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8月27日，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到1948年3月28日，主力全部转出大别山，在历时七个月的艰苦转战中，部队实力遭到了非常大的削弱。
南下之前，晋冀鲁豫野战军总兵力达到28万，为全国各大野战军之冠。刘邓带到大别山的部队共有12.4万人，转出大别山后，野战军主力只剩下5.6万人，即便加上野司直属队、大别山留守人员，亦不足7万人，兵力减去至少一半。与晋冀鲁豫野战军严重减员相反，东北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的兵员都上升很快，尤其东北野战军，由于不像关内诸军那样实施过外线作战，其数量和实力都取代了晋冀鲁豫野战军原有的首席位置。
曾几何时，晋冀鲁豫野战军的武器之优良、火力之猛烈，亦在各野战军中排于前列。羊山一战，敌将宋瑞珂在被俘后，还感叹刘邓部队“炮火猛烈得使我们抬不起头来”。千里跃进大别山，使得刘邓部队被迫抛掉了几乎所有重武器，包括那些威力极强的“老太爷”榴弹炮，这等于将几个主力纵队解除了一半武装。
要想重新开张，不恢复一下元气是不行的。1948年3月至4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在豫西进行了整训和补充，以准备接下来的大战。
大家要站站队
整训之前，南下部队对跃进大别山的思想问题不少。到达淮北后，有人便如释重负地说，这下脚算站住地了，真痛快，大别山再见吧。
整训时，各部队都补充了许多新兵。这些新兵久闻刘邓大军之名，但他们刚来时看到的却是这样一幅情景：老兵们都穿着在太行山自制的棉衣，有些很不符合着装要求，花里胡哨，破破烂烂，而且军营里也看不到那些威力惊人的大炮。
很多新兵为此大失所望，甚至灰心丧气，他们认为自己加入的并不是传说中那支无人能敌的强大军团，为此还发出疑问：这是什么刘邓大军？
不但士兵思想混乱，有的干部也不能理解。得知这个情况后，刘伯承决定亲自下到基层部队做思想工作。
3月31日，他冒着酷暑，骑着马前往二纵讲话——装备的削弱确实到处都有迹可寻，南下之前，刘伯承坐的是美式吉普车，现在骑的是马，五十六岁的人，真是殊为不易。
刘伯承在大别山曾亲自给自己制作棉衣。他会染衣服，军服用稻草灰染成了灰色，而且他在缝制上也很内行，别人问起，他就打趣说：“我在家当过三年裁缝哩！”
当天，“刘裁缝”穿的还是这套灰棉军服，有的地方磨得已经发白。经历过大别山的艰苦生活，他本人也显得老多了，瘦多了，但仍保持着一贯的军人风格：腰扎皮带，头戴军帽，衣冠整洁。
会场设在一个避风朝阳的打谷场上。二纵司令员陈再道想让刘伯承坐下说，但刘伯承摆摆手，意思是他不用坐，要站着讲。
一开头，刘伯承就问道：“我们进军大别山是胜利啦，还是失败啦？”
问题提得极其尖锐，而且契合了当时部队普遍的思想状况。全场一时鸦雀无声。
胜利还是失败，联系着思想，影响着士气，再敏感也不能不触碰一下。刘伯承分析说，进军大别山“完成了中央突破，砸断了敌人的哑铃把子”，让“美国人和蒋介石惊叫处于危险关头”，因此“这个胜利是个伟大的胜利，你们南征的同志都有一份功劳，历史会记载的”。
接着他又针对所听到的种种消极言论进行了逐一批驳。消极言论之一，人少了，枪少了，榴弹炮不见了，意思是我们南进大别山失败了——美蒋已经认为他们失败了，而我们也认为失败了，那么谁胜利啦？鬼胜利啦？真是乱弹琴！
消极言论之二，宁肯往北走一千，也不愿往南走一砖——你想往北走，是想回去看看你的家，见见老婆娃娃。告诉你吧，现在你家安定了，娃娃吃胖了，他们听不到飞机大炮响了。
刘伯承进一步假设说，如果去年咱们不出来打，还在冀鲁豫打，在冀南打，在家里和敌人牛抵角，那将会是什么样子？坛坛罐罐，粮食耕牛，老婆孩子，全要被打得一塌糊涂！
消极言论之三，进军大别山之前，我们连有两百多人，现在还剩百十来人，这是什么伟大胜利？——不要以为你们连伤亡了几十人，就认为革命失败了，那是目光短浅。我们跃进大别山是釜底抽薪，能不烫手吗？无后方作战，能不减员吗？
讲到这里，刘伯承问二纵有多少人。回答是除留在大别山的五旅外，共有9000人，不久前又补充了3000多新兵，现在一共是1.2万多。
刘伯承说一万多人并不少，以后还会继续补充，而且人少也不可怕，可怕的是部队思想作风问题多，可怕的是悲观失望，是怕死和纪律松弛。
此时国共均已置重兵于中原，中原逐鹿到了关键时候，晋冀鲁豫野战军将在中原这个逐鹿场上接受考验。刘伯承在会上放言：“大家要站站队，有没有卵子，就看这一回了！看看自己是不是男子汉大丈夫！”
刘伯承站着讲了整整三个小时，就在他坐下喝水时，会场的掌声还仍旧响个不停。
老战术
有学者认为，在解放战争的第二年，蒋介石改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并集重兵于陕北，实际上是走了一步好棋——由于当时陕北危急，在毛泽东的严令和一再催促下，南线刘邓大军、陈谢集团、华野先后由内线移入外线，这使得国民党军暂时摆脱了战争初期连续大败、主力逐一被歼的被动局面。
换句话说，蒋介石是通过毛泽东之手，达到了调动南线各大野战军的目的，并使自己得以缓过了一口气。
正是利用缓过了的这口气，蒋介石先后在中原地区组建了若干新兵团，其中除了少数大兵团，如以第五军为主的邱清泉兵团外，多是一些应付局面的临时性兵团或小兵团，如张轸兵团、区寿年兵团。
部队整训期间，刘伯承计划以“吸打敌援”的战法，调动张轸兵团于淮西，争取在运动中歼其一部或大部。尽管事先做了准备，野战军也开始行动，但他很快发现张轸兵团各部全都聚集在一起，不易分割，最后只得放弃了原定计划。
这时，粟裕正率华野三个主力纵队南下，中央军委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予以配合，刘邓于是决定发起宛西战役。
因南阳古称宛城，所以宛西指的是南阳以西，南阳以东则称宛东。宛西诸县过去是国民党的模范区，各县均有国民党军队及大量民团防守，将这几座县城予以攻占，就可以使豫西、桐柏和陕南军区连成一片，进而使华野行动起来更为方便。
宛西战役由刘邓主持制订行动计划，陈赓负责统一指挥。自5月2日起，晋冀鲁豫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等部联手出击，经两周多的战斗，攻占宛西城镇十余座，歼灭国民党正规军和民团2.1万余人。当时敌占区报纸报道说：“宛西一战……中原的左侧，已成不可收拾之局。”
华野粟裕兵团南下，最初是为了执行毛泽东的指示，远征闽浙赣，以调动大批敌军回援江南，从而打破中原僵局。在南下过程中，粟裕经过反复思考，又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华野三个纵队过江后，虽可给敌军“以相当震惊、威胁和牵制”，但在远离后方的情况下，也会面临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困难。
粟裕所经历过的教训，是他在1934年随抗日先遣队转移时，在皖浙赣边地区遭遇到失败，当时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根据地作为依托。
有一点，粟裕不便明言，那就是华野千里跃进江南，其损失和后果可能会比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刘邓部队更为严重。
在当初打到外线的南线三军中，实力损耗最大的就是刘邓大军，华野、陈谢兵团虽然也遇到了不少困难，但因为他们仍是依托于解放区的半后方作战，不像刘邓大军那样完全没有后方，所以情况要好得多，特别是华野的兵力和战斗素质都还有所增强。
有鉴于此，粟裕上书直陈毛泽东，要求将华野留在中原地区继续作战，理由是“三个纵队渡江后，在转战过程中，预计会有5万人的减员，如果留在中原地区作战，以同样的代价可以歼敌三个至五个整编师”。
在认真听取粟裕的意见后，毛泽东最终接受了他的建议，决定华野三个纵队暂不过江，留在中原战场与刘邓所部协同打大的歼灭战。至此，华野正式加入了中原逐鹿的行列。
5月9日，中央重建中原军区，下辖七个军区，刘伯承被任命为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陈毅、李先念为副司令员。参加南征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则被正式改称为中原野战军，简称中野。
