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学说的名称叫作“联省自治”，主张这一学说的人认为，要达成国家统一不一定要通过武力，也可以效仿美国的联邦制，先由各省自治，再由各省选出代表，组成联省议会。
一开始，张作霖对何谓“联省自治”还不是弄得太懂。问杨宇霆，杨宇霆就用张作霖能够理解的方式解释道：“联省自治就是各省独立，名义上归中央管，但让不让他们管，他们管不管得了，还是各省的头头说了算。”
张作霖一听十分高兴，当即说：“这回我也来个联省自治，让直系没有话说，而且东三省稳稳地握在我们手里。他妈拉个巴子，这联省自治好！”
1922年5月19日，奉天省议会宣布东三省实行联省自治，张作霖顺理成章地被推举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省长。经过这么一包装，张作霖“关外王”的头衔从此也就不用中央册封了，他自己给自己戴上就行。
通过联省自治，还选出了新的奉天省长。此前这一职务一直由张作霖兼任。帅府（即张作霖的军署，既是办公官邸，也是张家私宅）与省长官公署仅一街之隔，省署习惯称帅府为前院，省署各科负责人每天抱着公文案卷到前院请示张作霖。张作霖有时亲自批阅公文，有时由原省署秘书长袁金铠代为批阅，本来省署行政厅厅长也可以帮助进行处理，但历任厅长们都是唯唯听命的角色，张作霖怎么说，他们才敢怎么办，无法负裁断要政之责。
自古及今，多有“武人不谙吏治”之说，张作霖本质上是个武人，对处理省务渐渐地不胜其烦，而自袁金铠调黑后，便再无人能替他分劳，因此就想着要找一个人专任其事。
在奉天政界，能担当省长重任者，除去已出局的袁金铠，自非王永江莫属。不过直奉战后，王永江已经以父亲生病为由，请假避居乡里。原因据说一是过去与他敌对的汤玉麟被张作霖重新起用，二人同殿为臣，不仅可能感到尴尬，而且还担心汤玉麟会继续寻仇。二是张作霖发动直奉战争，并未征询过他的意见。如今吃了大败仗才让他督奉，颇有点找人顶杠收拾烂摊子的意味。
第一个担心其实是不存在的。汤玉麟在外面吃了很多苦头，重归张作霖麾下，再不敢乱说乱动，对王永江已构不成什么实质性威胁。至于第二个，在张作霖看来，无非是文人爱面子，邀请的时候态度诚恳一些就行了。
可是请了几次，王永江都没肯动身。实在没办法，张作霖就亲自派人派车把王永江从家乡硬接到省城。见到王永江，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就算是不为我，为东北老百姓着想，也应该承担这副担子。”
当年刘备三顾茅庐，据说他也曾对诸葛亮说过：“先生若不出山，如苍生何也？”先生您如果不出山，为天下百姓着想的话，那么天下百姓应该怎么办呢？
王永江本喜任事，让张作霖这么一恭维，面子里子都有了，也就顺势了打消原有的矜持之念，同意再次出山相助。1922年6月18日，张作霖正式任命他为奉天代理省长兼财政厅长。
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家中，王永江对管仲非常推崇。管仲能够令齐国富强，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其亮点之一就是采取重商政策，即所谓“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王永江治理奉省，效仿的就是管仲治齐，其间他推出了不少相应措施，比如修建奉海铁路。
奉军以关外一隅之地，能够与关内据有大半个中国的直系相抗，若无一定的物质基础是不可想象的。东北最大的优势就是农作物丰富，特别是有大宗的土豆出口，这使它在外贸上经常处于出超地位。奉海铁路自奉天到海龙，沿途皆奉省大豆产地，极具经济效益和商业价值。同时，它也是东北第一线官商合办的铁路干线，采用的全都是本国资金和技术。王永江明确规定，该铁路公司股票只准中国人持有，不准抵押或转汇给外国人。尤为难得的是，相比于同期日本技术修建的洮昂铁路和吉敦路，奉海铁路不仅质量更好，而且还分别节省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资金。
除了奉海铁路外，王永江最为显著的政绩是创办奉天纺织厂，二者共同的特点都是出官款集民股，以官商合办的方式成就了大事。
管仲很重视对官员的奖惩，王永江课吏也很严格。他多次派人调查各县吏治，举行县知事考核，又在奉天省范围内自行组织对高等文官进行考试，从中提拔县知事。
张作霖自己治奉，很在意任职者的资历，哪个县里有缺额，需要补上，他都会指着候选者的名字询问左右：“他是留奉知事吗？”意谓这个人以前有没有在奉天做过知事，如果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此人十有八九便失去了补缺的希望，也因此，在张作霖兼任省长的年代，地方官多为旧时之老吏，给人一种暮气沉沉的感觉。
王永江与之不同，他奉行的是管仲选贤与能、唯才是举的用人原则，凡奉天省的新进青年，只要文官考试成绩优异或能在仕途中做出实绩，都有被提拔任用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