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部电影，我所知甚少，只知道这影片中有一个笔会，导演决定用纪录片手法拍，于是请我们一干人等去开这个会，我们在那里聊，他们在一边拍，话题是这个年代还有没有诗意？你怎么看电影电视和流行杂志？这是根据现场录音进行的整理，因为是很随意地聊天，机器停了话不停，有很多半截话，很多语焉不详和语无伦次，但读上去还是比正儿八经写的文章多口活气儿。我喜欢这种口语的感觉，看来过去那种所谓的口语式写作跟真正的口语相比还是有很大区别，还是真口语新鲜意外，另有一番滋味，早晚我要用这种纯口语写本小说试试。
我本来是想把聊天中涉及的观点整理成一篇文章，后来想想算了，观点不重要，语感才重要，就让别人看看我在日常生活中的口语多么芜杂和泥沙俱下——别真以为我是个乐于思考的人。这里一些句子中的括弧是我加的，怕意思过分含混。交代动作和镜头的括弧是原场记本上有的，留下是个气氛。因为丁天是在我前一个发言，我又觉得他说得好，舍不得拿掉，就留一股截儿在开头，算个引子吧。声音中有删节，主要是“他妈的”太多。）
纪录片部分第十五本［535］
时间：1999年11月8日
地点：桃园宾馆主楼三楼会议室
景别：室内，日景
主要人物：丁天，王朔
注：第十二本AATON同时在录反应镜头，及王朔说话的镜头；与此本平行。
语言：
丁天：（镜头给丁天）我吧，反正这个，就十几岁的时候，十二三，十三四吧，都是读着这个徐星啊马原的小说，可以说长大的吧，然后才开始写小说。反正那时候吧，也是特别想，就是像他们一样，做一个自由的、愉快的人，过一种无用的生活，所以就是我初中毕业之后，高中刚上，就退学了。也是到处瞎漂着，后来觉得吧，这无用的生活吧没什么劲，你无用的生活，你无用没人爱搭理你呀，哪有？没钱吧，就没自由。我这两年才整明白。所以说吧觉得回顾以往的生活吧，觉得没有什么有诗意的地方。我认为生活，现在就是认为生活中的诗意就是，比如说我现在特想买辆车，也不是什么好车啊，但是夏利太丢人了，那个捷达吧富康那种，车一到，新车，加足了油，然后晚上围着二环路转三圈，是有诗意，（现在）没有。
（陈晓从右进，拿走烟灰缸从右出）
然后也没地儿住现在。买套房子，装修完了，我一人在那儿溜达，推开窗子，我觉得有诗意。现在生活中都没有。反正就是明白得晚。反正就是觉得，也看你怎么理解吧。
（陈晓拿新烟缸从右进，放桌上后从右出）
反正在现代生活中，别人有没有诗意我不知道，反正（我）现在暂时还没有。啊，要向王老师学习的话，以后估计就有了。完了。
吕乐：那是他们俩绝对是，马原和徐星这俩人给（丁天）坑害了。
（镜头摇晃，后重新开机，未打板）
丁天：（镜头给丁天）现在吧觉得就是说，文学不挣钱吧，我不信，我非得在这儿扎出血来不可。我，王朔反正一本书就是一百万吧，我一本书，（晓辉画外音：安宾开机）可能也就是，现在签的合同吧，看起来一本书保底两万。我一年写十本儿，反正咱这个吃苦吧，咱不怕。
阿城：我跟你说，绝对，一年十本别都抛出去，留两本儿，以后价高了以后再卖。（声音很小）
丁天：咱以后再写呀，还留它？
阿城：这就是你没经验。（声音很小）
陈村：这个就是你没经验了，你以为你总能尿得那么高？（众人笑）
马原：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丁天：反正人说那个不可能的事儿吧，我就特拧，觉得没不可能的事儿。
徐星：这有诗意我觉得，这多诗意啊！现在我就觉得尽是不可能的事儿。
吕乐：丁天觉得物质生活更有诗意啊？
丁天：我觉得这是两回事儿。就是说我没有物质生活，然后一小撮人每回都在这儿谈这个艺术的话，就有点儿那个，然后再把那个物质生活骂一顿吧，我觉得就……就说咱没挣过钱，然后咱说钱没用，差点儿。像王朔这种，挣到钱了，丫就开始回过头来咬一口。
徐星：他没说过钱没用啊。王朔，什么时候说过钱没用？我记得王朔特爱钱。
吕乐：不是，马原他也当过经理嘛。还是回到陈村这个，就说先去一下，然后再回来，是吧？
