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传》第四章 身处险境（1927～1931）

邓小平回国时，正值国内战乱纷纭，内战打得激烈之时。从这以后4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是在随时会有生命危险的环境中度过的，其中相对安全的一段时间是他刚回国时在西安的那4个月，当时，他在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做政治工作。

在西安，邓小平身兼三职，其中有两个职务是公开的，一个是秘密的。他是刘伯坚在西安创建的中山军事学校的政治处处长，同时也是该校的政治教官和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书记。他的两个公开职务的工作主要有两项：一项是向军官们讲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特别是着重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的另一项工作是发现和结交进步学员，发展他们加入共产党。他所从事的秘密工作，是主持共产党一个地下组织的日常工作。这个组织不断发展壮大，至少有几十名军校学生入了党。邓小平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把这些加入了共产党组织的学生分派到冯玉祥的各基层部队中去，经他输送出去的军官中，一些人1928年在西安附近的农村领导了起义，其余一些人则成了红军小股部队的领导人。这些红军部队建立的根据地后来成为1935年和1936年长征结束后红军主力部队的落脚点。

邓小平在西安的时候，国民革命运动随着孙中山的去世，内部矛盾日益加剧，最终分裂成两派。造成这一局面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军队中的大多数军官都来自地主家庭，他们坚决反对在农村进行社会革命。另一个原因是，蒋介石和相当一大批国民党政治家反对采取不利于外国势力及其利益的行动，他们担心这样做会影响或妨碍国际社会承认新生的国民政府。如果还有其他原因的话，那就是他们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l926年初一样，想极力避免冒犯各国列强，尤其害怕冒犯日本。

这次分裂是蒋介石蓄意挑起的。从1927年3月起，蒋介石就开始采取分裂行动，整个春天和夏天，他在自己所控制的省份展开了一连串残酷无情的清洗运动，所有正式或非正式的共产党组织和国民党左翼组织都受到整肃，范围波及他的军队所占领的除湖北、湖南和江西部分地区以外的长江以南的所有省份。这年3月，在赣南的重镇赣州，一名军事指挥官拘捕了共产党的工会领袖并将他处死，从而揭开了蒋介石分裂活动的序幕。4月，蒋介石开始在上海公开地、有组织地进行分裂活动。国民党军队和地方上的黑帮，伪装成工人，肆意破坏市总工会在产业工人心目中的形象和威信。在巷战和大搜捕中，数以百计的人被打死。据说，有的铁路工人被活活地推进燃烧着的火车锅炉中烧死。这也许并不属实。但毫无疑问的是，有很多被捕的工会组织者和普通工人被公开处死，而且一旦群众聚集在一起示威抗议，军队就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很多共产党员牺牲，其中有工会的领袖王寿华，他是在一个青帮头目家吃完饭出来时被捕的，还有邓小平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引路人赵世炎。当时上海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幸免于难，他虽然被捕了，但他的运气很好，他在被送到军部时被一名热心的军官释放了。

紧接着，蒋介石在南京、广州以及长江三角洲其他一些小工业城镇展开了大规模镇压和屠杀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行动。与此同时，在国民党左翼或工农武装控制的地区，掀起了针对蒋介石制造的一连串的大屠杀和恐怖行动的抗议活动。在武汉，十几个反共的工头被公开处决；在长沙，很多跟外国人有关系的商人被杀害。在政治上，国民党左派即武汉国民党中央及武汉国民政府把蒋介石开除出党。蒋介石则在南京另立政府。到4月底，左右两派终于正式分裂。

国民党的分裂使中国共产党人面临抉择：是彻底与国民党分道扬镳；还是继续与国民党左翼合作，以便将来伺机争取和控制他们？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认为，湖南（毛泽东的家乡）的数百万农民已准备就绪，可以举行革命暴动，因而主张采取激烈的行动。但另一些人，包括当时的总书记陈独秀在内都倾向于妥协，尽管他们对长远的国共关系并不乐观，也不愿轻举妄动。而当时的苏联，斯大林正在批判托洛茨基，由于斯大林认为托洛茨基的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不无一致，因此他指示国民党左派维持现状。鲍罗廷当时认为国民党人即使冒着与共产国际闹僵的危险也会抵制农村的社会革命。在5月下旬召开的一次共产国际常委会上，斯大林虽然引用了鲍罗廷的观点，但仍然坚持共产党应该与国民党“周旋”而不应该与之分裂。会议最后决定共产党继续与国民党左翼直接合作。这些指示随后下达给了鲍罗廷和陈独秀。

