明和博古以“中央总负责人”的身份成为党的实际领导人，负责中共的全面工作。

1931年夏，邓小平离开上海，前往当时的“中央苏区”。他的官方传记称他是“经中共中央批准”去那里的，这表明是他自己要求去“中央苏区”。从他本人及共产党当时的处境来看，他的这一做法是不难理解的。

邓小平先到达广东省的汕头港，从那里乘轮沿涵江进入闽西，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的聂荣臻也曾于1931年底走过这条路线，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里说，这条路线是1928年开通的，“许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同志”都走过这条路线，而且所有从香港和上海购买的医疗药品和无线电设备也是经由这条路线运往根据地的。聂荣臻说，那次他们一行人都身穿长衫，打扮成读书人的模样，在路上尽可能少地与人说话，以免他们的口音引起怀疑。从汕头海边到福建省界大约需要五天时间。

到1931年年中的时候，中央根据地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其中心地区包括跨江西、福建两省两万多平方公里的山区。红军在这片区域内拥有绝对的军事统治，地方政府也通过各区、县苏维埃的形式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在这个地区，粮食自给有余，但基本上没有工业，所以像棉布、药品等这样的工业用品必须从外地购买。盐也一样。当地的气候夏季干旱炎热，冬春季非常潮湿，经常大雾弥漫，这对红军的军事行动反而很有帮助。

期间，红军曾向根据地周边地区发动了多次进攻与反攻，但始终没有完全控制这些地区。这些地区有时候由红军控制，有时由国民党军队控制。一般来说，共产党往往在农村地区占有优势，很多村里都建有党支部，而国民党则在城镇占更大的优势。一旦交手，红军通常可以打败当地的民团。到1931年，红军的实力已经相当于几个独立旅、师，甚至军，但由于装备太差，因此无力去攻占一些防守坚固的城镇。在邓小平到达中央根据地数月之后，红军尽管动用了上万兵力发动数次进攻，却未能攻占江西南部重镇赣州，而当时赣州守城的敌军仅有几千人。在江西时期，红军一直没能解决弹药及其他重型武器装备匮乏的问题。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后来蒋介石的中央军在1934年向根据地进攻时采用了巩固新占阵地的堡垒主义策略，致使缺乏重型武器的红军受到重创。

虽然有时候在程度上有所变化，但总的来说，毛泽东1931年在根据地已经是主要的政治领袖和军事领袖了。在军队中，他是第一方面军的政委和前委书记。当时的第一方面军有3万人。这是在同李立三的军事路线进行反复斗争后建立起来的。在党内，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苏区中央局委员。苏区中央局是党中央为协调所有苏区的前敌委员会和党支部于1931年设立的，当时仍在上海的周恩来是该局的书记。毛泽东的声望和不可取代的地位，来自于他所取得的成就。赣南和闽西的每一个农民都知道，他1929年带领着一支两千人的队伍来到这里。那支队伍缺衣少枪，装备极差。但经过两年半的时间，他已经使这支队伍扩大了20倍，并在这个地区创立了一个小政权，不再让国民党的县长和地主管事。他让农民参加地方政府，把土地分给很多劳工和佃农。对许多人来说，他就像中国历史上那些反抗地方官僚甚至皇帝的农民领袖一样，是一个民族英雄。

邓小平到达中央苏区后，不久即出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这在中央苏区属中上级职务。以他之前曾经担任过党中央秘书长的资历来说，他应该担任更高的职务。但从另一方面看，上级要他担任这一职务也许是为了应付当时瑞金的危机状况。当时瑞金有很多干部被拘捕，民众情绪普遍不满。

瑞金的这一危机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一场武装冲突。1930年底至1931年初的冬天，毛泽东在红军总司令朱德的支持下，与当地的一批军事领导人和政府领导人在江西中部发生交火。这就是“富田事件”。富田是江西中部的一个小城镇，当地的红军把这些领导人从监狱里放了出来。这些协助被关押的干部越狱的红军随即被开除党籍，后来也全部被逮捕。接着又对他们的支持者进行清洗，可能有几百人被处死，其罪名是加入了AB团，但实际上这些人很可能是李立三的支持者，毛泽东也曾对埃德加·斯诺这样说过。毛泽东在得知李立三失宠后便开始对他们进行整肃。

