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闽浙赣省委截获到的最后一份电报上，粟裕得知，方志敏、刘畴西已在搜山中被捕，这也就同时意味着，红十军团主力已经全军覆灭。
这是一个让粟裕一辈子都为之刻骨铭心、始终无法释怀的大失败。为避免动摇军心，在率领部属离开会合地点时，他撒了一次谎：“方主席（方志敏）没有过来，不过我们的主力部队已改编为游击队，回皖南打游击去了，暂时不能回闽浙赣，所以我们不必在这里等了。”
那些日子，到处都是创痛和失败，到处都是凄风和苦雨，但是他必须选择坚忍地活下去，并且勇敢地面对一切艰苦和挑战。
刚入军旅时，教官告诫的那番话从不会过时：“艰苦比死亡更难受，如果你们能够战胜艰苦，那么还有什么不可战胜的呢？”
声东击西
1935年1月底，闽浙赣省委把粟裕等人召去，传达了一份中央的重要指示。
按照指示要求，红十军团的突围部队将组成挺进师，由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治委员。挺进师的任务是立即进入浙江境内，在那里建立游击根据地。
上一年，粟裕曾率先遣队进入过浙西，先遣队比挺进师要强上许多，那时都无法立足生根，现在还能再去？
似乎这又是一次失败的延续，可是粟裕却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判断：可以去，而且能站住脚！
关键还是对时机和方法的把握。
先遣队时期，中央红军尚未远去，参与“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部队也随时可以分兵抽调到浙江，如今则不同，国民党主力都追赶中央红军去了，回调并不容易，从而导致其在浙江的兵力相对空虚。
孙行者要想钻铁扇公主的肚子，正是时候。
钻进肚子怎么办？答案是不能停留在一个地方，要逛遍五脏六腑。
对先遣队乃至红十军团的失败，粟裕总结出的最大教训之一，便是没有分散打游击。过去在浙西，说是打游击，最终还是变成了单纯的运动战，那有个不吃亏的吗？
粟裕组建挺进师的思路，就是把它编成游击队，而不是正规军。
能够集结起来的突围部队，连机关和后勤人员在内，一共只剩下400多人，加上闽浙赣独立师编入的兵员，全师为500多人，也就相当于一个满员的营。
正常情况下，师编制下应设旅、团、营、连，不过既然是游击队，就得是另外一种编法，粟裕将挺进师编成3个支队和1个直属队。支队实际上是连的规模，只是由团级干部进行指挥，就连士兵中也有很多是具备实战经验的营连干部，这样队伍显得更为精干和灵活。
挺进师组建时，国民党军队已在苏区周围建立了许多碉堡和封锁线，要跳出闽浙赣苏区，从而挺进浙江，困难着实不小。
粟裕采用了一招声东击西的战法。他首先对进攻闽浙赣苏区的敌军一部发动奇袭，震动一下对方的小心脏，然后突然返回，南下前往闽北苏区。
从闽浙赣到闽北，其间不仅有高山峻岭，还有敌军布置的六道封锁线。粟裕用以闯关的法子也很简单：遇到对方喊话不理睬，开枪不还击，岗哨问话时，一律让乔装改扮的侦察连上前应付。
由于布置周密，挺进师的这次行动非常隐蔽和高效，部队以一夜70公里的急行军速度，顺利到达了闽赣边境。
然而他们尚未进入福建境内，中途就遭到了伏击，周围山头枪声四起，众人很是紧张。粟裕久经战阵，侧耳一听，便判断对方是地方民团，战斗力不过尔尔。
他端起望远镜，朝山头望了一下，然后指定目标，让神枪手瞄准射击。枪声过处，山顶的两名团丁被撂倒在地。
民团毕竟是民团，轻轻一招过去，队伍马上就乱了套。挺进师一个冲锋，就把对方冲得稀里哗啦，四散奔逃。
赶走民团，一检点行李，坏了：唯一的一部电台被打烂了。
别的零零碎碎都无所谓，电台却是宝贝，跟中央联系全靠它呢。自此挺进师和上级的无线电联系完全中断，他们将独立度过未来最为艰苦的三年。
事情开始越来越不妙。在从闽浙赣苏区出发前，粟裕已向闽北苏区党组织通报了进军路线，请求派人接应，但进入闽北后，不仅找不到自己人，还处处碰到敌军。
按照粟裕早已设定好的方案，为迷惑敌军，挺进师故意走了一个曲线，不是直接往浙江，而是先到闽北，再入浙江，所以才有“声东击西”和突然南下。
从现有情况来看，对手似乎已经提前知道挺进师要来闽北，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粟裕对此很是不解。
几天后，部队从村口和凉亭里捡到了一些敌军的布告，粟裕细细翻阅，从里面找到了一份“劝降书”，上面的署名是“李德胜”。