此后，形势的发展对中国共产党愈来愈不利。6月，新到任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给当时最有影响的国民党左翼领袖汪精卫看了斯大林本人发来的电报，电报指示陈独秀和他的同事发动武装的农民夺取土地，并采取行动阻止反革命军官的“过激行为”。这一举动激怒了汪精卫和国民党中一些支持共产党的关键人物。7月，汪精卫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同月，冯玉祥在北方的一次会议上对汪精卫美言了几句，然后宣布要与蒋介石合作，并告诉记者，他要“根除”共产主义和军国主义。几位本来对国民党左翼表示友好的拥有实权的将领也开始公开要求把共产党员清除出国民党。

7月，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党员退出武汉政府，但仍要作为国民党员留在国民党内，以便“从基层”设法影响它的领导层和政策。但这样做已为时太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已经开始考虑正式结束国共合作，政治委员会则正式作出关于“分共”的决定，命令两党的党员都要从对方的组织中退出。几天之后，武汉政府颁布了戒严令，国民党军队开始搜捕共产党员。

整个夏天陈独秀始终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来自共产国际的指令根本不切实际，另一方面他本人也很不情愿实行社会革命，毛泽东后来说他是害怕进行社会革命。这时，他辞去了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职务。但他辞职后仍然在武汉逗留了一段时间。其他的共产党高层领导人或出走江西，因为那里的军事领导人同情共产党，或躲进汉口的外国租界。

为了躲避冯玉祥将要发动的清共运动，邓小平在6月离开西安到了武汉，他先到长江南岸的武昌，向周恩来领导的共产党军事委员会报到。但很快他又受命到北岸的汉口，在陈独秀主持的党中央担任中央委员会的秘书，这是他第一次在党中央工作。

也正是出于工作之便，使得邓小平在中央委员会秘书这个职位上，得以有机会看到中国国民党与苏联合作的最后一幕。鲍罗廷带着失职的沮丧于7月7日黯然离开汉口。他和他的苏联同事们乘坐的火车装满了行李。此外，他们乘坐的火车还载有卡车和载重旅行车，这是他们准备穿越戈壁沙漠时用的。依照斯大林的个性，鲍罗廷在中国的失败理应受到谴责和惩罚。然而鲍罗廷在当时并未受到排挤，只是被调到次要的职位上，并平安地度过了苏联30年代的肃反。最后给他带来灾难的不是中国的使命，而是苏联的反犹太运动。1949年鲍罗廷和许多犹太血统的党员一起被捕。1951年他在一所监狱里去世，年近70岁。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邓希贤改用“邓小平”这个名字，这一定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一旦被捕，他可以在审讯时使用化名，不至于被查出真实身份。有很多著名的共产党人都曾在不同阶段使用不同的化名。对王明、博古等回国留学生来说，采用化名则是因为布尔什维克有使用假名的习惯，而其他许多人，例如周恩来，他们使用化名都是出于从事地下工作安全的考虑。而邓小平在选择化名时则与众不同，这个名字并不十分隐蔽，保留了原姓，而且在以后不再从事秘密工作、没有安全顾虑时，他仍然一直使用这个化名。这在中共的所有领导人中，也算是比较特殊的。

8月7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选举了新的临时政治局，并通过4个文件，但没有选出新的总书记。共产国际代表贝索·罗米那兹在其中的一份文件中谴责了前任党领导的“机会主义”；其他三份文件号召全党推翻在南京和武汉的国民政府，组织武装起义，建立地方和省的苏维埃政府。但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起义仍将打着国民党左派的旗帜。邓小平以党中央秘书的身份参加了会议，从而亲身经历了共产党从惨败转向实施全新战略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人是在完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开始实行新的战略行动的。整个夏天，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都在强迫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合作，现在他们又要求共产党加快取得革命胜利，而这恰恰是共产党所不可能达到的。在城市，共产党的工会领导人不是牺牲就是转入地下。在农村，农民的武装斗争在许多积极分子惨遭屠杀后转入低潮。在军队，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倒是拥有一些军团的支持，并且在其他武装力量的政治部门有很强的势力，但他们都是以国民党军官的身份执行任务的。另外，陈独秀下台后，一些毫无军事经验的人掌握了领导权。政治局的代理书记瞿秋白是作家，而其他10名委员中没有一个军人。说起来作为中央候补委员的毛泽东，倒是穿过军装，但那也是1912年在一个湖南军阀的军队中当兵，他也从没有当过军官。

