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已经有了预感，但看过密函之后，段祺瑞的心头还是生起了一股凉意。
密函是袁世凯的家人送来的，为袁世凯亲笔所写，内容很简略，就是让段祺瑞尽快来京与之见面，并且要求掩人耳目，不可张扬。
这是一个多事之秋。就在两年前，身为北洋魁首的袁世凯突然调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看上去官职是升了，实际却是拿走了他手中最重要的兵权。随之而来，段祺瑞等北洋系将领也都不同程度地坐了冷板凳。
出手打压袁世凯及北洋系的，是以铁良、载沣、良弼为代表的一批满洲贵胄，所谓满人“中兴派”，这些人早就瞧北洋军人不顺眼了。
当年“辛丑条约”签成，两宫移驾回京，段祺瑞奉袁世凯之命，率部在道路两旁立正行礼。醇亲王载沣见了，当场就责问他：“这是你的部队吗？……见了两宫圣驾缘何不下跪？”
段祺瑞认为，不下跪很正常，因为北洋新军是按照德式操典训练的，根据操典规定，军仪就是最高礼节。
载沣闻言很是不悦：“难道大清的新军仅有你一家？”
载沣不但是亲王，还是当朝皇帝光绪的亲弟弟。可是段祺瑞仍然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别的新军如何，属下不清楚，但我这是按操典规则行事。”
“大胆！”载沣顿时被对方的倔强态度给激怒了。
就在众人都在替段祺瑞担心的时候，有人出来给他解了围——坐在轿子里的慈禧太后传下话来：“新练之洋队参用西法，训练有素，堪为栋梁。”
有了这道旨意，载沣才不好再说什么了。
不寒而栗
迎驾风波只是“中兴派”对北洋系发起反击的一个信号。说起来，彼时的北洋系也确实过于惹眼，他们所掌握的北洋新军已渐渐超越旧军，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军事力量。特别是在1905年到1906年，国内曾两次组织秋操（指秋季的军事演习），在这两次规模宏阔的秋操中，新军都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密切注意。
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看完秋操后，在会见清廷大臣时直言不讳：“我看中国之军事，唯有新建陆军；而中国之军事统帅，也唯有袁总督大人（袁世凯）了。”
因秋操而声名鹊起的不仅有袁世凯，还包括段祺瑞。段祺瑞担任秋操中的北军总统官，他所指挥的北军在与南军的对抗中略占优势，之后其知名度和权力便犹如长了翅膀一样地扶摇直升。
面对北洋系势力的急速膨胀，“中兴派”深感威胁，其实掌控中枢的慈禧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但是觉得不安是一回事，怎么做又是另外一回事。
为什么要编练新军？当然是因为旧军太不足恃，而指挥训练新军又得依靠袁世凯、段祺瑞这些人。如果像“中兴派”所设想的那样，将北洋系扫地出门，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慈禧不会干这种傻事。作为一个宫廷权力斗争的高手，这个老太婆向以狠鸷多智著称，其心机和魄力绝非一般妇女所能及——试想一下，连曾国藩、李鸿章等中兴名臣，都曾被她放在手掌中拨拉来拨拉去，又何况袁世凯这些后起之辈？
驾驭满汉大臣，慈禧的一贯策略是恩威并用，权不旁落。她一方面利用“中兴派”乃至一些反袁汉臣的意见，用明升暗降的办法，对袁世凯及其部属进行压制和防范；另一方面也对“中兴派”的过激举措进行适当限制，以免把袁世凯逼得太紧太急。
在袁世凯调任军机处之前，陆军部已经收回了北洋六镇中的四镇，但是四镇军官仍出自北洋系，于是铁良和良弼便酝酿对这四镇中的各级军官进行改组。由于触及自己的底线，招致了袁世凯及其北洋将领的剧烈反弹，双方闹得不亦乐乎。
慈禧看到后，立即出面调解，让与袁世凯私下关系不错的庆亲王奕劻掌管陆军部，“中兴派”的改组计划由此搁浅。
虽有慈禧在上面玩平衡木，可是袁世凯、段祺瑞等人仍处于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境地。收到袁世凯从京城发来的密函，段祺瑞意识到朝廷可能又发生了什么大事，并且涉及了袁本人。
当下，他依照密函所嘱，仅带几名随从，化装成商人模样，从保定秘密潜往京城。到了京城之后，发现城内气氛果然反常，只见街道萧条、店门紧闭，往日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的袁府门口也变得极为冷清。
袁世凯不在自己府上，接待段祺瑞的是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据袁克定说，光绪皇帝前两天已经驾崩，而且光绪头天驾崩，隔了一天，慈禧居然也死了。
最让段祺瑞苦恼的恐怕还是后面这个：根据慈禧立下的遗旨，载沣之子溥仪将继承皇统，载沣本人则为监国摄政！
慈禧固然也打压袁世凯和北洋，可是她毕竟不会往死里整，到了北洋的对头掌握大权，就什么都难说了。袁克定告诉段祺瑞，光绪驾崩当天晚上，睡梦中的袁世凯便被召到宫中商议立嗣之事，此后一直留在宫中未归。
段祺瑞不寒而栗，他赶紧离开袁府，到租界找了家较为偏僻的饭店住了下来。
手下人被他派出去四处打探消息，但是打探出来的消息，几乎都是对袁世凯不利的。有的说光绪皇帝死得蹊跷，多半是让慈禧太后给毒死的，这也罢了，还有人甚至直接说整个毒杀事件都是由袁世凯一手策划的。理由是戊戌变法时期，袁世凯曾告密出卖皇帝，这老小子害怕光绪会死在慈禧之后并借机对他进行报复，所以才下此毒手。
普通老百姓只知道皇帝驾崩，又怎么会了解如此多的内幕？段祺瑞相信，这一定是袁世凯的政敌在出幺蛾子，为的就是要给诛杀袁世凯制造舆论。
袁世凯似乎已经在劫难逃，但段祺瑞需要想尽一切办法不让这一情况发生，无论从公还是从私——
从公，整个北洋系与袁世凯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袁世凯若是倒台或者有个三长两短，作为其部属也就基本丧失了立足和进阶的希望，更何况段祺瑞本人与载沣他们还有过节儿。
从私，袁段关系非常密切，袁世凯不仅是段祺瑞的老上司，还是他的伯乐乃至恩公。
密谋
段祺瑞原本经历显赫，称得上是同时代人中的佼佼者。他读过七年私塾，熟知经史，有较好的国学根底，说起“之乎者也”毫不输人。成年后考入每期只招收百人的天津武备学堂，这所学校虽然规模不大，但却是近代中国第一所陆军学堂。后来的研究者发现，“中国二十世纪初期历史上的许多重要人物，都是该校培训出来的”。
武备学堂有一门从德国买来的德造火炮瞄准器坏了，没有人会修理。段祺瑞初生牛犊不怕虎，凭着刚从学校学到的一些物理、化学和高等数学知识，加上天赋，经过一番研究琢磨，居然把这个瞄准器给修好了。
段祺瑞的武备学堂毕业成绩是“最优等”。一年后，政府决定选派数名武备生赴德留学，他再次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
在德国，段祺瑞先用一年半时间在柏林军校系统学习理论课程，接着又奉派单独进入当时世界上的第一流兵工厂——克虏伯炮厂——深造了半年。
