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提格：《狂人蓝调》由芭芭拉·卡颇执导，纪录了你与爵士乐团的欧洲巡演之旅。你在电影的开头部分说道：“我生活在纽约，我的生活轨迹是从我拍电影的地方，一直到剧院、电影院，再到麦迪逊广场花园。我从未想过要在周末的时候离开纽约。”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答应参加巡演呢？
伍迪：问得好。我和班卓琴手曾经漫无边际地讨论过巡演的问题，想看看这会不会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我无法想象自己会对这件事产生兴趣，但我们很快意识到欧洲音乐厅和歌剧院的门票肯定会抢售一空，于是忍不住开始寻思：“也许这是个有趣的主意，我们可以去巴塞罗那、伦敦、巴黎还有维也纳演出。”然后简·道曼尼安提议道：“不如干脆把它拍成一部电影吧？”
史提格：也就是说最开始是你和艾迪·戴维斯的主意？而不是因为欧洲那边的邀请？
伍迪：没错，是我们随口说起的一个主意。
史提格：你在开头谈到你的纽约生活，这是你业余时的日常模式吗？
伍迪：通常我都会写作。早晨起床之后我晨练，吃早饭，陪孩子们玩一会儿，然后进屋写作。等到吃午饭的时候我出来和妻子、孩子们一起吃饭。到了下午，如果写作进展顺利的话我会再写一点儿，然后吹一会儿单簧管，再之后通常是和妻子散步，陪孩子们玩。然后我们可能会和朋友们出去吃晚餐，或者在家吃晚餐，看完棒球比赛或是别的什么，然后睡觉。非常平淡的生活。
史提格：也可以说是严格自律的生活。
伍迪：我并不觉得受到纪律的约束。对我来说雷打不动的是练习单簧管和锻炼身体，那是必须坚持的。写作对我来说并没有那么严格。
史提格：你每天都会练单簧管吗？一次练多久？
伍迪：如果没有别的事情，我会吹四十五分钟左右，仅仅为了保持乐感。如果要参加巡演之类的话，演出前几个星期会练得久一点儿——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
史提格：我对音乐并不在行，你在练习时是吹具体某一首曲子吗，还是仅仅只练习一些基本技巧或者呼吸之类的？
伍迪：没错，练基本功。主要是练我的嘴唇和手指，呼吸我不会，我一直学不会正确的呼吸方法，所以只是练习嘴唇和手指。
史提格：所以说无论工作还是不工作，你日常的一天都没有太大的差异，区别仅仅是不拍电影的时候你会写作？
伍迪：没错。如果这一天有工作，早晨起来之后我就出门拍电影，拍摄期间我会起得早一些，在出门前做会儿运动，然后吹半小时到四十五分钟单簧管。一天工作结束后，我回到家，和家人、朋友吃饭，如果累了就提前上床，只看半小时棒球或篮球赛就睡觉。
史提格：能谈谈你和爵士乐团的渊源吗？你是怎么认识艾迪·戴维斯并和他一起演奏的？
伍迪：我和爵士乐队合作了三十还是三十五年吧。我和艾迪是在芝加哥认识的，我们在同一个乐队里演奏，十年后又在纽约重逢。当时他问我：“你还记得我们在芝加哥一起演出过吗？”我说：“没错，我记得。”然后我们开始一起在纽约演出。迈克尔的酒吧换人手的时候我参与的第一支乐队解散了，于是艾迪成立了我在卡利勒参与演出的这支乐队。
史提格：音乐给你带来了什么，不仅仅是你自己演奏的音乐，还包括你听的那些音乐？
伍迪：我是超级爵士迷，我喜欢所有类型的爵士。虽然我也喜欢古典乐和歌剧，但新奥尔良爵士是我的最爱，很多年前突然击中了我，然后一发不可收拾。我非常了解爵士，也很喜欢演奏爵士。好在爵士是一种简单的音乐，虽然要达到炉火纯青很难，但上手很简单。
史提格：你在电影里说，你对欧洲观众是否会欣赏新奥尔良爵士这种如此美式的音乐表示怀疑。
伍迪：让我惊讶的是爵士乐——当代爵士和现代爵士——在欧洲、日本和南美国家的流行程度远远超过其诞生地美国。也许是在流传的过程中产生了某种特殊的效应，但爵士乐在美国的处境非常艰难，尤其是新奥尔良爵士，很少有人感兴趣。
史提格：你以前会去蓝色音符俱乐部这一类爵士酒吧吗？
伍迪：会，以前我经常去那儿听爵士，几乎每周都会去！但随着我年岁渐长，再也听不到新奥尔良爵士了，这种音乐逐渐消失了。但我还是会去听现代爵士乐手的演出——塞隆尼斯·孟克、约翰·柯川、迈尔斯·戴维斯等等。我会去蓝色音符、二分音符、五点俱乐部那些地方看爵士演出，但我最欣赏的还是杰利·罗尔·莫顿、金·奥利弗和威廉·克里斯托弗·汉迪。
