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芳宣布讨奉后，吴佩孚随即呼应，但冯玉祥方面却未有任何动静。负责中间进行联络的人问冯玉祥：“孙军已动，而你们不即时响应，这不是失信吗？”冯玉祥解释道：“我虽一时不动，但可牵制住奉军二十万大兵。”
事实的确如此，冯玉祥虽然表面仍在假装呼吁和平，实际早已派他的国民军增兵豫东、豫北，以蹑东北军之后。这对于向来就对冯玉祥有所警惕的东北军来说，乃是一个不小的威胁，两军关系骤然紧张起来。
在杨宇霆、姜登选的提醒下，张作霖很快也意识到了冯玉祥是在配合孙传芳，对自己的部队进行牵制，于是在1925年11月上旬，下令东北军向驻于北京的国民军进逼。看到张作霖气势汹汹，大举问罪之师，冯玉祥赶紧将国民军主力撤守南口，仅以少量部队象征性地留守北京及其近郊。
11月8日，孙传芳的先头部队占领徐州，张宗昌部向北溃退。同一天，许兰洲、郭仙桥奉张作霖之命，来到包头与冯玉祥进行谈判。二人质问冯玉祥是否真心与奉系合作，并且要他马上表明态度：“若要取信于人，一条是共同出兵去打孙传芳，一条是帮着奉军去打湖北（湖北系吴佩孚的势力范围），否则奉方无法谅解。”
冯玉祥已将部队撤到南口，自认为有备无患，时机一到，随时可以拉开架势一搏，因此根本不买张作霖的账：“要问我的态度，一个是和平，一个是中立，我与直军有不并立的事实，不需要再有什么表示。”他反问许、郭：“现在你们以武力来逼我表示态度，表示一下就可靠吗？我冯玉祥有个牛脾气，就是不受逼迫，如果真心来合作，我们就合作，否则就随尊便吧！”
接到许、郭的报告，张作霖断定冯玉祥已与直系结成一党，但冯如此强硬，显见得也并不怕与东北军作战。在与徐树铮商议后，张作霖一面部署张宗昌、姜登选防御孙传芳军继续北上，一面通过许、郭向冯玉祥示好，说：“如果国民军愿与奉方合作，我们即愿让出‘保、大’防地（指京汉线上的保定、大名），不仅如此，还可以接济国民军一批武器，其中包括飞机大炮。”
对于张作霖突然递出的糖包，冯玉祥虽也料定其中有诈，但他也并不想马上与东北军兵戎相见，所以便就坡下驴，故意装出转怒为喜的样子，同意与许、郭就此进行谈判。
经过谈判，双方勉强达成了合作对直的九条办法。之后许、郭离开包头，张作霖则派张学良到天津，继续和冯方代表进行接洽。
11月13日，张学良抵达天津。一到天津，他就召集李景林、郭松龄等人开会，会上传达了张作霖下达的一封密令，要求李景林、郭松龄对国民军发起进攻。原来张作霖让出防地是假，用以麻痹国民军，从而达成突袭效果是真。
让人意料不及的是，李景林、郭松龄在会上都“反对动武，力主和平”，郭松龄还从军事角度，当众诘问张学良在军饷、军械、兵力三项上有无十分把握。
无论是以前的“三八旅”还是后来的“二六旅”“一三联军”，虽然张学良都从中名利双收，但他在练兵打仗上其实并没有花多少力气和心思。举凡部队的训练教育、统率指挥、官佐将校人事上的调动，都是由郭松龄一手掌握，张学良统统采取“爱怎么办就怎么办”的态度，很少过问，这也同时令他在细节方面相当生疏，一旦被问到具体的东西，就只能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除了主和反战外，张学良察觉到会场上“反老帅（指张作霖）之气氛已很浓”。李、郭都认为张作霖赏罚不公，是非不明，证据就是杨宇霆“无功而霸江苏”，此后又在江苏丧师失地，为什么回到奉天还能照做总参议？
李、郭的这种反张情绪其实还有所区别，具体来说，李确实是主要对张作霖不满，而郭是对张作霖和杨宇霆都不满。李景阳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进攻热河，自以为其功不小，战争尚未结束，就电请张作霖准其扩军，被张作霖大骂后驳回。李景林不甘心，又给张作霖发去一电，其中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句，张作霖见了更加生气，又是一顿怒骂。两人关系一时很是紧张，当时山海关激战正酣，杨宇霆从大局出发，效“张良蹑履故事”，也就是让张作霖暂且克制自己的怒气，顺着李景林，气氛这才得以缓和。
可是在战争结束时，李景林却又在直系议员孙洪伊的怂恿下，来了个“齐王自为”，没有通过张作霖，就擅自当了直隶督办。张作霖听到这个消息，顿时完全丧失了对李景林的信任，并因此下令补给机构停发李部的粮饷械弹——你不是翅膀硬了吗，那就自己找食吃去吧！
张作霖此举，无异于是在扼李景林的咽喉，李景林从此便与张作霖反目。虽然后来张作霖还是顺水推舟地委任李景林为直隶省的军务督办，但李景林一直对此耿耿于怀。
相对于李景林，郭松龄则是另外一种情形。郭松龄自恃清廉，生活朴素，不吸烟，不饮酒，不嫖不赌，这在东北军将领中确实比较少见，但正所谓水至清则无鱼，实际上他不仅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性格上也有一些弱点，比如说心胸不够宽广，气量也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