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羊山之战尚难决最后胜负之时，毛泽东曾电示刘邓，让他们能攻歼就攻歼，不能就休整。关于休整之后如何行动，他的指示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月行程直出大别山”。
应该说，渡河南下和“中央突破”，与不要后方、不靠根据地作依托，采取跃进方式向敌统治腹地进行出击的战略，并不是一个概念。刘邓对后者一直都有所保留，理由很简单，因为它虽可给敌军“以相当震惊、威胁和牵制”，但也因此会带来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困难。
在此之前，毛泽东几次提出刘邓大军直出大别山的战略设想，均因刘邓的陈述和条件不成熟而放弃。
鲁西南战役结束的当天，即7月28日，刘邓致电中央军委，说明南渡连续作战后部队所面临的现实困难：炮弹消耗殆尽，无法补充；伤亡达到1.3万人，医院人满为患，无法抽出随部南下；新兵没有来源，虽可用解放战士补足，但这些解放战士尚未经过诉苦教育，能否马上战斗没有把握；此次鲁西南作战原考虑依托老区接济，故所带经费不足半月开支，一到南面即难生活。
当时对于中央南进大别山的战略意图，只有指挥层的少数人知道，一般干部战士均缺乏思想准备，各种物资更是缺乏，甚至就连大别山的军用地图都还没有准备好。如果像中央要求的那样立即挺进大别山，确实困难太大。刘邓因此请求继续依托豫皖苏作战，在保证后方接济的条件下，尔后再有依托地向大别山挺进。
7月29日，毛泽东亲自起草发来一份电报，它一下子改变了刘邓的决心。
黄水来了
这是一份标有三个“A”字的加急绝密电报。毛泽东在电文中说明“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强调如在两个月以内，刘邓和陈谢集团均不能有效调动胡宗南一部，则“陕北不能支持”。
这份电报清楚地表明，中央在陕北的处境是何等艰难。实际上，自彭德怀指挥部队在陕北“三战三捷”后，胡宗南开始谨慎用兵，彭德怀一时无战机可寻，陕北县城也全部失守。
毛泽东和中央机关不得不在敌军重兵中周旋，夜晚宿营时还能看到敌人的篝火，更严重的是由于陕北发生自然灾害以及战事频繁，他们的粮食开始不足——仅仅一个多月后，中央机关就进入了转战陕北过程中粮食最为困难的一段时期，毛泽东和普通战士一样处于半饥饿状态，极度的疲劳和严重营养不良使得他浑身浮肿。
显然，毛泽东在电报中所说的“陕北不能支持”绝非危言耸听，中央急需南线部队采取大的战略举动，以迫使陕北敌军回援。
刘邓反复看了十几遍电报，还在“陕北情况甚为困难……致陕北不能支持”一段下加了重重的黑点。最后，尽管杨勇、陈再道、陈锡联等纵队司令员仍有不同意见，但刘邓还是复电表示服从中央决定。
刘邓本打算休整半个月再南下，但计划赶不上变化。大军渡河南下时，正值夏汛季节，天淅淅沥沥地总在下雨，晴天和阴天都很少很少。每次战斗刚打响，只听“哐哐”两炮，往往雨就来了，而且越下越大。有人说，这是打仗把天给打塌了。
自8月1日起，鲁西南又是连日大雨。天像是真的被捅漏了，一股劲地下个不停。这么大的暴雨，根本就无法打仗。更重要的是，黄河水位开始跟着猛涨，而且很快就到达了极限位置。
黄河故道甫经复堤，在水位暴涨的情况下，时时都有溃堤之险。站在大堤之上，但见波涛连天，小山似的浪头不断冲击着堤岸，场面惊心动魄。
野司机关就驻在危堤以南不远的村子里。一天半夜里，街道上突然响起紧急警报：“黄水来了！”
听到警报声，村子里顿时沸腾起来，有扎排子搬家的，有几家人聚进一座院子，关上门后抱头痛哭的。他们都有类似经验：黄水若真的来了，就一切都完了。
李达立即派一个排跑步赶到黄河岸边放“水哨”，同时通知部队，随时准备“逃水”，“搞不好，黄水袭来就糟了”。
刘伯承紧接着说：“敌人多不可怕，黄水即少，来了也不好抵抗。”
黄河大堤远高于两岸农村的屋脊，一旦堤崩，必会有千万人葬身鱼腹。抗战时期，刘伯承曾在太行山上率军队与蝗虫作战，现在又不得不与洪灾作战。他下令架通各处电话，随时报告水情。
“水哨”是刘邓等人创造出来的名词，派出去的战士奉命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把哨位一直放到了黄河边上。
第二天清晨，“水哨”传来报告，三堤冲垮了两道，尚未发生堤崩危险。刘邓立即从冀鲁豫军区部队中抽调出数千人马，迅速赶往危堤抢险。
自人类诞生以来，洪灾即不离左右，甚至传说混沌初开，女娲创造人类时，就已经是遍地洪水了。西方神话中，还有挪亚造方舟救人的记载，不过刘伯承可不能也不敢靠这些虚幻的东西来解围，“哪会有人抛下挪亚方舟，要靠我们自己想办法！”
兵法有云，历沛圮，坚环龟。明代军事家刘基在他的兵学名著《百战奇略·泽战》中总结前代作战经验，认为军队经过沼泽低洼地或被水冲毁的坍塌地时，应当选择四周低、中间高的形似龟背的高岗之处宿营。
刘伯承依此行事，让李达制订方案，把附近数十里内的丘陵高地都找出来，准备真的发生堤崩时，派部队援助百姓向丘陵高地转移。
最令刘邓感到担心的，还是南京政府会不会趁火打劫。因为抗战初期，蒋介石为挡住日军的进攻，就曾经下令在花园口扒开黄河大堤，迫使黄河改道，从而致使三省四十多县成为水乡泽国。
“花园口事件还历历在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嘛！”刘伯承把长卷的河图展开，放在厢房里的一张方桌上，请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工程人员给他介绍有关河堤的情况。
听完情况介绍，他对眼前的形势有了更清醒的估计：“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兵来可以兵挡，水来土是屯不住的……”
邓小平则在搜集到的一份敌统治区的报纸上有了发现：“你瞧敌人的报纸，‘黄河归故，势在必行’，报上还说这是什么未透露姓名的水利专家的文章……”
刘邓经过分析，认为这些言论极可能是蒋介石故意释放的探测气球，目的是要“重演水淹七军的故技，重走花园口决堤的老路”。
在刘邓深感焦虑的时候，南京政府也正派飞机沿黄河侦察水情，先后有五架两批次飞机从野司上空掠过。
如果蒋介石真的置社会舆论于不顾，重走老路，刘邓部队所面临的处境是极其可怕的：只要在鲁南决开河堤，所有部队都会统统泡在水里，就是不全淹死，因为黄河南移，也会在事实上被赶回黄河北岸……
我们上马了
黄河抢险现场，带队的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王秉璋正率领官兵钉木桩，掘泥垒土，争分夺秒地加固河堤。
野司作战室的电话打了过来，点名要王秉璋接电话。此时王秉璋已亲自跳到河水中打木桩，因为是野司来的电话，电话员不敢怠慢，竟然把听筒直接送上了河堤。
只听值班参谋在电话里问道：“你是军区司令员吗？请报告你指挥位置的坐标！”
“我……”王秉璋拿着听筒一时语塞。总不能说指挥位置的坐标就在河水里吧，他只好说：“我在黄河大堤上……”
“一号给您讲话……”
“一号”是刘伯承的代号。王秉璋一听，马上捂紧耳机。耳机里传来刘伯承的声音：“要抓紧排除险情，尽量砸紧木桩，还要注意敌人的飞机，防止他们炸堤！”
“是，一号首长！”王秉璋斩钉截铁地答复道，“我面前是黄水，背后是数十万野战大军和三千万冀鲁豫人民，有我在，有堤在！”