丁天：不是去一下再回来。我说如果要是能挣到钱的话，肯定是绝不回头。因为那个文学艺术吧，它是生活的一个副产品，我以后有了钱，没事儿的时候我再写写东西，或者说是，看看书吧。
徐星：哎哟这昨天是谁说来着，阿城说的吧，真的我觉得阿城说得特别好。说我先铆足了劲挣钱，挣个七八年钱，然后再安定下来写东西啊，再全找回来，完了。
马原：钱挣了以后，写东西写不了。
陈村：你有钱以后你可以养几个文人，就是现在成立一个“徐星作家协会”，然后养几个专业作家，给他们去写。
丁天：都挣到钱了，还回什么头哇！（众人议论）
徐星：丁天那就是说咱要有个千八百万，咱就不好这个了，咱就不写东西了？
丁天：这是一爱好，肯定。
阿城：现在就是今天像我这么说诗是什么了等等这个，就是因为你们出钱了嘛。（众人笑）
徐星：这个我觉得谁不爱钱？我反正特爱钱，真的我老觉得没招儿，正想找人咨询咨询怎么挣钱。
丁天：不是因为吧，这社会上所有的人他们，这出去上街上他们都很爱钱，就你不爱钱，你没法儿跟他们融在一起，你知道吧？
徐星：怎么能不爱钱呀？谁不爱钱呀？不爱钱怎么活呀？
丁天：就是啊，他们都很爱钱，你要是不爱钱，你没法儿跟他们融到一起，我写什么东西呀？一人在家里，把自己给隔绝了。
马原：赚钱恼火。
徐星：赚钱也不恼火吧？那过程挺好玩的吧应该？我看朔儿写的那个东西，怎么挣钱……
马原：不，他那个是另外一回事儿。我说就专门去赚钱，就做其他赚钱的事情，专门去赚钱。人家写作本身就赚钱了。
徐星：那是你不了解王朔。他写东西以前赚（过）钱，那个……
丁天：赚得着啊？
徐星：赚着了。
丁天：是吗？
王朔：肯定挣钱不如花钱乐呵。你（说的）就是挣钱的时候对钱的看法，和你花钱的时候对钱的看法，可能还不一样呢。有钱当然花……
徐星：这钱的意义，这两年变了。真的。从前吧我觉得，说没钱吧，好像都没钱，就是特自然。现在好像说没钱有点儿……这人可能有点儿弱智吧怎么能不会挣钱？有点儿这个。
陈村：从前还有一个，钱真是没用。比如说你要买个照相机，它没有照相机，它要凭票，它要什么的，那么你就有钱也没用。你要住宾馆，宾馆不让你住，要介绍信，要护照。那么你现在钱有用了。而且以前人都是赤贫，就是从国家主席啊，到那个什么伟人的儿女吧，都赤贫，都差不多的生活。那么现在那个生活距离拉开了。而且评判人呢，都很难。说你徐星智商一定比王朔高，那很难说，你怎么证明？
（镜头左摇到徐星）当然它就有一个……（AATON第十二本第一条同时录下陈村说这段话的正面镜头，时长：36”）
徐星：你怎么就证明不了我智商比王朔高呢？
陈村：那么它就用一个非常俗气但是也非常方便的法则，就是说你有多少钱，你有一尺还是半尺？王朔有一尺，那么你就比他差一截。
王朔：那都（是）俗人那么判断。
阿城：那以前也不一样的，一个部长的儿子……（众人说话，杂乱）
吕乐：还回丁天这块儿啊，我觉得他自己吧，有点儿像林白这个，（镜头右拐回丁天）怕被这个社会丢下，有这么一个心理在里头？
王朔：不是我倒没有（觉得）。我倒觉得他这个想法跟我（在他）这个岁数的时候的想法是差不多的。（当时）我觉得我得先有钱，我才能摆正很多事儿。而且那个时候物质生活是有魅力的，就是你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
（镜头左摇至徐星、丁天；AATON第十二本第三条在录王朔说话的镜头，时长：57”）
真的，我要有一车队，我可能不喜欢开车了，但是没有车的时候，其实挺愿意有一个车。因为占有物质其实有快感，那个快感我觉得，就在身体上，它的那个程度不见得会比你欣赏艺术得到的快感少，或者说质量低。我觉得倒不见得，就是好像物质和这个，和这个什么，好像有点过分对立了——和这个所说的诗意，是吧？所以，好像我们物质越丰富，诗意会越来越少啊。现在大家都这么，好像都有这么一种看法，在好多地方。但实际上我觉得，反正我觉得，咱们小时候，我小时候是一个相对贫困的年代，也有诗意。但是相比，两个时代比，我觉得其实倒不如现在诗意多。要是我现在是一小孩儿……可能（现在）好多小孩儿的乐趣我不知道。我当然在这个时代也是越过越不适应。那我觉得是因为我年纪大了，（现在的小孩）他们丫那么乐呵，穷乐呵，我觉得没劲。
