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最早结拜的几个把兄弟，汤玉麟曾经反叛过，张景惠先导致奉军大败，后又投靠曹锟做了官，也算叛变了，只有张作相一直忠心耿耿地追随着，从未有过任何异心。张学良说过：“张作相待我父亲，比我对我父亲还要好，我曾见过我父亲如何对待他，有时候都感到毛骨悚然。他那时都当师长了，我父亲还对他说骂就骂，然而，他却仍旧那样，恭恭敬敬地站在那儿。”
张作霖亦视张作相为心腹，除了把自己的基干师交其掌握外，赴京时还经常委任他为代理督军、巡阅使等职，有人甚至认为张作相有接班张作霖，成为未来东北掌舵者的可能。
然而不管别人如何吹捧或猜测，张作相心里都明镜似的。中国五千年的传统，子承父业这一点从来没有变过，他张作相若是真的有此非分之想，得来的极可能不是什么大王宝座，而是杀身之祸。他要回报张作霖的信任与重用，同时免遭猜忌，唯一的办法就利用职务之便，给予张学良更多的信任与重用。他那时担任着第二十七师师长兼卫队旅旅长，原本他已想辞去兼职，但为了方便提拔张学良，就一直没将这一职位让出来。
进第一期讲武堂就读的多为行伍出身，让他们拿枪容易，拿笔难，张学良是一开始就进的学堂，而且年纪轻，记忆力强，在学习时相比于其他人占有一定优势，所以“头一个月就考了个第一，第二个月又考了个第一”。张学良认为，就因为这样，“这郭松龄也看中我了，我就跟郭松龄变成了好朋友”。
事实当然不会这么简单。郭松龄在回奉天前就在北京做过讲武堂教官，也不是没见过优秀的学生，更何况，纸上做两张卷子，考两次第一，对手还都是大老粗，这能说明多大问题？真正打动郭松龄，且能让他这个恃才傲物的老师屈尊与自己学生做好朋友的，不能不说还是与张学良特殊的背景有关。
另外，张学良虽然因父亲的庇荫而少年得志，但以他自己的能力尚难以支撑局面，身边急需一个会带兵、能打仗的人相助，郭松龄主动示好，可谓正合其意。
张学良从讲武堂毕业后不久，张作相便很知趣地辞去兼任的卫队旅旅长一职，由他正式接任。之前，郭松龄就把结交张学良视为取得兵权的阶梯，他劝张学良编练新的军队，并说只有这样，才能尽快承袭其父之位。张学良记在了心上，为了在卫队旅乃至整个奉军中站稳脚跟，他以辅佐自己治军为由，向张作霖保荐郭松龄为参谋长兼第二团团长。张作霖虽曾当面挖苦过郭松龄，但实际对他已无成见，加之望子成龙心切，希望儿子能够尽快掌握部队，于是便答应了张学良的要求。
如果没有张学良，郭松龄还得继续在讲武堂吃他的粉笔灰，或至少不会这么快便在奉军中担当要职。他本人也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赴任后即专心对卫队旅进行训练。
包括东北讲武堂在内，民初军校的主要教学内容分为学科、术科两类，所谓学科是指战术学、筑垒学等；术科则是拼刺术、射击术等，郭松龄把军官应学的这些东西直接灌注到军队，并且亲自进行指导。不到一年，卫队旅的训练成绩即冠于全军。同时，他军纪严明，官兵中有违反军纪者，严惩不贷，从而大大扭转了奉军军纪涣散、到处扰民的恶劣风气。
郭松龄执掌卫队旅，标志着奉军内部新旧两派的明争暗斗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所谓旧派，主要代表人物就是跟张作霖一起打天下的一群好汉，像张作相、孙烈臣、吴俊升这些人。新派是杨宇霆起的头，当初杨宇霆因私自招兵案被张作霖免职，实际就是被旧派给搞下去的。
杨宇霆被张作霖起用后，仅仅表明新派在奉军高层重新得势，在奉军中下层，仍是旧派的天下。那些旧派统兵官多是“胡子”出身，浑不知学、术两科为何物。张学良、郭松龄既照编练新式军队的思路来整训部队，也就把自己纳入了新派行列，并且是从奉军中下层来与旧派展开竞争。
当郭松龄开始因练兵而崭露头角时，旧派还不把他放在眼里，认为郭某所训练出来的部队不过是中看不中用的花瓶罢了，到了真正的战场上该抓瞎还得抓瞎。没想到的是，郭松龄出手不凡，直皖一战，在天津附近仅以一个团的兵力便围缴了皖军两个旅，由此技惊四座。
直皖战争结束后，吉林省东边地区一度土匪猖獗，并且已经占据了佳木斯等城镇。郭松龄奉命率卫队旅剿匪，在短时间内便得以肃清匪患，收复了所有城镇。经此一役，他在奉军中声名鹊起，不仅让那些在背后说闲话的人全都闭了嘴，而且获得了张氏父子进一步的提拔和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