抢险部队一直忙到中午，终于排除了危险，刘邓及其军民这才都松了口气。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一个接一个的洪峰仍威胁着经过加固的大堤。刘邓所住的院子里已经涨满了水，每隔一步，就要用青砖垫起，从而搭成了一道犹如散兵线一样的小桥。
作战室内，邓小平一圈儿又一圈儿地在屋内踱着步，刘伯承则搬了一把太师椅，坐到了作战室的门口，他还特地在院子里立了两块青砖，砖上刻着度数，以便随时观察雨量和水位。
两人一连几个晚上都不睡觉，除了设置“水哨”外，还不间断地派了许多人前去侦察和掌握河边情况。有一天，刘伯承向派出去的一名参谋询问流速流量，这名参谋回答：只是一会儿工夫，已经水流六十步！
“真是忧心如焚！”刘伯承用一句话道出了他的心情。
除了猛如虎狼的水情，还有同样险恶的敌情。据报蒋介石已重新调整兵力，拟集结鲁西南战场的8个整编师约14万人，实施分进合击，以围歼刘邓部队主力于郓城、鄄城之间的狭小地域内。
刘邓于是做出重大决定：原计划休整到8月15日再南进，但由于水情、敌情不允许，现决定乘敌尚未合拢，陇海路以南空虚之机，迅即南下，先敌在大别山展开。
8月6日，刘邓在野司作战室召集会议进行部署。一辆辆汽车如同疾电一样从四面八方开进野司所在的村子，不到半个小时后又各自返回驻地进行落实。
关于这次行动，刘邓向中央的请示是：“我决心提前于8月7日全军开始战略跃进！”电报发出约三小时，中央就复电予以批准，复电同时决定派陈谢集团强渡黄河，在豫西建立根据地，以配合刘邓跃进大别山的行动。
当天晚上，刘邓下达预备命令，规定了分三路开进的路线和目标。为了使主力部队能够更好地隐蔽跃进，刘伯承命令十一纵和冀鲁豫军区部队在黄河渡口进行佯动，以造成野战军主力渡河北返的假象。
临走这一天，刘邓本来还要安排接见一下华野西进兵团的领导。西进兵团由5个纵队组成，远道而来配合刘邓部队作战，并已奉命暂时归刘邓指挥。
因行军紧迫，刘邓连接见这点工夫也抽不出来了，只好临时决定由刘伯承与兵团领导直接通话，以示告别之意。
关于部队跃进大别山的军事行动，刘伯承仅仅在电话中说了一句：“我们上马了！”
对方立即领会了刘伯承的意思，随后请示道：“牌怎么打法？”
“打一张蛾牌。”刘伯承简明扼要地做了答复。
蛾牌是打牌时所用的牌语。蛾牌的一头为一点，另一头为三点，刘伯承说打一张蛾牌，要让西进兵团在陇海路北展开攻势，以四分之一也就是“一点”的兵力牵制敌军，以四分之三也就是“三点”的兵力寻机歼敌，以掩护南进的战略行动。
刘伯承布置的疑兵战术成功地迷惑了敌军。当然事先的保密工作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刘伯承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必须把我们的耳目弄聪明，同时还要很好地保密，要使敌人耳聋眼瞎。”
起初，蒋介石的判断是“（刘邓）在重兵追击下，不能北渡黄河，也不敢再战，只能南窜”，于是下令部队迅速南下追击。可是在徐州指挥的顾祝同得到的情报却是“黄河边有共军主力活动”，因此他判断刘邓将渡河“北退”，命令内容也与蒋介石截然相反，是让部队北进堵截。下面的部属不知该听谁的好，被弄得不知所措。
8月7日黄昏，刘邓部队离开巨鹿地区向南疾进。在侦察机发现刘邓部队在黄河岸边消失后，蒋介石改变主意，认为刘邓不是要“南窜”，而是要渡河北撤。反过来，顾祝同倒是已经发现刘邓部队是在向南移动。两人朝令夕改，而且调动追兵的方向又是完全相反，部属们也更加无所适从。
刘邓部队成功地甩掉了鲁西南的追敌。刘伯承传令下去，沿途遇到敌人不可恋战，中心任务就是一个字：走！
第二个草地
8月11日晚，刘邓部队到达陇海路北。在这条横贯中原的大动脉上，除了护路兵虚放的几枪外，没有遇到任何正规军的抵抗。
三天后，部队跨过陇海路，到达了豫皖苏解放区，至此已深入敌军战略纵深200多里。
到了解放区，就如同到自己家一样，官兵在精神上都不由得放松下来。不过部队在豫皖苏仅仅休息了一天，洗的衣服还没有晒干，刘邓就下达了新的紧急命令：“16日上午11点半，向黄泛区开进，行程180里。”
听到要向黄泛区开进，部队的情绪很高，不少人说：“黄河都过了，还在乎这些水沟水坑？只要天上的‘小红头’（侦察机）、‘黑寡妇’（轰炸机）不来下蛋，呼呼啦啦不就蹚过去了吗？”
“这是危险的情绪”，刘伯承得知后神情严肃，“它（指黄泛区）绝不是一坑黄水，而是一只张着血口的老虎……现在我们要从虎口中冲过去！”
虽然情报显示，敌军仍未能够判明刘邓大军的行动目标，黄泛区内也没有发现敌人，但自然条件早已开始对行军造成影响。俗话说得好，“八月天，孩儿脸，说变就变”，部队自南下以来，天气就一直阴晴不定，有时小雨，有时又烈日当空，暑气逼人。有人开玩笑说，当年唐僧西天取经经过火焰山，也比不上咱们这儿。
8月16日，也就是向黄泛区开进的第一天，又是一个大晴天，到处都升腾着闷热的蒸汽。部队以每小时10里的速度前进，这个速度按说并不算快，可是还没走到8里地，野司警卫团就有好几个人中暑死亡或晕倒。
第二天，部队进入黄泛区。与黄泛区相比，先前遇到的一些困难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因为这里正如刘伯承所说的，是“一只张着血口的老虎”。
黄泛区就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以水代兵”，扒开花园口黄河大堤后所造成的受灾地区。此地曾长久为黄水所吞没，直到1947年3月，蒋介石实施“黄河战略”，黄河才得以回归故道。
没有到达黄泛区的人，很难设想当地的情景。虽然它的水已成死水，但仍是一片汪洋，在宽约20里的地带内，除了隐隐约约可以看出一些坍塌的民房屋脊，以及空中会偶尔掠过几只野鸭外，就再也看不到什么东西了。
黄泛区的积水，浅则至膝，深则至脐。即便在水已经干涸的地方，也全是稀烂的胶泥，前脚起，后脚陷，而且使劲愈大，陷得愈深，甚至拔不出来。在这种情况下，队伍只好排成数路纵队，练习用队列动作中的“拔慢步”行进：上体保持立正姿势，两腿绷直，然后交替抬起。
在胶泥中“拔慢步”，步伐自然不会那么整齐，“拔”不出来的就一屁股坐下，休息一下再“拔”。有人苦中作乐，笑着说：“大概军阀队伍拔慢步，就是准备过黄泛区吧！”
穿越黄泛区，炮兵和辎重部队无疑比步兵要艰苦得多。有的木轮车车轮一轧进泥坑就滚不出来，必须用木板、干草甚至棉被垫在泥浆上，大家一起使劲，才能把车拉出来。如果火炮也陷进淤泥，那就更麻烦了，遇到这种情况，炮手们只能把火炮拆开，背着炮架，扛着炮身，抱着炮弹，互相推拉着前进。
黄泛区内隐蔽非常困难，白天很容易遭到敌机袭击。当“小红头”和“黑寡妇”进行轰炸射击时，干部战士只得用机步枪进行仰射，以迫使飞机拉升高度。这是古今中外战史上罕见的场面，以至于几乎所有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都异口同声：“这是第二个草地。”
实际上，黄泛区的环境比草地还要恶劣。诸如刘伯承、陈再道等人，过草地时都属于红四方面军系统，曾经三过草地。不过每一次过草地，他们都还能见到青草，黄泛区内却是连青绿颜色也见不到一点。
刘邓及纵队首长们开始还坐着吉普车走了一段路，车越走越慢，车轮越陷越深，最后不得不乘马而行。可是马同样深一脚浅一脚，不仅慢慢腾腾，而且人马都很吃力，于是他们索性也下来“拔慢步”了。
“拔”着“拔”着，刘伯承的脸色突然少见地沉了下来，因为他发现后勤的大车超出了规定的数目，特别是有的车上还装着太行山的小米、山西的陈醋、山东的大葱……
用生命换来的武器固然不能中途丢掉，难道这些鸡毛蒜皮也值得装上大车？刘伯承找到车队领导，对他们说：“红军北上抗日，是吃皮带、草根、树皮过来的。哪个干部到大别山吃这些东西，不脸红吗？”