徐星：这就是二十多岁的时候吧，就特焦虑的话，觉得好像那个事儿特多，然后天天发愁，没钱也是事儿，没女人也是事儿……
王朔：因为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钱的人那个，比过去那个有钱的人多了。因为过去，（刚才）阿城说那个，我觉得特别对。过去咱们好像是（都）穷，但是中国社会等级比现在要严重。那时候那官儿，那还能看吗？
（镜头右摇，能见到天麟拿AATON拍摄）
他对普通人民群众的蔑视是全面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他都是优越的，他工资高。
（注：差一个第十六本，没找着，我也忘了怎么说到妓女那儿去了。）
纪录片部分第十七本［535］
时间：1999年11月8日
地点：桃园宾馆主楼三楼会议室
景别：室内，日景
主要人物：王朔
语言：
王朔：我接着说？
吕乐：还是一个我觉得你说三十岁以前和四十岁……
阿城：他刚才说到鸡和白马王子的区别，挺好的这个。（陈晓给王朔上茶后站在右后方）
王朔：鸡其实很堕落，但是她（应该）只认钱，做一下鸡，给了钱就完了。我那个朋友在当地，他是包了这女的，（陈晓自右至左走出）他包了三个同时，都是他供着的。按说他们俩关系很清楚，就是金钱关系，谁谈爱情谁傻×。这是这么一关系。（陈晓端茶杯从左进，至右后方站立，喝水，听）那女孩儿是一四川女孩儿，丫就爱上这哥们儿了，这就太可怜了，悲惨至极。少女失恋那算什么呀，站在街角笑嘻嘻，（陈晓从左走出）最后还可以……
马原：妓女？
王朔：她，她犯了大忌了，她妈的，她谈恋爱了，双方极其尴尬。
陈村：坏了行规。
王朔：旁边一女的坐在我这个朋友这儿，他一拉手，（这四川女孩）她旁边儿掉眼泪了，所有人特别尴尬。我觉得，那是纯情啊，言情小说！所以我看到有很多喝醉的人，狗子，甚至那些吸了粉的人，我觉得，他们丫显得特别单纯。就是有特别大的诗意！比那个，我觉得正常的状态下人的诗意——实际上一谈到诗意，似乎就有些做作了——只有他们可以谈。我看那个，有时候在那个国外的酒吧里，看到有人吸完毒以后就，台阶儿，他倒着躺着，所有人都从他身上迈过去了，丫就横着那么躺着，丫完全不知道哇。叫咱们看着跟野狗一样，可是我觉得这哥们儿挺舒服，丫不定舒服成什么样儿了，不管你们丫怎么着吧。所以我觉得那些东西，有些东西是要极致的堕落才能得到这个东西。我总觉得我这辈子，目前我没有体会到那种极度的诗意。那个东西，我觉得需要生理刺激。我看他们丫唱歌的，有时候打了一针，那真不一样。我又看最近街上卖那个村上龙《近乎无限透明的蓝》，那哥们儿绝对自个儿扎针儿了，那写出来的文字感觉，我觉得我想象不到那文字之间能那么写。他眼中看出那些东西来，那是吸毒之后的。甚至不是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迪厅实际就是吸毒者的幻觉做出来的。那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觉得，我因为活在这上，在这生活里，有一些社会负担在这儿，我还不能谈，我觉得我还没资格儿谈那诗意。就是，其实过的是日子，就你（和别人）没什么特别大的区别。完了当然这个社会我原来是如鱼得水的，我中间有一段儿是如鱼得水的，小说也发了，但是实际上那个过程中，就挣钱也好，出名也好，过程中实际上有很多妥协的。就是说不是说谁强迫你妥协，就跟说我做了官不自由，大家都会觉得他有点儿装孙子啊，就是你要做这个只能付出这代价。