一看这个名字，粟裕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李德胜是闽北军分区司令员，以他的名义发出“劝降书”，说明这厮已经叛变了，挺进师的整个行动计划自然再无秘密可言。
再回过头一想，挺进师一到闽赣边境就遭伏击，显然也是因为计划泄密。
到了这个境地，已不可能再与闽北党组织进行联系了。粟裕马上改变计划，决定直接率部进入浙西南。
当初先遣队进入浙江时，有两个连与主力失去联系，留在了闽北，此时得到消息，立即赶来归建。粟裕正犯愁呢，出发时纳入的闽浙赣独立师大多为当地人，思乡情重，挺进师一离开闽浙赣，他们就又掉队跑回了老家。
走了100多，来了100多，挺进师，仍为500多人，但这只是就数量而言。从质量上说，归队的两个连要比独立师的那些新兵蛋子强太多了，挺进师的总体实力也因此得到了提升。
1935年3月，粟裕率部跳出闽北，直插敌军大后方——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
野外独狼
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合打游击。首先，最好是在各省交界处，那种谁都能管，但谁都懒得管、不肯管的地方。其次，地形得有利，要便于隐蔽和机动作战。
粟裕选择的浙西南，正是二者的最佳结合，除此之外，这里还可以和闽东、闽北、闽浙赣等几块游击根据地互为掎角，互相支援。
地是块好地，但有保安团守着，不买门票是进不去的。
江浙的保安团很强，这一点粟裕早有体会，如果直接攻进去，伤亡一定小不了，那就不好玩儿了，也影响以后的发展。
他所要合计的，就是如何才能做到“不花钱进景区”。
最后研究出的攻略是，自己不进去，把“管景区”的那帮人先诱出来。随后，粟裕便率挺进师在龙泉河以南的浙闽边境进进出出，这里亮个相，那里留个影，从而展开了闪、转、腾、挪的游击战。
挺进师的基础是红七军团，这是一支长于野战的正规部队，现在一下子要分散打游击，官兵多少有些不习惯，很多人都不愿意分开活动。
粟裕曾派一个团级干部带一支小部队出去游击，当时规定至少要在外面兜半个月，然后在预定地点跟主力会合。谁知才过了3天，这名干部就带着部队回来了。
一看，人瘦了，眼睛凹了，胡子长了，整个一副遭罪受苦的样。再让他出去，无论如何不愿意，非要一起行动不可。
打游击，就要培养一只只能在野外生存的“独狼”，老绑在一起怎么行，不过粟裕也意识到，这事不能操之过急，得慢慢来。
半个月受不住，那就先来3天，说好3天后在哪里哪里会合。3天适应了，增加到5天，5天后，再会合。如此一点点累积，从7天、10天一直增加到半个月，渐渐地，一个班长也能带小部队外出活动了。
“独狼”的特性是更为灵活机动，可以不需请示，见到“食”就上，随时消灭敌人和补充自己。挺进师的各个游击小分队从这里钻到那里，先后打了几十仗，把当地的一些小股保安团都给干掉了。
这一番动作，果然让敌军坐立不安。龙泉河以北的浙江保安团纷纷南调，准备将在门外“滋事”的挺进师给消灭掉。
1935年4月，当挺进师在斋郎一带活动时，浙闽保安团及大刀会3000多人，突然从3个方向对挺进师实施分进合击。
敌军事先知道挺进师兵力有限，弹药不多，也无根据地做依托和补充，因此有恃无恐，他们在排兵布阵时，是先弱后强，计划先用大刀会冲一下，对挺进师进行扰乱和消耗后，再把主力派上来作战。
对粟裕来说，对手占着人数优势，若是以一打三，还真有些吃力，现在你们要一个个上，巴不得呢。
大刀会以保家防匪为号召，是一个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民团组织。徒众以大刀和梭镖作战，看着武器很原始，但他们在临阵前念过咒语，喝过符水，上了战场之后就算前面枪林弹雨，也会一拥而上。那种凶猛而疯狂的密集冲锋，胆小一些的，真得被吓倒坐在地上不可。
幸好粟裕率挺进师已在当地兜了一个月的圈子，早就见识过这种阵势，也就掌握了对付的法子。
大刀会徒众之所以表现得跟疯子一样，究其原因，还是临战前吞食了符水的心理作用。不过这种兴奋作用并不能持久。
这样的话，作战地形就要有意选择隘路或水田，同时要用火力阻滞其前进，尽量不让会徒众蜂拥扑来。
半天不到，粟裕就把大刀会给整趴下了。
紧接着是浙江保安第一团，这个挂着“第一”名号的保安团还挺骄纵，因为骄纵，他们被粟裕一步步诱进了预设阵地的前沿。
预设阵地的地形自然是挺进师占便宜。官兵居高临下，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而保安团1000多号人都挤在一条狭窄山谷里，兵力根本施展不开，优势马上变成了劣势。