还没等他说完，车队领导连紧检讨，对大车物资重新进行了调配，该扔的就都扔掉了。
8月18日晚，部队终于全部通过黄泛区，一共20里地，竟然耗费了近两天时间。
抢渡
通过黄泛区后，刘邓部队马不停蹄，急行军三十里，直奔沙河。按照刘伯承的指示，豫皖苏军区部队已预先在河上搭了浮桥，指挥机关和步兵很顺利就得以通过，但是炮兵和辎重部队却遇到了困难，特别是“老太爷”，浮桥根本难以承受它的重量。
“老太爷”是指榴弹炮，因为块头大，威力大，开过来时别人都要给它让路，故此得名。众人正在想办法，天亮了，敌机飞来扔了一通炸弹，浮桥被炸断，这下能通过浮桥过去的火炮辎重也过不去了。
河水在持续猛涨，无法再架设浮桥，幸好豫皖苏军区部队还准备了船，但是船少，又不断被炸毁，从而导致辎重车辆、火炮、医药、弹药，一大摊子都被抛在了沙河北岸。
这时大家才感到车辆大炮等笨重军用物资是个累赘。可是离开它们又不行，真到打大仗的时候，炮弹、子弹和医药用品都是不能没有的。
刘伯承皱着眉头，两手插进裤袋，不停地踱来踱去。李达则一只脚跷在吉普车上，左手撑腰，右手捧脸，眼睛凝视着前方，一动不动。两人都非常着急，不停地思考着解决办法。
经过商量，刘伯承决定派“五号”（李达的代号）坐吉普车亲自到河边指挥抢渡。
到达渡口后，李达向随其一同前往的军政处处长杨国宇、通信参谋小马宣布了任务：“水涨，船少，你俩将现有船只组织起来，分到两个渡口，一渡部队，一渡车辆。”
杨国宇刚开始纳闷，心说就这么一点事，何必要参谋长亲自出马呢。等他和小马驾着小船赶到北岸，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因为昨晚敌机炸沉了两只船，驾船的水手全跑光了。
光有船，没有驾船的人，再怎么分，还是没法抢渡。杨国宇和小马面面相觑，都傻了眼。
李达对这一情况是知晓的，按照与刘伯承协商一致的方案，他从地方工作人员和群众中重新找了一批识水性、能驾船的水手。杨国宇将这些水手分成三拨，一拨渡人，一拨渡车，剩下的去修被炸坏的大船。
大船主要用来负载“老太爷”和拖拉“老太爷”的重型汽车。由于船身短，不能同时装运，只能将车与炮分开，炮手们前拉后推，将“老太爷”们一个一个地“请”上船。
杨国宇一面指挥渡河，一面检查辎重。一车单军衣被他顺手发给了战士，接着又打开一个很重的箱子，竟然发现里面有好多是坏掉的武器。
继续带着这些走路，简直是劳民伤财，杨国宇毫不犹豫地把它们扔到了河里。按照李达的指示，剩下完好的步枪和机关枪统统交给了县大队，这样既为渡河和后面的行军卸除了负担，又增强了地方武装的力量。
中午，所有车辆辎重和马匹都顺利过河，只有二十多辆再也不堪使用的大车残骸被扔在了南岸。
渡过沙河后，部队休息一天，刘邓正式向全军宣布了跃进大别山的任务，同时进行公开动员，提出了“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的口号。为了快速前进，摆脱敌军的追堵，刘邓下令部队实施轻装，将一些不必要的物资留给豫皖苏军区，同时埋藏和炸毁一些笨重武器和车辆。
论笨重，“老太爷”首当其冲。炮手们一面执行命令，一面抱着榴弹炮不忍释手，有的竟至放声痛哭。
应该说，因为各种突发原因，刘邓部队自鲁西南开拔的时间是比较仓促的，另外保密工作也给自己带来了一些不便。有人就埋怨说，公开动员做得太晚，现在连大别山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而且倘若早一点公开动员的话，有些笨重的东西比如榴弹炮就可以提前运到黄河以北，而不致白白损失掉了……
在渡过沙河之前，刘邓对南进行动实施了高度保密，所有部队一律停止使用电台，其间又不断改变部队番号，有的部队还伪装成地方武装，所以战略意图始终没有暴露。可是一渡过沙河，再想保密已经不可能了，因为部队行进的矛头已明确无误地指向大别山。
蒋介石如梦初醒，这才知道刘邓大军既不是“南窜”，更不是“流窜”，而是大部队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且直接威胁其战略后方。他急令王敬久、罗广文等人分头率七个整编师进行追击和截击，这使得刘邓部队平均每个纵队屁股后面都跟着两个师的敌人，部队的行军也变得有些吃紧。
狭路相逢勇者胜
渡过沙河后，刘邓部队又分三路前进。8月23日晚，中路的六纵和野司直属队进至汝河北岸。这是河南省南部的一条大河，水深丈余，河床深凹，两岸陡峭。在部队到达之前，南岸的国民党地方保安部队已将渡口附近的船只统统拖走、砸毁。
徒涉不能，一时又找不到渡船，担任先遣的六纵十八旅便在北岸停了下来。旅长肖永银派工兵连、侦察连分头出动，沿着河岸寻找渡船，另派步兵在附近村庄里搜寻漂浮器材，以做好架设浮桥的准备。
第二天中午，河对岸西面的公路上突然尘土飞扬，人喊马嘶。肖永银站在岸上举起望远镜进行观察，发现那是刚刚到达的敌军大队人马——自西到东，炮兵、步兵、汽车、马车黑压压地不见尽头。
大家已经走得人困马乏，却迎面遇到这么麻烦的事，后面还有大批追兵，不由得人不紧张。肖永银等人判断了一下形势，认为如果让敌军布好防再过河，就会完全陷入被动局面，部队必须想尽办法立即过河，哪怕先过去一个排，占领一座村庄也好。
肖永银把抢渡的任务交给五十二团一营。一营此前已经找了一上午，但仅仅只找到一条小木船。这条船一次只能载一个班，光靠它显然是不行的，于是便又用木头、高粱秸扎了一些木筏。
敌军很快发现了一营的企图，在他们驾着小船和木筏抢渡时，用大炮、机枪进行了集中攻击，河面上不断掀起一根根水柱。尽管面前的炮弹、子弹跟下暴雨一样，但一营官兵深知抢渡行动关系重大，许多会泅水的战士干脆把外衣一脱，抱着木头就向对岸游去。
十几分钟后，第一批抢渡的战士登岸，随即和南岸大雷岗敌军发生了激战。与此同时，六纵工兵连也开始冒着炮火架设浮桥。
下午3点多，一座横跨河面的浮桥架成，大批后续部队越过浮桥，向弹火纷飞的南岸奔去。在北岸进行指挥的肖永银等人这才稍稍松了口气。
黄昏前，五十二团全部过河，并且巩固住了在大雷岗的落脚点。肖永银通过审问俘虏得知，当天中午到达南岸的是整八十五师。原来蒋介石除急令七个整编师尾追外，还派了整八十五师和另外一个旅抢先在汝河南岸布防。
整八十五师在正面数十里长的区域摆成一线，切断了南下道路，现在五十二团虽然渡过了河，但大敌当前，要向前推进仍然非常困难。
天黑时，肖永银将旅指挥所推进至离浮桥很近的小村庄里。他和旅政委李震站在河边，向南岸观望。南岸的整八十五师为了阻止六纵前进，已经放起火来，火光绵延几十里，照亮了半个天空。
肖永银和李震感到有些进退两难：要打过去的话，摸不清对方底细，特别不清楚这几十里火光后面，到底还有多少敌人；等吧，如果敌人继续增兵，布好防务，一到白天就更难办了。
不一会儿，纵队指挥员来了。他们正与肖永银等人交谈着，又有一名参谋前来报告：刘邓首长赶到。
刘邓的到来，令众人既意外又高兴。大家走进旅指挥所所在的一间小草屋，还没坐下，刘伯承就问道：“情况怎么样？”
肖永银把当前情况做了报告，刘伯承听后微微点了点头。
邓小平接着让李达向干部们介绍周围的最新敌情。李达在油灯下铺开地图，干部们全围了上来。
最新敌情比原先预料的还要严重得多：截至8月24日，尾追的七个整编师中，有三个整编师距离最近，只有50余里，预计明天上午8点以前就会赶到。刘邓部队现在所面临的局面，可谓是前有强敌，后有追兵。
小草屋外不断响起炮弹的炸裂声。在李达介绍完敌情后，众人不约而同地都把视线投向刘邓。