中野共下辖七个纵队，除了曾跃进大别山的四个纵队外，还包括原属陈谢兵团的四、九纵，以及临时归华野指挥的十一纵。原由军区部队改编而成的十纵、十一纵依旧恢复原样，分别改为桐柏、江汉军区部队。
中央交给刘邓和中野的任务，是牵制位于临颍地区的胡琏第十八军（骨干部队为整十一师），使其不能东顾，以保障粟裕兵团顺利进入中原地区。
在中原战场上，国民党军新推出的主要战法是以兵团与解放军决战，小部队和地方部队则保存实力，一旦发现解放军主力和企图即行逃遁，刘伯承总结为“大的使我吃不消，小的使我吃不着”。宛西战役把“吃不着的小的”给解决了，但要逐鹿中原，光解决小的显然不够，刘伯承希望全力一击的还是那些“吃不消的大的”。
宛西战役之前打张轸兵团落了空，这次刘伯承便决定发起宛东战役，以“吸打敌援”的老战术，抑留和吸引第十八军、张轸兵团，同时重点歼灭张轸兵团。
此时活动于豫皖苏的华野三、八、十纵仍归刘邓指挥。刘伯承将华野十纵、中野主力、桐柏、豫西军区部队划分为东西集团，分别由陈锡联、陈赓进行统一指挥。5月25日，陈锡联率东集团包围确山，并对确山展开佯攻。
在蒋介石、白崇禧的急令下，第十八军、张轸兵团一个南下，一个东进，分别向确山之敌进行增援。刘伯承见状，即将战役中心移向张轸兵团，在预设的宛东战场，他事先已布置军区武装破坏了公路，但却故意保留社旗镇这一通道，把张轸兵团给放了进去，目的就是要予以围歼。
心机
5月28日，刘伯承改令东西集团之外的华野三、八纵和中野九纵阻击第十八军，腾出东西集团的全部力量朝社旗镇相向对进。
陈锡联东集团除奉命留下一个旅，伪装主力继续对确山进行佯攻外，其余部队全部兼程赶往社旗镇，刘伯承限令他们必须在30日到达指定地点。在东集团赶到之前，刘伯承要求陈赓西集团所属的中野四纵、桐柏军区部队主动向张轸兵团发动攻击，并力求割歼其一部，以迟滞张轸兵团的东进速度，为东西集团主力开进集结争取时间。
5月28日夜，在社旗镇以南的埠口，中野四纵以突然动作扭住了张轸兵团，由于出现了部分伤亡，至29日夜，陈赓见敌军已停止前进，且敌众我寡，便命令部队退出战斗，向社旗镇北撤退。
张轸系保定军校、日本士官学校双料毕业生，北伐时期曾担任黄埔军校战术总教官，还参加过第一次远征缅甸的作战，此人反应敏锐，老谋深算，陈锡联称其打仗“狡猾”。四纵一出现就引起了他的警觉，之后张轸一面下令部队迅速向心集结，一面使用日语，亲自与信阳第五绥靖区司令部进行电话联系，以了解周边的情况。
信阳司令部告诉他，东线解放军主力正在西移，有参与合围的趋向，劝他不要继续东进，而应西退南阳。张轸立刻意识到解放军是要“围点打援”，心里也认同要赶快西退南阳，但在电话中却故意严词拒绝了对方的建议，还信誓旦旦地说以他手中所掌握的五万精兵，冲过解放军的防线完全没有问题。5月29日，张轸还特地派出一部伪装成主力向东进行了佯动。
他耍的这套心机并没有能够骗过刘伯承，当刘伯承发现截至5月30日，张轸兵团主力实际仍停留于埠口一线时，便断定张轸有可能要放弃东援，向西逃回南阳。当天他给陈赓下达命令，要求西集团主力由南、北、西三个方向实施攻击，将敌军向东进行压迫，以便于东集团在运动中歼敌，同时他提醒陈赓，应防止张轸兵团西逃。
陈赓到底没有老上司那么精明老练，他还是被张轸施放的烟幕弹给迷惑了，误认为张轸兵团会一意东进。5月30日黄昏，他急令西集团主力超越敌军，进至社旗镇东南区域集结，以防止张轸兵团东逃。
西集团的过早东移，使得他们失去了最重要的西面兜击机会，张轸兵团向西的退路完全洞开。看到有机可乘，5月31日拂晓，张轸突然率部掉头西撤。等到陈赓发现这一情况，再指挥各部予以追击和堵截时，已经迟了，张轸兵团主力大部逃出了包围圈，最后仅歼其后卫一部。
宛东战役虽失掉了全歼张轸兵团的大好机会，但掩护粟裕兵团南下的基本目的达到了。5月末，在宛东战役的掩护下，粟裕兵团渡河南下，进入鲁西南，原由刘伯承指挥的几个华野纵队也都归还了华野建制。
6月5日，宛东战役结束的第三天，中野召开纵队干部会议，刘伯承出席做军事报告。与会者本以为刘伯承先做宛东战役总结，没想到他谈的都是对时局的分析以及组织新战役的打算。
至1948年6月，中原地区的广大农村和中小城镇均已被解放军所控制，国民党军只能困守于主要交通线和战略要点，在战略上已被迫转入重点防御。
老河口、襄樊（合称老襄地区）就是这样的战略要点。刘伯承注意到，老襄所在的汉水区乃是敌军各兵团联合防线上的接合部，为其最大软肋，解放军一旦夺取此地，不仅对武汉重镇构成直接威胁，进而还可南渡长江，西进四川。
6月13日，野司下达了老襄战役的作战命令，计划于当月下旬向老河口、襄樊之敌发起进攻。恰在此时，粟裕发起开封战役，邱清泉兵团、吴绍周兵团等部兼程北上增援开封。为配合豫东战役，刘邓于6月15日下令暂停老襄战役，急调中野5个纵队赴平汉线钳制和阻止邱清泉兵团、吴绍周兵团。
各大纵队都派出去，唯独六纵被留在唐河地区待命。六纵早在跃进大别山之前就已上升为主力纵队，即便被列为预备队的情况也不多。指挥员们不理解为什么在军情如此紧急的情况下，“闲置”自己的部队，他们纷纷发电报或提出书面申请，要求到前线参战。刘伯承的回复一律都是“好好休息”。
成技于不意中
6月21日，北线华野攻克开封。时任华中“剿总”总司令的白崇禧根据情报系统的报告，认定华野、中野都已去了北线，解放军在华中地区已无重要部队，更不会有大的军事行动，于是下决心将其机动兵团向北集中。
白崇禧素来只关心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解放军主力不在华中，令他感到一身轻松，于是便打算到辖区内的几个据点去巡视一番，老襄也在其巡视范围之内。
老襄属国民党军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设在襄阳，司令官为康泽。白崇禧事先与康泽约好，定于7月2日飞老河口转来襄樊。
7月2日这一天，康泽的部下们正在襄阳城内为其祝寿。忽然康泽设于老河口的谍报组就打来电话，说解放军进攻老河口了。
康泽听后故作镇静地点了一下头，装出一副毫不介意的样子，然而堂会一散，他就赶紧跑回司令部，给白崇禧发电报让对方不要来了。
无论是康泽还是白崇禧，都没料到解放军会来进攻老河口，更想不到对方的动作会如此神速。康泽先前所掌握到的情报，是华中地区只有桐柏军区部队和陕南十二旅尚在活动，其中桐柏军区部队即原中野十纵，系在豫鄂边境补充和编入的解放军地方部队，陕南十二旅也是由地方部队改编而成。这些部队因为装备少，训练也不是很好，一般情况下都很少向外线出击。
康泽是国民党内的著名特工、“蓝衣社”创始人之一，他搜集的这些情报应该说还是比较准确的。同时根据以上情报判断，似乎也看不出解放军有真正攻城的企图和行动，于是康泽又让老河口谍报组再探再查。
再探再查的结果，与已知情报内容可谓大相径庭。首先，老河口的战斗很激烈，双方的伤亡都很大，可以肯定解放军不是佯攻性质。其次，攻城部队也不像是桐柏军区部队或陕南十二旅，因为官兵说的话都是晋南、豫北一带的口音，并且武器装备也不错。
显然，进攻老河口的必然是一支野战部队。对这支来历不明但战斗力很强的部队的出现，康泽立刻感到了害怕。
康泽对谍报的那一套虽然还比较内行，但在军事上却是个外行，所以指挥部队主要依赖于川将郭勋祺。老襄守军也都是清一色的川军，属过去的刘湘旧部，主要有两个老旅、一个新旅：两个老旅全都是老兵，可枪是老枪，而且很杂，没有重武器；一个新旅全都用新枪，一色的日本三八大盖，可又全都是新兵，毫无作战经验。
守老河口的是一六三旅，一个老旅。康泽害怕这个旅先被打没了，便命令他们在老河口渡河，沿汉水南岸向襄阳撤退。
进攻老河口的野战军正是刘伯承一直留着不动的六纵。
在中野发起开封战役后，刘伯承虽服从了大局的需要，但并未放弃老襄作战的方案。六纵所在的唐河乃桐柏解放区的腹地，把六纵留在此处，东可驰援平汉，南可奔袭老襄，两面都能机动，而他所说的“好好休息”，就是要让六纵保持箭在弦上，引而不发的势头，以便时机一到，即可将这枚预先伏下的棋子派上用场。
发现白崇禧将机动兵团北调，老襄之敌已陷入孤立状态，刘伯承当机立断，令六纵在桐柏军区主力、陕南十二旅的配合下，乘隙发起老襄战役。
在野司最早下达的战役命令上，拟使用的主力纵队除六纵外，还有二、四纵。现在主力少了三分之二，总的部队数量与敌军比较虽占优势，但也只是相对优势，要想分兵对老、襄两城同时展开围歼非常困难。刘伯承于是决定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即先奔袭老河口、谷城，然后再沿江东下，包围襄阳、襄樊。