保安团连续发动10余次冲锋，全被挺进师给压了下去，团长也被打断了手，最终大败而逃。
第三个轮到的是福建保安第二团，他们上来一看，己方已经败到一塌糊涂。这还打什么打，赶紧撤了走人吧。
斋郎一战，是粟裕挺进闽浙边的关键一仗。这一仗后，保安团开始由攻转守，龙泉河北面的敌军兵力十分空虚，粟裕得以成功地打开进入浙西南的通道。
挺进师的官兵全是江西子弟，要在异地立足，首先必须融入当地，也就是做群众工作。一开始这很让人挠头，听到红军来了，老百姓全都躲进山里，有时挺进师连一个向导都找不到，筹措粮食给养更是困难。
无奈之下，粟裕只好临时想了个招。他让侦察员也化装成逃跑的群众，满山满坡乱跑，一边跑一边喊：“红军来了！快跑啊！”
村民一听，果然都从躲藏的地方跑了出来。侦察员便上去拦人，请他们带路，而且说好不白带——每带10里路给1块银洋！
浙西南一带全是贫瘠山区，农民生活非常穷困，对当地人而言，带路还能得到银洋，不啻于喜从天降。
借着带路的机会，侦察员边走边聊，也就把红军的正面形象给宣传了出去，以后一传十，十传百，挺进师逐渐在浙西南民众中赢得了口碑。与此同时，粟裕和他麾下的子弟兵也开始熟悉当地的风俗习惯，甚至能说上一些浙南方言。
未出一个月，一个崭新的红色游击根据地露出了雏形。
孰优孰劣
粟裕进军浙西南，令国民党浙江省当局大为震惊。时任浙江省主席的黄绍竑亲自到浙西南视察，发现当地有钱人家大多已闻风远避，而经过斋郎一战，保安团的力量已相当薄弱，根本不足以抵御红军。
此时，浙江省保安处处长俞济时被调往汉口，主持保安处的是副处长宣铁吾。他报告的情况，更是令黄绍竑有心惊肉跳之感。
据宣铁吾说，浙西南几县的县太爷怕红军已经怕到了风声鹤唳的地步，每天都有许多电报打来告急，好像不得了的样子。有一座县城的哨兵枪走了火，县长一听，马上抱头逃出了城。
黄绍竑与宣铁吾一商量，这样子不行，一定得“进剿”了。
浙江原有7个保安团，其中3个改编成正规军，由俞济时带走了，还剩下4个。黄绍竑又从全省15个保安大队中抽来11个，加上刚从南京调来的1个税警团，总共凑成八九个团的“进剿”兵力，从四路向挺进师发动进攻。
粟裕将挺进师分成南北两路，南路部队用以吸引对方注意力，他亲自率主力北上。
第一剑刺向汤溪县城，黄绍竑急忙下令巩固城防，但这只是虚晃一枪，粟裕随后就转到了下一个地点，黄绍竑跟在后面跑都来不及。
10多天后，粟裕已经把战火引到了浙赣铁路附近。
不“剿”还好，一“剿”令交通运输线都受到了威胁，黄绍竑急了。
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家，如果真的让红军捅到血脉之处，他这个省主席没法向上交代。
反正在家里也是坐卧不宁，黄绍竑一咬牙，决定率士官教育团前去堵击。
黄绍竑系新桂系三巨头之一，李宗仁、白崇禧，然后就是他了，也非等闲之辈。他所建立的士官教育团，主要负责对浙江各县保安队的基干队长和常备队长进行训练，这些人是浙江保安队的骨干分子，而且整个士官教育团的装备也很精良，被黄绍竑视之为“怀中利剑”，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轻易挥出的。
剑是好剑，但能不能建功，还得看对手是谁。
粟裕继续沿用了斋郎之战中所使用的“切糕战术”，你的糕再大，我拿刀一块块切。
第一天，歼灭教育团一个连；第二天，再歼一个连。两天之内，就让黄绍竑的“利剑”成了钝剑，这两个连的装备也全部为粟裕所缴获。
黄绍竑看不下去了，再看，他得吐血。几天后，他匆匆跑回了杭州。
与高手的对决，最能看出孰优孰劣。黄绍竑早先也是桂军宿将，但此后便弃武从政，照他的说法是，10多年在行政圈混，只是中间打杂式地临时参与过军事，自然不是长年累月在刀枪中打拼的粟裕的对手。
黄绍竑下面是刚提升为保安处处长的宣铁吾。这位黄埔一期生设立了“浙南剿匪指挥部”，自任总指挥，继续调集“进剿”部队发动围攻。他宣称要用“回环压迫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来对粟裕进行打击。
会不会打仗，有时跟是不是黄埔，或者黄埔几期毫无关系，那只是一种资历的象征，战场之上，大家拼的是本事。
宣铁吾高调了半天，却仍然只有被狠狠挤兑的份儿。粟裕用了一招声东击西，便引得保安团在黑夜里乒乒乓乓乱打一场，“回环压迫”，压来压去，敢情压的全是自己人。
黄绍竑、宣铁吾发动的“进剿”行动彻底失败了。有了战争的胜利，浙西南根据地发展迅猛，各地都建立了临时苏维埃政府，挺进师也发展到近千人，扩编为5个纵队和2个独立支队。此外，还有千余地方武装。