学兼中西，掌握近代战阵之法，尤精于枪炮技术，有如此特长的精英人才，在晚清末年可谓凤毛麟角。可是学成回国后，段祺瑞却被整整闲置了六年之久，所任职务不是军械局委员，就是随营学堂教习，反正是有你不多，没你不少，英雄无用武之地。
受到冷落的不单是段祺瑞一个，绝大多数军校生包括留学归国人员干的也都是此类闲差。原因很简单，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可供他们发挥才干的新式军队，而在以湘淮军为主的旧军里，将领们多行伍出身，这些人取得功名主要靠实战，对于从军事院校毕业的书斋军官，他们既看不起也不肯加以提拔任用。
直到袁世凯在小站编练新军，段祺瑞及其他武备生的命运才终于发生了转折。
新军全面使用西式武器，采用西法编制，进行西法操练。这些正是武备生的长处，武备生由此逐渐成为北洋系的核心。作为武备生中的拔尖人才，段祺瑞在被推荐给袁世凯之后，更是很快得到重用，成为袁氏带兵、练兵的主要助手。
袁世凯既能招揽人才，也能笼络人才，对亲信部属的关照可谓无微不至。比如，段祺瑞第一次赴小站，袁世凯即亲往迎接，礼仪之周到，令人有受宠若惊之感。又比如，段家但凡要办什么大事，只要让袁世凯知道了，他都会额外赠送银票，以壮声势。
某次，段祺瑞在天津一家酒楼宴请其他将领。宴会结束，正准备结账，酒楼老板却说你不必结了，袁大人已经吩咐过，所有花销都记在他一人账上……
袁世凯有一个在山东时义结金兰的故人，不幸早逝，其女张佩蘅由袁世凯接来府上照料。袁世凯的夫人于氏只生袁克定一子，无女，便将张佩蘅收为义女。另外一种说法是，张佩蘅其实是袁世凯的表侄女，从小在袁家长大。不管出身究竟如何，袁氏夫妇视她如同己出是没错的，张佩蘅见到袁氏夫妇也是一口一个爸妈，十分亲热。
后来袁世凯听说段祺瑞的原配夫人病故，就有心做主把张佩蘅许配给段祺瑞。当时武人的社会地位较低，张佩蘅的亲生母亲嫌段祺瑞是武人，女儿又是去当续弦，因此起初对这桩婚姻不太满意。袁世凯给老太太做工作，说段祺瑞是我看中的，你就放一百二十个心吧。
以张佩蘅在袁府如同大小姐一样的身份，段祺瑞迎娶张佩蘅，就等于是做了袁世凯的女婿。从此，袁段二人除了多年的袍泽关系外，无形中又成了亲戚。
伯乐、恩公、亲戚，看在哪一层关系上，段祺瑞都不能对袁世凯见死不救，但是搭救要讲究方法，鲁莽不得。这也是袁世凯专门以密函招他来京，又嘱其不可张扬的用意所在。
段祺瑞决定把冯国璋找来商量。北洋系有“北洋三杰”之说，段祺瑞被称为“虎”，冯国璋则是“豹”。
“冯豹”此时正在陆军部任职。段祺瑞把他叫来租界，二人在饭店里密谋了足足两个多小时，最后决定策划一起冬季军事操练。
新军操练不是小事，必须报经陆军部批准才能施行。段冯也不是真的要搞什么操练，他们就是要借此放出风去，给朝廷施加压力，同时彰显袁世凯及其北洋系的重要性。
这是一个一旦真相暴露，当事者可能要进大牢乃至掉脑袋的计划，然而事到如今，再也想不出什么万全之策了。当晚，段祺瑞即返回保定，实施这一计划。
天下大势
段祺瑞一回保定就“病”了，而且“病”得很重。他的亲信幕僚、北洋新军的中高级军官纷纷赶来探视，就在探视过程中，段祺瑞用含蓄的方式向他们传递了信息：假装搞操练，并且要给外界确有其事的印象。
很快，陆军部就得到报告，说北洋军及其陆军学堂即将举行大规模冬操。
不经陆军部批准就擅自举行冬操，无疑是犯上作乱。朝廷闻讯很是吃惊，可是往下追查，各部队又都推说并无此事，是有人故意制造谣言。
就在摄政王载沣等人惶恐不安的时候，陆军部又得到了一份更为惊人的报告：保定发生了大规模兵变。
与前面那份查无实据的报告不同，这次是来真格的，而且提供报告的人就是坐镇保定的段祺瑞！
原来就在段祺瑞放风要搞冬操的时候，几个月前刚调到保定的北洋第十六镇第十一协发生了火并事件。事件本身并不大，不过是几个聚赌的士兵发生争执，然后互相打了起来。
这种事情在新旧军中都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新闻。段祺瑞开始处理时也没怎么太放在心上，随后一想，却发现居然是个天赐的好机会。
他立即从“病床”上爬起来，命令手下接通第十一协协统李纯的电话。
“是秀山（李纯的字）吗？我是段祺瑞，你那边发生兵变了！”
“兵变？”李纯一时还没反应过来，“段大人，不是兵变，是几个士兵因赌博而……”
“是兵变！”段祺瑞打断对方的话，用斩钉截铁、不容置疑的语调说道，“你听着，你那里发生了兵变！你当怎么处置？”
“率兵弹压？”李纯终于有所领悟。
“对，立即弹压，声势越大越好！我随后带兵增援。”
就这样，兵营中一件芝麻绿豆般的事件被越炒越大。真实发生的“兵变”自然比捕风捉影的“冬操”更吓人，也让朝廷大为震动。
据说，载沣在摄政当国后就已经草拟了严惩袁世凯的谕旨，最终没有下达，原因固然很多，但段祺瑞策划的这一系列行动不能不说起到了一定作用。
1909年1月，朝廷以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任职任”为由，将其开缺回籍。
袁世凯虽被罢官，但项上人头总算还是保住了。当他乘火车路过保定，见到段祺瑞时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芝泉（段祺瑞的字），这次全亏你了！”
随着袁世凯下野，朝廷中以载沣为中心的皇室亲贵一方面抢夺军事大权，另一方面加紧剪除北洋系中的袁氏一党。段祺瑞自然也受到了牵连，更糟糕的是，他制造假冬操，把火并扩大成兵变的事情也被朝廷发现了。载沣本拟严加追究，只是顾忌事态闹得太大会导致不可收拾才作罢。
死罪虽免，活罪难逃。段祺瑞的职务被频频调动，直至1910年年底奉命署理江北提督。
段祺瑞原任镇统制，职务相当于现代军制中的师长，为二品官，提督则是从一品。表面上载沣提升了他的官职，但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明升暗降的手法——江北提督统辖清江浦的旧军巡防营，仅仅负责地方治安、剿匪等，显见得是朝廷虚与委蛇，要将段“置诸闲散之列”。
在得知自己即将到清江上任时，段祺瑞就已经闷闷不乐了。途中他不顾朝廷的监视和猜忌，专程绕道去看望了在彰德隐居的袁世凯。
袁世凯在彰德也日日夜夜受到监视，所以白天只能领着段祺瑞观鱼、赏花，不敢深谈。只有到了晚上，众人散去，二人才能借下棋的机会聊两句知心话。
袁世凯虽然被贬，却比在位时更清醒沉着。他结合自身的经历和古书中的教训，悟出一个道理——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只要这种进退盈缩的变化一出现，他袁某和北洋系就一定会有再次出头的机会。
袁世凯郑重地告诉段祺瑞：“芝泉啊，要沉住气，耐心等待时机。”
这的确是一个很考验耐心的过程。江北提督没有实权不说，当得还不轻松。在段祺瑞履职到任后，有一个协哗变了，段祺瑞被迫带着老婆孩子过了一段逃难日子。好在段家有两个厨房头儿，逃难期间忙上忙下，很卖了份力气，生活才不至于受到太大影响。
哗变结束，段祺瑞论功行赏，将两个头儿都列为有功之臣。虽然不可能封他们官，但两个人自此在段府地位特殊，有些家事连段府总管都做不了主，得这两个厨房头儿说了算。
段府除了他们之外，另有后宅的几个老妈子，也是自清江浦提督时代开始进入段府的，而且同样归入功臣之列，可见这一时期曾给段祺瑞留下的心理阴影。
派谁出征
在段祺瑞到清江任职的第二年，他终于感受到了暗潮涌动下局势的显著变化。
首先是爆发于1911年4月的黄花岗起义，虽然这次起义最终并没有取得成功，但已经足够令清廷感到不安：“倘不严加防缉，诚恐酿成大变，不可收拾。”