“情况就是这样”，一直凝神静听的刘伯承微微抬起头，很镇静地巡视了一下部属们焦急的面孔，然后才开口说道，“如果让后面的敌人赶上，把我们夹在中间，不但影响战略跃进，而且还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说到这里，他的声调变了：“自古狭路相逢勇者胜！”随后又用手在地图上一划，“我们要采取进攻手段，从这里打开一条通路！”
“鬼门关”
刘伯承平时与人聊天，常说自古人们只知三峡为川江天险，只有土生土长的四川人才知道三峡之外更有险关，这就是“鬼门关”或称“道士关”。它位于乐山岷江下游80公里的地方，江中矗立一块礁石，上刻“对我来”三个大字。船行此处，舵手必须毫不犹豫地驾船向礁石笔直驶去，然后在快挨近礁石时，再顺着激流从礁石旁边过去，其间稍一歪斜，就有船覆人亡的危险。
对于刘伯承来说，一旦下定决心向大别山跃进，就如同闯“鬼门关”一样，只准向前，不准退后，否则掉转船头的念头尚未形成，就可能被激流漩涡所吞没。
在草房内，刘伯承用拳头连续敲击着桌面，大声疾呼：“狭路相逢勇者胜啊！同志们，明白吗？……野司要从这里渡河！”
一席话打破了原先沉默、紧张的气氛，让与会众人热血沸腾。紧接着，刘伯承又传下一道令：“保护好浮桥，我们要从上面杀过去！”
从浮桥架成到开会前，敌军已三次抢夺浮桥。刘伯承刚刚说完，工兵连又前来报告，说敌人第四次抢桥，不过已被击退。
“只要桥在我们手中就好办”，刘伯承说着，又让李达把地图铺在地上，他蹲下来，将放大镜罩在左眼上，指着地图对进攻做出了具体部署。
按照刘伯承的指示，六纵十六旅接替五十二团防务，固守大小雷岗，保护浮桥和大军安全渡河，十七旅在西翼迟滞敌军西援。主攻任务被交给十八旅，刘伯承要求该旅作为野司、纵直的前卫，“从中间杀出一条路，抗住两边敌人”。
刘邓同时决定随十八旅一起走。肖永银等人想到，十八旅所打开的通道两侧都是敌人，他们走的路也将在敌人炮火射程之内，刘邓随同他们一路走太不安全，因此建议刘邓还是从十七旅那边走。
“不要管我们”，邓小平说，“快去打仗，一定要从敌人中间打出一条路。”
“等一等”，一旁的刘伯承略微提高了声音，表情严肃地叮嘱肖永银，“要记住，现在是‘狭路相逢勇者胜’，要勇，要猛，明白吗？”
“明白！”肖永银走出草房，把“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口号逐级传达了下去。
刘伯承指挥作战，向来更强调的是“智”和“巧”，只有这种狭路相逢，无退路可择的情况下，才会孤注一掷，重点突出“勇”和“猛”。实施攻击之前，他不仅让部队再次轻装，抛掉所有无法通过浮桥的重武器，而且还烧掉了所有机密文件，做了最坏的打算。
凌晨2点多，肖永银率十八旅依令杀了出去。各团以一至九连的序列，排成四路纵队，遇到敌人就打，打完就往前插。这可忙坏了电话兵，他们必须不停地收线、架线，并通过电话向后方报告战况。
天亮之前，十八旅连续攻占了前进路上的十几座村庄。到天快亮时，一条长十余里，宽六七里的通路终于被打开了。
得知前方已无大股敌人，肖永银一面向刘邓报告，一面重新调整部署。他命令五十二团、五十三团在通路两侧展开，顶住两边敌人的反击，以确保通路的安全，同时调上战斗力较强的五十四团第一营，将其由后卫变前卫，继续扫荡前进。
8月25日上午，六纵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精神，硬是为北岸的野司直属队杀出了一条血路。
之前刘邓就派人送信给直属队：“不管飞机如何轰炸，大炮、机枪如何封锁，均应坚决强渡！”于是当轮到直属队渡河的时候，不管敌机和火炮如何实施狂风暴雨般的攻击，也不管伤亡多大，他们都不顾一切地往前冲，最后一直冲到了南岸距渡口八里的杨湾。
刘邓对六纵这次作战均十分满意，称赞肖永银等人“打得好”。刘伯承更感叹这次之所以能冲出敌人的重围，主要就是采取了坚决的进攻，从而迫使进攻的敌人变成了防御，主动变成被动。
下午2点，六纵和野司直属队到达了预定集结地彭店。三路之中，就他们这一路打得惊心动魄、险象环生，西路和东路因未与敌军主力遭遇，推进时均比较顺利。
进至淮河北岸，邓小平提出，由他指挥阻击尾追之敌，刘伯承、李达等人先行过河，指挥进入大别山的部队。于是李达当晚就亲率十八旅赶到了淮河渡口。
根据事先的调查，本来淮河可以徒涉，但部队到达时，上游却突然涨水，没法涉水过去了。渡口上的船只则多被敌军破坏，只剩下十来只小木船。
这时后面的追敌仍咬得很紧，其中整六十五师的先头部队已到达彭店，与六纵的后卫部队交火，且交火地点离淮河渡口仅仅只有30里。敌情紧急，刘邓部队必须在今明两天全部渡完，李达以此为前提，要求十八旅在当晚12点以前渡过淮河。
粗枝大叶就要害死人
水深船少，部队拥挤在渡口，秩序很乱。六纵敌工部长兼民运部长卢耀武协助肖永银监督渡河，几个人费劲整顿了一番，情况有所好转，但发现还是完成不了李达所交代的抢渡任务。
卢耀武只好跑去找李达据实汇报。李达听完，紧闭着嘴唇沉思了一会儿，最后同意把时间放宽到深夜2点。
这时渡河秩序已得到最大程度的改善，可以说是一分钟都不浪费。肖永银等人算了一下，按此速度应该能够在深夜2点过完，尽管有些勉强。
就在大家都以为可能没问题的时候，问题来了——一阵大风刮来，每一船的来往时间都因此增加了一倍以上。
卢耀武再去向李达进行报告，李达无可奈何地把过河时限推到了拂晓以前，但这一目标仍然难以完成。
十八旅只占全部渡河部队的一部分，如果仅仅过他们一个旅就占去一个整夜还多的时间，甚至不止，其他部队该怎么办呢？
准备随同十八旅过河的刘伯承对此十分焦虑。他让旅政委李震留在渡口加紧指挥抢渡，将李达、肖永银、卢耀武等人召集到旅指挥所，商讨制定加速渡河的紧急措施。
旅指挥所设在淮河北岸的一间小屋子里。小屋子被挤得满满的，屋内的人都不说话，近40摄氏度的高温使人几乎窒息。
在沉思了很长时间后，刘伯承突然向卢耀武发问：“河水真的不能徒涉吗？”
“河水很深，不能。”卢耀武肯定地回答。
“到处都一样深吗？到处都不能徒涉吗？”刘伯承又问道。
卢耀武引用附近老百姓的话说：“淮河急涨急落，从来没有人敢在水涨得正深的时候徒涉。”
“你们亲自侦察或试过没有？”
“先锋团和我们自己都侦察过，试过。”
刘伯承仍然有些怀疑：“你们有没有多找几个老乡问一问？”
商讨半天仍无更好的办法，刘伯承决定先坐船到北岸进行指挥。此时月亮已经落了下去，天将黎明。
登船前，他特地让人找来了一根长过身高的竹竿，卢耀武最初认为他是拿来做手杖用的，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要找这么长的竹竿，因为看着明显不合适。
船驶出去后，卢耀武看见刘伯承的黑影在船边一上一下地活动着，这让他感到奇怪，不明白首长到底在干什么。
突然，听到刘伯承大声喊道：“能架桥哇！我试了好多地方，河水都不大深哪！”
众人恍然大悟，这才知道刘伯承是在船边亲自用竹竿探测水的流速和深浅。
卢耀武和先锋团试过水深没错，但是淮河各处的水深还不尽相同，有一些地方水很浅，徒涉固然不行，架设浮桥却是没问题。凡是经过这些地方，刘伯承都让警卫员插上了标杆。
“告诉李参谋长，叫他坚决架桥。”刘伯承用力喊道。怕北岸的人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他到南岸后又写了一封亲笔信送过来，信上写着：“河水不深，流速甚缓，速告李参谋长架桥。”
卢耀武奉命前往北岸，并以刘伯承的名义再次给李达写信，意思就是要尽一切办法坚决迅速架桥。按照刘伯承的要求，卢耀武还在字的旁边加上了圈圈。
卢耀武写完后，读给刘伯承听了一遍。刘伯承让他在原有圈圈的外边再套上一层圈圈，并且很严肃地对卢耀武说：“粗枝大叶就要害死人！”
说到这里，他一边将手中那根竹竿在地上重重地点着，一边又重复了一句：“要害死人！”