临战前，刘伯承指示参战部队要“事先隐蔽企图”，攻敌不备，“以便突然成技于不意中”。7月2日，六纵按照这一指示，以急行军的速度，冒着滂沱大雨向老河口实施了隐蔽奔袭。
如果老河口敌军继续死守的话，六纵要拿下他们或许还得费点周折。千不该万不该，他们听了一个不懂军事的外行的话，选择了弃城而逃，结果就白白送给了解放军一个运动中歼敌的机会——一六三旅刚撤到谷城附近，就遭到陕南十二旅的截击。接着跑到渡口，又被渡河过来的六纵十八旅以同样方式打了一下。
若换成跃进大别山之前的六纵，一六三旅可能早就灰飞烟灭了，纵然如此，也把这支川军旅给惊得魂飞魄散。当他们逃到襄阳城附近时，居然不惜冒着违抗军令的罪名，直接绕城而走，并且一去不复返了。
陕南十二旅虽是地方部队，但他们的截击对于吓跑一六三旅，进而削弱襄阳守军实力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在这次截击战斗中，该部损失也不大，只有26人伤亡。刘伯承对此很满意，在战后简短的战役总结中特地把这件事写了进去，称陕南十二旅“截断谷城，起初战胜利的决定作用”。
长烟杆子
7月6日，从四面八方会拢而来的解放军包围了襄樊。此前，华野在豫东发起睢杞战役，白崇禧派出去的机动兵团被钳制在平汉线上，南瞻北顾，无力回援，这把老襄之敌完全推向了坐以待歼的境地。
战役的发起时间可谓不早不晚，恰到好处。刘伯承将之比喻成一场激烈的篮球赛：“在双方主力队员互相牵制中，我以一人乘机钻空投篮。”
当时的襄樊，北为樊城，南为襄阳，一水相隔，是为两城。相比之下，襄阳的地形最为险要，此地靠山傍水，易守难攻，素有“铁打襄阳”之称。
康泽所倚重的副司令郭勋祺是少壮派川将中较有声望和战绩的一位。红军长征时期，他曾在土城一役中与中央红军对攻且越战越强，最后毛泽东把陈赓的干部团派上去，才得以稳住阵脚。
仅从一个微小的细节，就足以看出郭勋祺军事经验的丰富——指挥守城时，他不在坑道，也不在碉楼的底层或顶层。这是因为坑道位置低，观察角度受限，同时还有炮弹将坑道炸塌的危险；碉楼底层一样不便于观察，而且若是射孔内钻进枪弹，也就立刻没命了；碉楼顶层倒是站得高，看得远，可也有挨炮弹的可能。
郭勋祺跑到了碉楼的中间一层，那里便于观察不说，也最安全、最保险。
历来兵家认为，欲夺襄阳必先夺南山，山存则城存，山失则城亡。郭勋祺依托有利地形，在城南制高点及各个山头上构筑了大量碉楼、地堡、交通沟，并在交通要道、火力死角及开阔地带密布地雷，从而构成了能相互支援的坚固防御体系。
六纵最初遵循的也是“欲夺襄阳必先夺南山”这一传统打法，准备先夺取南面的大山，尔后再破城歼敌，但在实战中遇到了不小的困难。
经历跃进大别山那一年多的艰苦转战之后，六纵减员甚多，即便经过补充兵额仍然不足，每个连都只有五六十人。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装备也受到了很大削弱。在这次战役中，六纵仅有四门山炮可用，就攻坚战的标准而言，火力是比较弱的。
为了震慑守敌，每到黄昏时刻，六纵便集中两门山炮，向襄阳西门一带施射，一直射到深夜才停。襄阳城池很小，炮弹爆裂声足以震动整个襄阳城。
守襄阳的新旅一〇四旅有一个美式迫击炮连，但它射程较近，无法对解放军的山炮进行还击。城内守军唯一的一个重武器，是一门没有瞄准镜的野炮，也不知道是哪支部队从襄阳开走时把它作为半废品给扔下的，而且炮弹不多，仅有几十发。因炮身较长，守军称它为“长烟杆子”。
在被逼得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康泽就让人把“长烟杆子”拿出来抖抖“威风”。因为没有瞄准镜，守军只好决定先趁白天瞎射两炮，以便观察弹着点，慢慢校准角度，等到晚上战斗激烈时再正式使用。
不料第一发炮弹射出去后，居然鬼使神差地碰到了六纵一门山炮的炮位，把那门山炮给打坏了。六纵进攻火力之不足，由此可见一斑。
各部自夺取外围的万山等阵地后，再向前推进就停滞不前了，而且部队的伤亡和弹药消耗都很大。指挥员们站在万山顶上向东望去，只见江水滔滔，烟雾弥漫，襄阳周围的敌军工事、碉堡仍是重重叠叠。
刘伯承不断收到前方战报，都是说攻城难度太大，无法取得成功，与此同时，内线传来的情报，则显示敌军已经陷入了异常恐慌动摇的情绪之中。
守敌兵力不大，战斗力不强，加之军心不稳，这些都让刘伯承认定应该坚持打下去，为此，他下令继续组织攻击。
以六纵为主的攻城部队再攻十字架山、虎头山等主要阵地，但是连续两夜都未能得手。这一状况令六纵上下倍感焦虑，在纵队的林间指挥所内，几名指挥员都紧锁双眉，有的叉着腰在棚子里来回踱步，有的坐在地图前苦思冥想。
一个多小时后，纵队司令员王近山突有所悟，只听他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再攻山就中敌人的计了！”接着，眉头便慢慢地舒展开来。
刀劈三关
自古打襄阳，都是先夺山后攻城，很少有人想到，这种常规也有打破的可能。
按照这时的实际情况，如中野各部继续胶着于外围山地，不但付出的代价太大，而且必然会拖延时间，贻误战机，乃是一条扬敌所长，暴我所短的下策。王近山主张索性撇开十字架山、虎头山等主阵地不管，直接开始攻城。
敢于这么做，是因为王近山料定，当解放军攻城时，山上的敌军不敢脱离工事下山来攻，而它在山上的火力又打不到解放军，“让它看着我们攻城，叫康泽把那些大山当成包袱背着吧！”
第二天，王近山便带上旅长们一道去观察城防。从敌情和地形上看，襄阳城北外是汉水，对岸有樊城守敌，而城东、城南又均为敌占区，实施主攻时侧背受威胁较大，只有城西有机可乘——在老河口、谷城已被中野控制的前提下，从这一面攻城，侧面会比较安全，而且一旦闯过“三关”，城西通道就将处于敌人的火力死角内，攻城部队可以直逼西关城下。
经过多方面的观察、分析和判断，王近山决定从城西突破，并派一支部队迂回至城东，实施东西夹击。在提出这一作战方案时，他特地两手一兜，做了个“掐”的手势。
刘伯承获知王近山的这一方案后，立即予以批准，同时严令攻城各部“不许顾虑伤亡，不准讲价钱，以求彻底胜利”。
王近山认为城西有机可乘，其实也是相对而言。城西通道南靠山麓，北临汉水，其间非常狭窄，最窄处仅一里，无回旋余地，不利于部队展开。特别困难的是还要过“三关”，即南面琵琶山、真武山的火力封锁，正面西门外铁佛寺一线的坚固防御。
“刀劈三关”的重任被交给了六纵十七旅。7月9日黄昏，六纵集中炮火对琵琶山进行猛烈轰击，山上顿时硝烟弥漫，碎石纷飞。十七旅的突击队从距敌仅两百米处发起冲锋，仅用十五分钟便攻占山头，劈开了第一关。
7月10日晚，在琵琶山阵地的火力支援下，六纵十七旅向真武山发起攻击。真武山上暗堡较多，突击队在遇到暗堡时，先在正面吸引住敌军火力，再从两翼迂回于背面实施爆破。二十多分钟内，他们连续爆破地堡达十八个，第二关就此被劈开。
同一天晚上，六纵十八旅插至东关，并占领护城堤，开辟了东北角的攻城基地。之后该旅连夜在汉水上架桥，接应桐柏二十八旅渡过汉水，桐柏二十八旅随后占领了城东南阵地。至此，攻城部队不仅实现了东西呼应，而且对襄阳形成了马蹄形攻势。
康泽、郭勋祺闻报极为惶恐。他们觉得解放军人数太多，攻势太猛，而襄阳守军人数既少，武器又差，恐支撑不了多久，于是两人一面决定放弃樊城，把防守樊城的老旅一六四旅撤至城内，以加强守城兵力，一面要求蒋介石和白崇禧速派援兵进行救援。
蒋介石、白崇禧开始都把注意力放在豫东和平汉线，即便获悉襄阳被围，他们也认为是解放军“声东击西的故技”。等到襄阳城告急，两人才感到问题严重。
鉴于襄阳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蒋介石让白崇禧立即出兵援救。康泽是蒋介石的心腹，依照白崇禧一贯为人处世的态度，他本来对康泽陷入困境这件事并不太关心，但是他也知道如果坐看襄阳失守，不仅会危及他个人的声誉和威信，而且还将破坏其战略后方的稳定。
救是肯定要救的，问题是怎么救。白崇禧的机动兵团也就是张轸兵团早已派了出去，自然远水难救近火，现华中部队里离襄阳最近的是南阳第十三绥靖区王凌云部，该部辖两个整编师，有一定的战斗力，实际上完全可以就近对襄阳施援。
白崇禧早年就有“小诸葛”之誉，但他的能力主要集中在参谋这一块，独力指挥作战少有胜绩，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心机太重，顾虑太多，决断力不强。明明王凌云可以救，但他却畏惧刘伯承“吸打敌援”的固有战术，不敢拿出来救。