当年9月，四川发生保路风潮。四川总督赵尔丰倒是“严加防缉”了，但严得又过了头，结果酿成流血事件。潜伏于四川的革命党人乘机发难，连陷数十郡县。
天下未乱蜀先乱，袁世凯所预言的“合久必分”终于露出了苗头。作为一波波大浪顶峰的，则是10月10日革命党人所策动的武昌起义。至12日，起义军已光复武汉三镇，天下为之震动。
清廷立即召集内阁紧急会议，商议对策，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究竟派谁出征为好。
在满洲贵胄中，铁良、良弼均被称为清季干将，但良弼年轻，资历和地位也较低，只有铁良才具备“帅”的各方面条件，而在实际生活中，他也确实常被人称为“大帅”。
从慈禧太后决定编练新军起，铁良即奉旨与袁世凯共同主持练兵事宜。当时袁为主，铁为铺，练兵处办事人员都称袁世凯为“宫保”（袁世凯曾被封为“太子少保”），称铁良为“大帅”。
如果单评政绩，铁良给袁世凯做副手都很勉强。不过依照清廷一向的规矩，凡是满人中具备办事能力，头脑比较清楚，同时又官至二品的官吏，其得到信任和被迁擢重用的机会都要比汉官来得容易得多。在慈禧的信任赏识下，铁良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历任军机大臣、陆军部尚书，名位几乎可与袁世凯平起平坐。
练兵的时候，大权归属袁世凯，铁良尚对之俯首帖耳、唯命是从。等到“宫保”、“大帅”能面对面坐下了，他就不这么好说话了。围绕着北洋新军的使用，铁良时时以陆军部的命令与袁对抗，令袁很难堪。二人矛盾逐渐明朗化，铁良也由此成为满人“中兴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北洋新军共有六镇。在慈禧的支持下，铁良收回了其中的四镇，从而揭开了他与袁世凯之间正面冲突的序幕。而后改组四镇军官的做法虽遭到慈禧的制止，但铁良在这场权力争斗中已经赢了大半。
袁世凯被逐，本是“中兴派”内部的一件大喜事，与袁世凯积怨已深的铁良更是犹如去了一块心病。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有袁这个大敌在，自己在朝中尚能相安，袁一走，他反而混不下去了。
摄政王载沣是个庸懦无能、眼光短浅之辈，他逐走袁世凯后，便把自己的弟弟载涛推出来，让载涛掌握军权。载涛时年才二十三岁，也没有什么文武才略，一切都要靠军事熟手铁良指导协助。
外行领导内行，是中国官僚场上的一个常见现象。面对载涛这个乳臭未干、对军事基本一窍不通的公子哥，有多年处理军政事务经验的铁良不可能不感到憋屈，有时也难免会流露出“军事你们不如我”之类的牢骚和倨傲。
载沣、载涛兄弟对此很忌讳，于是便将铁良身兼的禁卫军训练大臣一职免去，调他筹办海军，实际上是架空了他。
铁良知道自己不能为朝廷所容，就索性将陆军部尚书也一并辞去，像他的政敌袁世凯一样回家闲居去了。
铁良在家闲住了一年，载沣、载涛还是如同防袁世凯般防着他。由于害怕铁良暗中仍与各镇将领联系，便又特予起用，让他去做江宁将军。在大半个清代历史中，各地驻防将军的职权都非常重要，但到光绪以后，却逐渐沦为一个有名无实的闲职，基本无事可办。
代替铁良出任陆军部尚书的荫昌曾在德国留学，专习军事。回国后，他长期在天津武备学堂担任督办（相当于校长），段祺瑞、冯国璋等人都尊其为老师，段祺瑞到小站投效袁世凯，其实也是由荫昌推荐的。
荫昌的最大缺陷是没有练过兵，更无带兵打仗的经验，同时他在北洋新军中的威信也与“大帅”铁良相差很远。不过也唯因如此，载沣等人才觉得他好驾驭，遇事不致掣肘。
事实上，荫昌接到任命时尚在德国，其职务只能临时由左侍郎署理，那位左侍郎“奉命唯谨”，上面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确实听话得很。后来即便荫昌本人回国，部务也仍然倚重副手，他自己连公文都懒得处理。
武昌起义爆发时，荫昌已出任内阁陆军大臣。内阁开会几经商讨，认为铁良已经下台，良弼资格太浅，只有荫昌才是唯一合适的人选，于是便决定派他督师赴鄂剿办。
等等再看
荫昌受命之后，有人向他表示祝贺，他却不满地说：“我一个人马也没有，让我到湖北督师。我倒是去用拳打呀，还是用脚踢呀？”
荫昌所说倒也是实话。罢免袁世凯后，载沣即着手组建了由皇族直接控制的禁卫军，这支部队被载沣寄予厚望，待遇全国最优，装备全国最精，可惜却毫无作战经验。更主要的是禁卫军将领大多由皇族子弟担任，这些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公子哥儿全都娇生惯养，谁也不愿意去前方打仗，都以拱卫京师为由反对出战。
禁卫军上不了场，只能仍然抽调北洋老六镇的人马。这时北洋军正奉命参加即将举行的滦州秋操，有的正在途中，有的已经到达目的地。内阁会议上，有人便提出，滦州离湖北较远，不如就近从京畿、河南、江苏抽调部队。
一听这话，内阁总理大臣奕劻立刻犯起了心病。他是个贪腐成性的庸才，一生唯知要钱，对独揽兵权倒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只是他与载沣、载涛兄弟素来不合，非常担心后者会借调动军队之机来对付自己。于是内阁会议一结束，他就赶紧把亲信部队调入北京城内，驻扎于九门要冲及自己的王府周围。
让奕劻这么一搅和，京畿部队就没法动了，载沣、载涛只得从滦州和保定抽调了一镇两协，临时编成第一军，归荫昌指挥。
荫昌有了第一军，可是却调度不灵——各部队乱哄哄地南下，毫无秩序可言，有的军官到了，士兵没到，有的士兵到了，军官又没到。
荫昌急得手忙脚乱，无奈之下，只好向朝廷求救。载沣闻言也着了慌，不得不再次召开内阁紧急会议，让奕劻等人拿出解决之策。
奕劻声称：“此种非常局面，本人年老，绝对不能承当。”他转而向载沣进言，要求重新起用袁世凯，并强调：“袁有气魄，北洋军队都是他一手编练的，若令其赴鄂剿办，必操胜券，否则畏葸迁延，不堪设想。”
奕劻一力保举袁世凯的另一个论据，是袁世凯在老外心目中地位很高，“东交民巷（即使馆区）亦盛传非袁不能收拾”。
朝廷表面上对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不屑一顾，实际经过鸦片战争以来的屡次敲打，心理上已对对方十分畏惧，同时也很把他们的言论当回事，有时老外们的态度甚至比国人的议论还更令朝廷在乎。
见连东交民巷都呼吁让袁世凯出山，载沣别无他策，只得皱着眉头答应下来：“你们既然这样主张，姑且照你们的办。”
1911年10月14日，朝廷旨意下达，袁世凯被任命为湖广总督兼剿抚事宜，其职责相当于荫昌的助手。
受了你们那么大的侮辱，好不容易出山了，还得给人做下手，袁世凯如何甘心？他借口“足疾未痊”，拒绝回京履任，同时又暗中给段祺瑞、冯国璋等老部下发去电报，召他们到彰德来开秘密会议。
当时政府有规定，在职官吏不得擅离职守，高级官员凡出郭三里者，就必须预先奏明，奉旨允许后方可起身。段祺瑞自然不会遵守这一规定，但为了不暴露行程，他骑马秘密经小道走了七天，才从清江赶到彰德。
早在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范蠡就留下了一句名言：“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在秘密会议上，袁世凯引用了这句名言，表示他出山的时机尚不成熟，还得等等再看，不过他要求部下们从现在开始就针对武汉战事着手准备。