信送出去没多久，卢耀武就接到一名团政委的信，说河水能够徒涉。他急忙把这名团政委请过来询问究竟，得知是一名马夫掉了队上不去船，于是就从河的上游徒涉了过去。
马夫牵马过河的情景，也正好被刘伯承看见，他立即让卢耀武转告李达：不要架桥了，叫部队从上游迅速涉渡。
敌军在淮河北岸追得很急，不仅整六十五师与六纵后卫交火，新桂系主力张淦集团也扑了上来，于是二纵五旅也被迫实施阻击。
当时形势紧张到如果耽搁半天过不了淮河，部队就会在敌军攻击下遭到重大损失，而那些可以徒涉的地方，火炮和车辆很多都过不去，于是只好就地掩埋或予以破坏。
8月28日凌晨，拖后的二纵五旅最后一个南渡淮河。当张淦集团赶到淮河渡口时，恰逢洪峰到达，河水上涨，他们无法徒涉，架桥又需要时间，只能望河兴叹。
直插到敌人的心里边
抢渡淮河是刘邓部队南进途中的最后一个险关，自此便进入了大别山区。
刘邓部队自8月7日出发，至8月底到达大别山，整整奔走了24个昼夜。一名团长在日记中计算了一下路程，总共是1126里。
大别山曾是鄂豫皖根据地的中心地带，也是红四方面军诞生的摇篮。在有些破旧的墙壁上，甚至还能隐约看到当年红四方面军留下的标语。对于陈再道、刘华清等土生土长的大别山人来说，回到大别山，就算回了家。这里的一切都让他们感到分外熟悉和亲切。
刘邓部队的官兵大部分都是北方人，其籍贯不是太行就是冀南。去过太行的会拿太行山与大别山做对比：太行山石头多，树木少，而大别山山清水秀，树木葱郁。常年生活在冀南平原的，也同样对此处的乡音、稻田、水牛、茅屋、鱼塘乃至于一景一物，都感到新鲜、惊奇，认为已经大有江南风味。
先是完成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艰巨任务，接着又看到如此不一样的景色，官兵们的心情毫无疑问都非常愉悦。在部队中间流传的一个最大“新闻”，就是“刘司令员骑上了马，邓政委笑了”。与“新闻”同时传开的还有一首名为“挺进大别山”的歌曲，曲调是陕北民歌，但歌词讲的是部队挺进大别山的经过：“大别山好比一把剑，直插到敌人的心里边……”
大别山是突出于南京、武汉之间的战略要地，但蒋介石和新桂系原本都以为这里已成为他们可靠的战略后方，所以才把主力全部调到北线作战，刘邓的突然而至自然成为其心腹之患。
就在刘邓大军准备实施战略展开，“麻雀满天飞”之际，蒋介石集中23个旅的兵力跟过淮河，一直尾随追入了大别山。针对敌军的这一部署，毛泽东指示刘邓应尽量避开桂系集团，集中歼灭中央军和滇军。
滇军指的是整五十八师，该师在鲁西南战役中就表现出了较弱的战斗力，刘邓决定先拿他们开刀。9月上旬，刘伯承集中一、二纵主力和六纵十六旅，在商城以北对整五十八师展开围歼。
大别山区山岭、水田居多，除了山地外，到处都是田间小路，而刘邓部队自解放战争开始以来，就已习惯于在平原地区作战，对山地和水网作战的特性不熟悉，不管是爬山还是走稻田小路都很吃力，即便将车炮都扔掉仍解决不了行军问题。
作战时，干部从军用地图上一看，到某个村庄只有十多公里，便仍然照搬在平原地区的打法，指挥部队快速迂回过去，结果爬山越岭走了半天才到达目的地。
相反，成军于云南的滇军在平原地区或许只是一只羊，但到了山地却好似成了精的猴子，其行动分外快捷，这使得刘邓部队的分割包围计划难以奏效。
包，包不住，围，围不上，就连堵，都不如从前了。初进大别山的刘邓部队不善于在山区组织战斗队形、构筑工事和有效地运用重武器——当然，他们的重武器装备也不是过去的概念了。
南下前的刘邓部队通过“以战养战”，在火力装备上已接近于中央军一流部队甚至美械部队，鲁西南战役时的进攻火力相当慑人。在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过程中，重炮丢了，榴弹炮埋了，每个旅都只留下一两门山炮，即便纵队炮兵营，也只有一个山炮连。重武器威力的大减，给作战和歼敌又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一仗打下来，刘邓部队不仅连消灭整五十八师一部的最低目标都未能实现，而且自身还付出不小代价，二纵六旅副政委彭学桂即牺牲于此役。
之后敌军占领了商城。为了打击其气焰，9月17日，刘伯承再次对整五十八师展开围歼，此次在首仗的基础上，又加入了三纵。
投入作战的兵力虽然多了，可是作战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仍然有增无减，比如后勤供应问题。
毛泽东之所以把大别山作为刘邓部队战略进攻的主要突击方向，其中的一个重要考虑，就是认为大别山是革命老区，有群众基础，而且又是红四方面军起家的地方，刘邓部队由红四方面军发展而来，自然更适合在这里再起炉灶。
可问题是十多年过去，大别山的情形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抗战时期，新桂系李品仙集团一直在大别山打游击，桂军上至师团长，下到连排长，甚至老兵娶的都是大别山媳妇。当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打下粮食是保长的（苛捐杂税），生下儿子是老蒋的（当兵抓壮丁），养了姑娘是老广的（嫁给广西桂军）。
由于新桂系已在大别山经营多年，基础深厚，使得刘邓部队发动群众的工作不易深入，而且大别山区固然风景秀丽，但老百姓却是缺衣少穿，生活相当贫困，部队给养也因此很难筹措。
不握手会议
刚刚进入大别山，过去在内线作战中没有遇到的困难，现在就全部显现出来。
仅以衣食住行而论——“衣”方面，由于被服供应不上，官兵们都还穿着单衣。时值9月，夜晚天冷，睡觉时只好盖稻草御寒。
“食”方面，北方人初到南方，大米吃不惯，有些人吃了就拉肚子。更多时候，部队连大米也吃不上，因为大别山的多数地区均地广人稀，部队就是有钱也买不到粮食。战士们有时一天只能吃一顿饭，饿得前心贴后背，到天黑了连腿都挪不动。
相比大米，油、盐更缺，时间长了，就有不少人得了夜盲症，晚上走路经常跌倒。由于缺乏油盐，又不了解南方的生活特点，有的部队竟然误把桐油当作食用油，放入锅中炒菜，结果弄得许多人上吐下泻。
“住”方面，大别山不像冀鲁豫或晋冀鲁豫，稍大点的村庄都有上百户人家，这里的村庄往往只住着几户人，别说一个营容不下，就算是住一个连也够挤的。于是部队只好露宿，最后给蚊子一咬，许多人身上长疮，发疟疾。
“行”方面，南方雨水多，部队行军打仗，布鞋非常容易磨烂。旧布鞋磨烂了没有新布鞋可换，要想不赤脚只能穿草鞋，而北方战士又不习惯穿草鞋，个个脚上都被磨得又是泡又是血，粘在一起，脱都脱不下来。
刘邓部队的非战斗减员人数开始迅速增加，甚至还有一个连把枪支埋掉，自行跑回北方去了。这样的作战状态使作战效能大大降低，第二仗的结果与第一仗相比，并没有太大差别，在对敌实施割裂包围时，各纵队仍是屡屡落空，最后只有一纵歼灭了一个团。
9月24日，围歼目标转向整八十五师。整八十五师的实力虽说要比整五十八师强上一些，但如果是在冀鲁豫，不说全歼，起码歼灭它一个师或一个旅也完全不成问题，可这一仗还是落了空。
商北三战，成功之处是将追入大别山的敌军机动部队大多调往北麓，从而掩护了刘邓部队向皖西、鄂东顺利展开，但就战事本身而言，都打得不好。
抛去种种客观原因不提，仗打得不理想，与一些纵队干部思想不稳定，情绪不高也有很大关系。
由于群众工作发动不起来，作战时的伤员都要由作战部队自己抬下来，转到指定地点，然后再由纵队教导队、各旅教导队以及机关人员抬着翻越高达七百多米的山岭，转送至后方医院。这种情况下，有些指挥员怕部队伤亡大，伤员无法安置，指挥作战时便变得顾虑重重，放不开手脚，以致失去了一些战机。