想来想去，唯一可以动用的援兵，只剩下分驻两地的整七师和整二十师。按照蒋介石规定的原则，援兵“应取捷径，昼夜兼程”。整七师和整二十师要是这样走的话，急行军5天可到襄阳。
白崇禧自作聪明，要出奇兵，他偏让整七师和整二十师走远道，结果路上光车运就要2天，步行还要5～7天，行军速度慢得跟乌龟爬一样。
襄阳守军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始终看不到一个援兵的影子，而解放军的攻势则一天紧似一天，城防也一天比一天危险。
攻城的中野各部为了减少伤亡，动用全军力量，以近迫作业的方式，挖了两条长长的交通壕。看到解放军在挖壕，守军十分着急，但又无计可施——手榴弹够不到，机步枪打不着，冲出来进行干扰更等于送死。
到最后，交通壕直抵铁佛寺敌军阵地，二者相隔只有五十米，以致铁佛寺围墙上的枪眼都可以数清，双方大声说话也都能听到。7月13日晚，十七旅依托这两条交通壕攻下铁佛寺，劈开了最后一道关。
六纵“刀劈三关”，保证了大军直逼襄阳城下。康泽苦思无计，只得亲电蒋介石，请“校长”想办法。
蒋介石复电告诉这位不懂军事的门生，说解放军的山炮破坏力实际不大，也不厉害，并且强调襄阳城很坚固，容易防守，万一康泽感到兵力单薄，可以放弃城外的据点，退守城垣。
康泽得到这个指示后，便在7月15日下令将城外据点一概放弃，把部队全部撤进城，以求固守城垣。
也就从当天黄昏开始，中野对襄阳发动了总攻。
瓜熟蒂落
襄阳易守，是指解放军尚未能够接近城西的情况下，如今已直抵西关，拿下城池就不是那么费劲的事了。7月15日，晚7点30分，随着一红一绿信号弹升上天空，六纵在城西集中火力施射，西门左右城墙上几百米的地段内，被完全打成了火龙。
在十分钟内，担任主攻任务的十七旅突击营即沿着城门边的爆破口登上了城墙。战斗空前激烈，守军一连发动十九次反击，但均被击垮，至16日中午，攻城部队突入敌军司令部，康泽、郭勋祺及以下1.7万余人被俘。
老襄战役是中野自南下跃进大别山以来，第一次实施较大规模的城市攻坚战。此战从刘伯承的运筹帷幄到王近山的现场指挥，都体现出了较高水平，被朱德称为“小的模范战役”。
作为刘伯承麾下的得意之将，王近山有一个绰号叫“王疯子”，喻其打起仗来不要命。战后二纵请六纵的干部吃饭，席间陈再道跟王近山开玩笑，说王近山你真疯啦，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都被你们活捉啦，真不简单。
王近山回答说，不光我们六纵，其他部队也都打得很出色，不过当时我的确是豁出去了。言谈之间，仍颇有“疯”劲。
事实上，王近山不仅有拼命三郎似的“疯”，更有灵活机动的智——仅从他把六纵这样一支原本的新军练成刘邓可以屡屡倚重的强军，就可以看出其非等闲之辈。刘伯承这次也对王近山大加称赞，认为王近山的指挥“乃襄阳全胜的关键”。
老襄战役的另一面，则再一次显露出中野在攻坚能力方面的较大削弱。整个战役，中野一共伤亡了3719人，敌军的伤亡是3500余人，统计结果，自身伤亡数还多于敌方，除了地方部队的战斗力和协同能力都有待增强外，火力不足也是因素之一。
同一时期，华野通过开封战役、睢杞战役（合称豫东战役），歼敌总数已逾9万，特别是在睢杞战役中歼灭了区寿年兵团，威震中原。其自身也越打越强，仅攻克开封时所获得的物资、武器与军火就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所部6个纵队的装备和技战术水平都因此有了较大提高，“已逐渐成为火力装备不下于蒋军头等主力的部队”。
中野六纵等部在攻克老襄后，所获不多，其他纵队在北线打的又都是阻击战，即俗称的“啃骨头”，而不是华野那样的“吃肉”，自然歼敌数和缴获也难以与华野相提并论。
1948年8月到9月间，中原军区在叶县对所属部队进行大规模整训。由于邓小平奉召北上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便由刘伯承和陈毅主持整训。
陈毅性情豁达开朗，他不仅是刘伯承的四川老乡，而且自顺泸起义相识开始，两人就结下了友谊。8月16日，他们给二纵做动员报告。陈毅第一个讲话，讲话中问干部们，对中央制定的“将战争引向敌占区”的战略方针，有没有想通。
一位干部回答：现在基本上通了。
陈毅对这个回答不是很满意，他说：“不能基本上通，必须从思想上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中原打完仗，还要过长江，谁不想过江，就是不想彻底打倒蒋介石，是想叫蒋介石多盘几年！”
由于陈毅把问题提得很尖锐，会场一时鸦雀无声。
毫无疑问，解放战争要取得胜利，迟早要从内线（根据地）打到外线（敌占区），问题是时机何时成熟。如果说在解放战争的第二年，这一时机还不够成熟，到第三年，“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则已经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
与会干部们对此不是没有认识，只是内心或多或少都还留有一些过去南下时的阴影。正是了解这一点，陈毅再次强调了刘邓大军进军中原，挺进大别山的战略意义，提出“不要只看自己的力量削弱了”，而更应看到“这代价必须支付，因为这个代价是伟大的”。
陈毅还提到，毛泽东在当年5月初曾亲口对他说过，华北的胜利，如记功，中原应得一半。朱德也说，自古谁可得中原，就可以得天下，（解放军）取得东北、华北，再取中原，就得到了全中国。
陈毅当时虽为中原军区和中野第一副司令员，但仍兼华野司令员、政委，他的这些话使会场热情高涨，场下掌声、笑声接连不断。坐在陈毅旁边的刘伯承也受到感染，禁不住高喊了一声：“好噢！”
全场跟着一起呼应：“好噢——”
乱冲一气要吃亏的
天气越来越热，陈毅身材较胖，不一会儿便浑身是汗，连衬衣也被汗水给浸湿了。他点起一支烟，扇着扇子，一只脚踏在椅子上，提高嗓门说：“现在，我们两大野战军逐鹿中原，我和伯承、小平同志都感到光荣之至！”
刘伯承插了一句话：“我上次给他们讲过，这里就是逐鹿场，要在这里看看自己是不是男子汉，有没有勇气，有没有卵子。”
“对头！”陈毅对此大为赞同，“又想光荣，又不想再干，没有胆量，没有智谋，你逐鬼的鹿！”
兴之所至，他随口吟了两句唐诗：“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吟完之后，又回过头来问刘伯承：“好像是魏征的诗，是不是？”
刘伯承说：“你是文武双全的将才，不会记错，是魏征的。传说魏征是他们冀南人，巨鹿的，王蕴瑞的老乡。”
王蕴瑞时任二纵参谋长，两人的对话，引得全场哈哈大笑，王蕴瑞自己也乐了。
自8月16日起，刘伯承、陈毅开始连续给团以上干部作报告，一共讲了七个半天，中间只休息一天，到23日才结束。解放战争以来，野司首长像这样连续多天做重要讲话，是比较罕见的。
正如陈毅所言，过去国民党发动全面进攻，解放军只能在内线搞大踏步进退，用一句通俗的话说，是“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现在形势不同了，解放军要走马中原，饮马长江，就必须做好充分准备，以迎接即将到来的大兵团作战。
如果说陈毅在报告中主要讲形势和政治，刘伯承则更侧重军事。谈到指挥员必须学习时，他说，我们过去有这个教训，有的指挥员勇敢有余，智谋不足，打起仗来只会喊“冲啊”。
“往哪里冲？怎么个冲法？敌人在哪里？敌情都没摸清，乱冲一气要吃亏的。”刘伯承对这种不讲战术的打法一向痛心疾首，“一个娃娃长到十七八岁不容易，在一冲主义下白白送了命，怎么对得起革命，对得起人民？”
刘伯承对指挥员的严格要求，也与战局的演变息息相关。进入中原逐鹿阶段后，国共双方的作战规模都越来越大。仅以作战单位而论，之前国民党多以整编师或军为作战单位，现在则是以兵团或集团为作战单位，有时一两个兵团在一起行动。
解放军方面同样如此，原来多以纵队为作战单位，现在不论是围歼战还是阻击战，多要以两三个纵队为一个集团，否则就难以达到战役目的。
再不是一个纵队就能横冲直撞的时候了，“敌人是一坨一坨地行动，你们哪个纵队想吃掉敌人一个集团都不可能”。刘伯承要求纵队指挥员们通过加强学习，搞通战略思想，尽快掌握大兵团作战中的战役组织指挥和战术协同动作。
看到有的干部平时一本书都不带在身边，刘伯承表示忧虑：“算命先生还带一本万年历，给人算八字一翻就知道。你不学习，你教下边什么？”
陈毅听后，插话道：“不仅教不了下边，互相之间也谈不拢。”
刘伯承接着说：“对！俗话说，两个秀才谈书，两个屠夫谈猪，双方都要有学问，不然啥子也谈不成。”