比如说那写小说，你说我完全不管你们怎么想，可能有这事儿，但是恐怕你不敢这么做，你还恐怕就想想我怎么这下就挠着他们的痒痒肉，他就乐。开始写的时候，可能是一些自然的过程，到中间的过程中会有一些算计在里头。这个东西肯定是有害的。但是我当时也是需要这个。因为我觉得，像我，从小，有一种傻×优越感，实际上后来发现，其实屁都不是。在这个国家，你完全处在一个，没你丫什么事儿，在里头，你纯是跟着哄的一位。赶上现在，后来就，你可以靠自个儿活着，你说你怎么证明呢？那你必须，肯定挣钱是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说，我不能比你没钱，钱其实是能给人带来很大自尊。其实快乐都是非常具体的，比如发一本书，吃了一顿好的，我当时认为幸福的标准特别简单，就是吃一顿好饭，看一场好电影，认识一好的妞儿，我觉得，这一天也挺完美。
那到，我就刚才说到三十岁之前四十岁之前，到四十岁的时候，然后在美国，阿城有一个朋友叫顾小杨，他那会儿是刚到四十，天天说他妈招谁惹谁呀，奔四张儿了，招谁惹谁了，四张儿。当时旁边有一个，还有一个上海的朋友也说，我呢谁也没招，也五张儿了。当时可我差一年四十岁，我都没那感觉。等我去年，到四十了，一下儿心态大变。心态大变是什么呀？我觉得，我看那社会我处处看不顺眼，我觉得红尘万丈啊！街上走的人我觉得，你们丫美什么呢？我看到一些，别说20世纪70年代的作家了，20世纪80年代有一批小崽子就出来说，我们比上一代人牛×多了，我们早就明白了，我们现在吃麦当劳，我们听这个听那个听音乐。（我）觉得你丫真傻！我觉得就是这沾沾自喜。我倒不是说人不能有钱，有钱就容易学坏，或者有钱道德品德一定降低，品位就降低。我是觉得现在这个有钱啊，或者说有一些时髦的东西，有些时尚的东西，其实是没有什么特点，没有个性的东西，比如说那些名牌，那些发型，那种酷，其实全世界是一样的。他们丫就觉得特别沾沾自喜。这个，我不是说他们不对，我是说我心态改变以后，我看他们是这个。后来我想了，我年轻的时候，那帮老帮菜瞧我也不顺眼，也觉得我不是东西，你丫这是什么呀？你觉得好的我们都玩过了，那时候他们这帮老帮菜在上海说，我们20世纪30年代这个那个的，就说一堆乱七八糟话。他们完了之后，我想这可能每一代都这样，到了岁数，看下面，就不好看。下面的，（刚）把上面了，没两天（再）下面的又开始，脚尖儿顶着脑袋瓜儿就上来了。谁一辈子都踏实不了！
那我能不能客气点儿啊？明白道理不是？不是（都说）认字儿的人懂道理？能不能把心态放正点儿啊？对这个，对社会上的事儿宽容点儿啊？对年轻人提携点儿啊？我想那我得捏着鼻子这么干。就我心里不会舒服，是跟我本意相反的，我才会这么干。那我干吗强迫自己呀？我，人（只）活一辈子，我给你们丫得罪光了算了。我现在这么想我就这么做。我现在确实也认为钱不重要，钱不好，钱不好，就是说，它和那个（诗意）就是（打架）。因为我觉得这个有钱你得多有几年钱。就是，这个我估计我以后可能会越变越保守，但是，但我就决定就这么下去了。因为好在有一条，我觉得有一个底线在哪儿啊？我没有权力。就说我没有能力看谁不顺眼我给你丫灭了，就不许你这样，给你弄死什么的，都不可能。所以我觉得我可以保持自己的这种，这种我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状态）。
那我觉得现在的社会，我觉得那种所谓诗意，诗意它必须得有空间才能存在。其实跟过去比，它就是有空儿了。我可以在我自己这空儿里发疯，影响多少算多少，影响不到，其实人家忽略也可以，没事儿。我觉得过去咱们是不允许你这样儿的，都是人家要把你往一块儿捏乎。我觉得我现在，说来说去，我刚才就，我没想到现在社会是不是时代比过去更有诗意，但我现在好像得出结论，现在好像比过去更有诗意。因为它还允许诗意存在，你不管是什么样的诗意，都可以存在。所以我觉得，还是这句话的，还是（比过去）好的吧。现在，我愿意中国变成一个像新加坡那样的，就是那样的国家。因为我觉得，变成那样的国家以后，我会显得非常重要。那个，因为那个时候，因为新加坡，香港人实际上是我瞧不起的人，我觉得他们是一些，就是动物一类的人，就是只会进行一些感官上的享受吧。
（第十七本完）
（注：换片子这中间说到监狱，大意说住在监狱里的人也有自己的乐趣和诗意。）