人逢喜事精神爽，粟裕和刘英决定在“八一”前夕开展一次以“缴枪扩军”为内容的大示威，各纵队开始全面出击，遍地开花。
粟裕盯住了浙西南重镇衢州。这座城市是国民党的军事要地，不仅有火车站，还有军用机场。
1935年7月，按照粟裕的部署，第二纵队翻山越岭，在衢州南面的龙潭山隐蔽下来。
当天深夜，队伍悄悄地下山，奔向火车站。敌军有探照灯扫来扫去，但红军身上都做了伪装，因此直到他们靠近铁路，行动也没有暴露。
接下来便是撬铁轨，撬着撬着，被巡逻队发现了，顿时枪声大作。
二纵队早有准备，他们派人剪断了照明电线。探照灯一瞎，全城俱黯，城内城外慌作一团。
趁此良机，二纵队又派1个排摸到飞机场，一把火将飞机场给烧了。
等敌军接通电源，并调来部队包抄，二纵队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夜袭衢州只是“八一大示威”中的一个亮点，其他纵队也展开了各种规模的袭击行动，从而极大地增强了浙西南根据地的影响力。
这时粟裕开始察觉到，敌军即将发动新的“围剿”。不过他对之并没有太过在意，因为他判断这次“围剿”仍是由宣铁吾在指挥。
宣铁吾的水平如何，浙江保安团的战斗力到了何种程度，粟裕心里自有一本账，那种段位级别，揿他们下去是没有多少问题的，但他不知道的是，其实对手已经易人。
那是一个比宣铁吾厉害得多的人，还有身后的军队。
当务之急
蒋介石不用看内部战报，都知道后院在起火。浙江的《东南日报》如此论述：“浙江素称平安之区，自粟、刘（粟裕、刘英）窜浙后，匪化已波及全浙。”
派保安团“进剿”的绩效，也根本不用去多问，就像是端上来一碗白开水，如果你喝过之后还大喊好酒，那是真的有病。
蒋介石乃知兵之人，他明白需要他花大本钱的时候到了，否则后院的火极可能燃成蔓延之势。
1935年7月至8月间，蒋介石任命罗卓英为“闽赣浙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副总指挥，统一指挥对粟裕所部的“清剿”行动——蒋介石认为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的游击队只算是红军“残余”，对其用兵不能叫“围剿”，只能叫“清剿”。
罗卓英毕业于保定军校，他和蒋介石的宠臣陈诚是同学，此人长于谋略，抗战中著名的上高会战是其军事生涯中的巅峰之作，那场战役后来被称为是抗战中期中方打得最为精彩的一战，罗卓英的指挥水准和军事能力可见一斑。
唐僧再厉害也不过是个耍猴的。罗卓英的咄咄逼人，更多的还是来自于那个由他任军长的部队：第十八军。
第十八军系陈诚的起家底子，后来的一大批国民党名将，如黄维、胡琏、霍揆章、阙汉骞、李树森等人，当时都在这个军做师、团长，可以想见，这支部队的战斗力会有多强。
“八一大示威”让罗卓英见证了粟裕和挺进师的潜力，他说：“过去粟裕仅有几百人，现在统计数达3000人以上，其进展程度，比江西时期还要厉害。”
罗卓英不敢轻敌，当时蒋介石共向四省边区调集了总计63个团的国民党正规部队，罗卓英拿出一大半来与粟裕进行较量。
1935年8月，罗卓英率部由江西进入浙江。他紧扣住一个“快”字，参照蒋介石“围剿”中央苏区的经验，第一时间就先把浙西南根据地团团包围起来，然后构筑碉堡，将包围圈变成碉堡圈。
浙西南可以和闽东、闽北根据地成掎角之势，必要时能从东南撤退，这一关键细节也没能逃过罗卓英的眼睛，他又用6个团在东南方向构筑了第二道封锁线，以切断挺进师的退路。
罗卓英出手快捷而狠辣，立刻将挺进师和浙西南根据地推入了极度危险的境地。
直到这时候为止，粟裕才知道，原来敌方主将换成了罗卓英，以保安团为主体也变成了以正规军为主体，他开始后悔起来。
“八一大示威”搞得急了点，挺进师的实力也因此被过早地暴露和消耗，这支新兴部队实在还没有能力对抗国民党正规军。
后悔药也没有地儿买去，当务之急是如何打破“清剿”。
一般人会想，你罗卓英可以盗版“围剿”的经验，我们当然也可以沿用“反围剿”的成功做法，尤其是前四次“反围剿”，不管它来多少路，我只要集中优势兵力，用运动战来破其一路，整个“围剿”也就被打破了。
可是现在的情况已经有所不同。中央苏区的时候是红军主力，起码能集中到一定的兵力，而挺进师尽管有所发展，但还没能发展到那种程度，部队仍然是游击队性质，一次歼敌，最多也不过歼灭一个营，无法起到伤筋动骨的作用，罗卓英照样可以整师整团地压上来。
当挺进师内部进行讨论时，粟裕说，此一时，彼一时也，运动战不能打，要打，得打游击战。
四周围全是国民党正规军，不是保安团，这游击战该怎么打，众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集中到了粟裕身上。