邓小平的官方传记说，邓小平在就任瑞金县委书记后，立即着手“为前一时期蒙受过冤屈的干部和群众平反”，但并未说明这些人以前是如何被冤屈的。如果说他们的罪名是“反布尔什维克联盟”即“AB团”的成员，那么这样的指控就很令人费解，因为当时瑞金离富田有三百多里之遥，且清洗运动已经开始有九个月了。更令人不解的是邓小平作为党内一个级别较低的干部（他当时仍未进中央委员会），而且刚刚到达根据地，竟然敢为被毛泽东亲自整肃的人平反。然而没有记录说明当时还发生过其他的政治斗争。最合理的解释是，他帮助平反的这些人，的确是被指控为“AB团成员”，而邓小平之所以出面为他们平反，是因为在他离开上海前，党中央指示他这样做的。这种解释与当时江西发生的各种情况都很吻合，而且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当时在上海的党中央对于“富田事件”后展开的过于严厉的整肃行动，确实感觉有些不安。

在瑞金工作了几个月之后，邓小平被任命为会昌县委书记，之后又在会、寻、安三个县“指导工作”。1933年3月，邓小平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他的职位在一步步上升。

1932年夏，邓小平第二次结婚。和他的前一个妻子一样，他这次的新婚妻子金维映，也是共产党员。朋友们都叫她阿金。阿金年轻活泼，但她的个性也比较不稳定。一年后，邓小平在政治上失势，金维映离开了他，改嫁当时批评邓小平最严厉的李维汉。她是30名完成长征的女红军之一，长征也使她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坏。长征结束后不久，她被送往莫斯科治病，1941年不幸在苏德战争的战火中去世。

1933年1月，博古（在王明1931年秋天回莫斯科之后取代王明成为中共实际上的领导人）和洛甫（当时是政治局委员）等中共临时中央主要领导成员，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博古到中央苏区后，立即迫不及待地开始排挤和批判那些反对临时中央推行“前进和进攻路线”的地方领导人。

邓小平的官方传记这样描述博古、洛甫反对者的观点：

他们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诱敌深入；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主力红军，主张两种武装力量都要发展；反对“左”的土地分配政策。

这些都是毛泽东的观点，而且自从毛泽东成为中共无可争议的领袖之后，他的这些观点被视为是正确的。由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威望很高，因而博古和洛甫没有指名批判毛泽东，这其中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共产国际要求博古和洛甫尽量避免公开与毛泽东作对。而毛泽东本人也很谨慎，他没有去保护受到点名批判的人，其中包括他的同胞兄弟毛泽覃，不但如此，他甚至还公开支持博古和洛甫的某些政策。1933年7月，毛泽东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称，春季反蒋介石第四次军事“围剿”的胜利应归功于党的正确的进攻路线，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必须坚决地“反对低估革命形势，反对那些要在敌人的（下一次）……‘围剿’之前惊慌逃跑的机会主义分子”。

邓小平是这场运动中被批判的头号目标。4月15日，洛甫在报纸上发表署名文章点名批判了他，曾在上海与邓小平有密切工作关系的李维汉，5月6日在另一篇文章中号召对他进行“残酷的斗争”。李维汉指责他反对党的“前进和进攻路线”，公然反对进攻大城市和把红军发展到百万之众的决策，对党的新领导集体缺乏信心，不相信共产国际。最后的这项指控最耐人寻味。这表示，无论邓小平对“立三路线”的看法如何，至少他和李立三一样，都是爱国主义者。李维汉的文章中并没有提到邓小平是在何时及如何表达他的这些错误观点的。但可以明显看出的是，即使在他政治生涯这一关口，邓小平也不屑于掩饰他对重大政策问题的看法。

邓小平也许曾经遭到过拘禁。他当然被迫写了自我批评的声明。他的枪支被解除，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职务被撤销，还受到“严重警告”处分，被派到根据地北边的乐安县担任一名“区巡视员”。他的妻子金维映可能就是在这时离开他，改嫁给李维汉的。

按照一位中国史专家的说法，当时党的领导可能是害怕邓小平在那个偏远的县城“会出事”。不管是不是这个原因，实际情况是，仅仅过了几个星期，邓小平就被调到红军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这意味着他得到了平反。邓小平能这么快就恢复工作，要感谢王稼祥和罗荣桓。王稼祥是回国留学生，罗荣桓是职业军人。王稼祥当时担任政治部主任，是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但他在党内的地位毕竟低于博古和洛甫，因此他力保邓小平复出工作，并让他担任他的秘书长，显示了他极大的勇气。

1933年夏天，邓小平被调到宣传部，他的主要工作是主编由红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红星》报。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他平静地过了一年。这段时间，他远离前线（但从1934年春天以后离前线就越来越近了），远离党的决策核心。当时蒋介石于1933年10月开始发动的第五次军事“围剿”正严重地威胁着中央苏区。