9月27日，刘邓在王大湾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会场气氛异常严肃，以前每次开会，刘邓都会与干部们握手，但是邓小平一开始就说，今天开会不握手，原因大家应该明白。他在会上强调要整顿军纪，克服怕打硬仗、纪律松弛等情绪。
刘伯承接着讲话，他的表情也很严峻。他说，今天是“安卵子”会议，勇敢的勇字，就是男子头上有一顶光荣的花冠。可是有的干部打起仗来缺乏勇气，没卵子，不像男子汉，这是不允许的。
刘邓在一般情况下都不肯泛泛地发表长篇大论，他们平时说的犹如大白话，但所强调的观点，常常会使人一生难忘。这次会议使干部们受到很大震动，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不少与会者还记得“不握手”和“安卵子”的事。
当时国民党军主力正集结于大别山北部，拟以七个师之众实施合击，皖西、鄂东则兵力空虚，只有少数正规军防守。刘伯承窥破了敌军在兵力布势上的虚实，他在留两个旅在山北伪装主力，对敌军进行牵制和迷惑的同时，下令三纵摆脱敌人的合击，迅即回师皖西。
10月8日，三纵在六安东南的张家店，将整编八十八师第六十二旅予以包围。
三纵司令员陈锡联虽未来得及参加“不握手会议”，但听到陈再道传达有关会议精神后，仍受到很大触动，同时该纵队一路下来，伤亡不大，官兵的思想状况相对稳定。这使得他们在连续行军，极度疲劳的情况下，仍保持了勇猛的突击动作。
第六十二旅曾在巨金鱼战役中与三纵交手，当时就被打残了，经过调补后，其战斗力锐减，而且又为运动中遭袭的孤军，歼灭难度相对较小。战至10月10日拂晓，第六十二旅完全丧失了抵抗力，纷纷缴械投降。
这是刘邓部队到大别山后，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第一次消灭敌军一个正规旅以上的兵力。刘邓收到捷报后非常高兴，认为此次大捷对建设皖西根据地关系极大。
回马枪
三纵在皖西的机动出击，不但使刘邓大军取得了跃进大别山以来的第一个胜利，而且还调动和牵制了战斗力较强的桂系集团，刘邓乘势亲率主力向鄂东挺进。
相比于皖西，鄂东的敌军守备部队和地方民团更加分散孤立，刘邓由此横扫长江北岸，其声威所至，直达九江、武汉。
尽管局面开始好转，但由于处于无后方作战，刘邓部队的处境依然非常险恶，尤其是进入10月，冬季将至，但官兵的棉衣仍然没有着落。长江北岸的黄梅、宿松、广济一带湖泊星罗棋布，物产丰富，经济条件要比山区好很多，对筹集布匹和棉衣比较有利。于是刘邓命令各纵队沿这一线展开，以半个月的时间解决冬衣问题。
10月21日，刘邓率野司直属队沿部队展开地区前进，途中刘伯承决定登上位于大别山南麓的三角山观察周围地形。
三角山山高林密，坡陡路窄，而且路面还被洪水冲刷得坑坑洼洼，走起来深一脚浅一脚。时年五十五岁的刘伯承拄着竹竿，一边爬山一边不断往下淌汗。当爬上三十里高坡，登上三角山山顶时，他微笑着对大家说：“这一带正好打仗，能攻能守。”
刘邓部队向鄂东的出击行动出乎敌军意料之外，就连南京最高统帅部也猜不透他们究竟要干什么。蒋介石没有想到刘邓大军是为了解决冬衣问题，而是推测刘邓要饮马长江，渡江南下。他当时正在庐山进行指挥，在那里已经可以听到江北传来的炮声，据说这让他十分不安。
为了阻止刘邓大军渡江，蒋介石一面将长江以南的部队紧急调至北岸布防，一面对尾追刘邓大军南下的整四十师（欠一个团）、整五十二师八十二旅下达命令，让它们兼程追击。
尾追过来的这两部人马加起来有5个团，但皆为战斗力不强的弱旅，其中的整四十师编制来自于平汉战役中被大部歼灭的马法五第四十军，现在的部队是经过补充后重编的，师长为当年逃出来的那个“李铁头”李振清。
查明敌情后，刘伯承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战机，他很形象地说：“老蒋的五个步兵团，真是送上门的大块肉，还是我们四川人称呼的‘臀尖肉’哇！我们是吃定了。”
他决定改变原有计划：先吃了敌人再穿棉衣！
10月中旬，归一纵指挥的中原独立旅首先与整四十师、八十二旅发生遭遇战。就在激战过程中，一纵突然传来命令，要他们迅速撤出战斗，给敌军让开道路。
胜负尚未分出，为何就要留着敌人不打。中原旅上下颇为不解，但也只能遵令而行。
实际上，一纵的命令系由刘伯承授意，为的是使“拖刀计”，将敌军诱入伏击圈。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刘伯承多次演绎出各种各样经典的伏击战，已堪称伏击战之大家。他认为，伏击战是利用敌人贪利的特点，先把本队在适当地区埋伏起来，以待后卫尖兵引敌前来，给以有力的打击。
在刘伯承的这次设计中，负责引敌前来的后卫尖兵即为中原独立旅，而用于伏击的适当地区是三角山附近的高山铺，此处是中原旅放开道路后敌军的必经之所，在地形上又对伏击部队极为有利。
与其他伏击战有所不同的是，高山铺伏击战是先使“拖刀计”，再用“回马枪”。尽管是“回马枪”式的伏击，刘伯承也强调必须在使“拖刀计”之前就预先进行兵力布势，只不过这种布势是采用独特的两层布势而已。
10月24日晚，敌军沿公路进入高山铺东南的浠水城。这时表面看上去周围没有任何刘邓部队的踪影，但中原旅已奉令第一个回过头来，迅速进至高山铺以西。
第二天，一纵来到高山铺以南。与此同时，二纵、三纵、六纵正从四面八方，日夜兼程向高山铺一带汇集。
其中一纵为第一层布势，六纵为第二层布势，其他部队用于扩大战果或进行预备。《孙子·势篇》中说：“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虚实是也。”这种先以小对大，以虚对实，再以大对小，以实对虚的兵力布势，也就是刘伯承常说的“虚虚实实，虚则实之，实则虚之”，乃是对孙子兵法中“正兵”、“奇兵”理论的一种灵活运用。
狼的战术
刘伯承对高山铺伏击战非常重视。野司指挥部也被移至高山铺北面的胡凉亭。胡凉亭是一座小山村，位置隐蔽，地形险要，可以对敌军必经的狭窄长谷进行俯瞰和瞭望。
高山铺四面皆山，确为实施伏击的理想地点，但越是险要之处也越容易引起被猎捕者的警觉。一旦敌军发觉情况不对，或停步不前，或改变方向，则已到嘴边的肥肉就有滑脱掉的可能。
在刘伯承所列举的三种战术中，除了“牛抵角”、“马的战术”外，还有“狼的战术”。
四川有个民间故事，说成都有一条坡路，觅食的狼就在坡路附近静坐等着。当推平车的人推车推到半坡时，它便照准人的腿上咬一块肉，推平车的人放也放不下，跑也跑不掉，只好乖乖地让狼吃去一块肉。
刘伯承经常引用这个故事，他认为狼的战术是很高明的，而“我们是人，总比狼聪明些”。
高山铺一战，刘伯承就是要运用“狼的战术”，把敌军诱到进退不能，左右不便的“半坡”上去。为此，他交给中原独立旅一项特别任务，命他们进一步撒出诱饵，同时叮嘱前方指挥员：“一定要牵着敌人的鼻子走，叫他们照我们的指挥棒行动！”
中原独立旅向公路两旁派出了一批侦察员，这些侦察员穿着各式各样的便衣，背着汉阳造、老套筒之类的破枪，看到敌军过来便打一阵冷枪，然后扭头就走，过一阵换个地方再跑再打。
如果周围一片静寂，敌军或有提防之心，有了这么一出，他们以为遇上了地方游击队，行动反而更加大胆。10月26日，上午9点，其前卫部队进抵高山铺，并与一纵警戒部队接战。
警戒部队稍一开火，就向后面撤退。此时大雾弥漫，观察困难，敌军尽管意识到已与刘邓部队遭遇，但却判断对方兵力不多，只是起阻滞作用，为的是掩护主力转移，因此他们仅以少数部队进行侦察，控制沿公路的小山，主力仍继续往前推进。
中午时分，敌军前卫进至洪武垴山，一头钻进了马蹄形包围圈，其前进道路立即被一纵给卡住了。