在袁世凯拒绝赴任的情况下，荫昌只得率已编配就绪的第一军独自前往湖北前线。
由于跟袁世凯的私人关系尚可，荫昌在发现调度不灵，向朝廷叫苦求援之前，曾顺道去彰德看望过袁世凯。当袁世凯问及南下有无把握时，荫昌自信心爆棚，说：“武昌的事好办，那里不过是一些乌合之众，又没什么人物，成不了气候。”
袁世凯虽在家中，但对外面的形势了如指掌。他提醒荫昌：“也不能这么说吧，黎元洪不就是一个吗？”
武昌起义前，黎元洪是驻军湖北的混成协协统，获悉起义爆发的消息后，他匆匆忙忙换上便衣躲了起来，但是起义军却主动找上门来，不是要杀他，而是邀请他出任革命军都督。
黎元洪能有此奇遇，实在也是形势使然——参加武昌首义的起义军士兵不过才三千人，而且大多数尚未加入革命党，可以说是群龙无首。有人因此提议：“黎元洪现在城内，且资望高而得军心，可当重任。”
黎元洪为人忠厚，在官兵中的人缘极好，其资历和名望也足以号召各省响应。众人一拍即合，当下便来了个满城搜寻。
北方不能乱
黎元洪在哪里呢？一说是在他的一名司书的寓所里。另有一种说法是黎元洪有一个名叫黎本危的相好，原为汉口的妓女，起义爆发后，黎元洪藏到了黎本危的家里。
革命军很快就打听到了黎元洪的藏身之处。对黎元洪比较不堪的记载是，他胆小如鼠，不敢担任革命军要他出任的都督，一直钻在黎本危的床底下，最后被士兵强拖了出来。
到底是不是被“拖出来”的另当别论，但黎元洪一开始有顾虑倒是真的。说到底，他本不是一个想革命的人，更不用说担任革命军的首领了，而且那时革命军力量微小，能否抗拒强敌，以及今后能不能取得成功，都是难以预料的未知数。毕竟，革命在那个年代就是造反，而造反一旦失败，面临的下场不外乎死无葬身之地，甚至株连九族。
不用说，革命军为了把黎元洪推上台，肯定费了不少唇舌，黎元洪也一定会再三拒绝，拿自己的才能不足以担当大事之类的理由来推托。
在推拒无效的情况下，黎元洪被枪口所逼，只得半推半就地当了革命军的都督。这当然说的是一开始。黎元洪和段祺瑞等人一样，既受旧学思想的影响，也接受过新式教育，属于半新半旧的过渡性人物。过去那些所谓绝对效忠君王的一套并不能完全主宰他们的意识，只要外部条件一变化，脑子就会转过弯来。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黎元洪逐渐接受了革命党人的良言苦劝，铁下心来决定推动革命。他在湖北谘议局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当众宣布：“我以前虽然不是革命党人，但现在是军政府的一员。我决不计个人成败利害，决心与诸君共生死。”他的这一表态顿时引得全场掌声雷动。
思想转变之后，黎元洪认为自己能成为“首义元勋”得自于相好黎本危，对方是他的命中福星，便就此把黎本危娶进门来，做了自己的宠妾。
荫昌不是不知道黎元洪之名，可他对此满不在乎。在彰德，他对袁世凯说的是：“一个小小的协统，能掀起什么大浪？”
然而袁世凯并非故意要恐吓荫昌。黎元洪可不是一个协统那么简单，此人通晓海陆军战术，湖北新军的编练、操演、整训等事务，几乎都由他一手筹划制定。当初南北新军组织秋操，黎元洪是南军的实际组织和指挥者。虽然在秋操中，南军略输于段祺瑞所指挥的北军，但南军的总体表现并不差，曾获得“军容盛强，士气健锐，步伐技艺均已熟练精娴”的好评。
1911年10月16日，荫昌所部在汉口刘家庙遭到革命军的顽强抵抗。19日，在黎元洪的命令下，革命军分三路发动进攻，一举攻克刘家庙，并缴获了装有大批军需物资的数十辆车皮。
刘家庙大捷使清廷内部又一次陷入慌乱。20日，内阁副总理大臣徐世昌秘密前往彰德，与袁世凯会晤。袁世凯通过徐世昌直接向清廷摊牌，即要他出山也不是不可以，但必须让其掌握军政大权。
这一条件对载沣等人来说，可谓苛刻至极，但问题是这时他们手中所拥有的筹码已经很少了，而且还在一天天地不断减少。22日，湖南革命党人发动起义，建立湖南军政府，同日，陕西也宣布独立。
局势的发展没有出乎袁世凯的预料，并且他已经事先布好了每一着棋。就在那次彰德秘密会议结束后，他把段祺瑞单独留下来，说出了藏在心中的秘密：“现在南边闹得很凶，可是要害不在南，而在北。”
要论政治头脑，段祺瑞几乎就是袁世凯的翻版，他听了立刻心领神会：“大人的意思是说北方不能乱吧！”
袁世凯正是此意，他知道自己出山只是时间问题，重要的是将来如何布局。段祺瑞被告知要准备率部从清江西上，在前线部队后面控制住交通线，这样进可以取武汉，退也可以左右京师。
袁世凯的考虑是要段祺瑞借机掌控住北方局势，而从清廷的角度来说，直接调段祺瑞去湖北或许对清军取胜更为有利，因为段祺瑞多年带兵，在北洋军中拥有较高威信，同时让清江部队去湖北作战，还可以节省许多时间。
早在荫昌准备督师南下时，就曾有人这样提议了，但载沣对段祺瑞抱有敌意，没有采纳。现在既然已抓住载沣的软肋，袁世凯就不管对方愿不愿意，干脆利落地发去了电奏：“请饬署江北提督段祺瑞，酌带得力将弁，毋庸多带队伍，克日由海道北上，径赴鄂境。”
10月23日，段祺瑞接到第一道谕令，谕令内容几乎照搬了袁世凯的电谕。自这一天起，在短短四天之内，段祺瑞竟然接到了朝廷所发的三道谕令，他的职务也被明确为第二军总统。
所谓救急如救火，在已经对局势失去掌控能力的情况下，载沣被迫接受了袁世凯所提出的全部条件。27日，清廷召回荫昌，另行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出征的所有海陆各军。
“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袁世凯和北洋系终于等来了他们渴望许久的时机。
小诸葛
编配给段祺瑞第二军的部队，有的驻扎于济南，有的先前被派往滦州参加秋操。接到改编命令后，各部才开始向目的地信阳集结。当段祺瑞到达信阳时，这些部队仅有一小部分到达，大部分尚在行军途中。
信阳城位于河南南部，毗邻湖北，正是袁世凯所说的“进可取武汉，退可左右京师”的军事重地。不过段祺瑞刚到时，信阳正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前有残兵不断退却下来，后有部队等着组编，大家各自为政，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哄抢物资和寻衅滋事的事件更是比比皆是。
有一天傍晚，段祺瑞在城内办完公，骑着马返回司令部驻地。途中有人前来报告，说车站刚到的一批士兵为了争抢物资，不但动手打架，而且还开了枪。
段祺瑞立即带着卫队把出事现场包围起来，将肇事士兵和带兵的管带全部抓了起来。盛怒之下，他拿起马鞭对着士兵们就是一顿猛抽，最后连鞭子上都沾了血，那名管带也被重责四十军棍，打到躺在地上不能动弹。
等气消得差不多了，段祺瑞便把肇事士兵交给幕僚徐树铮处理，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徐树铮随后的处理方式竟然让他也有瞠目结舌之感。
徐树铮绰号“小诸葛”，段祺瑞的家人背后则都称他为小徐。段祺瑞幕僚众多，但要论对段所起的影响和作用，谁都超不过这个小徐，也可以说段大半生的功业都离不开“小诸葛”的倾力襄助。