在“八七会议”之前的8月1日，已经举行过中共策划的第一次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是江西首府南昌附近驻扎的两个兵团发动的。起义者占领了南昌，并建立起第一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拥有一万五千人的军队，但胜利并没有维持多久。这支新组建的队伍在向广州以东海岸的长途跋涉中，士兵不断逃跑，还有一名师长率部叛变，致使兵力锐减，最终被国民党军队打散，以致到了无法整编的地步。起义部队的大部分领导人转移到香港或上海。发动和领导起义的周恩来，抵达香港时身患重病，在九龙住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医院。后来的红军总司令朱德，留下来继续带领他的部队坚持，最后率领着仅存的600人于1928年4月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合。

南昌起义后，中共随后于9月发动的“秋收起义”也失败了。在湖北，拼凑起来的农民军队很快就被原以为是盟友的国民自卫队解除了武装。毛泽东是湖南秋收起义的组织者，他率领着由起义士兵、矿工、农民等组成的四个“团”。他接到的命令是攻占长沙，经过接二连三的几次败仗，期间他手下的两个团之间还发生了内讧，毛泽东意识到自己手下的这支队伍根本无法完成上级交给他的任务。于是，毛泽东在远离长沙的一个小镇集合起剩余的兵力，劝说其中的大部分人跟他上了井冈山。井冈山位于湖南、江西两省交界处，地理位置偏僻，地势险峻。经过几个星期的长途行军，毛泽东和他的部队终于抵达他们的目的地，但整个队伍只剩下几百人。井冈山自古以来就是土匪经常出没的地方。当时有两伙土匪盘踞在山上，毛泽东说服他们的首领与他结成同盟，在山上驻扎下来。于是，在这个中国南方最易守难攻的峭壁密林深处，毛泽东和他的队伍度过了一个极其艰苦但相对安全的冬天。

当年中国共产党发动的第三次起义，也是最后一次起义，于12月在广州爆发，这次起义也以惨败告终。起义者计划利用共产党领导的当地军队和武装工人占领城市，建立苏维埃市政府或公社，开辟一个长久的红色区域。但经过几天激战，中国共产党在广州的所有组织被彻底摧毁，几位全国著名的领导人牺牲，数以千计的工人惨遭杀害，其中许多人手无寸铁。斯大林认为，广州起义还有另一个损失，那就是国民党军队在街上打死了几名苏联人并袭击了苏联领事馆。斯大林竭力将派往中国的共产国际顾问和苏联外交官区别开来，但“广州惨案”表明国民党的军官并没有对他们加以区别。自此，苏联与中国国民党之间的合作，在这个孙中山和鲍罗廷曾为之牵线搭桥的城市，划上了一个蘸满鲜血的句号。

那年秋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新任负责人瞿秋白，决定将共产党中央迁回上海。因此，仍担任党中央秘书的邓小平于9月底或10月初到了上海。和他一同到达上海的是李维汉。李维汉与邓小平早在法国时就已相识，当时李维汉刚被提拔到政治局工作。邓小平在7年前从上海前往法国，如今在绕了一大圈之后，他又回到了阔别7年的上海。

邓小平到上海不久就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负责处理中央机关的文书、机要、交通、财务等工作。在平时，这类工作原本就很繁琐，在当时艰苦的工作环境下就更繁重了。当时，中国共产党是非法组织，共产党员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国民党的军队和警察逮捕到共产党嫌犯后，会使用一切手段对他们严刑逼供，如果有一个人叛变，就会牵连到许多人。在中共最想重建党的影响的产业界，很多劳工组织都属于青帮或其他反共的黑社会组织，到处都有密探。公共租界的巡捕、法国租界的警察和国民党的警察一样仇视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人。他们经常主动搜捕共产党人，然后再把抓到的嫌疑犯交给上海的国民党警察。