为发动第五次“围剿”，蒋介石调动了近百万兵力，其中近半数属于由南京国防部直接指挥的中央军。在发动“围剿”前，蒋介石对七千多名军官进行了包括政治教育在内的特别的训练，并制定出了全面的战略方针和详细的作战计划。他的战略方针是从北面进攻中央苏区，同时封锁中央苏区其他三个方向出口。作战计划的要点是步步为营，堡垒推进。在1933年10月到1934年10月之间，国民党军队在根据地周围和内部共修建了一万四千多个堡垒，有一些规模很大，可以容纳几百人。

红军对此束手无策。毛泽东后来声称，如果继续沿用他在1927年到1932年之间总结出来的战略战术，特别是采用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战术，中央苏区是可以保住的。事实上，蒋介石正是针对共产党的机动灵活的战术，采取了新的作战策略。他在前线的指挥官们也都非常小心谨慎，以避免自己的军队被引诱而莽撞前进。同时他的各个部队在前进时也都很谨慎地相互照应着，协同向前推进。如果当时让毛泽东指挥红军，他并不一定会比当时负责军事指挥的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周恩来、党的领导人博古和1933年10月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奥托·布劳恩）有更多的办法，能更有效地阻止蒋介石的进攻。但这三个人在军事指挥上的失利，给了毛泽东在政治上东山再起的机会，此后，毛泽东开始主持军务，并最终赢得党的领导权。

这年夏天，周恩来、博古和李德认为中央苏区已无法立足，为了保住红军，必须撤离。为此，他们制定出了周密的撤退计划。红军队伍带着大批辎重物资开始战略转移，两个星期后，国民党军队才察觉红军已经离开中央苏区，而等到国民党军队调兵攻打时，红军队伍已经走出五百英里远了，并在追了六千多里后，才追上红军部队，双方首次打了一仗。当时周恩来、博古和李德并未确定红军的大队人马应该向何处去，他们只有一个临时的目标：前往湖南南部的偏远农村。到了那里之后，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有几条路线可以选择：一是向北到湖南西北部的一个小根据地；一是向西进入由军阀控制的地区。当然，他们三个人谁都没有想到，他们所策划和实施的这项行动，当时称之为“转移”，结果却变成了“长征”，足足走了一年，长达二万五千里。

长征开始的时候，邓小平仍然担任《红星》报的主编。红军出发时携带了大量装备，其中肯定也包括编印报纸所需的印刷设备。但在11月底，他们横渡广西东北部的湘江时受到三面夹击，红军携带的大部分装备被迫丢掉。尽管如此，6个星期后，当军队在贵州省遵义进行第一次休整时，《红星》报还是出版了一期综合性的特刊。邓小平一定参与了特刊的编纂。另外，他又一次担任了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这是他第二次担任中央秘书长，有很多工作需要他去处理。

遵义之所以后来闻名遐迩，是因为1935年1月15日到17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正统的毛主义者认为，这次会议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新的党中央的领导。实际上，遵义会议的结果并没有这么明确。从现有的原始文件来看，会议的经过是：毛泽东成功地争取到参加长征的6位政治局委员中大多数人的支持，同意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江西失败的原因；毛泽东抓住这个机会作了精心准备的长篇发言，抨击周恩来、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战略，得到了与会大多数人的支持。在会上，毛泽东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了党的核心机构，并成为周恩来在党内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但毛泽东获得彻底的胜利是在三周之后。当时，在离遵义很远地方召开的又一次更大范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包含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发言的主要观点。在这次会议上，党的高层人事进一步发生变动，曾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洛甫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曾在1933年出面解救邓小平并同样支持了毛泽东的王稼祥，成为正式的政治局委员。在军队中，毛泽东在3月份担任了新成立的前敌司令部政委，并和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了新的三人军事小组，一直担任总司令的朱德曾经平静地接受两位文官和一位外国人的领导，现在同样平静地接受了新的领导的变动。已经不受欢迎的李德被派到一个基层指挥部视察前线战事。

邓小平参加了遵义会议。作为中央秘书长，他一定为准备和发布各项决议做了大量工作。但在遵义会议后，他却有很长一段时间无事可做(1)。直到5月中旬在他的家乡四川会理召开的另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才看到他的活动。在这次会上，出现了反对毛泽东的声音。虽然红军部队在那个月的月初成功地渡过了金沙江，但在此之前，红军是沿贵州和云南的西南部绕了一个大圈，在这段艰苦的行军过程中，大批士兵因疲惫而死，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一些高层指挥官抱怨上级领导指挥不力，洛甫也支持他们。但毛泽东击败了他们，显示了他在捍卫自己方面同在遵义会议上一样，是所向无敌的。