徐树铮与段祺瑞一不沾亲，二不带故，甚至连同乡都算不上。他是安徽萧县人，在私塾读书时就表现出过人的才智，据说十三岁便考中了秀才，而且还是秀才中成绩最好的廪生。按照规定，廪生可以食廪，也就是享受由国家按月发给粮食的待遇。
其后因为父亲去世，徐家倒了顶梁柱，境况便开始恶化起来。十八岁时，徐树铮因为穷得实在念不起书，不得不背井离乡，到济南去投奔内兄，想找一份工作借以糊口。
可是他的内兄也没有什么关系和门路。徐树铮在济南住了一段日子，情急生智，当下便草拟了一份国家大计条陈，准备呈送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希望能够得到袁的赏识。
自古至今，一个普通平民要给封疆大吏写信，渠道都不会那么通畅。小徐是个有心人，他探知候补道齐彦儒是袁世凯的亲戚，如果上呈袁世凯的文件封面能署上个齐彦儒的名字，各级办事人员就不敢拖延或积压。
让齐彦儒署个名，相对而言要容易得多。这种方式很灵，袁世凯果真很快就看到了徐树铮的条陈。条陈内容是当时社会上最流行的富国强兵之类，不过徐的观点和康梁变法维新那一套又有所区别，它更接近于张之洞提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道理总是那么一点道理，徐树铮的文章也没有什么特别独到的见解，不过作为一篇政论文已经属于上乘之作，起码“言之有故，持之成理”。
袁世凯虽是武人，但也有一定的旧学功底，至少能分出文章之高下优劣。当时一般的维新文章都喜欢堆砌一些新名词，读起来佶屈聱牙。徐文则不是如此，它全部采用了桐城派的古文笔法，行文抑扬顿挫，脉络分明。这说明作者具备相当的社会洞察力和古文功底，不然不可能将这些时事理论融会贯通，而且还能用桐城派的文笔表达出来。
袁世凯一边看一边点头赞许，随后便安排自己的幕僚朱忠琪接见徐树铮。朱忠琪和徐树铮谈过话后，同样对徐树铮赞赏不已，他对袁世凯说：“这个青年人是萧县的一个秀才，食了廪（廪生），平素关心时事。他对我侃侃而谈，所谈都颇能洞中时弊，似乎中西学都有根柢，是个值得提拔的人才。”
说罢，朱忠琪还将徐树铮带来的几本诗词文章交给袁世凯。袁世凯随手接过，翻阅了其中的几首诗词，感到徐树铮确实颇有才华，于是就命朱忠琪把他留在衙门里，等待机会再行安插。
就这样，徐树铮仅仅因为一个条陈就受知于袁世凯，成为其入幕之宾，并从此开始了他传奇般的幕僚生涯。
非池中物也
徐树铮住进山东巡抚衙门后，袁世凯并没有派给他什么固定差使，他每天做的，就是和其余幕僚们一起上下古今，高谈阔论。
袁府原有的幕僚多数是学究出身，熟练掌握奏疏的一般公文程式，但对于大下大事却茫然不知。徐树铮所说的那些东西，他们更是闻所未闻，时间一长，便都佩服他学问渊博、才气纵横。
联想到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原来也都是看似狂妄、夸夸其谈的书生，之后却由作幕而一步步飞黄腾达起来，有人就摇头晃脑地议论道：“又铮（徐树铮的字）非池中物也！”
某天，时任炮兵统领的段祺瑞来到巡抚衙门和幕僚们闲谈。有人就提到了徐树铮，说这个年轻人才文俱佳，将来必定是有用之才。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这时段祺瑞奉袁世凯之命要办一个随营学堂，杂事很多，身边缺一个办笔墨的人。他就抱着姑且一试的态度对那位夸赞徐树铮的幕僚说：“徐某人既然是个人才，你可以叫他来见见我。”
徐树铮知道后果然来求见段祺瑞。虽然他在与段祺瑞谈话时彬彬有礼，但态度不卑不亢，纵论起天下大事，更是旁若无人。
段祺瑞急需的是一个文案，光会讲还不行，他曾耳闻徐树铮向袁世凯上条陈一事，于是就问徐树铮：“你曾经上书抚台（即袁世凯）吗？”
徐树铮答是。段祺瑞听了，便微笑着请徐树铮坐下，随即取出几封待回复信件，让徐树铮当场拟稿。这对徐树铮来说并非难事，他没花多长时间就将几封回信一一拟就，然后呈交段祺瑞阅览。段祺瑞一看很合乎心意，由此对徐树铮颇为欣赏，爱才之心也油然而生。
徐树铮原是袁府幕僚，把他要过来自然还得通过袁世凯。段祺瑞跟袁世凯一讲，袁世凯正好尚无适当的机会安插徐树铮，当即就答应了段祺瑞的请求。
段祺瑞派徐树铮在书记处担任司书，月薪银十二两，待遇不可谓不优厚。段祺瑞平时待他也相当客气，因此段祺瑞的家人及其部下当面都尊称徐树铮为徐师爷。
自徐树铮投入段幕，段祺瑞天天听他议论国内外形势，每次徐树铮都讲得头头是道。至于处理事务方面，往往段祺瑞还没有想好具体计划，徐树铮已经替他考虑得非常周密：上策如何，中策如何，下策如何，且每一条建言都有条有理，要言不烦，让段祺瑞感到很是满意，“实获我心”。
有徐树铮在身边，段祺瑞犹如多了一个备忘录，可以省去许多记忆的工夫——徐树铮聪明过人，尤其记忆力非常人可比，可以说是过目不忘，什么规章制度、公文条例，看得既快，记得又熟，只要段祺瑞问他，总是对答如流。有人不信，找出资料来一对，结果发现居然一字不差。
让段祺瑞满意的还不止这些。那个年代，一般当师爷的都是咬文嚼字，自命不凡，以至于隔着老远就能闻到一股冲天的酸气。徐树铮虽是秀才出身，却并没有这些酸腐气和臭架子，为人相当朴实勤恳。
段祺瑞以军人出道，平时最重练兵，每天早晨都会亲自带着士兵出操。出操是个苦差事，连有些官兵都抱着最好不去的心理。徐树铮是个师爷，本来是不必出操的，但他天天都早早起床，跟士兵们一块儿练操。这更增加了段祺瑞对他的好感，认为徐树铮不仅能说能写，还能干，诚为书生中不可多得的人才，这个幕僚看来是找对了。
不久，袁世凯升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训练新军。段祺瑞也随之来到保定，奉命办理武备速成学堂。武备速成学堂是保定军校的前身，学校的不少毕业生后来都成了北洋系的高级将领，它对拓展段祺瑞事业版图的意义不言而喻。就在这次办校过程中，徐树铮帮了段祺瑞大忙，从招生时的命题、监考、阅卷等各项事务，到学堂的规划，无不倾力其中。
北洋六镇成立后，段祺瑞出任陆军第三镇统制官，同时提升徐树铮为镇部一等书记官。本来段祺瑞还想找机会继续大力提拔徐树铮，但这位师爷却已经有了另外的想法。
此时日俄战争爆发，日本继在甲午战争中击败中国后，又进而挑战俄国，显示着这个新近崛起的岛国，已逐渐成为东亚乃至国际政治舞台上不容小觑的重要角色。
徐树铮与一般书生和师爷的不同之处就是忧国忧民，并且时时关心和了解着国际国内大势的走向。他认为中国现在虽然衰弱了，受到列强甚至日本的欺侮，但一旦强盛起来，仍旧可以征服各国，而目前必须做的，首先就是向日本学习，争取早日赶上日本。
徐树铮不但自己想去日本留学，还准备送妻子去，但让他发愁的是，去日本就要向段祺瑞辞行。大家都知道段祺瑞对他颇为信任倚重，了解他真实用意的，免不了会劝他不该就此放弃在段幕的大好前景，不了解的就会指责他是见异思迁、忘恩负义。
另外一个难题是经费。去日本留学需要一笔不小的开支，而徐树铮除了领取固定月薪，并没有其他收入来源，他的积蓄用来维持日常生活尚可，但远不足以支付留学费用。
徐树铮决定先送妻子东渡扶桑，而且就像当初给袁世凯上条陈一样，他又想到了剑走偏锋。
谁也喝不过中国人
第六镇统制官吴凤岭有一天接到徐树铮写去的一封信。信中说段祺瑞在合肥老家的家人要置地产，尚缺数百元，欲先向吴凤岭挪借，数月后即还。
吴凤岭和徐树铮是同乡，与段祺瑞交情也不错，接信后当即给徐树铮寄了五百元。
稍后，直隶藩台邀请段祺瑞、吴凤岭赴宴。段、吴二人聊天时，吴凤岭向段祺瑞问起购买土地的事，段祺瑞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说哪有这回事啊？