中共中央机关及其下属部门附属机关在上海分布很广。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部门集中在上海市中心；江苏省委机关设在闸北和虹口的工业区内；青年团的部分单位则设在法租界。周恩来当时负责中央机关的安全工作，他规定，政治局开会时，政治局委员不必全到，至少要有一至二人缺席，以防警察局一旦突袭时不致于全体被捕。政治局会议常常在公共场所比如医院等相对安全的地方召开。据周恩来的传记记载，邓小平经常前往市中心威海路的一家医院开会。1929年8月，大约是在邓小平离开上海前往西南的同一个时间，两名政治局委员被出卖后遭到逮捕和杀害。总的来讲，在邓小平做地下工作的两年之中，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安全工作一直做得很好。

大约在1928年的某个时候或1929年年初，邓小平结婚了。新娘子叫张锡瑗，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她曾经在江西与福建交界处的某个地处山区的地方党组织任过职。邓小平究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同她相识，目前仍不得而知，很可能是她奉命到上海送信时两人相遇的。

不管邓小平和张锡瑗是在什么情形之下相识和结婚的，他们的婚姻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便悲剧性地结束了。张锡瑗因难产去世。关于她去世的时间有不同的说法，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当时邓小平不在上海。有关邓小平在1928年和1929年间活动的记录很少。但作为中央的一名重要官员，他不可能经常离开上海。因此，合理的推论是，张锡瑗去世时，邓小平已离开了上海，调任新的工作了。这个重大的打击，一定在他的心中留下很深的伤痛。但邓小平一向闭口不谈自己的私生活，也从不对外人谈他的感情，在他的官方传记里甚至没有提到这次婚姻。

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1928年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是第六次党的代表大会的召开。由于在中国境内没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允许几十名中共代表集中在一起，这次大会选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所旧式庄园举行。中国共产党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议。但李维汉留在上海没有参加，邓小平也和他一起留在上海。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布哈林作为共产国际常务委员会的主席出尽风头。布哈林曾与斯大林一起批判托洛茨基的对华政策，但不久就因其“右倾”和“富农路线”受到批判。布哈林性情怪异，有时身穿猎装出现在主席台上，有时他的手腕上甚至会站着一只猎鹰。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与2月份召开的共产国际会议的决议口径完全一致。

经过整个6月的争论，大会总结认为，中国革命尚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不属于社会主义革命），全国的形势处于两次“革命高潮”之间。大会批判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路线（陈独秀未到会），同时也批判了瞿秋白的“盲动主义”。大会通过了十大纲领，其中的三大任务是推翻“国民党军阀政府”，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后来，当毛泽东自己总结出一整套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理论时，肯定了这一纲领的正确性，但应该强调革命的持久性和“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

1929年年中，邓小平的工作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央政治局免去了他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的职务，派他前往地处西南的广西执行一项特殊任务，这项特殊任务的主要工作有三个：一、与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和广西省绥靖司令李明瑞建立联系，这两个人虽然都是蒋介石任命的，但他们当时正在策划反蒋的军事行动，并表示了与共产党合作的愿望；二、接管和主持广西省的党务工作；三、准备武装起义。这些都是极其艰巨而危险的任务。虽然俞作柏和李明瑞都同情共产党，但他们在当地的势力很弱。而且，如果他们采取反蒋行动，失败的可能性更大。况且广西地处偏僻，仅与法属印度支那和广州有来往，而广州当时却控制在坚定的反共势力手中。由此可见，广西当时远离共产党军队所活动的任何地区。难怪当俞作柏和李明瑞极力邀请共产党派人前往广西协助他们时，当时在上海秘密活动的共产国际远东支局坚决反对接受他们的倡议和邀请。

