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町野为了促成孙传芳与张作霖合作，曾在上海跟孙传芳吵过一架，还遭到了冷遇，现在看到孙传芳居然主动上门拜访，张作霖一下子就来了精神。他马上对副官说：“请他来。”
一会儿，孙传芳由副官领着进来了。这时张作霖坐在一张小椅子上，町野则特意坐在一张大安乐椅子上，摆出一副“有如张作霖的头子的态度”。进来之后，孙传芳很自然地向张作霖跪下，但张作霖却面朝里面不加理睬。町野见状，心里自然大为受用，原先的那股郁闷情绪也烟消云散。他装出既往不咎，大人有大量的样子，拍着孙传芳的肩膀，请其站起来。
孙传芳站起来后可怜巴巴地说：“我受到陈诚（北伐军指挥官，蒋介石的大将）的攻击，只身幸免于难。我愿意拿出我的地位、财产，一切的一切，请你们救救我。”
张作霖仍不作答，町野就让副官“把杨参谋长请来”。杨宇霆即时赶到，町野对他说孙传芳因为这个那个理由而来，“请你好好帮助他”。说罢，就志得意满地进房间去了。按照町野的说法，孙传芳第二天还和他碰了面，但一句话也没说，此后张孙联盟也告吹了。
如果町野的这段记述没有任何虚构的话，他所见到的一切，不过是张作霖、孙传芳、杨宇霆为了考虑他这个日本人的感受，所额外加演的一个小品而已。当他不在场的时候，真实的场景其实是这样——孙传芳一进蔡家花园，看到张作霖早在台阶下迎候，忙执晚辈礼，往前紧走几步，向张作霖深鞠一躬，嘴里连说对不起大帅。张作霖笑着安慰他：“你辛苦了，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
会晤时，张作霖问孙传芳还有多少部队，孙传芳恭敬地回答：“直属部队有五万余人，五省联军共有二十多万。”张作霖听到这里，对在座的人说：“我们东三省的部队还有八十多万，连同直鲁联军不下百万。我们要齐心协力一起干，就是退到哈尔滨，剩下一团人，也要干到底。”
张作霖的这番表态让孙传芳很是激动，他紧跟着说：“我们吃麦子的北方人和吃大米的南方人永远合不拢来。”孙传芳的这个比喻尽管听上去有些不伦不类，但却很符合当时众人的心理，在场的东北军将领们异口同声地称赞他说话“又漂亮，又爽快，真够朋友”。
孙传芳拜见张作霖的消息很快见诸报端，标题为“孙传芳拜山”。“孙传芳拜山”的最初结果，是孙传芳归附奉系，成为新晋的东北军将领。张作霖则承诺大量支援他粮饷械弹，以便他能够以五省联军总司令的身份，继续指挥东南各省的军队与“党军”（指北伐军）进行对抗。
1926年12月1日，在北洋各派的拥戴下，张作霖在天津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孙传芳、张宗昌为副司令，这样他就在事实上成了北洋的新盟主。
张学良点评张作霖，认为父亲有诸多缺点，唯“外交”（此处专指国内政坛上的交际）上的功力自叹弗如，说：“我父亲他比我行，他这人很会办外交，他很会利用局势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有大智。我以前只是我父亲手下的一个将。”
顶着北洋新盟主的光环，张作霖启程入京。看到政府首脑的位置空着，他禁不住心痒难耐，又想到了“称帝”，于是打算事不宜迟，在元旦时就“登基”，做一回临时总统或者临时大元帅。
杨宇霆对此依旧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认为在现有情况下，张作霖如果急于直接出面组织政府，一定会遭到各方面的反对，并将失去国际社会的支持。在杨宇霆的力谏下，张作霖只得同意暂且忍耐，尽管如此，他仍心有不甘地对杨宇霆说：“我终究非干它一下（指当总统）不可。”
杨宇霆在政治外交方面有着突出的才能，就像当初徐树铮辅佐段祺瑞，他也样样都为张作霖考虑到了。张作霖在天津时曾以安国军总司令的名义任命过一个靳云鹏内阁，这一内阁除总理靳云鹏外，内阁成员不是出自奉系，就是出自鲁系（指以张宗昌为首的小派别，隶属于奉系）。杨宇霆向张作霖指出：“我反对组织一个以奉鲁系为核心的内阁，用‘家天下’代替‘公天下’是政治愚蠢的表现。”张作霖觉得言之有理，到京后即对内阁进行改组，重新成立了顾维钧内阁。顾维钧是有名的职业外交家，内阁成员也多数与奉鲁系无关，这样就至少在表面上保持了内阁的超然地位，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政敌的攻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