史提格：你有钟爱的现代爵士乐手吗？
伍迪：有，我和所有人一样喜欢塞隆尼斯·孟克，也喜欢查理·帕克、约翰·柯川、欧涅·寇曼。他们都很棒，但我最喜欢的一直是巴德·鲍威尔。如果我能获得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的才华的话，我希望拥有他的天赋。他太了不起了，他身上有我认为一个音乐人应该具备的所有品质。
史提格：他的音乐和演奏在哪里吸引了你？
伍迪：我对他的欣赏，与我对伯格曼和玛莎·葛莱姆的欣赏是基于相同的理由。巴德·鲍威尔身上有一种悲情的东西，他的音乐敏感而天才，还有他那绝妙的节奏和技巧。他的感觉是高度情绪化的，但那些情感都来自生活的黑暗面，所以他才会创作出《飞越彩虹》，就是朱迪·加兰在《绿野仙踪》中唱的那首歌，整首歌从开场、停顿到氛围都是忧郁的，这就是巴德·鲍威尔的气质。他是那种让我感到有共鸣的艺术家，就像我看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和玛莎·葛莱姆的作品一样。你能感到他们才华的深度和精神的深度。巴德拥有这种深度，而塞隆尼斯·孟克和艾罗·加纳这样优秀的钢琴家是明亮的。艾罗·加纳的音乐就像一道美味的甜点，塞隆尼斯·孟克是一个幽默、轻快的天才，但巴德是阴郁的，他的作品是严肃、黑暗的，同时也充满了布鲁斯的激情和摇摆乐的疯狂，他真的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大师。
史提格：你在看他表演的时候也能感受到这种悲剧的气质吗？
伍迪：我从来没有看过他演出。我看过几次孟克的演出，但从来没有看过巴德。他在巴黎的时候我在纽约，他在纽约的时候我又去了巴黎。他的精神状况并不稳定，但有一位陪他度过黑暗期的钢琴家告诉我，每当巴德触碰到钢琴，弹出几个和弦，就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那感觉就仿佛你正置身于一座大教堂。
史提格：你最喜欢他的哪一张专辑？他的哪一首歌是你最推荐的？
伍迪：蓝色音符唱片公司出的《神奇的巴德·鲍威尔》154第一辑和第二辑。
史提格：你现在还会在家听爵士唱片吗？
伍迪：会，我会听那些传奇性的爵士演奏家，比如现代爵士四重奏。但空闲的时候我最常听的还是古典和新奥尔良爵士，比如西德尼·贝切特和路易斯·阿姆斯特朗。
史提格：《狂人蓝调》这部纪录片全程跟拍了你的欧洲巡演之旅，你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受到镜头的干扰？
伍迪：没有，因为芭芭拉·卡颇非常擅长纪录片，懂得点到即止。那两三个星期中她从来都没有打扰到我。
史提格：在成为这部纪录片主角之前，你看过她之前的纪录片作品吗？
伍迪：看过一些，《美国哈兰县》，还有她拍的关于拳王哈里的以及其他一些纪录片。我认为她是最伟大的纪录片导演之一。她把一段枯燥无趣的旅程拍成了有趣的纪录片，这都是她的功劳，她并没有捏造任何东西，仅仅凭借直觉办到了。
史提格：这部纪录片最有意思的部分是你在威尼斯的时候，你不仅要面对摄像机，还要应付意大利的狗仔队，这也是意大利独有的现象。
伍迪：在意大利的时候，我一直被狗仔包围。现在我处理这种状况的能力比当时强多了。很多年前我总是躲着狗仔队，但这些年来我发现如果我大大方方地让他们拍，他们的态度就非常友善，拍完就走了。
史提格：非常有意思的是芭芭拉·卡颇在这里用了尼诺·罗塔155的音乐，因此当我们看到你和宋宜还有威尼斯市长站在一起的时候，就像在看一部费里尼的电影。
伍迪：没错，当时我们正准备到剧院外面去玩。
史提格：威尼斯剧院非常漂亮。
伍迪：没错，美得不可思议，但后来还是被烧毁了。我后来经过那儿的时候非常震惊，它居然就那样消失了。他们试图重建这座剧院，我也像很多人一样希望能帮上忙。我们还为重建举行了一场义演，但是到现在也没有建好。整个事件背后存在着一些政治冲突，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希望重建这座歌剧院。
史提格：你在威尼斯看到拥挤的人群时说了这样一句话：他们不去看你的电影，却喜欢用镜头对着你。