然而，邓小平还是奉党中央之命，于九月初抵达广西省省会南宁。邓小平是从上海经海路到达法属印度支那的海防，然后由陆路进入广西的。在他之后，又有几位党的干部陆续进入广西，其中包括曾经在苏联受过军事训练的张云逸。邓小平见到省主席俞作柏后，立即说服他任命张云逸为广西省警备大队的大队长和教导总队的队长，专门培训初级军官。之后，邓小平和张云逸开始静候俞作柏出征反蒋。果然，俞作柏很快出兵，并带着李明瑞和他一同行动。他们一出发，邓小平和张云逸就命令南宁警备部队的一个营进驻广西的西北山区待命，另一个营镇守南宁通往河内的必经之地。他们还派出可靠的部队占领了省军械库，库里有5000支步枪，一些山炮、迫击炮和机关枪，几台无线电装置和大量的弹药。这些战利品是当时率领两三千人在江西南部一带活动、极度缺乏武器装备的毛泽东做梦都想不到的。

俞作柏和李明瑞的军事行动很快就结束了。他们的军队在广西、广东交界处被打败，溃不成军，他们两人仓皇逃走。邓小平和张云逸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将军械库的全部军火转移到早已在南宁港准备好的汽船上，并命令部队撤出南宁。邓小平率领一支部队乘船溯右江而上，在平马（现在的田东）等待同张云逸率领的部队会合。两支部队会合后，继续向广西省西部一个偏远的小镇百色进发。在那里邓小平和张云逸开始谋划起义，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把苏维埃运动扩展到了中国一个新的地区。

12月11日，在广州起义两周年的纪念日，邓小平和张云逸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的名义在百色镇中心升起了镰刀和斧头交叉的旗帜。在右江下游的平马，工人、农民和士兵的代表集会，选举出了工农苏维埃政府。在这两个镇，他们都没有遇到武装抵抗。邓小平出任红七军的政委和前委书记。不久后，他又前往龙州地区，组织第二次起义，因为早在这年秋天，邓小平就派南宁警备大队的一个营占领了这一地区。

1930年2月1日，在临近印度支那边界的龙州，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以及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

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突然神秘地回到了上海。据他的官方传记记载，他此行的目的是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他可能是通过无线电（经香港中转）收到了上海的指示，也可能是他自行决定回去的(1)，而且后一种可能性更大，因为党中央不太可能在两个新建的根据地尚待巩固的时刻把他召回去。另一方面，他很可能还面临着一个政治上的难题，那就是如何安排李明瑞。李明瑞在广西东部吃了败仗后逃回了龙州，并一直在龙州协助邓小平组织起义。李明瑞当然想在新建的军队中担任某项职位，邓小平也许是想同中央商量这件事。更富人情味的原因也许是他在为当时留在上海的妻子担心。

邓小平在上海待了两个月，直到4月份才回广西。在上海，党中央决定任命李明瑞为红七军和红八军总指挥，邓小平为政委。这一方面解决了李明瑞的安排问题，另一方面也表示中央对邓小平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是满意的。当时党中央的工作并不是由总书记向忠发负责，而是由组织部长李立三掌管。

邓小平从上海回到广西后发现，广西的形势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急转直下。李宗仁和白崇禧，这两个在1926年参加北伐之前统治广西的军阀，此时已经回到南宁，并迅速出兵进攻红八军。红八军只有大约不到2000人，战败后被赶出根据地。红七军立即赶往南宁驰援红八军，但也被打败，被迫撤退到百色城外偏僻的山区里。

当年的春天和夏天，邓小平冒着生命危险在当地几乎没有红军存在的地区，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协助他实施这项计划的是韦拔群和李明瑞。韦拔群是共产党员，也是当地农民运动的领袖，几年前他就开始带领一支农民部队在山区活动。邓小平“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没收地主的土地，这一相当大胆的行动，完全是贯彻当时中央的精神。这一做法比毛泽东当时在江西实行的土地政策还要过激，邓小平后来转而支持并采纳毛泽东的做法。也许他意识到，彻底的土地革命往往造成土地收成减产，使农民的处境更加艰难，而农民正是红军主要的政治支柱和经济支柱。

1930年6月，红七军离开山区，再次回到百色，开展革命活动并建立根据地。邓小平也在这时重返红七军，开始积极地抓部队的训练工作。他还着手政治和行政工作，帮助创建了几个县级苏维埃政府。到夏末，百色根据地已经扩大到约20个县，总人口超过100万。