纪录片部分第十八本［353］
时间：1999年11月8日
地点：桃园宾馆主楼三楼会议室
景别：室内，日景
主要人物：王朔
语言：
王朔：我觉得好，就是那种快乐都已经有了，跟外头是一样的。你们哥儿几个拿我（当人），我就觉得活得很有价值，忘了外头还有事儿了，乐不思蜀在里头。所以，哎，我怎么又说上了，我没话了我。（众人，杂乱）反正那就那么说吧，就说不管什么样的生活，诗意是肯定存在的，就是你可能是大家不喜欢，或者不习惯，或者说看不到，但是肯定是存在的，就是以各种不为人察觉的方式存在着。我们家周围有一哥们儿，他，我觉得他可能生活很苦，就是普通工人，一月挣两百多块钱，两口子，四百块钱，在北京生活，那个压力会很大。我看天天在家里乐呵呵的，喝着二锅头，唱着小曲儿，当然那可能是快乐了吧，也许可能被文人看……（众人有简短插话，不清晰）其实就什么都可以……
阿城：什么都可以，但是呢，你如果说，现在你感觉哎呀，真有诗意，这一定不是诗意，那是别人看你，噢他挺有诗意的。是这样。
王朔：所以山水之间，我其实看不出太大诗意来。就是那种可以令人吟诗的那种，说我得说一段儿，得唱一段儿，那个感觉我没有。我觉得基本上是，不是什么大触动，就是看它好看，好看就好看吧。所以可能就是说，它不见得是最后一定要形成诗（意）吧？反正就是说，我还是，我其实可能因为在城市这种，待长了以后，城市的垃圾堆给我的感受可能更多一点儿。有时候我看那垃圾堆我觉得特别好看，什么都有，有各种，而且特别，就颜色都很斑斓，我就看。我听你们第五代导演说在城里就没机位，觉得不好看，大家东西都一样。其实根本就不一样。真的那垃圾堆里，塑料袋儿的颜色都不一样，包的东西，用的程度全都不一样，我觉得特别好看，有时候看半天。所以我是觉得，人得沉沦到极致，就是说刚才说，有钱之后你可以蔑视钱，有了一女的以后你可以不喜欢她，那个就是诗意恐怕也（是），你得落到底，可能那个诗，就是真正的诗意是在那儿呢。就是把自个儿摧残到底，身心全部降到最低点，而且一定是要不道德的，就是在社会层面上是不道德的，是有一个天然的社会谴责在那儿，这个视你为不道德，视你为什么，把你压到那儿去。因为我觉得社会的承认和社会地位都是有害的，对于体会诗意都有害的。那种时候你真的是会接受，对社会某些流行的东西就接受它一部分了。哪怕是说话的方式。其实你比如说，咱们见的人多，但只是说朋友之间说话就无拘无束，但（凡）是它有生人，或者大家拿你当一人，你想那你们拿我当人我得拿自个儿当人啊，我说话我就得，好像就是先得按一种习惯方式来表达一下，好像说过了一点儿就对大家就有歉意，就觉得好像我不该这么讲，我这么讲好像对别人是个冒犯。所以，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一出现的话，就谈不出，我觉得就不可能再有类似于诗意的东西了。所以我觉得恐怕还是得，自个儿跟自个儿弄吧。就是，肯定是好日子和它是相反的方向。
吕乐：那你说掉下去还回来吗？
王朔：不回来了。你诗意在那儿，你回来干吗呀？过平（常），日常生活吗？当然年轻的时候这身体很重要，我现在不，所以我打算七十岁过一种有诗意的生活，天天（混吃等死），而且我跟谁都没有利害关系了，具体说我跟女性都没有利害关系了。我七十多岁了，我看她我就可纯粹地看她，我不想别的了，我摸摸手，行了，挺好，就完了。我觉得那个时候，可以变成一个纯粹的欣赏者和体会者。你现在总情不自禁想当一个参与者，那我觉得，一行动起来，我觉得好多美感就没了。所以这是我觉得我现在要，要先把俗人做好，然后到岁数，就，玩那个……谁不会呀？拿自个儿不当东西，毁自个儿。而且，而且我对一句话特别不服气，他（们）说中国净诗人自杀了，作家没一个自杀的。我想我，我挺不服气，我想我给你们丫破个这说法……我想这搭的东西太大了。
陈村：上了他们的当了。
王朔：对，我成全他们了。
马原：这口气不斗也罢。
王朔：不斗也罢。但是我准备我八十岁的时候，我我，我一头撞死，我这算不算自杀呀？我最后给自个儿一下。