9月中旬，粟裕发起济南战役，至9月24日，华野攻克济南，歼敌10万。之后，粟裕领兵南下，准备进一步实施淮海战役。
为配合华野作战，继大别山之后，中野又一次进行了分兵，刘伯承、邓子恢（时任中原军区副政委）、李达率一部分兵力留在豫西，陈毅和小平率主力北进。
刘伯承在一次讲话中，用形象生动的方式进一步说明了这么做的战略意义：“粟裕在东边夹住敌人的额，我同子恢、李达在这里揪住敌人的尾巴，陈毅和小平同志上去截住敌人的腰，置敌人于死地。”
中野北上“截腰”，重点“截”的是陇海、平汉两大铁路干线的枢纽，即郑州、开封（简称郑、汴）。攻取郑、汴之前，华北的物资运到中野，须几经转运：先从豫北抵洛阳，再通过水运、汽车、人力车运输等方式送至部队。
这当然很不方便，尤其秋冬之季多阴雨，运输上更无保障。当时中野弹药亟待补充，其中山炮炮弹只有两百余发，步兵炮炮弹十余发，迫击炮炮弹平均每门一发多，步马枪、轻重机枪的弹药则不足一个基数。这种状况如得不到改善，很难投入大规模作战。
10月19日，陈邓所部发起郑州战役。由于郑州附近已无敌军大兵团，城内守敌孤军作战，自知不敌，三天后在弃城北逃的途中被九纵所歼灭。
郑州战役打响时，陈毅、邓小平都在前线，但具体指挥由陈锡联负责。后来邓小平回忆说，其间他和陈毅都没有发现下面做得有什么不对，也没有对陈锡联的指挥进行过纠正。当然，这与郑州战役在规模和组织难度上都不是特别大有一定关系。
眼看着解放军攻下郑州，开封之敌遂成惊弓之鸟，只一两天时间便逃得一干二净。中野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就又拿下了开封。
攻占郑、汴，标志着陇海、平汉两大铁路干线的枢纽尽为解放军所有。华北老区支前的弹药、装备和中原的粮草供应，均可由火车直运前方。这不仅解决了中野参加淮海战役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且对支援华野作战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大兵团
尽管南京统帅部已经对编制进行了调整，将解放战争开始以来的整编师、旅一律恢复为军、师，但这并未能够真正扭转士气和夺得战场上的主动权。自各大解放区发动积极攻势以来，国民党军整师整军地不断遭到歼灭，乃至于一两个军都不敢单独行动，到了豫东战役，区寿年小兵团的被歼灭，更是令南京方面大为惊恐。
为此，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在将作战重点放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的同时，决定全面采取大兵团战术，并陆续发表了十几个兵团的番号。
大兵团一般都包含三到四个军，每个军以3.5万人为定额。与普通的军、师和小兵团相比，不但可以独立执行战略任务，而且当针对某一方面的解放军作战时，也能做到“进可战，退可守”，让解放军“吞不下”和“啃不动”。
与大兵团战术相适应，蒋介石又新设立了几个“剿匪总司令部”，任命了一批“剿匪总司令”，其中东北“剿总”为卫立煌，华北“剿总”为傅作义，徐州“剿总”为刘峙，华中“剿总”为白崇禧——蒋介石亲自任命的这四个“剿总”，除刘峙为其亲信嫡系外，居然有三个都是多少与蒋有些异心的杂牌军将领，也足见蒋介石已逐渐失去了对杂牌军乃至战局的掌控能力。
随着解放军攻克郑、汴，华野、中野两大野战军已经通过“夹其额、揪其尾、截其腰”，造成了东西夹击徐州之势。蒋介石这才觉察到，中野有东进徐蚌（徐州至蚌埠地区），协同华野作战的意图。
徐州“剿总”战列部队共包括四个兵团，加上四个绥靖区和地方部队，与华野相抗已很勉强，如果中野也合力进攻徐州，兵力上无论如何是不足的。到那时就必须抽调华中“剿总”的战列部队，而要调华中兵力，又非得白崇禧同意不可。
白崇禧不比刘峙这样的蒋家“童养媳”，能够做到无条件服从，此辈是“寡妇改嫁”，不得志时对老蒋察言观色，暗地提防，一旦翅膀长硬，则可以抗衡论理，不听调动。正是因为考虑到这一问题，蒋介石便计划在蚌埠另外设立一个国防指挥所，由白崇禧充任主任，统一指挥对华野、中野的联合作战。
白崇禧起初不仅满口答应就任，而且还在同意将黄维兵团东调徐州参战的基础上，又主动提议由张淦兵团随同黄维兵团一起行动。
蒋介石听后十分高兴，不料就在他催白崇禧尽快到蚌埠进行指挥时，对方却一夜之间突然变卦，拒绝前往履职。当时很多人不解其意，南京国防部的人推测，白崇禧可能是怕指挥不力，到时难以脱手，影响了他“小诸葛”的名誉，或者是担心蒋介石做出圈套，于会战失败后委过于他。
以后随着事态的发展，才知道白崇禧是想坐看蒋介石集团与解放军两败俱伤，之后好和李宗仁从中取利。换句话说，他是要存心拆老蒋的台。
白崇禧出尔反尔，自己不去蚌埠不说，还把黄维兵团拖在华中，使其迟迟无法集中东援。蒋介石得知后怒不可遏，干脆直接给黄维发去电令，要他按原计划行动。
黄维兵团包括第十八军等四个军以及一个快速纵队，总兵力约12万余人，其中以胡琏指挥的第十军、第十八军为骨干。胡琏自解放战争开始以来，一直处于与解放军角斗的最前沿，而且颇有胜绩，兵团组建时本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兵团司令，但因为该兵团属于华中“剿总”的战斗序列，而白崇禧又讨厌胡琏，于是蒋介石只好改任黄维为兵团司令，胡琏屈居副司令。
黄维曾是胡琏的上司，又是黄埔一期生，资格和声望都比胡琏高，这令胡琏在表面上不得不接受现实。内心里，他对没有当上司令官则很是不满，没过多久就以父亲病重和医治牙病为由，暂时请假离开了部队。
接到蒋介石的命令时，黄维兵团刚刚由豫西撤至确山、驻马店地区集结。当时中野主力由陈毅、邓小平指挥，刘伯承能够用来拖住黄维兵团、张淦兵团的兵力，只有包括二纵、六纵在内的两三万人，但由于白崇禧中了刘伯承的调虎离山之计，两兵团此前一直被刘伯承所部在豫西牵着鼻子走。
连续行军，使得黄维兵团的人马俱感疲惫，特别是因为道路不良，其快速纵队的机械和燃料损耗很大，急需休养整顿。正想喘息一下，蒋介石命其北上的电令来了，而且催得非常急。
黄维和胡琏虽同为“土木系”战将，但指挥风格相差很大。胡琏比较偏重于谋略，而黄维则一贯喜欢猛冲猛打，更重要的是，黄维性格迂直，不像胡琏那样善于笼络和驾驭部属，同时又久疏战阵，在与解放军作战方面基本是个外行。
黄维深知自己在兵团中未得众心，他曾告诉部属，此行只是过渡性质，六个月后，就会把司令官一职让给胡琏。
就算是过渡，也得风风光光地过渡。通过“六个月”的任职表现，向别人证明自己并不比后辈胡琏差，便自然而然地成了黄维的一个心结，这也使得他在执行上级命令时更加坚决，出战时更加踊跃。
接得蒋介石的电令后，黄维只是草草准备了一下。在主要装备和人员都没有得到调整，甚至连粮弹都未补充完整的情况下，他就率部匆匆出发了。
时间很重要
黄维兵团装备好，运输车辆多，机械化程度高，攻防能力都很强。如果让这样一支力量投入徐州东线作战，其后果不堪设想。
在得到黄维兵团北上的情报后，刘伯承立即实施前堵后追，命令原在淮海地区的一纵二十旅、豫皖苏军区部队进行阻击，原在豫西的部队则实施超越追击。
11月5日，刘伯承将豫西方面的指挥任务交给李达，自己也和随行人员分乘一辆吉普和一辆大卡车，由中原军区驻地出发，动身前往淮海前线。
汽车开了没多长时间，他们就进入了黄泛区，司机为了避开水沼泥潭，不得不沿着隆起的岗地曲曲弯弯地向前行驶。车上的人全被颠得东倒西歪，刘伯承的警卫员也嘀咕了两句。见众人全都愁眉苦脸，刘伯承不由得哈哈大笑，说：“你们难道忘了去年经过此地的情景了吗？”
可不，去年经过黄泛区的时候，前有泥淖阻隔，后有追兵紧逼，上有飞机空袭，连刘邓都只好弃掉车马，跟着大伙一道“拔慢步”，那才真叫一个难呢。
“现在是坐着汽车去追敌人，还有什么可埋怨的？”刘伯承的一席话说得众人喜笑颜开，车里的空气顿时欢快起来。
开着开着，大卡车突然陷入了泥坑。司机拼命踩油门，但车轮只是打着泥浆在原地打转。刘伯承见状，赶紧从吉普车上跳下来，并且招呼众人一齐下来推车：“时间很重要，耽误了时间，这一仗我们就打不上了！”
11月10日，刘伯承赶到了位于河南柘城的中野前方指挥部，与陈毅、邓小平会合。这时淮海战役已经打响，东西线的战场情况分别是：华野在碾庄完成了对黄百韬兵团的包围，正进行分割围歼；黄维兵团先头部队对洪河展开抢渡，一纵二十旅等部打响了河防阻击战。
第二天，一纵二十旅旅长吴忠突然发来告急电报，称黄维避开了正面的河防工事，转而绕到下游的新蔡、李庄桥一线进行强渡，在那里驻防的豫皖苏第八分区部队已不支而退。