如果党中央能够允许邓小平、李明瑞和张云逸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百色根据地很有可能继续存在下去，只是边界会不断发生一些变化。然而，他们三人和所有其他在前线战斗的共产党领导人一样，最后都成为所谓的“立三路线”的受害者，李立三所推行的是共产党“一省或几省”首先夺取政权的大胆计划。

“立三路线”最完整的表述是1930 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由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决议认为中国是“帝国主义世界的锁链中最薄弱的一环”，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世界革命会紧随中国革命而爆发。而且蒋介石正忙于与冯玉祥和另一位北方军阀阎锡山作战，共产党在三大根据地和许多小根据地内已拥有了五万名武装力量。同时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危机。据此李立三天真地认为共产党已拥有足够的实力攻占武汉、广州和其他大城市。攻占大城市成了他主要的军事目标。

按照李立三的军事行动计划，红七军的任务是占领广西东北部的两个大城市柳州和桂林，进而在广东建立根据地（以阻止该省的反动势力向北进攻共产党军队），最终占领广州。8月，中央代表邓岗带着李立三的命令来到广西。据邓小平的官方传记记载，邓小平“认为要打下这些城市是没有把握的，提出了不同意见”。但又说“多数人主张服从中央代表的指示，他只得随军行动”。这一说法有待考证。从邓小平以后的性格来看，他是不会遵从自认为是错误的指示的。而在广西，除了上海代表，他比任何人都有发言权。但最终他还是接受了大多数人的观点。

1930年9月底，在收编了红八军的残余部队以后，红七军离开了根据地。红七军共有三个师，但出发后不久就损失了一个师，由于韦拔群率领的这个师掉头西行，很快就被消灭，韦拔群被出卖后遭杀害。另外两个师在邓小平和张云逸的带领下继续向东征战。后来表明，这次征战是五年后长征的一次预演。

起初，邓小平和张云逸尽量按照李立三的指示行动。他们率领部队向柳州进军，但当他们听说白崇禧正率增援部队前往柳州时，只好放弃攻占柳州的计划。后来因为部队作战连连受挫，伤亡很大，才不得不放弃攻打大城市的计划。这一行动造成了他们与李立三的代表邓岗的决裂，很快邓岗便离开了他们。

这里有一个问题直到现在也说不清楚，即邓小平和张云逸是何时认定他们唯一可行的进军路线就是到江西的中央根据地去寻找毛泽东的。据红七军的一名老兵记述，那一年秋末冬初，他们的队伍在湖南西部的山区里转战了好几个星期，一直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不过，他们最终还是确定了明确的目标。最初有一万人的队伍这时只剩下不到四千人，经过重新整编后，红七军决定到井冈山去。当时的条件很艰苦。大多数士兵都穿着单衣草鞋，难以抵御寒冷的袭击，粮食也极度匮乏。1931年2月，红七军幸存下来的两三千人在广东北部山区乐昌渡河时，又遭到敌人袭击。乐昌河河面宽广，河水湍急，当时，红七军的大部分队伍已经乘船先行到达了对岸，还有一小部分人渡河时受到炮火攻击，无法过河。红七军因此被分成了两部分，几个月后，部队才重新会合。邓小平在先行渡河的部队中，他和李明瑞率领这部分队伍进入江西，到达了离毛泽东最初创建的井冈山根据地不远的地方。

这时，邓小平离开了他的部队。他的官方传记称，他是被派至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然而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却在他们创办的刊物上撰文指控他当时叛离了红军队伍。刊物上有篇文章写道，当邓小平巡察回来的时候，听到营地上枪声大作，便决定逃往“香港花花世界”。而当时的情形很可能是，他必须作出选择，离开部队或是冒着死亡和被捕的危险去参加战斗，邓小平选择了前者，但是他的选择并不是不体面的，因为他不是红七军的指挥官，而且他的确是受红七军前委委派前往上海的。还有一种说法是，当他后来在1931年8月回到江西时，曾经有一个审查委员会调查了此事，结果证明邓小平是清白的。

红七军最后只有少数人幸存下来，在井冈山附近征战了几个月后，红七军终于在1931年7月进入中央苏区，并被编入中央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