须兰：然后（大家）说王朔变成诗人了。
王朔：他们那么说？那他们太孙子了。我那时候要有胆儿，我就豁出去给大家添一大堵，我挑一高楼，当街跳下来，拍死在这儿，让你们丫的恶心好多天也行。我我我，那会儿，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那个怎么脱离现实，但……
吕乐：你刚才说那个还是回忆当中，年轻的时候是个回忆，但过了……
王朔：我说的是这过程，这过程，我不是说回忆，我不是说那个时候更有价值，或者说在回忆中更有价值，我觉得那都无，不重要。因为咱们现在是每一秒时间都在过，你肯定都是对上一秒时间的回忆，回味，或者说什么的，那个东西都不重要。就是，也没有说哪一段儿生活更该过，其实我现在觉得我现在活着没什么目的，但是我现在觉得，你们今天提醒我了，就是应该寻找诗意的存在。我原来觉得那是一堕落，我现在觉得好。因为在正常生活中，没法儿体会那东西。就是你没有机会脱离现实。做的梦，梦里有一些，其实因为你看这梦，梦里其实可能有一部分超现实的东西。我说老实话，我这梦里甚至有些知识储备，我有些东西是在梦里学的，就梦里，有的句子就在梦里造的，真的，就是……
马原：真的，他不是说瞎话，我就有这种感觉。我，我这些年写不出来东西，后来我发现啥呀，我都有十来年不做梦了。
王朔：我跟你说我正经做过一个完全的法语的梦。我不懂法语，梦里我就胡说八道，但是我意思我全明白，跟人说话，这那的……
马原：带字幕的是吧？
王朔：不是，就是大概都懂，但是一睁眼我就，我在梦里觉得这是法语，我懂，但是一睁眼全忘了。就是我觉得有好多特别有意思的，而且它，你知道为什么我觉得那，那是一外语呢？它的表达方式不一样，跟汉语不一样。可能不是法语，但是我在梦里觉得那是法语，而且我说，还沾沾自喜，我怎么会了，没学过呀。它有一种特别怪的那个表达方式。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法语，反正肯定不是汉语。所以我觉得除了这个机会，那平时没有机会脱离现实。
吕乐：颓废才有诗意。
王朔：你可以这么说，或者说颓废到底才能见真诗意。你理性存在的情况下，不可能看到什么像样儿的诗意吧？都是一个被训练过的一种看法和一种自己，自己跟自个儿较着劲，反正就是说凡是理智牵引着你的时候，你肯定体会不到那种感觉，再一表达，那中间就掺了很多那个东西在里头了。就不是那种不可言说的东西吧。不可言说的东西那确实得是，人不可言说的东西你（想）都想不到，它那东西完全，给你弄蒙了就，不是一回事儿。或者是疯了。我有个朋友小时候也是被冰雹砸瞎一只眼睛，然后就……1968年北京有个……
陈村：冰雹怎么砸？
王朔：这个你就不知道了，1968年北京下一场巨大的雹子，树，全都重新开花。我们那哥们儿在海军（大院），看演出去了。那天那云彩真怪，火烧云，特别可怕，我是一什么事儿都凑上（的人），那天好像海军（开）“三代会”，那个积极分子毛泽东思想“三代会”，哪儿来歌舞团跳舞，我那时候性感的场面在哪儿啊？就是舞蹈演员身上，小裤子都是合体的，不是大裤子，我准备去看美人腿，一出门儿给我吓回来了。就是天上这云彩可怕，特别狰狞的，特别鲜艳，艳俗的那种云彩，我这他妈，这是要下什么呀？咱见过下雨下雪，这是……就我就傻了，我没敢去。我就说回家打牌，不看也罢，别不知道要出什么事，就感觉要出事儿，反正那感觉，极其，就天空中就有一个特别不安的，惴惴不安吧，那叫？就是我那小哥们儿，就是住我们楼下的去了，特别漂亮一个男孩儿。去了半道儿上就狂风大作，然后那个玻璃全部打碎，就是，这哥们儿就拿着伞往回跑，所有的海军全给砸昏了……
（第十八本完）
（注：没了。后面聊的是没录下来还是没给我就不知道了。大意
是说人疯了也就有机会体会到诗意。）
纪录片部分第二十八本［535］
时间：1999年11月8日
地点：桃园宾馆主楼三楼会议室
景别：室内，日景
主要人物：王朔
语言：
