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的南口战役刚刚结束，南方战场上直军又再度败北。尽管吴佩孚使尽了浑身解数，但所部根本就挡不住国民革命军的猛烈攻势，他自己也在卫队的保护下，从汉口逃往河南。
直军在南北战场中的表现，证明继皖系之后，直系也已沦为明日黄花，而奉系则成为当时北洋最大的实力派系。作为奉系首领，张作霖水涨船高，无论是他自己还是部将们，自我感觉都好到要爆。1926年9月，奉系在天津蔡家花园召开高级将领会议。韩麟春首先发言，说各省军民都已派代表赴津，要拥护张作霖做海陆军大元帅，“以便统一军政大权，迅速平息内乱”。
韩麟春话音刚落，张宗昌立刻高声附和：“既然各省代表们都愿意，我也很赞成。那么，老将，你就做一帝吧。”接着他又吹胡子瞪眼地说：“俺们的士兵只要多练习编草鞋，准备着用，然后一声令下，三推两搡就可以打过长江去。”
张宗昌所说的“做一帝”当然不是像当年袁世凯那样称帝。袁世凯以他的悲惨结局告诉人们，龙袍不是不可以穿，但只能以其他能让世人接受的名目来穿，比如握有实权的国家元首或内阁总理，后者同样可以君临天下，意思其实是一样的。
张宗昌的话可算是说到张作霖的心坎上了。屡次称雄关内，使得他逐渐不满足于做“关外王”。毕竟，哪怕是一个可以遥控中央政局的“关外王”，与坐金銮殿的感觉还是不一样啊。早在张郭战争时，瞽目术士张震洲在预卜吉凶时，就说张作霖不但可以“逢凶化吉”，而且作为“大命之人”，他还将有“九五之尊”。张作霖认为现在正应了此兆，他可以堂堂正正地过下称帝瘾了。
就在大部分人都热情高涨的时候，杨宇霆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南方战事未平，在军事上尚没有直接把握之前，不宜过早“登基”。自王永江辞职后，张作霖原有的左膀右臂只剩下杨宇霆一人，他对之言听计从，于是便决定接受杨宇霆的意见，暂时把“称帝”一事放一放，看能不能先以安国军总司令的名义号令群雄。
张作霖要做盟主，北洋内部自然都无话说，就连以前反奉最力、架子摆得最足的孙传芳也开始拥戴其为北洋领袖。孙传芳属于直系的后起之秀，也是直系在吴佩孚之外的另一个能战之将，不过在江西战场上他同样被国民革命军打得丢盔卸甲、狼狈不堪，不得已，他只好掉过头来，乞援于张作霖。
得知张作霖正驻于天津蔡家花园，孙传芳特派代表杨文恺前往奔走接洽。杨文恺到天津后首先找到了张宗昌，张宗昌答应帮忙疏通，他还诙谐地对杨文恺说：“俺是绿林大学毕业，你们从士官来（孙传芳、杨文恺均为士官生），从陆大来，现在什么也别说啦，咱们一起打南军吧！告诉孙馨帅（孙传芳字馨远），我一定和他一同干下去。”
经张宗昌疏通后，张作霖亦认为孙传芳尚有一部分实力，可以利用他在长江一带抵御国民革命军的北进，因此答应与其合作，且既往不咎。
孙传芳得信，即微服潜赴天津，预备晋谒张作霖。孙传芳是导致当初奉系南下失败的始作俑者，甚至可以说他还间接引发了郭松龄的反奉战争，奉系将领对之怀恨在心的不少。据说杨宇霆就极力劝张作霖乘机杀之，以泄旧恨，同时根绝后患。张作霖对杨宇霆说：“你的气量要放大些，不打不成交，过去的事情又何必再提呢？历史上的人物多半由于利用降兵降将，才能够成其大业。”
他还语重心长地进行剖析：“现在馨远（指孙传芳）因九江失败，力弱势孤，来投奔我们，我们如果怀念旧恨，乘机杀之，不仅要招天下人的笑骂，将来谁还肯归服我们，帮助我们，为我们用呢？这不等于堵塞贤路吗？”
张作霖一边说服杨宇霆等人，一边派张宗昌、张学良前往迎接孙传芳。对这件事，张作霖的日籍顾问町野起初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有一天晚上，他看到张作霖正坐在椅子上看电报，然后副官送来一张名片，张作霖摆摆手说：“不见，不见。”町野觉得张作霖的表情有些不自然，于是便从副官手里要过名片，一看是“孙传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