段祺瑞祖籍江西，生于安徽六安，后随家迁居合肥，等他出了名，人们便称他为“段合肥”。“段合肥”自幼在军营中长大，且青少年时期即只身离开合肥，久居外地，在合肥无片瓦寸地，他自己也从无广置田产的念头。
听吴凤岭道完事情原委，段祺瑞只好如实相告：“购地我当不知，借款更无所闻。这样吧，等我回去问了树铮再说。”
段祺瑞回来后找徐树铮当面询问。徐树铮倒也不隐瞒，说明他想把妻子送到东京留学，迫于手头拮据，所以临时就编了这么一个理由，以向吴凤岭挪借，本来想在攒够薪水后归还，不料却让段祺瑞提前知道了。
徐树铮借款这件事本不算大，但编的理由实在让段祺瑞有些恼火，为此他狠狠地训斥了徐树铮一番。徐树铮自知理亏，被训得面红耳赤，俯首无言。
不过通过这件事，段祺瑞终于明白了徐树铮的个人打算，即暂时不愿做官，而希望到日本去学习军事。他认为这是件好事，应予以成全，于是就对徐树铮说：“你如果真想去东京留学，我代你办官费。”
能够官费留学，也就意味着省去了原来所有的麻烦，徐树铮既高兴又感激，哪有不愿意之理？
就这样，徐树铮以官费派出的名义前往日本。到日本后，他也很给段祺瑞争气，先是考入东京振武学校，接着又考进了日本士官学校，在日本前后住了三年。
徐树铮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日本已经在日俄战争中获胜，这使他进一步体会到向日本学习的重要性。至于怎样向日本学习，他的认识是除了掌握其军事、学术外，还应熟悉日本的文化。
徐树铮在军校课堂上十分用功，但是每逢假日便到处游览，而且把其中的很多时间都消耗在娼寮酒馆里。跟他的很多中国同学不同，他玩乐不是目的，目的是接触当地的风俗、人情、语言。
徐树铮天资聪颖，时间不长就学会了说一口漂亮的日语，而且能运用自如，为同学们所远远不及。当时的中国人已经被日本人瞧不起，如果光听说话，那些艺伎、酌妇们是不容易认出徐树铮是中国人的，但他不仅不隐瞒自己的中国人身份，还以此为傲。
每逢喝到酒酣耳热，徐树铮就会大声嚷道：“酒，是我们中国大禹造的。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有名的酒仙——刘伶。中国的大诗人陶渊明、李太白都是能喝酒的。太白斗酒诗百篇，能喝酒才能赋诗。魏武帝横槊赋诗，曾道‘对酒当歌’呢！”
嚷完之后，他又继续向这些让他自豪的中国酒仙致敬，然后举杯痛饮。徐树铮会唱昆剧，喝得高兴了，有时还会旁若无人地咿咿唔唔地哼上一段。
他这种狂气豪情，不仅令陪酒的日本女人失色，也常常让他的同学们为之侧目。有一天，徐树铮和同学宋子扬等人在一家料理店喝酒，店里有个艺伎很能喝，据说是海量。徐树铮听了说：“酒，是中国发明的。说起喝酒，谁也喝不过中国人！”
他吵着要和这个艺伎赌酒，而且举杯便饮，艺伎才喝了一杯，他早已两三杯下肚，不久便喝得酩酊大醉。宋子扬等人见状，只好雇辆人力车把他送回下宿（即租住的公寓）。
回到下宿，徐树铮仍不承认自己喝醉了酒，也不肯让人搀扶，就自己趔趔趄趄地上了楼梯。上是能上，只是走两步却要退一步，还没走上几级，就失足滚下了楼梯。
宋子扬等人赶紧上前查看，躺在地板上的徐树铮已经鼾声大作，呼呼睡去，而且怎么推都推不醒。无奈之下，大家不得不像拖死猪一样把他拖到房内睡下。
第二天，醒过来的徐树铮还有些头晕，但仍然又硬撑着跑进昨晚那家料理店，并且和那位艺伎接着赌酒，直到痛饮一场之后，方才罢休。
徐树铮是士官七期的学生，上面有六期，下面有八期，这三期学生的留日日期相差不远，平时经常来往。在三期士官生中，要论大言不惭、狂妄过人，只有八期的杨宇霆可与徐树铮媲美，二人特别气味相投，日后都成了民国军政界赫赫有名的人物。
兵谏
在日本留学的最后一年，徐树铮进入日本军队见习。见习期满，他便结束留学生活，回到了中国。这时的徐树铮更加踌躇满志，因为他过去的身份只是一个秀才、师爷，如今则通过士官毕业取得了军人资格，已经是“文武兼资”了。
让人郁闷的是，徐树铮回国之时，正是北洋系遭受严厉打压之际。段祺瑞先在第六镇当统制，等徐树铮通过陆军部的复试，主动要求分发第六镇时，段已离开第六镇，到保定办理陆军学堂去了。
已经到了第六镇，不能马上说走就走，徐树铮只得暂时在第六镇屈就一个小小的队官。后来得知段祺瑞被任命为江北提督，他立即离开第六镇前去投效。
对旧部来投，段祺瑞自然十分欢迎。虽然徐树铮已取得军人资格，但他仍以幕僚相待，段的部下也依旧称呼徐树铮为徐师爷。与之前不同的是，徐树铮从此不仅替段祺瑞办理笔墨文案上的事务，而且对于军队的训练调配，也可以充分发表意见了。
当段祺瑞由江北启程赶赴信阳时，徐树铮即被委任为第二军总参谋，参与各项军务的运筹襄赞。对于信阳的混乱局面，他与段祺瑞一样，都认为应该抓住机会整饬军纪，只是他比幕主更加狠辣绝情——段祺瑞交给他处理的肇事士兵被他一个不留，全部予以正法！
这就是徐树铮后来一贯的行事方式，即只要认准了应该做，便来个干净彻底，既不给别人留后路，也不给自己留后路。
听说徐树铮把肇事士兵全都杀了，段祺瑞大吃一惊，忍不住摇了摇头。尽管连段祺瑞也觉得有些过分，但乱世用重典，在关键时刻，此举确实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和效果，第二军的军纪因而有了明显好转，信阳的混乱局面大为改观。
大家说某人手狠心黑，说的都是徐树铮，段祺瑞则赢得了治军有方的美名，而正是因为徐树铮敢于做这些幕主不便亲自去做，但又必须有人代劳的事，他才能够得到段祺瑞越来越多的信任和重用。
就在段祺瑞设法稳定信阳局面的时候，北方突然传来惊人的消息，新军两镇一协的高级将领在滦州通电实行“兵谏”。
认真说起来，这次“兵谏”其实是满人“中兴派”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的结果。“中兴派”里的良弼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他对新军中武备生受到重视、士官生遭遇排斥的状况十分不满，因此提出让大批士官生进入新军，从而以士官派对抗武备派的计划。计划一经提出，即获得了载沣的支持。
袁世凯被开缺回籍后，载沣、良弼开始实施这一计划，将一批士官生安排到新军中担任高级职务。“兵谏”的主角张绍曾、蓝天蔚都是士官生，他们分别担任了统制、协统，而在袁世凯下台之前，这些位置都属于袁氏亲信所有。
载沣、良弼所不知道的是，他们一心要扶植的这些士官生在政治理念上却跟他们大相径庭。早在清廷准备举行滦州秋操时，张、蓝就有过秘密协议，打算在参加秋操的过程中私带子弹，然后突然发难，解除禁卫军的武装，只是由于武昌起义突然爆发，秋操被中止，该计划才未能实施。
在武昌起义的影响下，1911年10月29日，山西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在太原发动起义，杀了巡抚，宣布独立，同时推举新军标统阎锡山为军政府都督。清廷闻讯，急忙传令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前去征讨。
接到命令后，张绍曾召集部下们商讨对策，一部分将领主张就此举行起义，直捣京师。张绍曾、蓝天蔚虽然也与清廷不是一条心，但他们受康梁学说的影响，主张实行君主立宪，不太赞成搞过于激烈的革命。其他一些将领的态度则更趋保守，都担心过激生变。