王朔：这电视啊，最早啊，我是把它当一广告看的，就是说跟我的关系啊。我觉得过去电视它比较重要，是电视剧好像收视率比较高，其实这些年倒不见得了，像我就不大看电视剧了，（只）看那些访谈节目啊什么的。当时我确实是有意识地利用过电视，我觉得那个电视剧你要参与它的话，是可以借助它给自己带来一些名声。这个我当时觉得真是这电视就是这么一个利用它的态度。我觉得电视它就不可能是一东西，我指的是电视剧啊。它那个，因为它的制作成本，完全受制于广告的费用。广告费用小的话，它就不可能无限制为了你想拍成什么样拍成什么样。所以它就要克制在成本之下。比如说在前几年电视剧单集成本不超过十八万的情况下，电视剧除了情景喜剧，别的戏基本不能拍了。但现在有些突破了，个别剧都突破了，不说了。而且它因为太长，一个四十集的戏，差不多六十万字，要在两三个月内搞完，靠一个人实际上根本搞不完，它就等于大家一起在弄这个电视剧。当然电视剧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传统价值观，（陈晓从右进，到左后方椅子上坐下）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就这一套。因为我觉得电视剧的普通观众大部分是女性和中老年的人，这些人相对来说是生活中的，怎么说，他不是生活中的得意者，就中国传统价值观有对人心有安慰的作用，那些东西他们很接受。你破了他那个（就不行）。它完全是一操作，我认为里头完全没有任何创作成分。
到今天的电视剧就更不像样子了，就是中国的大众趣味其实本身就比较可怜，所以他自己的趣味没有形成之后，就被那个港台的这些东西上来了。港台的东西我觉得，当然有些人喜欢它在那儿胡闹，认为总比板着脸在那儿说教好，可是我觉得，胡闹也胡闹得像回事儿，他们有点儿糊弄人在里头。当然我不看，我不作为电视剧观众的一分子，我觉得这对我也没什么伤害了，这都无所谓。所以今天要是说呢，而且我觉得电视剧，因为它失去它的，它虽然仍有很大影响，但它失去它的信用了，就你搞一电视剧，影响再大，能挣点儿钱，但是丢人。就我现在丢不起这人了。说你搞电视剧，那就不可能是好东西，就没有好东西，就是，而且一般人，真的，我觉得城市中最时髦的那一部分不看电视剧了，他们晚上都在街上在酒吧里，或者在哪儿干什么他都不看了。这些（看电视剧）的那些人往往是你不太需要的人，后来我甚至想到我的读者都不在电视剧的观众里。我在这，它对我的广告作用是完全没有的。那如果说电视剧要改编我的小说，我绝对不给他改，除非出天价。我觉得那个东西搁上去，它已经起不到有效传播小说。因为小说有一个，卖是一，另外呢也不能做得太寒碜了，就是电视剧已经有点儿过分了。
话又说回来说到这电影儿，电影儿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好像还被中国人当艺术对待。但是这些年我觉得电影儿也都特别差了。电影我觉得，当然始终有人讲它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编剧队伍，它有点儿过分依赖小说作家。反正我自己的写作经验，这个小说跟电影写作是完全两回事儿，就是小说家不见得能成为好编剧。所以它就造成那种，就是编剧过程特别复杂，就是导演也不明白要干吗，编剧也不知道要干吗，大家就在那儿来回琢磨，这么来回一琢磨，这个编剧就给蹂躏得实在厉害了。反正我当年，这么有志气的人，都给弄得一点儿脾气都没有。后来我说我再也不干这个了。因为，我觉得电影怎么说，就边设计边施工，我觉得好的导演可能会，好的导演你要说把每个镜头都想清楚，那我觉得这导演也有点儿匠气好像，你要说每个镜头都不想都现场琢磨，我听到有的导演说，我就到现场琢磨去，那你就苦了那编剧了。所以我觉得这工作不能干。而且花的这个钱，就是，那原来有一阵儿我觉得，我得的这个钱，值当被人这么蹂躏一把，后来我觉得这钱不值当了。所以我觉得电影在某种程度上，它恐怕可能，就是假如说要是弄商业电影的话，我觉得中国现在的小说帮不了商业电影多少忙。因为中国的小说，我觉得好的小说大部分不是特别商业的小说，还是比较个人的。