黄维兵团渡过洪河之后，继续朝阜阳、蒙城方向开进。刘伯承当即命令二十旅撤出阵地，以急行军的方式前往阜阳截击敌军，同时在电报中他还嘱咐吴忠：“你们的战斗将直接影响战局的全局，望务必堵住黄维。”
从地图上看，敌我行军路线如同一张弓：黄维兵团沿着弓弦直线东进，且先于二十旅行动，而二十旅是沿着弓背做弧形运动，行动也较晚，要想追上并截住敌人并不容易。
当吴忠率部到达界首附近的颍河岸边时，黄维兵团先头部队已接近阜阳。这时二十旅距离阜阳尚有五六十公里，要想徒步赶到敌军前面已经不可能了，唯一的办法只有乘船顺颍河而下。
二十旅事先并未配备船只。所幸刘伯承早就料到了这一情况，在他们出发赶往阜阳的同时，便派豫皖苏军区在界首准备了大批船只，就等部队使用。
大家迅速上船，干部战士不顾长途行军的疲劳，用木板、圆锹甚至饭碗协助船工划船，以求尽快到达阜阳。说来也巧，正好西北风大作，借助人力、风力和水势，船只犹如长了翅膀一样飞速前进。
仅用一个昼夜的时间，二十旅就到达阜阳并控制了颍河渡口及北岸河堤。
黄维兵团所属第十八军随后也赶到了阜阳。见颍河水深不能徒涉，其前卫部队便组织人员到南岸寻找渡河材料，北岸的二十旅看到后隔着河便打。
发现北岸已有解放军的武装部队凭河据守，敌前卫部队用炮火进行了轰击。由于二十旅抢筑的工事接近河边，位置低下隐蔽，射过来的炮弹大多落在了河堤上和堤后，不仅无法摧毁工事，对解放军的杀伤也不大。
一番炮击下来，二十旅的火力仍然能有效控制河面。敌前卫部队不明对岸的虚实，只得暂时撤离河岸开阔地。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得报，亦不敢轻易冒进。
正当杨伯涛踟蹰不决之际，黄维率兵团主力赶到，他告诉杨伯涛：“以后行军，必然会有大的战斗，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北进。”
关门打狗
这时黄百韬兵团已被围数日，随时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同时黄维还得到情报，蒙城一带有解放军大部队集结，目的很可能是阻滞其兵团增援徐州。救急如救火，黄维向十八军下达命令：“你部务必迅速渡过沙河，驱逐北岸共军，掩护工兵架桥，使兵团主力得以顺利通过。”
正面过不去，杨伯涛只好还依老法子，派小部队沿河搜索，最后发现颍河下游回溜集附近停泊着大批船只。于是杨伯涛便命令十八军星夜赶到回溜集，从那里渡过颍河。
等到黄维兵团分出一部分兵力准备抄袭二十旅时，后者早已转移——刘伯承仅以一个旅的兵力，便在阜阳拖了黄维兵团近两天的时间。
11月11日，也就是指挥一纵二十旅到阜阳堵住黄维兵团的当天，刘伯承另外一个极有战略远见的预想正式付诸实施，那就是攻取宿县，截断徐蚌（徐州至蚌埠段）之间的联系。
蒋介石以重兵守徐州本身是一个失着。徐州乃四战之地，易攻难守，而且城内贮粮很少，补给不便，其唯一的补给线就是津浦路。为了保障津浦路，使其不被截断，蒋介石把孙元良兵团派往宿县，与徐州的邱清泉兵团等部形成了衔接。
宿县位于徐州以南、蚌埠以北，号称“南徐州”，为津浦路徐蚌段的咽喉地点。解放战争以来，这里一直是国民党徐州重兵集团的后方补给基地，积存了大量武器弹药和军用装备。早在战役发起之前，刘伯承就看到了宿县的战略地位。在召集干部分析敌情，研究作战方案时，他特地指出，攻占宿县，对斩断敌人中枢会产生极大功效。
刘伯承把自己的这一设想称为“关门打狗”。不过当时“关门打狗”还没有被正式提到议事日程，更未形成具体的作战部署，只是通过李达拟了一份电报稿，向中央军委和正在前方的陈毅、邓小平提出了建议。
毛泽东很快采纳了这一建议，在刘伯承到达淮海前线之前，他就电示陈毅、邓小平，要他们完成对宿县的包围，并视情况攻歼宿县之敌。
这时蒋介石已发现解放军的首要目标是吃掉黄百韬兵团。他连日召开紧急会议，商讨解救黄百韬兵团的办法，但是始终拿不出什么良策。最要命的问题还是徐州方面兵力不足，而蒋介石又无其他战略机动部队可用——随着辽沈战役的结束，东北国民党军已灰飞烟灭；华北傅作义集团要防备东野南下入关，无法向中原抽兵；白崇禧有意拆台，拒绝从华中抽兵，硬性抽出的黄维兵团又尚未能够到达徐州战场。
无奈之下，蒋介石只能拆东墙补西墙，将孙元良兵团从宿县北调徐州，以便腾出邱清泉兵团和李弥兵团的主要兵力，用以增援黄百韬。
孙元良兵团一走，宿县的防守力量立显薄弱，攻取宿县的时机完全成熟。11月11日晚，中野一、三、四、九纵队的司令员被召至野司前指作战室开会，会上，由陈毅和邓小平具体下达了“切断徐蚌线，占领宿县”的命令。
在会议结束，送众人出门时，陈毅大声吟诵道：“大将南征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
陈毅所吟的诗为明世宗朱厚熜所作。明世宗派毛伯温讨伐安南（今越南），临别时他专门为毛伯温作了这首送别诗，以壮军威。
吟诵古诗时，陈毅顺手摸了摸纵队司令们腰间的手枪枪柄，仿佛那就是一把把“雁翎腰刀”。
一子定输赢
中野的四个纵队各负其责，一、四、九纵或为预备队，或配合华野钳制敌军各兵团，挎“雁翎腰刀”出征宿县的主将是三纵的陈锡联。
11月13日，陈锡联率三纵及九纵一部包围了宿县，此举在徐州、蚌埠引起极大震动，但南北两面之敌又都只能做旁观者——徐州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兵团正急于东援黄百韬，无法倾力南下；蚌埠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实力较弱，因唯恐陷入解放军的重围，双双畏缩不前。
宿县守敌仅1.3万人，而且建制庞杂，协同性差，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自然缺乏长久固守的能力。11月15日，陈锡联发起总攻，并投入预备队，终于一举攻占了宿县。
占领宿县，意味着解放军切断了徐蚌线和南北敌军的联系，同时通过孤立徐州，也提前完成了对徐州的战略包围。在蒋介石的中原布局中，他主要用重兵巩固郑州、徐州。郑州、徐州均处于陇海线与平汉、津浦线的交叉点上，刘伯承将蒋介石的这一布局称为“十字架”。蒋失郑州在先，现在徐州又被包围，其境况之困难已不言而喻。刘伯承幽默地对陈毅、邓小平说：“蒋介石是基督教徒，他是信仰上帝的，所以他终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围棋对弈中有“一子定输赢”之说，刘伯承的这一高招令毛泽东亦有惊艳之感，因为在淮海战役发起前，他虽然预料到开战后即可歼灭大量敌军，但对隔断徐蚌，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这一招，“尚不敢做这种估计”。
这时淮海战场上的国民党军总兵力已由60余万增至80余万，解放军方面则有华野16个纵队、中野7个纵队，加上周围各军区所属地方武装，总兵力亦有60余万。毛泽东视淮海战役为国共命运的大决战，他预言：“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
11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淮海前线总前委，统一对战役进行指挥。总前委组成成员包括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人，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但其指挥位置依然在中野这一边，一切号令也均通过中野司令部发出。
接到中央指令后，刘、陈、邓分析了形势，认为当前的中心还是先要围歼黄百韬兵团。为此，中野应牢牢控制住淮海战场南线战局，阻止南线的黄维兵团、李延年兵团、刘汝明兵团合力救援黄百韬。
中野此时一共有7个主力纵队，除十一纵在徐州战场上直接协同华野作战外，可以投入南线的一共是6个纵队。刘、陈、邓决定以三、四、九纵阻击李延年和刘汝明兵团，以一、二、六纵拖住和牵制黄维兵团。
二纵、六纵（包括陕南十二旅附豫西一个团）原来都在豫西南，须通过超越追击才能赶到黄维兵团前面进行阻击。对于双方而言，这是一场紧张的脚力竞赛，谁跑到前面，谁就占有优势。为此，几支部队都风雨兼程，以每天六十多公里的速度不分昼夜地向东疾进。
黄维兵团虽然也想加快行军速度，但事实上却很难快得起来。自一纵二十旅在颍河实施阻击战后，豫皖苏军区部队和各民兵游击队仍然不断对黄维兵团进行沿途袭扰。虽然从黄维兵团的视角来看，这些地方部队无异于“螳臂当车”，问题是人家也不是真的要“当车”，而是要给你找麻烦。黄维兵团不得不经常硬头皮进行应付，有时仅仅因为一座小小的桥梁被破坏，就不得不停下来，并且一停就是几个小时。