粟裕不紧不慢地道出了4个字，这四个字就是他全部的“破敌要诀”。
狡兔三窟
粟裕说：“敌进我进！”
游击战须以机动为主，若是死守阵地，就不是游击战了，所以很难谈得上防御。
再以进攻来说，虽然游击队有时也主动出击，但它的宗旨是捞一把就走，不可能像运动战一样大量歼敌。
既不能蹲在家里，出去了也不能指望一口吞头大象，那就只有一种选择：你玩你的，我玩我的，这就叫作“敌进我进”。
毛泽东、朱德当年打游击时曾总结出了16字口诀，里面有一句是“敌进我退”。一字之差，看似不同，其实异曲同工，策划者的高明也正在此处。
战争，没有教条，任何时候，你可以把稻草只当稻草，也可以把它当成一把剑。
计议已定，粟裕留下两个纵队在原地游击，自率其余主力向敌军迎面开去。
1935年9月，粟裕由浙西南根据地一路南下，以夜幕为掩护，从敌军接合部偷涉龙泉河，从而一举突破了罗卓英苦心经营的封锁线。
突出包围圈后，粟裕即和刘英各带一部，向南挺进到闽浙边境，在那里大造声势，其用意在于吸引和调动敌军，为浙西南根据地解困。
换一个人，见挺进师主力已突出重围，兴许只会气急败坏，猛拍屁股，并立即倾巢追赶。
可是这个人是罗卓英，他不会这么做。
闽浙边境全是地形复杂的山区，罗卓英虽坐拥几万人马，往山里面一撒也不过是毛毛雨，要分散追捕不足千人的游击队，无异于“以拳头打跳蚤”。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罗卓英不受粟裕所诱，他只派5个团前去追堵，剩下的几十个团全都用于摧毁根据地。
在持续长达8个月的紧逼围攻中，纵横达100公里的浙西南根据地被罗卓英死死箍住，两个纵队基本都打光了，能逃出来的寥寥无几。
每一次决策，粟裕都算得很细，但是高手之间的格斗，哪怕出现一点点破绽，都可能会让对手找到机会，从而给自己带来遗憾和损失。
这一次，“敌进我进”是对的，要说失误，就失误在对敌情和罗卓英的指挥特点还估计得不够充分准确，要是早知道罗卓英这么有心机，就不应该留下那么多人。
其实粟裕自己也没有完全摆脱危险。罗卓英派来的追堵部队虽然只有5个团，不及参加“清剿”总兵力的1/6，但仍10倍于挺进师主力，部队活动时，经常被跟踪追击，“尾巴”（指追敌）总是甩也甩不掉。
是不是我还有失误的地方呢？
1935年10月，粟裕、刘英率部与闽东苏区的叶飞会合。
一年前，当粟裕随先遣队经过闽东时，前来迎接他的就是叶飞，两人是老相识了，有的话也可以聊得更直接一些。
挺进师失去了浙西南根据地，但闽东苏区却一直发展得很好，共有4块较巩固的游击根据地，每块根据地都有一个独立团，此外还有大大小小的游击区。
具备这样的规模，必然也会有“清剿”，有“尾巴”。私下交谈时，粟裕就问叶飞：“我们的尾巴总是甩不掉，你们是怎样甩掉的。”
叶飞很干脆地回答：“像你们那样在白区（指国民党中心区域）横冲直撞，我们没有这个把握。”
据叶飞说，在闽东，党组织是不公开的，也不会公开建立苏维埃政权。敌军要调集兵力来进攻，绝不硬扛，我们不是有4块根据地和很多个游击区吗，轮换着休息好了，他们到那边去，我们就在这边隐蔽，要出来活动，也必须是夜间，一晚上可以走七八十里。
粟裕听得出了神，不由得脱口而出：“这办法好，这叫作‘狡兔三窟’，窟就是根据地，没有窟，兔就狡不起来。我们如果有窟，就不会这样被动了。”
他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另一个失误在哪里，除了不应该像过去中央苏区时代那样，继续树大旗、扎大营外，游击战术还可以更灵活、更机变。
比如，留在浙西南的那两个纵队，如果能够实现化整为零，以武工队和秘密工作相结合的方式，也来它个“狡兔三窟”，就不至于受到那么严重的损失了。
压力测试
丧失浙西南后，粟裕和刘英又重建了浙南根据地。这块根据地实际上是由叶飞从闽东的4块根据地里让出来的，此处远离浙赣铁路，国民党统治薄弱，不致引起注意。
尽管已如此低调，但处于罗卓英的重压和追堵之下，夹缝中的游击队日子仍不好过，他们只能苦苦等待出头的时机。
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以北上抗日为名，动起了反蒋的心思，国民党阵营内部重又打成一团。
这种时候往往是红军得以发展的良机。蒋介石被迫将罗卓英和第十八军南调，挺进师面临的军事压力得以大大缓和，可以出来活动一下了。
同一时期，游击队内部也产生了隔阂。在失去中央和上级组织领导的情况下，浙南和闽东联合成立了闽浙临时省委，但刘英独揽大权，并欲派他身边的人出任闽东独立师师长，这不能不引起包括叶飞在内的闽东方面的疑虑和反感。