伍迪：我一直都是这么想的。如果你和我一起去纽约的街头，你会感觉我的电影票房一定场场爆满，仿佛人人都爱看我的电影，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如果我从我家散步到派克大街，每走过一个街区都会有人拦住我，有时候甚至会有人从车里喊我的名字。这时你会忍不住想：“天啊，他们看上去全都爱我！”但实际上他们并不看你的电影。
史提格：经常在纽约街头被人认出来是不是让你感到很困扰？
伍迪：我不喜欢这种情况，但也没有到恼怒的程度。人们都很友善，通常会对我说“你真棒”或者“我喜欢你的电影”，没有人说难听的话。如果他们不喜欢你，根本就不会理你，对你说话的人基本上都是友善的。我会对他们说：“谢谢你。”年轻一些的时候，我最爱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在街上写作，我会在城里散步，走很久，边走边想，设计我的故事情节，构思我的电影。现在我不能那么做了。
史提格：现在你已经不敢坐下来了……
伍迪：没错，我不能那么做了。即使是在走路的时候，我也没法集中注意力，因为总会有人和我说话。有时很不巧会遇上跟我相同方向的人走上来对我说：“你好，你是我所知道的最伟大的导演，你很棒。”然后他们就跟着我一起走，他们希望表现得友好一些，我也不想表现得粗鲁，他们只是不知道如何在说完“我喜欢你的电影”之后走开。
史提格：所以你很少在家和办公室之间步行？
伍迪：我会步行，但只在有人陪同的情况下，比如宋宜或是某个朋友和我一起走的时候。我很想在散步回家的路上构思新戏或是手头正在写的剧本，但我没法这么做，因为经常会被认出来。如果换作麦当娜，她永远都别想从那儿走到这儿，因为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拦住她。我可能只有八到十个，但也够呛了。
史提格：你在威尼斯得了一个终生成就奖。各类奖项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伍迪：我知道威尼斯电影节是非常真诚的，因为我并不需要露面领这个奖。我的原则是不接受任何需要我出席的奖项。有很多人打电话给我，说想给我颁奖，前提是我必须到那儿去，所以我都拒绝了。但我觉得威尼斯电影节是真诚的，他们想给我这个奖，当我说“对不起我无法出席”的时候，他们说“没关系，我们还是会把这个奖颁给你”。我经常觉得那些颁给我的奖并不是我应得的，因为有许多人比我更有资格得奖，而且有些奖与其说是赞美，不如说是一种姿态和表示。这些年来我拍了很多电影，有一些人很喜欢我的作品，想表达一下对我的喜爱，但我仍然觉得让我得奖是一件可笑的事情。
史提格：我们以前讨论过奥斯卡金像奖，你举了何塞·费勒和马龙·马兰度的例子，他们分别凭借《风流剑侠》和《欲望号街车》提名1951年最佳男演员，最后是费勒获了奖。
伍迪：那时我还处于青春期，但我也知道有些不对劲。那些电影我全都看了，马龙·白兰度塑造的是一个改变电影历史的角色。但随着年龄渐长，现在我已经明白那些奖项背后是怎么回事了，充斥着勾心斗角、名利勾结和金钱交易。得奖不是荣誉的象征，只能说明宣传工作做得好罢了。
史提格：你把不少奖杯放在了你父母家，他们为你感到自豪吗？
伍迪：是的，但没有到夸张的程度，他们是很理性的人。
史提格：这些年来你与父母的关系怎么样？
伍迪：我们关系很好。他们都已经过世了。我父亲活了一百岁，母亲活了九十五岁。
史提格：你在《狂人蓝调》的结尾处说道：“我想拍的是我在成长的过程中看的那一类电影。”
伍迪：没错，西德尼·波拉克与我合作《丈夫、太太与情人》时曾对我说过这句话，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史蒂文·斯皮尔伯格也说过同样的话，甚至连伯格曼也经常提到维克多·斯约斯特洛姆。人总是希望能够拍出自己曾经欣赏的那种电影，这是很自然的。
154 《神奇的鲍威尔》（The Amazing Bud Powell）：共三辑，都是蓝色音符唱片公司发行的。
155 尼诺·罗塔（Nino Rota，1911—1979），意大利电影配乐大师，与费里尼合作二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