在那年夏天接下来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在毛泽东和张国焘间的谈判中度过的。毛泽东当时或多或少地得到了从江西出来的政治领导人的支持。张国焘是红四方面军的政委。红四方面军从1932年起就在四川一带活动，当时的兵力是红一方面军的五六倍。经过8个月的征战，红一方面军已经从7万人减少到不足1万人。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张国焘很早就是政治局委员，所以毛泽东一点也不敢小看他。

当时，有好几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正处于抉择的关头，其中首要的问题是：这支会合在一起的7万多人的队伍该向何处去？是北上向更靠近苏联的地区推进？还是留在四川？因为四川远离南京，南京政府对它鞭长莫及。经过先后4次会议的讨论，最后通过了一项新的行动计划，确立了新的指挥系统，以及把部队分成左路军和右路军共同北上的计划。毛泽东坚持北上的意见占了上风。但张国焘取代周恩来成为红军总政委，同时他设法使整个红一方面军全部归他指挥，由第四方面军的人分别担任红一方面军的司令和政委。

这些计划和方案最终在8月底确定，但只维持了两个星期。9月初，张国焘决定并下令整个部队转向南行，左路军的全体和右路军中他的部下都听从了他的这一南下的命令。但右路军的毛泽东和其他党的领导人则拒绝服从张国焘的命令。他们运用党的权威，命令张国焘继续北进，“不得反对，不得拖延，不得违抗”，他们自己带领约5千人开始向北走。

大约是在夏天，邓小平调离党中央，出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红一军团在长征中一直由林彪指挥。邓小平的任务是向林彪指挥下的这支仅存两三千人（原来有一万八千人）的队伍宣传毛泽东北上抗日的目标和理由。毛泽东与张国焘彻底决裂的标志是9月12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和解释会议决议的任务自然落到了邓小平的身上。这次会议决定，毛泽东的部队要继续北上。毛泽东提出的目标是，在临近苏联的边界地区开辟一块根据地，然后再向东发展；同时，红军队伍要进行整编。由彭德怀任司令，毛泽东任政委，朱德和张国焘留在指挥部；最后，会议整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毛泽东的队伍在出发了几乎整整一年之后，于10月18日到达长城脚下的小城吴起镇，结束了长征。他们来到了由一支小规模的红军队伍1931年就在西北开辟出的一小片根据地，终于有了落脚点，可以休整一下了。

在现有的已经发表过的大量有关长征的出版物中，没有资料提到邓小平在长征期间曾经遇到过什么生命危险。他一直是政治工作者，因此没有参加战斗，也没有担负过任何志愿性质的战斗任务。这些由小队志愿者参加的行动是长征期间军事行动的重要方面，其中有三次行动是夺取江河对岸的登陆点，最著名的行动发生在四川西部，有22名战士冒着炮火爬过拆掉木板的铁索桥，后来有18名勇士活了下来。

然而，对邓小平来说，长征就如同4年前红七军从广西到江西的远征一样，是一次严酷的考验：同样长期的体力消耗，同样恶劣的气候，同样为部队的粮食来源担忧，同样随时有受到敌人袭击的危险。在长征后期，红军两次穿越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地区。一是四川西部荒无人烟、冰雪覆盖的雪山，另一个是川西北部的大草地，很多红军战士牺牲在这里。

毛泽东和彭德怀率领的这支小规模的队伍，最终的落脚点是一个贫穷、偏远、人烟稀少的地区。偏远是一个有利条件，国民党的将领都不愿意把军队派到通讯条件不良、远离大城市的地方。但贫穷和人口稀少可不是有利条件，军队招不到强壮的新兵，也找不到充足物资进行补给。

这一地区属于华北和西北的黄土高原，面积比法国和德国的总面积还要大，这里的土壤都是强风带来的淤泥，肥沃但容易流失。这里基本上看不到树木，没有什么植被，气候恶劣，雨水稀少，一旦下雨，黄土就会变成泥浆，洪水泛滥。春天，戈壁沙漠的劲风会带来漫天的沙石，气温也冷得刺骨。

起初，中共中央把总部设在保安（现称志丹，以纪念1936年被杀害的一位当地的红军领袖），这是一个全是黄土小屋的小镇。1936年，中共中央把总部迁到延安。当时，延安四周有城墙，人口大约有2万。如今，城墙已不复存在，但盖在山顶上的一座九层尖顶塔依然矗立。当年在黄土坡上挖出的窑洞也保留了下来。毛泽东和他最亲密的战友们在窑洞里生活了13个年头。如今，宝塔和窑洞已经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象征—宝塔象征着在艰难岁月中的骄傲和不屈，窑洞则显示了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中共领导人过着极具革命美德的艰苦生活，表明他们在延安的日子里，身体力行，过着勤奋、简朴和节俭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