刘英解决矛盾的方法很简单，他几次提出要把叶飞留在临时省委，实际上是要用调虎离山的办法，达到“统”掉闽东的目的。
粟裕知道后甚觉不妥，极力规劝刘英，然而他的意见并没有被刘英所采纳。
刘英在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进驻瑞金时才参加红军。他在党内的地位之所以能高于粟裕、叶飞等人，与他特殊的履历有关：刘英曾先后在红四军军部出任会计、文书，任职机要，称得上是毛泽东和朱德两人早期的账房先生。
资格上，叶飞无论如何敌不过刘英，但是还有比刘英资格更老的，此人就是闽北根据地的负责人黄道。
黄道系由李大钊介绍入党，早在八一南昌起义时，就进入了江西省委的领导层。叶飞认为刘英“欺人太甚”，他去找黄道商谈，并提议请黄道出面领导3个根据地。
当年的叶飞22岁，粟裕29岁，刘英最大，也才31岁，都是血气方刚的年龄，见叶飞要转而“归附”黄道，刘英顿起敌意。
如同《水浒传》等古典小说中所描绘的那样，在刘英的授意和命令下，粟裕只得硬着头皮，给叶飞摆上了一桌鸿门宴。
酒过三巡之后，粟裕掷杯为号，当场将叶飞抓了起来。若不是叶飞在押送过程中借机逃脱，就可能一命休矣。
叶飞自此铁了心与黄道站在一起，而刘英迁怒于粟裕，将他也关起来进行了一个星期的审查，直到粟裕违心地做了“申明”，这才得到释放。
自此以后，不仅闽东、闽北和浙南彻底分裂，粟裕和刘英的关系也降到冰点。当时两人各有化名，粟裕叫“金米”，刘英叫“可夫”，互存戒心的“金米”和“可夫”开始分开活动，每当必须会合时也一定要自带武装，并且绝不同住在一间房子里。
粟裕率领的是“牵制队”，即挺进师的主力，所有军政事务皆由其一人处理，可以不听刘英调遣，这倒反而使他在战场上拥有了更多的发挥空间和余地。
叶飞“狡兔三窟”式的闽东经验显然对粟裕启发很大。他在率“牵制队”单独活动时，除保卫和发展较大块的游击根据地外，还在根据地之外，建立起一些小块根据地和游击基点。
几座或几十座条件较好的村庄相连，就是一个游击基点，隔开二三十里，又可以建一个，这样逐步向外发展，基点密集一些的，便能形成小块根据地。
有了这些公开或秘密的游击基点，游击战可以做到更为游刃有余，部队打仗打累了，马上利用晚上转到游击基点，休整它个三五天，侦察好敌情后再跳出来打。
游击队再次呈现出滚雪球式的发展，挺进师由几百人扩大到一千五六百人，地方游击队达数千人，一度丧失的浙西南根据地也相应得到了恢复。
1936年9月，蒋介石摆平了“两广事变”，马上便动手策划对南方游击区的“清剿”方案，这意味着新一轮压力测试又要开始了。
这年冬天，在江西打游击的陈毅被围在梅岭达20多天，饥渴难耐之中，写下了被称为绝命诗的《梅岭三章》：“断头今日意如何。”
写下绝命诗的当天，敌军没有进山搜查，第二天梅岭也很平静。一打听，才知道爆发了“西安事变”，蒋介石在西安被扣，负责在江西进行“清剿”的国民党军队全都急急忙忙地撤出了游击区。
蒋介石虽然被扣，整个“清剿”计划却并没有因此完全停摆。“西安事变”爆发三天后，刘建绪就任“闽赣浙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总指挥，其主要目标指向浙南游击区。
当初罗卓英进攻浙西南时，集中了40个团，刘建绪能调集到的兵力比他还要多，共有43个团，可是浙南游击区的范围已大大超过浙西南，挺进师可以在浙江30多个县境活动，这样一来，网小了，罩不住。
刘建绪于是将四面包围改成层层逼近，即由外围到中心逐次展开，先把挺进师压向东南，最后在浙南包围聚歼。
不过此时刘建绪对浙南游击区的“清剿”，基本上还属于西安事变前的惯性操作，如果粟裕和刘英能避其锋芒，保存实力，就可能等来政治形势的进一步变化。
游击队吃亏在信息不对称。
由于没有电台，粟裕等人得不到中央的明确指示，只是从城里搜集的报纸里，才知道“西安事变”的消息，根本想不到后来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政局变化，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在现有实力允许的条件下，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1937年1月，粟裕指挥挺进师在峰文向逼近的敌军发起主动进攻。峰文是一座村庄，在浙南游击区的中心区域，地势十分险要，挺进师同4个团的敌军打了一天一夜，最后形成了各自据险对峙的局面。
从兵力对比来看，敌众我寡，一旦对方援兵到达，挺进师就可能被包围，这是兵家所忌。也就是说，敌军可以拖，挺进师拖不得，一拖便是输。