大家商量下来，最后取得一致意见，决定以电奏清廷的方式实行“兵谏”。他们在“兵谏”中列出了“十九信条”，要求清廷让权国民，实行立宪，如果清廷不答应，将立即举兵入都。
滦州“兵谏”与太原起义发生在同一天，它对清廷的打击比武昌起义更沉重、更致命。以载沣、奕劻为首的满洲皇族心惊胆战、方寸大乱，不得不答应“兵谏”的部分要求，同意实施“十九信条”。按照“十九信条”，满洲亲贵均不得参与政权，奕劻、载涛等人乖乖地同时“谢政”，也就是辞去了原有职务。
可是清廷的让步太晚了，社会舆论认为他们只是故作姿态，借以缓和局势，一旦风头过了，肯定还要反悔。在“吾民勿受欺”的舆论推动下，上海、江苏也随之宣告独立。
眼看大浪不止，处于旋涡之中的京城更加岌岌可危，满洲皇族和官员纷纷外逃。隆裕太后也已准备偕溥仪逃往热河，经袁世凯去电力阻，才没有成行。
此时整个清廷都把转危为安的希望寄托在曾被他们疑忌和迫害的袁世凯身上。在奕劻的建议下，清廷解散了原有内阁，转而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同时频频下旨敦促袁世凯入都，以重组责任内阁。
虽然意外地从中得利，可是袁世凯并不高兴。因为他对于此次重登政治舞台信心十足，且已制订通盘计划，滦州“兵谏”打乱了这一计划。更让他感到不安的是，由此产生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可能超出他的掌控范围。
在北方风波得不到平息之前，袁世凯是不会轻易入都的。他援引“十九信条”中的“总理由国民公举”，称自己不敢奉诏，应由资政院选举后才能成行。
攻心为上
1911年10月31日晚，袁世凯乘专车南下督师。抵达信阳站时，他召见了驻信阳的高级将领，接见完毕，又特地把段祺瑞留在车中密谈。
在与段祺瑞的谈话中，袁世凯重申了“北方比南方重要”的观点，认为南方革命军只是一些乌合之众，清廷失尽人心，大势已去，同样不足为虑，要说麻烦，就麻烦在掌握军队而且胆敢“造反”的张绍曾等人身上。
此时南方战事吃紧，倘若分兵北上征讨，不但无取胜把握，还要冒顾此失彼的风险。鉴于参加“兵谏”的不少将领都曾是段祺瑞的学生，张绍曾等也未真正投向革命军，袁世凯决定攻心为上，派段祺瑞北上进行“安抚”。
袁世凯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张绍曾并非袁氏一党，他对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一节很是不满，又发表通电表示临时政府须由国会制定宪法选举产生，清廷这样的任命方式不合宪法。
看到妥协没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载沣、良弼只得再派吴禄贞前往滦州做说服、疏通工作。
吴禄贞是中国留学日本的第一期士官生，同时在旧学方面也颇有根底。回国后他曾在东北帮办延吉边务，与日本政府进行交涉，因此早早就在军政界崭露头角，并拥有较好的声誉。
吴禄贞恃才傲物，但与良弼有着不错的个人交情，这就为他的仕途开了绿灯。经过良弼极力向载沣、荫昌推荐，并亲自出面保奏，吴禄贞迎来了与张绍曾等人一样的机遇，得以出任第六镇统制。
派吴禄贞去滦州，是因为吴禄贞与张绍曾、蓝天蔚是好友，三人在日本留学时即志趣相投，人称“士官三杰”。可是载沣、良弼也许做梦都不会想到，吴禄贞也是当初滦州秋操发难计划的参与者之一，而且他的思想比张、蓝更为激进，张、蓝要的只是改良，他却恨不得立马把清廷掀个底朝天。
吴禄贞到了滦州，不但没有劝张绍曾息事宁人，而且还鼓动他乘清军南征，合力进攻北京。
张绍曾手下的协统之一潘渠楹此前已被袁世凯收买，袁世凯向他许诺，只要“兵谏”平息，即让他代替张绍曾做第二十镇统制。一听吴、张可能要联兵攻打北京，潘渠楹赶紧把消息透露给了袁世凯。
包括袁世凯、荫昌在内，清廷内部的一些高层人物本来就已经对吴禄贞产生了怀疑。原因是吴禄贞自当了统制之后，在部队人事方面与陆军部时有龃龉，给北京的函件也常常表现得态度傲慢、盛气凌人，但凡提一个条件，你同意还好说，若不同意，不满之情马上就在奏章中直接流露出来。试问，哪一个统制会这么嚣张呢？
武昌起义后，吴禄贞来京，曾向荫昌自告奋勇要“南下平乱”，说自己是湖北人，如果让他去湖北，一定可以过江劝谕革命军解甲投降。
荫昌哪敢答应。等吴禄贞一走，他就对随员说：“吴禄贞若到前方，必靠不住，当遇机除之，以绝后患。”
荫昌说是这么说，但在无凭无据的情况下也不敢冒失。现在潘渠楹的告密坐实了大家的猜疑，袁世凯立即授意军谘局发出两道命令：一是把滦州附近铁路上的列车全部调进北京，断绝第二十镇进军北京的交通工具；二是将吴禄贞从滦州调开，命其带兵入晋平乱。
吴禄贞何等乖觉，一收到电令就知道他与张绍曾之间的密谋已经暴露，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建议张绍曾联合晋军攻打北京。
“造反”本非张绍曾所愿，他在这件事上一直犹豫不决，但到此地步，也只得勉强答应下来。就在张绍曾着手准备的时候，段祺瑞已经赶到北京，并向参加“兵谏”的将领逐一发去公开或秘密的电报。在这些电报中，他以同僚和师长的身份，劝将领们以国家利益为重，停止“兵谏”，服从袁世凯。与此同时，段祺瑞还派徐树铮等亲信幕僚前往自己任职的部队联络和疏导。
参加“兵谏”的将领背景和想法不一，在段祺瑞的劝说下很快就出现了分化。第三镇代理统制卢永祥原为段祺瑞的旧部，段祺瑞一发话，他就表示听从劝告，服从调遣。第三镇是北洋六镇的精锐，人数、装备都不在第二十镇之下，卢永祥的态度转变对第二十镇造成了极大震动。
第二十镇一共有两个协统，潘渠楹不用说，早就是袁世凯的人了；另一个协统伍祥桢见势不妙，也不再坚持要与朝廷对着干。其他中下级军官不是段的旧部，就是段的门生，更是纷纷动摇。张绍曾处于被架空的状态，就算他想“造反”都有心无力了。
螳螂捕蝉
吴禄贞并不知道第二十镇的将领会被瓦解。自率部离开滦州后，他即将队伍集中在石家庄，一边派人以“招抚”的名义与晋军指挥官联络，一边向清廷谎报军情，说他已经大获全胜，晋军同意投降。
清廷信以为真，随即降旨嘉奖，任命吴禄贞为山西巡抚。在明知吴禄贞不可靠的情况下，他们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希望用爵位引诱吴禄贞，促使其进攻太原，并在进攻的过程中与晋军同归于尽。
吴禄贞拎得门儿清。他不仅假模假式地电奏谢恩，还一本正经地提到，原有巡抚关防大印尚在太原，丢没丢不知道，为了办事情方便，他另外又刻了木质关印一颗，拿来先用着。
实际上，吴禄贞根本不把区区山西巡抚放在眼里，他一心要进攻的也不是太原，而是北京，这么说只是要迷惑朝廷而已。
经过暗中联络，吴禄贞决定与阎锡山举行会晤。双方的会晤地点初定于石家庄，不料就在大家准备动身的时候，阎锡山突然又变卦了，说：“石家庄我不能去，那是吴禄贞的防地，万一有变，那可如何是好？”
会晤地点就此由石家庄改为娘子关。吴禄贞听说阎锡山如此胆小，不由得哈哈大笑：“昔日关云长敢单刀赴会，何以今天的阎百川（阎锡山的字）不敢来见盟友，岂地灵人杰耶？时移势易耶？”
吴禄贞拿关云长来作比，是因为这位《三国演义》里的名将也是山西人，与阎锡山是老乡。会晤当天，阎锡山带了大批警卫，吴禄贞则轻随简从，只有参谋等三人跟随，看上去吴禄贞倒更像传说中的关云长。