直到这时，敌军还没有弄清情况，仍以为是游击队或刘邓的后卫部队在进行袭扰和阻滞。及至发现一纵拥有自动火器，且火力极为猛烈时，他们才开始清醒过来，其用于进攻的兵力也由班、连、营，一直扩充到团，但整整一个下午，始终都未能再往前推进一步。
伏击战打响之前，整四十师师长李振清已先行绕道武汉到了蕲春，不在队中，他不明前线情况，居然用报话机呼叫其部下，让后者率部赶到蕲春吃晚饭。倒是代替李振清指挥的副师长通过一下午的激战，已经嗅出气味不对，天一黑就马上命令部队转攻为守，伺机突围。
可惜突围的决定来得太迟了。天黑后，经过长途跋涉赶来的其他纵队先后进入指定位置，抢占了阵地，其中六纵在敌军后面又摆了一个马蹄形，此马蹄形和一纵原来摆开的马蹄形渐渐合拢，最后将敌军团团包围。
10月27日，上午9点，刘伯承下令发起总攻。各路部队冒雨苦战，高呼：“扎紧布袋口，不让一个敌人漏出去！”
刘伯承在进行战斗部署和战役布势时，总是力求险恶，以使得敌军的处境像“驼子走下坡路，趋势很陡”。只要做到了“陡”，当其面对猛烈冲击时，再想拦住攻势，就只会像“抓沙子搪水”，徒劳无功。
敌军很快就被打得四分五裂，被迫沿公路向西南逃窜，结果又遭到六纵的迎头截击，部队陷入水深过膝的稻田，无法运动。
截至下午2点，整四十师、八十二旅遭到全歼，刘邓大军取得了自进入大别山以来的最大胜利。
打完伏击战，解决了追敌，刘邓急忙回过头来解决已成燃眉之急的棉衣问题。
随着严冬到来，如果十几万官兵还没有棉衣穿，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解决棉衣问题可以说比打胜一个大战役的意义还要大。本来棉布可以就地采购，但部队的经费不足，后来计划让十纵护送棉衣或银圆、黄金来大别山，可是又因为遇上敌军的重兵围攻，也成了缓不救急的一件事。
在供给部难以统一筹措的情况下，各纵队都不得不以旅、团为单位，抽出许多干部去黄梅、宿松等地的商铺“借布”。
布是借到了，但总不能光披一块布在身上。这时刘邓部队的官兵都深深感到，无后方作战确实困难重重。过去八年抗战包括跃进大别山前的内线作战，都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即便是当年同在大别山作战的红四方面军，也没有这么困难过，因为那时起码还有一个可靠的后方，有被服工厂可以统一制作棉衣，根本不用野战部队操心。
没有办法，只好把借到的布匹、棉布分给每个战士自己去做。最后缝制出来的棉衣各式各样，大小不合身，色彩也不统一。三纵不会染布，更是什么颜色都有，整个都是一身身“花衣”。刘邓看到了，跟纵队司令员陈锡联开玩笑，说：“你们纵队都变成了姑娘队了。”
从军容风纪上看，这样的棉衣做军装是不合格的。可是事到如今也不能过于计较，毕竟御寒过冬是第一要务，能不冻死人就不错了。
马蜂窝
刘邓不顾艰难，千里跃进大别山，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掣肘和调动陕北敌军，以改善中央的困难处境。不过从事后来看，真正迫使蒋介石从陕北战场分兵的，却不是刘邓大军，而是陈谢兵团——就在刘邓大军向大别山跃进的途中，陈谢兵团在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奉蒋介石之命，胡宗南急忙率主力增援豫西，以拱卫西安，从而大大减轻了敌军对西北战场的压力。
就对敌军兵力的牵制而言，除桂系集团系由山东战场抽调外，尾追刘邓南下的仍然是原郑州绥署所属的部队。换句话说，陕北、山东被刘邓所牵制和吸引的兵力并不多。
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一个直接的后果和反作用倒是把新桂系的马蜂窝给扰动了。
在国民党阵营内部，蒋介石和新桂系一向面和心不和，虽然新桂系首脑之一白崇禧被蒋任命为南京政府国防部长，但只是虚衔，不掌握实权。高山铺惨败后，蒋介石终于下决心放白崇禧出山，并委以重用。
1947年11月初，蒋介石在南京国防部召开大别山作战会议。同月下旬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由白崇禧兼任指挥部主任，统一掌管豫、皖、赣、湘、鄂五省军政大权。
白崇禧被毛泽东称为是“中国境内最狡猾的军阀”。此人私心极重，他对整个中原局势都漠不关心，觉得那反正是老蒋的家业，败了就败了，与己无关，蒋介石派他到北方指挥或督战时也从来都是出工不出力。他与蒋之间的这种派系矛盾，历来为中共所巧妙利用。
可是大别山就不一样了，这是新桂系经营多年的地盘，白崇禧对此十分看重，所以这回是既出工也出力。他坐镇九江后，集中了33个旅的兵力，专事围攻刘邓大军。
在白崇禧的眼中，刘伯承是“中共第一号悍将”，不能不小心应付。在展开军事围攻的过程中，他始终不为刘伯承的大范围机动所引诱或调动，而是坚持稳扎稳打，集中兵力逐一攻占大别山根据地的各个县城。
自张家店和高山铺之战后，刘邓能够寻觅到的战机越来越少，这意味着在没有后方的情况下，野战军也不能再像以往一样，通过“以战养战”来改善自身的物质条件，这对部队的机动性和战斗力都有一定的影响。
为了对付刘邓，白崇禧还提出了“总力战”的概念。所谓“总力战”，就是军事围攻、分区“清剿”与政治组训相结合，一方面进行分进合击；另一方面实行保甲联防、“五家联坐”，以及建立和加强各级民团武装组织。
抗战期间，桂军曾在大别山打过游击战。他们所建立的民团组织特别是一种被称为“小保队”的保安队，不但熟悉当地的风俗民情，而且对游击战术也不陌生，其危害程度甚至超过了国民党正规军。刘邓部队在大别山饱受其袭扰，伤病员更是大批遭到这类民团武装的杀害。
在保甲制度和民团的威胁下，被杀怕了的老百姓一见部队就整村整村地往山里跑，当时别说抬担架支前，就是找个人问路都困难，而过去刘邓依托内线打大仗，每一次都有几十万民工随军行动，其数量往往是参战兵力的两倍。
刘邓部队的非战斗减员迅速增加，除了伤病员，还有很多人开了小差。大多数官兵都没有想到跃进大别山后，形势和环境会这么艰苦，刚来时那首人人传唱的《挺进大别山》也没人再有心思哼了。少数干部甚至把白崇禧组织的这次围攻与当年蒋介石“围剿”中央苏区的往事相提并论。
自刘邓挥师南下后，毛泽东一直非常关注其动态。凡有刘邓电报来，无论白天黑夜，他必要亲自处理。刘邓部队在大别山遭遇到的困难，令他十分焦虑不安。
继派遣陈谢兵团渡黄河外，他又致电陈毅、粟裕，告之“刘邓有不能在大别山立脚之势”，要求华野南下豫皖苏钳制敌军，以减轻刘邓的压力。
一般情况下，毛泽东给各野战军的电报均以中央或军委的名义，但唯独这些给陈粟的电报全部署名“毛泽东”，并签了四个粗重的“A”。
这样陈粟率部也越过陇海路，进抵豫皖苏，与陈谢集团、刘邓大军一起，在中原战场上形成了“品”字阵势。不过无论是陈谢集团还是华野，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刘邓在大别山的困难处境。
八卦图
11月中下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晋冀鲁豫根据地除增调由军区部队改编的十纵、十一纵来大别山外，又在部队的护送下，给刘邓部队送来了一批新兵、伤愈归队人员和大批弹药、药品、银圆。
兵员多了，后勤也有所加强，但刘伯承仍无法做到像南下之前那样大量歼敌。主要原因是大别山的地形条件从总体上仅适于打游击战，而并不适合于实施大兵团运动作战——大别山区山高路窄，回旋余地很小，大兵团难以做到宽大机动，而且由于山路崎岖，部队运动也遇到很大困难，上山时大炮辎重都要抬着走，而敌军却可以利用大别山周围交通便利的优点，迅速调集兵力。