经过侦察，粟裕发现峰文村南面的敌军驻兵是一个福建保安团，战斗力较弱。下半夜，他用少数部队迷惑住当面之敌，亲率主力向南迂回，在击溃保安团后，一举突出了包围圈。
峰文战斗展示了挺进师的作战能力，刘建绪一下子跳了起来。
太极推手
峰文战斗的时候，“西安事变”早已得到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但他要联的是“北”，而不是“南”。
蒋介石的这个策略被称为是“北和南剿”，即一边与陕北红军主力进行合作抗日的谈判；另一边则对南方游击队采取不承认主义，其目的就是趁谈判结果出来之前，将南方游击队予以一网打尽。
有蒋介石的支持，又探测出了挺进师的实力，刘建绪开始向浙南发起大举进攻，粟裕迎来了3年游击生涯中最为艰苦的一仗。
刘建绪实施“拉网式”推进，粟裕就将部队化整为零，以几十人甚至几个人的分队形式相向而进。大家跟太极推手一样，你梳过来，我钻过去，你要我的山头，我去你的后方。
看着“敌进我进”似乎很简单，但如果哪个细节出了漏洞，双方来个脸碰脸，鼻子对鼻子，那就悬了。
为了避免漏洞，粟裕逐渐成“精”。他擅长各种兜圈子、躲猫猫的办法，什么“8”字形、“S”形、电光形、回马枪，总之是飘忽不定，出没无常，让你挖空心思都找不着他。
每到一个地方，粟裕一定要亲自对地形道路进行调查。比如前面有条岔路，左转弯去哪里，右转弯又去哪里，都得打听得清清楚楚，这样即便在路上与敌军不期而遇，也能利用岔路将其甩开。
行军得提着小心，宿营也不能松懈，因为这时候往往更危险。
一般情况下，粟裕绝不会选择大村庄宿营。大村庄道路多，不好警戒。即便是小村庄，也不是每座房子都适宜住宿，得首选那些独立的砖瓦房，有后门的那种，确保一有情况能够马上脱身。
宿营时，分队实行五班制，粟裕自率一班在中间，东、西、南、北各放一个班，哪个方向有风吹草动，就由哪个方向的班实行阻击，以掩护其他班转移。
粟裕自率的那个班其实就是指挥机关，但机关人员全都是一专多能，就算是绘图员、卫生员也都能随时提起枪来打仗。
战场之上，一个优秀的指挥员，必须学会把诈术实施到极致。
某次，有两路敌军逼近，粟裕知道这两路人马还没有联系上，他就借助一座高地，率部向两边射击，等两路敌军发起反击，再从高地的一侧秘密转移，让敌军自相残杀，这叫作“鬼打鬼”。
又有一次，粟裕所率游击分队被追到一条山沟里，前面据点挡着，过不去。千钧一发之际，突然想到了一招。
游击队和一般的国民党保安团在着装上没有什么区别，都是灰军装，只是帽子不同，游击队是红五星八角帽，保安团是“青天白日”徽。
粟裕就让大家把袖管和裤管卷起来，帽子拿在手上当扇子扇风，然后以保安团的名义，大摇大摆地混过了哨卡。
刘建绪属于湘军系统，论名气远不如罗卓英，但他在湖南曾和贺龙领导的红三军打过仗，从中掌握到了红军作战的一些特点，加上他的人多，一把一把梳过来，纵使粟裕再机灵，也有偶尔撞一块儿的时候，由此经常出现令人心跳的场面。
粟裕率分队“敌进我进”时，正好看到龙泉河南岸的公路上开过一辆汽车。汽车上通常会满载给养，既为“独狼”，见到这样肥嘟嘟的猎物就没有不捡的说法，但是没想到汽车还挺贼，竟然让它从网中给溜掉了。
因为这次意外失手，分队暴露了目标，反过来成了对方追逐的猎物。
分队急忙越龙泉河北进，傍晚时到达了一条叫松阳溪的小溪边。这时突然天降暴雨，引起山洪暴发，本来不起眼的小溪瞬间变得又宽又深，根本无法涉渡，再找渡口，天太黑，也不知道在哪里。
一直忙到天亮，分队仍然没能走出迷途，追敌倒是来了。
粟裕马上掉头向南，走了一会儿，再杀回马枪，往北折回溪边。
这下终于找到了渡口，而且正好有条船。
天助我也，众人喜出望外，七手八脚地爬上了船。可是还没等坐稳当，岸上就响起枪声，中埋伏了！
游击队的回马枪并不是第一次使用，敌军也不知上了多少当，再笨也能咂摸出点味道。他们料定分队还要回来，便有意施了一招“请君入瓮”之计：溪边摆条船，人全都隐蔽在岸边的房子里。
真是坏出了水。分队跳下船，沿着溪边，边打边跑。
敌军穷追不舍，而且越聚越多，怎么甩也甩不掉。粟裕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仍觉得后怕，说：“那真是紧张极了！困难极了！”
万不得已，大家只得往山野里的荆棘丛里钻。趴荆棘里虽然不好受，但总比让人逮住强。
敌军追上来一看，咦，怎么人没了，就到处搜，一边搜还一边喊：“看到了，我看到你了，赶快出来！”
