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提格：《爱与死》的摄影师是吉兰·克洛盖，是在法国拍摄的吗？
伍迪：法国和匈牙利，分别是巴黎和布达佩斯。在国外取景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是一个欧洲的故事，而且制片人希望我在匈牙利拍摄那些大的场景，因为那样成本更低。我的法国团队非常棒，我接触了很多法国摄影师的作品，其中最吸引我的就是克洛盖。我不记得看过他的哪些电影了，我看的是其中的某一盘胶片。
史提格：这是茱莉叶·泰勒第一次担任你的选角导演吧？
伍迪：当时茱莉叶·泰勒是玛丽昂·多尔蒂的助理。玛丽昂从我的第一部电影开始就担任选角导演，但是后来去了加利福尼亚的制片厂，于是茱莉叶顶替了上来，但其实之前也一直有合作。
史提格：你们是如何合作的？她会在开会的时候向你推荐候选男演员和女演员吗？
伍迪：是的，我通常什么都不说，先让她读剧本，她希望我这么做。然后她会带着一张长长的名单来见我，上面列了每一个角色对应的演员，然后我们开始漫长的讨论，如果我说“不，我讨厌那个演员！”她就给我推荐另一个，直到每一个角色都确定下来为止。
史提格：主角和配角都是这么选出来的吗？有没有你自己事先选定主角的情况？
伍迪：没有，每一个角色都是我们共同选出来的。
史提格：《爱与死》用的是普罗科菲耶夫43的音乐。
伍迪：起初我是想用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但我发现放在电影的场景里面并没有起到诙谐的效果，他太沉重了，而且（虽然算不上直接原因）费用太高了，但主要原因还是音乐太沉重。负责剪辑的拉夫·罗森布鲁姆对我说：“既然不管用，为什么不干脆放弃斯特拉文斯基，试试普罗科菲耶夫？”试了之后果然效果不错，普罗科菲耶夫的音乐让电影整体轻松活泼了起来，而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却是截然相反的效果。
史提格：在电影开头的部分，黛安·基顿扮演的索嘉对你扮演的鲍里斯说：“大自然真是不可思议，不是吗？”然后你回答：“在我看来，大自然是……我不知道，蜘蛛吃虫子啊，大鱼吃小鱼啊，植物吃植物啊，就像是一家巨大的餐馆，我就是这么看的。” 你对作为都市生活对立面的自然持怎样的态度？我猜应该不是卢梭那一类的吧？
伍迪：说起来比较复杂。当然相较于乡村生活而言，我个人更偏爱都市生活。这种分歧在艺术家之间由来已久，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然是一个都市的人，而托尔斯泰是很乡野的一个人，屠格涅夫尤其乡野化。但这与作品的好坏、深度毫无关系。我更偏爱城市，但我并不介意偶尔开车去农村待上一两天。不过，在电影的语境中，我说的“自然”是一个整体，既包括城市，也包括乡村。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近距离地观察一幅自然的田园美景，会发现你眼前的一切非常可怕。当你真正走近观察的时候，你看到的是暴力、混乱、杀害和同类相食。然而当你远远地看着这一片辽阔的、堪比康斯太勃尔44的画作一般的风景时，它的确非常美丽。
史提格：是的，都市风景也同样如此。
伍迪：没错，如果你看一座城市，会看到一幅美好的城市风景，但如果你走近了再看，会看见表面以下的细菌，会发现人与人之间可悲、丑陋以及可怕的一切。
史提格：相较于你后来的电影，《爱与死》算是一个比较松散的故事。你早期电影中的对白有时只是一些俏皮话，鲍里斯与索嘉在阁楼的那场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伍迪：是的，过去我总是喜欢让角色像格劳乔·马克斯和鲍勃·霍普那样说俏皮话，因此很多时候只有幽默，并没有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
史提格：你在《副作用》中写过一些恶搞某些文学风格的小故事，其中我特别喜欢《死囚》这一篇，有点像是对萨特、加缪这一批法国存在主义作者的戏仿，《爱与死》中也有这种戏仿的痕迹。
伍迪：是的，每个人都有自己喜爱的领域，让他能够去戏仿。我对某些作家和某些主题有特别的偏爱。举例而言，如果我拍了一部戏仿英格玛·伯格曼的作品，那是出于我对他的崇拜。
史提格：《爱与死》的确有戏仿伯格曼、爱森斯坦45以及某些法国导演的痕迹。
伍迪：是的，因为当时的我正处在这样一个阶段，我知道在哲学的世界中自己会非常快乐。佩莱娜裴·吉拉特曾经这样评论这部电影：“虽然我们并不生活在俄罗斯，但我们始终活在俄罗斯文学的世界之中。”的确是这样，这是一次文学性的戏仿。
史提格：这部电影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哪里？
伍迪：说起来也许是个有趣的小故事。当时我刚拍完《傻瓜大闹科学城》，那部电影是在科罗拉多和加利福尼亚拍摄的。我希望接下去的一部电影在纽约拍摄，于是写了一个关于谋杀的故事，但是写完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并不想拍一部讲谋杀的电影，因为觉得自己还不够格，于是我就把故事搁置一边了。后来我突发奇想，想拍一个关于俄罗斯的东西，带有一些哲学性的主题，于是就写了《爱与死》。写完之后我又从之前的谋杀故事中挑选了一些场景和角色，重新组成了《安妮·霍尔》。安妮、艾尔维以及那场谋杀案，很多东西都是从那个故事里照搬的，只是去掉了谋杀的部分。而在《曼哈顿谋杀疑案》中，我又重新回到了谋杀的主题。
史提格：还是原先的那个故事吗？
伍迪：改编了一小部分，但大致是一样的。《爱与死》震惊了所有人，因为大家期待看到的是一部当代的纽约电影，但拍摄那部电影是我最愉快的经历之一。我喜欢在巴黎拍电影，也喜欢法国人，唯独受不了布达佩斯的寒冷。
史提格：我们探讨了你作品中对其他电影的引用痕迹。伯格曼当然是最明显的引用对象，比如电影中的死神角色。除此之外，影片的最后有一个画面让我联想到《假面》，这个画面是黛安·基顿和杰西卡·哈珀两人的特写镜头，这应该不是巧合吧。
伍迪：是的，当时我们把能用的一切都用上了。俄罗斯文学、瑞典电影、法国电影、卡夫卡和存在主义哲学家，一切让我们振奋的东西都派上了用场。
史提格：这些是你在写剧本时的自然发挥，还是有意收集不同的元素，然后赋予其某种戏仿的特质？
伍迪：是写作时想到的。我一边写一边想“这样挺有意思的”，不知不觉就写成了。
43 普罗科菲耶夫 （Sergei Sergeyevich Prokofiev，1891—1953）：苏联作曲家，他创作的电影《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配乐是电影音乐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
44 康斯太勃尔（Constable，1776—1837）：19世纪英国最伟大的风景画家，代表作有《干草车》《白马》等。
45 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1898—1948）：苏联电影导演，电影学中蒙太奇理论奠基人之一，代表作有《战舰波将金号》《伊凡雷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