12月上旬，基于大别山难打大仗，同时又容不下太多部队这一事实，刘邓决定采取“内线坚持，分兵向外，内外配合，寻歼弱敌”的对策。
随后，他们分兵三路：刚来大别山的十纵、十一纵西越平汉线，分别向桐柏、汉江两地区实施战略展开，以北接豫皖苏解放区，与华野、陈谢集团进行配合；邓小平和李达率小型指挥部（简称前卫指挥部或前指）、二、三、六纵队留在大别山；刘伯承率指挥部大部分人员（简称后方指挥部或后指）、中原局、第一纵队渡淮河北进。
在指挥层中，并不是每一个人对形势和前景都看得那么清楚，当时对分兵北进这一决定感到不能理解的仍大有人在，甚至还有干部冒出怪话：“这是前进一千，后退五百。”
邓小平在干部会上敲了定音锤：“我的数学不高明，我算了一下，这叫作前进一千里，再前进五百里……”
留在大别山固然艰险，北进同样并非坦途。可以预知的是，白崇禧必然会派兵进行拦截和追赶，而以部队目前的战斗力和状态，要想顺利冲破其阻挠绝非易事。
刘伯承翻身上马后，一边走，一边告诉身边的随员，说如果直属队北上受阻，不幸被敌人冲散，大家就原路向南集中，“去找邓政委”。
电台被要求按时与邓小平进行联络。每天早上，刘伯承向警卫员询问的第一句话必定是：“政委在什么位置？几时取得的联系？他周围的敌情如何？我军的位置有什么变化？”
不出所料，在发现刘伯承分兵北进后，白崇禧尽管一时还摸不清虚实，但为了阻止刘邓部队在淮北得到补充和发展，也为了乘机扩充新桂系的地盘和势力，他马上采取围攻和“追剿”并行之法，派出三个整编师向北进部队进行跟踪追击。
对于刘伯承而言，北进的难度不亚于组织一次重要战役。在过去一年来的无后方作战中，刘邓部队既无法从解放区得到大量兵源，也缺乏通过打大的歼灭战来补充解放战士的机会。在兵员补充极为困难的情况下，野司机关的警卫部队被一再缩减，所以这次直接护卫机关纵队的只有数量很少的警卫人员。
跟随自己北进的干部这么多，用来护卫的警卫人员却又如此之少，不由得刘伯承不捏把汗，他开玩笑说：“现在我挑的是一担电灯泡子，碰不得。”
刘伯承一向喜欢看地图和研究地图，这是他的老习惯。他经常对幕僚们说，如果没有地图，部队行动就会迷失方向，就将变成瞎子，从而给行军、宿营和战斗带来直接的影响。
可是北进缺的恰恰就是地图。当时野司还没有五万分之一比例图，十万、二十万之一的残缺不全，唯一完整的是一幅五十万分之一地图，但图上显示的情况又不详细，使用起来很不方便。
除了察看线路之外，还需要了解敌情、民情等其他情况。过去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作战科一个参谋给野司送来一份行军路线图，图上画了个土围子，部队要经过那里。
刘伯承看过之后一连问了好几个问题：“这土围子里有没有驻扎敌人？它周围的地形怎样？部队能不能通过……”
这名参谋答不上来。刘伯承用严肃的口吻对他说：“以后像这样关键性的地方就要多下功夫，一定要搞准确，不然要误大事的！”
随后刘伯承立即派人前去调查，结果发现这个土围子周围有敌人挖的一条两丈多宽、一丈多深的壕沟，里面还灌满了水，进村时必须放下吊桥，否则便无法通过。
土围子里的敌人在头天已经撤走了，但撤走时又把吊桥给破坏了。根据调查到的情况，刘伯承及时采取措施，这才保证了部队顺利通过。
试想，如果北进再发生这种事，机关纵队就不是能不能通过，而是要遭遇重大损失的问题了。
一天傍晚，刘伯承让警卫员把军政处处长杨国宇等人叫到自己宿营的屋子里，对他们说：“据豫皖苏军区通报，这一带情况相当复杂，要告诉部队，一定要提高警惕。”
“你们要尽快把这一带情况搞清楚”，刘伯承具体交代了任务，“以后你们每到一地，都要给我画一个‘八卦图’出来。”
李逵背娘
什么是“八卦图”？众人一时不解其意，都不由得露出了困惑的表情。
见他们没听懂，刘伯承便打着手势解释说，所谓“八卦图”就是一张兵要地志图。其要点是以指挥机关为中心，向四面八方延伸，把周围一两百里地，也就是一两天行军路程内的各种情况，包括村镇、道路、河流、桥梁、渡口、关隘乃至于当地的民情、社情，都在调查清楚的基础上一一标绘上去。
然后，刘伯承又接着桌子上的一张地图，边比画边说：“比如这中间是我们机关，再把周围需要了解的各个目标绘上去，你们看，这个图像不像张‘蜘蛛网’呢？”
众人恍然大悟，都笑着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很像很像。
野司机关的工作效率很高，经过紧张的调查研究，短时间内便绘制出了一幅比较详细的“八卦图”。当这幅图送到刘伯承手里时，他看后连连称赞：“好，好！”同时鼓励大家：“以后要坚持下去。”
自此以后，机关干部们都画起了“八卦图”和“蜘蛛网”。平时相互对话，也习惯说：“你的‘蜘蛛网’画好了没有？”或者“快去把‘八卦图’取来！”
“八卦图”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机关纵队一开始既缺图又不了解沿途情况的问题，成为刘伯承下决心和实施具体指挥的一个可靠依据。
12月13日，刘伯承及其机关纵队遭遇了北进以来最大的一次危险。当天他们来到河南光山县北向店，当找到村子宿营时，已是后半夜。负责掩护指挥部的一纵二十旅原定在指挥部驻地以西宿营，不料却发现前来追击的整十一师就驻扎在那里！
这一惊非同小可。二十旅一口气后撤了八里路，同时派人和指挥部联系，可是没有能够联系得上。
野司宿营后，也派人找二十旅。作战参谋王文桢带着两个通信员赶到了计划中二十旅要驻扎的村庄，三个人一进村子，就发现里面全是敌军。
幸运的是，当天晚上夜特别黑，敌人一时还没有发现他们。王文桢胆大机警，他怕立即返回暴露目标，于是又向前走了一段路，之后才迂回驻地，向刘伯承进行报告。
“八卦图”的情况早就已经刻在了刘伯承的脑子里。得报之后，他赶紧指挥机关纵队向东转移。此时整十一师方向枪声大作，敌人也已经发现了他们，但是由于对周围情况不熟，很快就被机关纵队给甩掉了。
天亮后，有两架飞机飞来盯住了机关纵队，并开始向其地面部队指示位置。这让指挥部再次面临险境，千钧一发之际，低空中突然升起一团团浓雾，十几米外看不到一个人影，敌机的视线也被完全遮住了。
依靠这一奇迹般的大雾作为掩护，加上自身行动迅速隐蔽，机关纵队终于得以化险为夷。事后，刘伯承诙谐地说：“我带着野战军直属队、中原局机关一大摊子转移，真好比是李逵背娘。这一回我差点当了李逵，让老虎把娘吃掉！”
12月16日，刘伯承率机关纵队及会合后的一纵冒雪渡过淮河，到达了淮北。
实行分兵作战后，大别山的敌情仍十分严峻。本来截至10月底，刘邓已先后建立了33个县的民主政府，根据地初具规模，但到年底，这些县城和大的市镇又全部丢失。
留在大别山的二、三、六纵被迫采取分散活动的方式，其活动范围也仅限于大别山的边缘地带。在给毛泽东写去的报告中，邓小平坦言：“大别山区斗争仍极艰苦。”
毛泽东深有同感。他在给华东局的电报中说：“现在最要紧的战场仍是大别山，该区是否站住脚的问题，尚未解决。”
不是刘邓部队主观不努力，是大别山的客观条件抑制了他们的长处。刘邓都感到，如继续与敌军在大别山纠缠，其结果只能是遭受更大损失，于战局发展的意义也不大。1948年1月26日，二人给中央军委去电建议：“我们野战军采取宽大机动，或出淮北，或出汉江、桐柏，其利得多……”
2月，中央军委同意野战军主力转出大别山。自2月底开始，除留下一部分人员继续在大别山坚持外，邓小平和野司前指、各主力纵队先后北渡淮河，进入豫皖苏地区，与刘伯承所部会合。
主力一出大别山，那里的根据地就全部变成了游击区，但是正所谓“舍得舍得，不舍不得”，在大别山外，刘邓即将开辟出的是一片新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