要是真看到，您直接开枪瞄准不就得了，瞎叫什么叫，显然这是在虚张声势。不过声音能听到这么真切，也说明敌人已经非常接近，粟裕悄悄地把驳壳枪子弹推上了膛准备着，对方不到面前便罢，一到面前便开枪，反正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还能赚一个。
游击队在暗处，敌军在明处，搜索时就不敢那么大胆，加上天降大雨，夜幕降临，这帮人终于支持不住，纷纷收兵回营了。
他们歇了，游击队还不能停，必须继续为自己寻找生路。
漩涡
分队重又返回松阳溪。
雨虽然很大，但水流已不是很急，可以组织泅渡。游击队员都会游泳，当下便游了过去。
松阳溪北岸也到处都是敌军的游动哨，平均每隔5~10里，就得跟敌人遭遇。粟裕使出浑身解数，绕的绕，兜的兜，冲的冲，一天一夜连打7仗，走了180里路，才得以脱险。
这样命悬一刻的情况非止一次，行军如此，宿营也一样。
浙南很多地方都是山区，不一定有正好合适的小村庄在等着你。没有村庄，就得住到山里。这一次，分队宿在了半山腰，并布置了警戒。
不料敌军对那一带的地形非常熟悉，他们绕过哨兵，爬到了山顶，然后居高临下对游击队进行射击。
粟裕急忙率部往山下走。山下有一条江，分队顺江而下，计划从下游泅渡过江。
这条江差点儿就把粟裕给收了去！
刚刚下水，他就被一个大漩涡给卷了进去。这种江里的漩涡十分可怕，人被裹挟其中，只能一直跟着它旋转。
粟裕来来回回连转了三四个圈，怎么划都划不出来。当他被迫钻进荆棘丛里时，那时候的感觉是“紧张极了，困难极了”，现在则不光是紧张和困难，而是“危险极了”——再划不出来，就会被漩涡吸到水底。
说时迟，那时快，尚在岸上的人赶紧递了个伞柄过来，让粟裕攥住，死活把他拖上了岸。
从阎王殿门口爬回来，还没顾得上喘口气，山上的敌军又追下了山。跑是来不及了，一群人你推我拉，从石壁攀上悬崖，就地躲藏起来。
假如此时被敌军发现，突围或存活的概率就很小了，好在天色已黑，敌军没发现悬崖背后有人，全都呼哧呼哧地从悬崖下面追了过去。
很多时候，这其实就是在一次次地逃命，看上去一点不潇洒，甚至十分狼狈，但生存和战争的智慧也正是从此处得来。
1937年4月，刘英与上海地下党接上了头，了解到中央“联蒋抗日”的新主张，于是以临时省委的名义，向刘建绪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电文。
刘建绪经过蒋介石同意，在报上公开答复，表示愿意和浙江红军进行谈判。
连谈3天，谈崩了：刘建绪要的是投降和收编；刘英能够答应的是合作和改编。
1937年5月，刘建绪见谈判破裂，再次将大兵压上，粟裕等人所面临的艰苦也被相应放大到了极致。
游击队不得不整日整夜地跑路，几天几夜不睡觉乃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曾经有一次，粟裕连走3天3夜，到了有群众掩护的游击基点后，才一头倒下，足足睡了40多个小时未醒。
在此过程中，他的脚踝受了伤，既没药敷，也不能停下来休息，只好用苦菜叶子贴着继续走，过了两个月伤口才痊愈。
1937年9月，粟裕开始收到来源不一的消息，这个说“共产党投降了”，那个说“红军被收编了”，也不知哪个真，哪个假。
在早已失去与中央的联系，甚至与刘英的临时省委也互不通音讯的情况下，粟裕一时有些不知所措，他决定派侦察排出去一探究竟。
侦察排化装成国民党部队，轻车熟路地开进龙游县溪口镇。进入镇公所后，做了个自我介绍：“我们原来在山区剿匪，奉上级命令，有急事要和县政府联系。”
镇长见状，连忙叫通了县政府的电话。接电话的是县长本人，带队的侦察人员在电话中故意问：“报上都说红军投降了，究竟怎么回事，我们还剿不剿匪了？”
县长的回答道出了真相：“现在国共合作了，红军将改编为八路军，要开拔抗日……”
问明了情况，侦察排又拿了些报纸，便返回进行汇报。
伴随着“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抗战高潮终于到来，其实早在8月，刘建绪已亲笔致信刘英，要求重开谈判。
因为与刘英没有联系，粟裕先前并不知道这些情况，闻知后十分兴奋，当即致信附近的遂昌县政府，要求派代表前来谈判。
遂昌县政府复函同意。游击队方面的谈判代表由粟裕亲自指定，他本人虽未直接参与，但一直悄悄地坐在仅一墙之隔的房间里静听。
经过3天谈判，双方达成一致，粟裕下山了。
一位老游击队员说起下山时的情形：“每个人都是一头长发，穿的衣服补丁加补丁，破上加破，身上满是虱子。”
艰苦岁月不只给人难堪，还有作为战士所必须经历的磨炼和考验，这样在进入下一个搏杀场时你才不致心虚胆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