11月18日，二纵率先越过涡河。黄昏时，黄维兵团进至涡河南岸的蒙城地区，比二纵晚了整整几个小时。
六纵因为在豫西出发时的位置较靠后，到达蒙城、涡河的时间没有二纵这么早。纵队的一支后勤小分队因此遭到黄维兵团前卫的袭击，被夺去了几辆辎重车。
几辆辎重车除满载解放区发行的纸币外，还有表明六纵部队编号的军事文件。此时黄维已观察到北岸各村庄有解放军大部队在进行集结，看了文件之后，他便理所当然地认为北岸只有六纵在进行防守。
对于黄维兵团这样的重兵集团而言，区区一个解放军纵队似乎不足为惧。当晚，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即从黄维那里接到了抢渡的命令。
反击战
事实上，除了靠超越追击后来居上的二、六纵外，一纵主力甚至早在三天前就到了蒙城地区。
刘伯承的计划，是要在涡河、淝河对黄维兵团形成包围，具体部署是一纵依托两河河岸做正面防御，二、六纵组成突击集团打黄维侧后。
一纵到蒙城后，纵队司令员杨勇率旅团干部先行看了地形，发现涡河河面较宽，水较深，大部分地方不能徒涉，乃是阻击敌军的天然屏障。相比之下，淝河河窄、水浅、桥多，敌人比较容易通过。
经过权衡，杨勇决定在涡河、淝河上形成两线防御部署，分别派二旅和一旅驻守，但防御重点在涡河北岸，一旅也被要求随时对二旅进行增援。
在黄维兵团到达蒙城之前，一纵二旅已经借助于有利地形，在涡河北岸建立了纵深防御体系，而二纵的及时赶到，又使得二旅免去了西面被敌军迂回的危险，而得以集中兵力于北岸的正面和东面。
尽管如此，防守部队仍面临着防区内点多面宽、兵力不足的困难。根据敌军的动向，杨勇又从一旅抽出两个团，用以保障二旅的左翼安全，防止敌军过河向其左侧和后方进行迂回。
杨伯涛当晚的攻击部署，则是以正面佯攻佯渡为掩护，另组左右翼攻击队，并同时向二旅八团阵地以及一、二纵队接合部实施抢渡。
右翼渡河点居高临下，便于炮火掩护。在猛烈炮火的支援下，敌十一师一部涉过涡河，向八团阵地连续发起三次进攻，但均被守军击退。
接着，十一师又发动第四次进攻，八团二、三营接合部遭到强行突破。八团团长亲自掌握两挺机枪，组织部队进行反击，才挫败了敌军攻势。
左翼渡河点地势平坦，而且徒涉场选择不当，渡河时就淹死了一些人，但因为针对的是一、二纵队接合部，所以反而得以偷渡成功——岸上的黄家村只有八团一个侦察班担任警戒，根本阻止不了敌军优势兵力的渗入。
当时，二旅侦察连正在黄家村西面的前王圩抢修工事，忽然就听到东边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和呐喊声。借助于昏暗的月光，他们隐隐约约还看到黄家村的河面上有敌军在实施偷渡。
大家立即放下手中的铁锹，拿起武器，朝黄家村西侧的敌军发起反击。
从黄家村徒涉的敌军为一一八师三十三团，无论兵力还是火力，都为侦察连所不及，加上受到一条大雨裂沟的阻挡，侦察连只好首先抢占了与黄家村相距约两百米的陈家村。
凭借陈家村的有利地形，侦察连沿河岸展开，集中火力封锁河面，以阻止敌军后续部队的扩展和续渡。此时杨伯涛事先配属给三十三团的师炮兵已与步兵一道过河，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对陈家村施以炮击。同时占领黄家村的敌军也以猛烈的火力攻击解放军侧后。
顷刻间，陈家村阵地上硝烟弥漫，弹片横飞，缺乏工事掩护的侦察连伤亡惨重，被迫撤回前王圩，陈家村遂为敌军所占。
这是发生在晚上9点的事。继侦察连主动反击失败后，八团也抽出一个加强排的兵力，从东面实施反击。这个排只攻占了村内的两座房屋，但通信员没有弄清楚情况，返回向团里报告战况时，说成了已攻占黄家村。
二旅指挥所本已准备动用预备队，得到八团的报告后，即令正在调动的预备队停止行动。突入黄家村内的加强排寡不敌众，在损失大半的情况下，被迫撤出战斗。
午夜零点，作为旅预备队的四团向黄家、陈家发动反击。四团虽只有二、三两个营，但却是一个拥有光荣军史的主力团。该团前身是红三军团中的模范红十二团，为土地革命时期彭德怀举行平江起义时带出来的基干部队，团内拥有三个作战经验丰富、善于攻击的红军老连队。
四团战斗力很强，士气较高，而且黄家村也仅是一个三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庄，然而反击战仍打得异常艰苦。至11月19日凌晨2点，在两名营长都先后身负重伤的情况下，四团才得以突入黄家村。
四团团长晋士林随后跟进指挥，未料进村不久即遭到敌军暗藏的机枪火力点的侧射，晋士林和随行人员全部牺牲。危急时刻，团作战参谋主动接替自己的团长，指挥官兵与敌军展开了逐屋争夺的激烈巷战。经过一番猛打猛冲，部队在拂晓前占领了村子的北半部，并迫使一部分敌军退至河边岸滩。
眼见步兵不敌，北岸的一一八师炮兵即以猛烈炮火进行拦阻。在猛烈炮火所形成的弹幕隔阻下，四团的进攻受到限制，伤员和俘虏也都无法后送，只能暂时安排在一座大院的几间茅屋里。
拂晓，得知黄家村的团、营指挥员均已伤亡，四团政委郑鲁迅速进入村内指挥作战。在他进入村内时，村内战斗已进入了更为紧张激烈的阶段，敌三十三团连续发起多路攻击，所携带的美式火焰喷射器也被拿出来，用于向解放军所据守的茅屋喷火。
四团用于安置伤员和俘虏的大院首先着火，其他房屋也不断被烧着，郑鲁只得指挥部队逐屋向后撤退。
紧张是有原因的
巷战进行到下午2点，村里已布满硝烟和焦土，多数房屋只留下了断壁残垣，房前屋后、街口路旁到处都横躺着尸体。
四团的伤亡越来越大，二营七连只有三个人，三营总共还有不到两个连，部队也已收缩至村东北角很小的一块地方。
郑鲁派通信员往旅指挥所送信进行请示，但通往村外的道路已被敌军用火力进行严密封锁，派出去的几名通信员都牺牲在了途中。最后一名通信员临危不惧，在身上三处负伤的情况下，以惊人的毅力坚持把信送到了旅指。
下午3点，郑鲁接到了旅指的撤退命令，此时四团在村内所控制的房舍仅剩下了一座，而且遭到敌军火力封锁。在率部撤退过程中，郑鲁胸部中弹，不幸阵亡。
黄家村一战，四团受创最重。涡河阻击战结束后，全团只能缩编成三个连，继续作为一纵的预备队使用。
在黄家村反击战进行的同时，敌右翼十一师也突破解放军的防线，前卫和主力陆续渡河，至下午5点，该师已在北岸取得了数公里的进展。
黄昏以后，涡河北岸的解放军奉命主动向淝河第二防线转移，黄维兵团全部渡过涡河。
一过河，兵团就对战场进行了打扫。仅从黄家村现场所遗留的尸体及搜到的军事文件上看，向三十三团实施猛烈反击的解放军就有两旅一团的番号，这超出了黄维的预计。他原先以为北岸只有中野六纵在据守，现在看来至少有两个不同编制的解放军部队在与之作战。
另外杨伯涛还从战场上捡拾到大批解放军的传单，上面说解放军已经在这里布置了天罗地网，并有“活捉黄维”、“看你黄维哪里逃”等口号。
杨伯涛大为紧张，他把传单拿去给黄维看，黄维看了传单之后却只是付之一笑。
当时战场上的态势是，从徐州到蚌埠，从东战场到西战场，国民党军南北对进、东西呼应的四个主力兵团（黄百韬兵团、邱清泉兵团、李弥兵团、孙元良兵团）全都被解放军重兵阻滞，唯独黄维兵团自出师以来横冲直闯，俨然无人敢撄其锋。这使得黄维似乎有充分理由不把中野放在眼里。
可是杨伯涛的紧张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在战场上发现了几个异乎寻常的重大疑点。
黄维兵团由确山出发前，南京国防部曾转来一份情况通报，上面说明中野和华野即将靠拢在一起。杨伯涛长期跟随胡琏作战，和中野、华野都有交手。根据过去的经验，这两大野战军一般情况下都是各自为战，现在突然要实施联合作战，显见得胃口不小，说明一场大战确实已迫在眉睫。
涡河战场所显示出的，则是解放军不仅在战略上有变化，战术上也与以往截然不同。以往解放军打得最多的是运动战，以侧击、尾击为主，硬碰硬的阻击很少，即便有，也是像巨鹿龙凤之战中那样，为了达成另一个歼敌目的。可是这次解放军在涡河采取的却是迎头堵击，而且很明显就是冲着他们黄维兵团而来。
说到传单，杨伯涛不是没有看见过解放军的传单，只是他没有看见到如此多的传单。这说明解放军的宣传动员工作做得空前广泛，而依据解放军作战的规律，其宣传动员的规模大小通常又与战役的大小相匹配。
杨伯涛甚至认为即将与之作战的解放军不会仅仅是几个纵队那么简单，极有可能，解放军要倾注他们所能调动和动员的全部力量。这种猜测不是没有缘由，在桐柏山区有一支远近闻名的“王老汉游击队”（实际为桐柏第二军分区部队，第一政委王国华绰号“王老汉”），根据杨伯涛所掌握的情报，连这支部队也跟着跑到淮海来了。
