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龄要与韩复榘谈的是其亲身经历。据他说，他到东京后，日本参谋本部有一个重要职员曾来拜访过他。这位职员没谈几句话，就问道：“你这次到日本观操，是否还负有代表张作霖将军签订密约的任务？”郭松龄回答：“只是来观操，没有别的任务，更不知道签订密约的事。”来人见状，便无精打采地走了。
郭松龄说他当时感到莫名其妙，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张作霖“打算承认卖国贼都不敢承认的‘二十一条’”，用以换取日本供给大量军火，用来进攻国民军。相关密约张作霖已经在奉天与日方商洽成熟，张作霖还给日本当局发电报，说签字的代表已经动身，不日可到东京。恰好郭松龄又到东京，日方误以为他是签字代表，所以才会前来拜访。
说到这里，郭松龄对张作霖“出卖国家”的行为表现得义愤填膺，他对韩复榘说：“我是个军人，以身许国，不是个人的走狗，我不能昧着良心服从乱命。他若打国民军，我就打他……”
没有任何确凿的史料能够证明，郭松龄所说的这件“稀奇古怪的事”真实发生过，而且由于“二十一条”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涉及日本在东三省的特殊权益，张作霖自担任奉天督军起，便一直对此持坚决反对和抵制的态度。
在各种公开场合乃至政争中，张作霖在“二十一条”问题上也从不让步。第二次直奉战争前，有传言说曹锟因为想做总统，就对外国公使许诺，称一旦上台，就可以延长京奉铁路的借款合同，以及“‘二十一条’也可以考虑”。张作霖愤愤地表示：“我和曹锟是儿女亲家，但他想做大总统，出卖东三省，我就不答应！”
两个月后，日本的态度变得十分关键，而它究竟是助张还是助郭，自然都要取决于其本国的利益。假使郭松龄成功地代替张作霖做了“关外王”，又能够真心实意地承认和履行“二十一条”，日本政府及其关东军自然乐得助郭。然而当时日本朝野的主流舆论都普遍认为，郭松龄资历较浅，且不说未必能把张作霖赶下台，即便能够成功，他对于东北军新旧两派也难以驾驭。另外，张作霖固然难以应付，但郭松龄上台后问题可能更为复杂，譬如郭松龄为了反奉，已与冯玉祥、国民党等势力构成了复杂关系，部队也改称了国民军，这意味着郭一旦掌握权力，对日本究竟会怎样，其实是件很难说清楚的事。
从有利于日本的角度出发，多数日本人都觉得助郭有风险，不如助张，以后也仍以张作霖为谈判对手。不过也有些人提出相反观点：如果郭军打破顾虑，冲过满铁线并进军奉天，就算日本有所抗议也无济于事。到时郭松龄已造成了局面，在交涉中也处于有利地位，就不会像进入奉天前那么好说话了，日本同样会很被动。
鉴于多方面的考虑，日方决定暂时观望。另外，所谓得人钱财，与人消灾，张、郭战争一开始，张作霖的日本顾问们就忙开了。这时本庄繁已期满归国，接替他的是前关东军高级参谋松井七夫大佐。松井与张作霖的关系处得也不错，眼看张作霖似乎已在奉天待不住了，他便把张作霖最宠爱的五太太寿夫人以及一些年幼子女接出来，安排到他位于满铁附属地内的家里避难。町野作为张作霖的私人顾问兼铁杆支持者，自然更是卖力。在此期间，他除介绍一名做过警官的日本人给张作霖做保镖外，还特地引荐滨面又助“在大帅危急时期来帮忙”，后者亦被张作霖聘为私人顾问。
滨面又助在日俄战争期间参与制订过对俄作战计划，之前担任日本关东军现任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的参谋长。他和町野都有机会接触不少日方的内幕消息，郭松龄派殷汝耕再赴旅顺与日方交涉一事，也很快被他们透露给了张作霖。
张作霖那一阶段正是时而清醒，时而错乱，相当沉不住气的时候，他一听就慌了神：要是这次殷汝耕答应就“二十一条”做出书面保证怎么办？
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张作霖就决定跟关东军进行谈判。关东军本来就把助张作为首选，听说张作霖已有此意，自然乐得舍郭而就张。1925年12月7日，白川的代表斋藤恒参谋长来到奉天，通过町野邀请张作霖在满铁地方事务所见面。见面过程中，张作霖鬼使神差地与对方签约了一项密约。密约的内容，主要是承认日本人在满洲享有土地商租权和杂居权，以及在东边道、洮昌道等重要城镇设置日本领事馆。作为交换，斋藤也在助张上做出了一系列承诺，其中之一是在满铁附属地内或日本租界（主要指旅大）内为张作霖等要人提供避难场所等。这相当于预先给张作霖找了退路，密约一缔结，张作霖就把帅府财产运往满铁地方事务所进行存放。
按照密约，关东军方面还同意满铁火车不载运郭军，以及对郭松龄发出警告。12月8日，白川向郭军发出警告，警告郭军不得在满铁沿线二十里内落下一颗炮弹，否则将由守备队解除其武装。
为了好对外界进行交代，白川也同时“警告”了张作霖，但这其实是做做样子的，其主旨还是帮助张军。南满铁路南起大连，北至长春，若是郭军不能进入其附属地和铁路两侧二十里范围的话，无异于把南满线给张作霖做了保护靠背，也大大增加了郭军攻入奉天的难度。无怪乎当张作霖接到关东军送交的“警告书”时，顿觉神清气爽，“获得了确保最后安全之希望”。
有了希望的张作霖改变主意，决定不下野了。他再次召来瞽目术士张震洲预卜吉凶，张震洲经过一番演算，说张作霖虽逢厄运，但终必“逢凶化吉”，“克制敌人在十天必死”。张作霖由此更信心大增，决心“讨伐郭逆”，而且即便只剩下一兵一卒，也要与郭松龄奋战到底。王永江见状，便由省公署给迎降代表打去电话，通知他们迎降事宜“暂缓进行”。
张作霖原先曾计划将奉天的全部军队开到新民，只是因为怕郭军乘虚杀入才未果，现在既有南满铁路作为保护靠背，关东军又同意在必要时候出兵对他进行保护，以及协助维持奉天省城治安，这种情况下，张作霖要再把军队调出去就变得可行了。
奉天城内只有警察没有兵，奉天卫戍部队指的是驻扎于北大营的军士教导队。军士教导队乃种子部队，堪称精锐中的精锐，如果能将他们进行编组，然后开到前线去作战，无异于给张军打了一针强心剂。问题是自郭松龄起兵反奉后，张作霖等人对年轻的少壮军官都起了疑心，怀疑这些军官可能暗中与郭松龄勾结，加上连山之战时已有一个补充旅充当了郭军的内应，更使他们疑窦重重。王永江在城内治安不稳时，宁肯求助于日本军警，也不肯轻易动用教导队，说白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事在危急，张作霖内心挣扎半天，还是决定一试。正式下达调令前，他先把教导队副队长王瑞华等尉级以上的军官叫到帅府训话，借以进行试探和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