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龄并不仅仅是像李景林那样，心里感到不平衡，需要尥尥蹶子，发泄发泄，他其实有着更大的政治抱负。
郭松龄很早就与冯玉祥暗中取得了联系，冯玉祥曾派代表给郭松龄送去银盾一面，上面有“同心同德，患难与共”八个字。还在1925年11月初，郭松龄就派亲信李坚白赴京，秘密与国民军接洽合作办法。及至李坚白回来复命，张学良突然来津。当时张学良任第三军团长，郭松龄平时指挥的部队都在该军团内，在张学良的眼皮子底下，郭松龄要调动军队并不是太方便，因此他首先采取了软磨硬顶的办法，并有意识地把李景林推到最前面。
继在会上表明态度后，当天郭松龄、李景林又联名致电张作霖主和。张作霖见在津将领果然都坚持这一主张，只得同意取消突袭国民军的计划，并复电李景林：“君既欲和，当先将‘保、大’让出。”
11月15日，奉冯双方在北京召开和平会议。在冯方提出“拥段（段祺瑞）、联张（张作霖）、抗吴（吴佩孚）”政策的前提下，奉方接受了段祺瑞的调停建议，并同意再度划分防区。之后两军便在京津设立联合办事处，处理“保、大”防务交接问题。
依靠出让“保、大”，是否真能拉拢住冯玉祥，张作霖极为担心，为此特地通过电报质问李景林、郭松龄等在津将领：“尔辈一味主和，如国民军进而相迫，将如之何？”他严令李、郭等人必须积极备战，以应付突发情况。
一边是张作霖从奉天发来严令，一边是张学良迟迟未离开天津，郭松龄为了更好地摆脱他们的视线，以便于暗中谋划，干脆称病住进了一家意大利人开的医院。
11月17日，郭松龄在医院中召集亲信密议对策，经过商讨，决定派李坚白和他弟弟郭大鸣去包头面见冯玉祥。两天后，李坚白、郭大鸣到达包头，并带去了郭松龄的一封亲笔信以及建立“反奉三角同盟”的意向。
所谓“反奉三角同盟”的成员，也就是郭松龄、李景林、冯玉祥。按照郭氏的初步意见，议定由郭松龄率部回东北驱逐张作霖下野，冯玉祥进兵热河以作声援。作为回报，冯军将得到天津海口的使用权。
郭、冯对于反奉早有默契，李景林实际是被动的，而且事先对“反奉三角同盟”也毫不知情，为了能够把他拉进来，郭松龄除准备将“保、大”两地的财政收入仍交由李景林支配外，直隶、热河也拟归李军驻防。
冯玉祥当然乐见郭松龄反奉，对李景林也能够参加进来，更是喜出望外，唯草案中直隶、热河都要归李景林，这让他面有难色。李坚白、郭大鸣急忙说：“李参加我们的共同行动，关系很大，事成之后，防地问题还可以从长计议，现在不宜过分计较。”冯玉祥认为言之有理，遂同意就此签订密约。
郭松龄已经密谋起事，但被蒙在鼓里的张学良仍希望他能够回心转意。1925年11月20日，张学良到医院探望郭松龄，劝他到奉天直接陈述自己的意见，以释误解。
郭松龄岂肯自投罗网，知道张学良对攻击杨宇霆以及士官派不反感，他就继续把话题往这方面引，说：“东北的事都叫老杨（杨宇霆）这帮留学生弄坏了。我们打了胜仗（指第二次直奉战争），他们去做督军，他们干不好让人家赶出来，如今又让我们去打，打好了还不是他们做督军？我们这次不愿意再打了，还是回去好好地整理整理东三省吧。”
说到这里，郭松龄忽然话锋一转：“上将军（指张作霖）脑筋陈旧，在群小包围之下，恐已无可挽救。建议‘父让子继’，由你接任镇威军总司令，改造东北政局。我们拥护你来干！”
张学良一听此言，连忙说：“那怎么能行呢？”话虽如此，却也没有什么特殊和坚决的表示，最后还对郭松龄说了一句：“你看着办吧，我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