当着阎锡山的面，吴禄贞滔滔不绝地讲述了他的革命计划，主张由他的第六镇、张绍曾的第二十镇、山西晋军共同组成燕晋联军，分三路进攻北京。他还肯定地说，现在清军大批南下，北京空虚，只要联军一抵北京城下，大业就可唾手而得。
阎锡山等人认为吴禄贞分析得很有道理，于是公推吴禄贞为燕晋联军总司令，阎锡山为副司令。按照计划，三路燕晋联军将于11月8日同时发难，会师京城。为此，山西方面先拨了两营兵供吴禄贞指挥，随后又派出一旅作为后援。
如果吴禄贞的对手仅限于载沣、良弼甚至荫昌，此时似乎早已胜券在握。可惜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的计划将注定要被那个更厉害的人所终结。
吴禄贞的第六镇和第三镇同为北洋老六镇的骨干，但当时第六镇已有一协被抽调到湖北前线，吴禄贞手下只有一协，再加上不是由他直接掌握的第二十镇，要想攻下北京，自忖还无十足把握。如今有了晋军助力，情况就不同了，吴禄贞在行事方面也更加大胆。
这时正好有一列向湖北前线运送械弹的火车经过石家庄，吴禄贞下令予以截留。他同时给清廷发去一份电报，要求清军撤出汉口，还说他的这一要求若不能被答应，他的部队将“阻绝南北交通”，甚至切断湖北前线部队的后路。
吴禄贞以为他在山西的所为神不知鬼不觉，但实际上袁世凯和清廷都已侦悉。只是在收到这份措辞强烈，等于是在威胁和恫吓的电报后，他们的反应不同——清廷大为恐慌，只得回电答应吴禄贞的要求，下令湖北的前敌部队停止进攻。袁世凯则痛下决心，立即给段祺瑞发去密电，要他设法除掉吴禄贞。
袁世凯让段祺瑞负责除掉吴禄贞，是因为段祺瑞曾为第六镇统制，可以利用原来的旧部，然而隔了好几年之后，第六镇的人事状况已有很大改变，段祺瑞对此也不清楚，当然更谈不上有什么把握。
捏着袁世凯的电报，段祺瑞颇感为难，他急忙找来徐树铮等人商议。徐树铮听后，立即表示这件事可由他来操作，毫无问题。
从日本回国后，徐树铮曾在第六镇做过一段时间的队官，对吴禄贞和第六镇的现有情况比较熟悉。吴禄贞性情急躁，他一当上统制，就想把第六镇的军官全换成清一色的自己人。第十二协协统周符麟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恶习，吴禄贞便以周符麟“烟瘾甚深，形同盗贼”为由，致函陆军部，想撤掉周符麟，另以士官出身的心腹充任协统。
陆军部收到函件后，认为仅凭吸食鸦片一条，撤职理由不够充分，便未予批准，但吴禄贞仍下达手谕，将周符麟开缺了事。自古砸人饭碗如杀人父母，这样一来，周符麟就与吴禄贞结下了深仇，平时喝醉酒后常常拔出腰间所佩之刀，对吴禄贞进行怒骂。
徐树铮找来周符麟，把欲除掉吴禄贞的计划跟对方一说，正中周符麟下怀，马上答应组织刺杀行动，同时还提供了几个杀手的名单。
经过再三考虑，徐树铮决定行动以马队管带马步周为首。因为马步周是江苏铜山人，与萧县相邻，和徐树铮乃是小同乡，二人关系很好，同时马步周还是段祺瑞在保定陆军军官学堂的学生，有此双重保险，可料定不致误事。
段祺瑞听完汇报，也觉得比较靠谱，便命令徐树铮秘密布置。
瞒天过海
对即将到来的危险，吴禄贞并非毫无警觉。军谘局第三厅厅长陈其采曾奉朝廷之命，到石家庄侦察吴禄贞的行动。陈、吴系士官同期，二人私下交情也不错，但陈其采一到石家庄，吴禄贞就对他说：“你是涛贝勒派来监视我行动的吧？”
陈其采闻言大吃一惊，急忙分辩道：“军谘局无事可办，老同学开府三晋（指吴禄贞迁升山西巡抚），极愿追随左右，同建立一番事业，何必多疑？”
吴禄贞只疑心外来人员，万万想不到会祸起萧墙之内。1911年11月9日，预定发难的第二天，袁世凯奏明朝廷，将张绍曾调任长江宣抚使，从而削夺了他的兵权，其第二十镇统制一职由潘渠楹升任。
见第二十镇方面已无希望，11月10日，吴禄贞召集第六镇中级以上军官及晋军代表聚餐开会。在会上，他宣布将采取革命手段，于第二天早晨率部直趋北京，同时分发白布袖箍以为标志，规定凡不服从者军法从事。
为了继续蒙蔽清廷，吴禄贞在会后还特地找陈其采谈了一会儿话，之后才到一家洋行的楼房内就寝。他正要入睡，忽然有几名部下敲门要见“吴大帅”，说是要报告公事。
吴禄贞将房门打开，却见马步周等人拿着手枪，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他情知不妙，急忙跳后窗逃命，但刚刚跳出窗口即中弹身亡，其首级也被马步周割下，拿去向周符麟报功。
天还没亮，段祺瑞专车前往武汉，途中经过石家庄。周符麟上车将事情经过向段祺瑞做了汇报，并请示如何处理善后。
刺杀吴禄贞的行动乃政治阴谋，是见不得光的，段祺瑞因此告诉周符麟，此案将由中央也就是朝廷处理，至于会怎么处理还不知道，眼下最重要的是瞒天过海。
段祺瑞拿了五千元给周符麟，让他转交马步周作为赏钱。马步周被告知必须赶快离开，而且千万不可声张，以免留下后患。
在得知吴禄贞被刺后，朝野上下一片哗然。清廷致电段祺瑞，让他彻查，段祺瑞不能不程式化地传讯了周符麟。只不过这一传讯过程无非是演戏，只是走个过场而已，周符麟很快就被无罪释放。
吴禄贞被刺，直接导致燕晋联军成为昙花一现。已归吴指挥的晋军以及尚忠于他的部下只得退回山西，其他人则大多四散。
最初，晋军对到达石家庄的段祺瑞还抱有幻想。有人为阎锡山起草了一份致段祺瑞的书信，信上说当今中原名将首推段祺瑞、黎元洪，现黎已高举义旗，段也应继之而起，“以争功名于史册”。
写信之人很有文采。他还提到，石家庄乃古代韩信灭赵兴汉之地，段祺瑞完全可以效仿韩信，“张吾汉帜，而媲美于古英”。
段祺瑞哪吃这一套，他收信后即冷笑着对送信人说：“可劝伯川（阎锡山另一字）取消都督，再休胡闹了！”
段祺瑞此举激起了晋军的愤怒，纷纷表示：“如能捕段，必拿他的态度做报复！”
话音刚落，清廷新派的军队已经杀了过来。晋军抵敌不住，只得放弃太原，在阎锡山的率领下逃往包头避难。如此窘境之下，自然更谈不上逮捕或报复段祺瑞了。
袁世凯原先最为担心就是北方问题，如今段祺瑞平定风波，可算是除去了他心中的一个大患。与此同时，代替荫昌出任第一军总统的冯国璋也在湖北前线击败了革命军。
荫昌出师不利，除了他本身缺乏指挥和实战经验外，“不知有朝廷，唯知有项城（袁世凯）”的北洋将领不肯卖力，以及前线部队尚未完全集结就绪也是重要原因。随着冯国璋南下，这些对清军不利的因素都得到扭转——冯国璋本人位列“北洋三杰”中的“豹”，军事上自非浪得虚名；第一军的几个协统都是冯的旧部或亲信，听说冯国璋指挥他们，皆能抖擞精神，以便在老上司面前显一显能耐；集结在前线的清军已达万余，装备有新式的机枪和重炮，从人数到武器都占有很大优势。
就在段祺瑞平息北方风波期间，冯国璋也攻陷了汉口。袁世凯抓住时机，以实行君主立宪为条件，向革命党人提出“和平了结”。
虽然他的这一倡议遭到了湖北军政府的否决，但无论是黎元洪还是后赶到武汉指挥作战的黄兴，都表示希望袁世凯能成为“汉族之拿破仑、华盛顿”，并呼吁他“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
不知不觉中，袁世凯已成为时局中心人物，不但清廷倚重他，革命党人也要拉拢他。这种左右逢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位和作用，正是袁世凯自复出以来一直希望达到的。
1911年11月13日，袁世凯在卫队保护下入都。三天后宣布组阁，正式就任内阁总理大臣一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