综合方方面面的情况，杨伯涛得出结论，兵团正处于非常严重阶段，必须慎重对待。他忧心忡忡地说：“共军作战向来是在各自战场上行事，而今则是刘陈联璧。我军如入无人之境，会不会中刘邓的诱军之计？”
杨伯涛向黄维建议，兵团应迅速调整部署，站稳脚跟，以应付当前的严重局势。兵团参谋长萧锐历任十八军参谋长、十八师师长，跟随胡琏的时间也比较长，熟悉胡琏的一套战法及解放军的作战规律。他在一旁听后，对杨伯涛的这一建议表示完全支持和赞同。
黄维虽尚有些不以为然，但见众人都支持这种看法，考虑之后便接受了杨伯涛的建议。在征得蒋介石同意的前提下，他下令兵团暂缓北进，转而执行“蒙城作战计划”。
高水平的工事
胡琏在与解放军作战的过程中，研究和总结出了一套叫作“核心机动”的战法，其做法是以某一战略点为核心，构筑坚固工事，囤积粮弹，然后把触角远远伸出去，同解放军保持接触，一旦瞄准目标，再抱起拳头打下去。
解放军如果因此被击退，胡琏会率部继续前进，但前进时仍然会抢先占领有利地形，以作为新的核心。如此逐次跃进，稳扎稳打。
在解放战争中，胡琏曾多次运用“核心机动”战法，可以说颇有成效——南麻战役与粟裕的华野对决，使华野在取得孟良崮大捷后意外遭遇失利；巨鹿战役与刘伯承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鏖战，虽损失了一个主力团，但也令刘伯承陷入了“牛抵角”。
黄维的“蒙城作战计划”基本照套了胡琏的这套做法，兵团暂缓北进期间，各部均向蒙城靠拢并占领阵地，同时从蚌埠车站调运大批粮弹燃料进行补充。
“蒙城作战计划”看似不错，但实际难以执行，因为它与黄维兵团当初出师时的动机严重违背。
黄维兵团千里迢迢从豫西赶到淮海战场，所为何事？还不就是要争分夺秒地救援黄百韬。如今兵团在蒙城驻足不前，自身倒是处在了有利的攻守位置，可是对于正一步步走向覆亡的黄百韬则是缓不救急。
1948年11月19日晚，华野对黄百韬兵团发动总攻，次日早晨，部队完全占领了碾庄。黄百韬率残部退至大院上进行抵抗，整个兵团被消灭仅仅只是时间问题。
蒋介石得报后非常焦急，连连催促黄维进兵徐州予以增援。这时黄维的参谋长萧锐因突患急性盲肠炎，已被送至蚌埠医治。他走后，副参谋长韦镇福等人都是初临战场的生手，主意还不见得有黄维多。
与胡琏的狡黠多变不同，黄维打仗比较呆板，习惯于以典、范、令为准则，其行动规律比较容易掌握。同时他又属于勇战派将领，在指挥上的优缺点都很明显：仗打得好时叫勇猛酣畅，打得不好时就叫鲁莽轻率。
介于勇猛酣畅和鲁莽轻率之间的黄维给老蒋的电令一激，气血上涌，就把中“刘邓诱军之计”的隐忧完全抛在了脑后。在未召集各军长研究商量，就连对同在蒙城，近在咫尺的杨伯涛也没有进行通知的情况下，他就下令改变“蒙城作战计划”，继续向北攻击前进。
黄维兵团从确山出发时，因走得仓促，正在汉口补充训练的十八军四十九师未及归建，当时决定由兵团副司令吴绍周率领，随后跟进。兵团主力暂留蒙城，本来也有等待吴绍周与之会合的目的，现在黄维连这个都顾不得了。
11月21日拂晓，黄维兵团沿着蒙宿公路（蒙城至宿县），向淝河开进。
淝河南岸有一个叫板桥集的小镇，蒙宿公路从该镇直穿而过。一旅当时正好补充了一批解放战士，这些解放战士精于构筑工事，很快便成为作业中的技术骨干。以他们牵头，一旅围绕着板桥集，利用高地等有利地形，构筑出来了坚固的环形工事，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点，是沿着主阵地右侧的盖沟向前伸展一百多米，然后在沟沿上修筑掩体，并有交通壕与主阵地相连，以便在战斗时进行侧击。
这样的阵地工事可以最大程度地消灭射击死角，更有效地发挥射击威力。一直到抗战的中后期，国民党军队才基本掌握这一构筑法，当然也只有主力兵团才会运用。杨伯涛先前观察一旅阵地时，对解放军竟然也能构筑如此高水平的工事，就感到分外吃惊，认为“前所未有，似乎有大打硬仗之势”。
上午7点，十四军前卫一个营向板桥集进发，首先就吃了阵地的亏。当他们距离担任正面防御阵地还有一百多米时，部署于公路两侧及镇西南村头的七团一营便一齐开火，使其阵形大乱。接着，埋伏于盖沟工事里的解放军又突然从侧面猛烈扫射，从而将敌军的首次进攻轻易击退。
上午10点，十四军投入两个营，发动第二次攻击。这一次他们沿公路两侧前进，但只进至七团阵地前一百多米，之后便停下来就地卧倒，并利用地形进行隐蔽。与此同时，炮兵开始进行火力支援。
平心而论，黄维兵团各军的训练水平都相当高，基层军官多为黄埔军校生，高级军官及幕僚则多在陆军大学接受过教育。可以说，直到淮海战役，即便一纵这样的解放军主力，在装备训练方面仍不及黄维兵团的骨干部队。十四军在板桥集组织的这次步炮协同作战就非常出色：步兵所在位置和炮兵弹幕只相距五十米，然而双方配合紧密，可以做到毫无危险。
解放军阵地上顿时成了一片火海，防守在最前面的红一连阵地大部遭到摧毁。炮火刚停，敌步兵又重新展开冲锋。
硬骨头
部署阵地时，一旅将旅、团炮兵都设置在镇北。见前沿阵地陷入紧急状态，炮兵阵地赶紧对敌军实施拦阻射击，从而挫败了敌军的进攻。
两次失败令十四军对进攻策略做了调整，决定用一个团的兵力向北岸的一旅二团主阵地发动进攻，以便渡过淝河向七团侧后迂回。
中午12点后，敌军首先用小股兵力进行偷袭，但随即被发现。之后他们又改变了战法，在用少数兵力从正面向二团阵地佯攻，吸引二团注意力的同时，以两个营的兵力从淝河大拐弯处偷偷地徒涉过河。
十四军的这一招差点就得了手——两个营不仅登上了北岸，而且由东向西，从侧后袭击并攻占了桥东王庄。接着，在正面炮火的支援下，他们又向位于鸟集的二团主阵地发动进攻。
让敌军没有想到的是，桥东王庄阵地的纵深较大，并不是占了那么一座村子，解放军的阵地就完结了。当他们继续向鸟集扩展时，正面遭到解放军环形阵地的阻击不算，其右翼也受到了纵深阵地猛烈火力的侧射。
敌军过河部队无力扩展，只得退守桥东王庄，背水对解放军进行对峙。
下午4点，十四军对解放军板桥阵地发动了当天的第三次攻击。在山野炮的齐轰下，解放军防御阵地大部被摧毁。七团则以牙还牙，针对黄维兵团火力虽猛，但惧怕近战的弱点，索性将敌军放到五十米内，在炮火不及的情况下，再以机步枪、手榴弹攻击其密集队形。
自这次攻击受挫后，黄维兵团未再向七团、二团进攻，直至黄昏，才以一个团的兵力，经唐集进攻八团阵地，但也未能取得突破。
尽管淝河的主要阵地仍在中野手中，但当天险象环生的战况仍然让野司感到了担忧。
实战下来，证明涡河、淝河之间的地区还是狭窄了一些，一纵的防御纵深也因此显得较为薄弱，同时兵力上的不足，又使得对黄维兵团难以形成包围。鉴于战场上的这一实际情况，刘、陈、邓致电中央军委，表示中野要单独对付敌军南线三兵团，困难较多，建议华野在歼灭黄百韬兵团后，以尚未动用的5个或3个纵队使用于南线，协同中野作战。
中央军委立即采纳了这一建议，决定在北线歼灭黄百韬兵团后，即由中野负责歼灭黄维兵团，华野负责歼灭李延年兵团。
在华野尚无法从北线抽兵，其他中野纵队也暂时调不过来的前提下，刘、陈、邓下令部队全线转移至浍河北岸布阵，各纵队只以小部进行移动防御，以求拖延时间以及对敌方进行消耗。
中野战线移至浍河的第二天，即11月22日，黄百韬自杀于碾庄，黄百韬兵团全军覆灭。淮海战役第二阶段至此告一段落。
消息传到南线，中野各部受到极大鼓舞。当天，刘、陈、邓在野司驻地召集各纵队指挥员开会。会上刘伯承宣布了第二阶段打黄维兵团的意向，并表示华野即日就可分兵南下，钳制徐州和蚌埠之敌，以保障中野侧背。
会上有人发言说：“人家华野把黄百韬兵团给歼灭了。这回该轮到我们啦，我们一定要把黄维兵团这块硬骨头啃下来！”
说黄维兵团是一块硬骨头，刘伯承深有同感。由于跃进大别山的消耗和部分兵力留置，中野各纵队都不满员，除一、四纵各有9个团外，其余均只有6个团。全部兵力加起来，与黄维兵团大体相当，并不占有优势。
当然更重要的还有装备训练方面的差距。中野的家当与华野几乎不能相比，战前整个野战军只有2门野炮、43门山炮、4门步兵炮、207门迫击炮，其他都得靠轻武器和手榴弹打天下。
刘伯承说，打一个不好听的比方，这一仗是“瘦狗拉硬屎”，着实要费把子劲哩。
邓小平则号召大家拿出“倾家荡产”的气魄：“在淮海战场上，只要歼灭了敌人南线主力，中野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还可以取得全国胜利，这个代价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