而且呢，电影的那个导演队伍我觉得好像，它不像小说一拨一拨地出入，始终保持着一种特别的规模，特别整齐，而且是有一个频率在出现。导演好像也，我觉得也不太好，十几年就这么一筐人在来回折腾。那些人眼瞅着都奔五十了，老实说真的是越拍越差了。
当年的头角峥嵘的大师们是一部比一部格局小了，一部比一部小气。你说是本质化了吗？那就说明他原来就没什么东西。原来在，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是文艺批评啊，思潮都比较明显，电影那个时候得到好评的有一部分其实也是非常迎合当时的那些时髦的理论呀什么的。我知道有几个电影就是这么出来的。它一出现马上被纳入到那种批评当中以后就得到很高的评价。
我觉得反正这个，我倒比较同意郑洞天讲过的那句话，中国电影恐怕还是得搞艺术电影。搞商业电影一点戏都没有。市场本来就小，就三四千万的这么一个盘子，你稍微地投资大点儿就盯不住了。商业上的东西，我觉得我们没有被，就是没有那么一批被商业完整训练、非常熟练的工匠在做商业电影。而且好像一个搞电影的人总还是有艺术梦的，他最后造成一个既不艺术又不商业在里头，骑在中间的比较多。所以我……
（第二十八本完）
纪录片部分第二十九本［535］
时间：1999年11月9日
地点：桃园宾馆主楼三楼会议室
景别：室内，日景
主要人物：王朔
语言：
王朔：电影这是集体创作，可是受导演意志的支配。我见过有特别臭的导演，他把一个班子整个儿带坏了。我自己干过一次，我有感觉，各部门有的时候在集体创作中，我认为是一个互相减分的过程。互相增分的过程我不知道，我干那次是互相减分的。我原作就有缺陷，到剧本的时候又减了点儿分，开始拍的时候就又减了分。
那我觉得现在有人抱怨说现在小说不好了，所以电影不好了。那我觉得这是瞎掰了这有点儿。小说的创作水准始终其实是没掉的，只不过它里头有很多地方，有很多侧面在转型我认为。出现了越来越丰富的侧面，那么上了年纪的人他看不明白了，看不明白他就不可能利用他。因为过去小说很容易被利用，哪个小说一轰动，大家都知道，这个小说好，就市场上你就明白，天生有一批观众扑在那儿了。没看明白不要紧，有一批评论家你可以请去，花不了几个子儿，他就给你说了，你就照这个来，有很多是这么来的，这个，成大师的也有。到现在，第一，这个新小说年轻作家在创作，起码有一个特点我是觉得非常有意思的，那五花八门，别说你一个行外的，一个半吊子导演，就是专业的评论老腕儿，专门给人捧场，专门给人说去的这帮评论家都看不明白，这可就瞎了。他不知道，他再找个不着调的人，那就越说越乱了，那拍出来的就不叫东西了。有人是靠别人架着往上走的，这在现在（就不好使了）。
电影现在是死到底的东西我觉得，在这个中国的小说也好，流行音乐也好，什么电视剧也好，电视剧一片庸俗的灿烂，它还可以蓬勃继续走，电影是死了。要不然你就是最好的，你才能出来，中间混，没机会了。靠炒作，电影靠炒作还真大不起来了。就是《甲方乙方》，什么那个《不见不散》，根本就没赚钱。（郑小龙讲）《甲方乙方》税后利润七十万，那叫赚钱吗？还不如卖本儿书呢。（刘小淀讲）《不见不散》打一平手。这都在宣传上。我们就是关于电影有很多欺骗性宣传，就认为哪个是最卖，其实大家那里头黑完成本，纳完税，片商拿回来的东西，根本就微不足道。
所以我觉得商业电影在中国就没希望做。它就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做。那只能假装，一个片子卖了，只能假装（卖得好）。因为这么大一个国家，也不能说我们这个电影就不拍了，那也不好意思。所以还必有些糊涂的生意人，每年都有些人刚刚发财，好这个，就给带进来了，然后骗一个算一个胡乱弄。
所以我觉得，拍电影现在是一个搞艺术的时候了，你在里头实际上没有什么巧可取了已经。作家也不会帮你的，职业编剧没有，您想拍什么，您先上来您确实得想清楚了。你指着天天去看杂志，看杂志说，这有一好的，我把这个拍了，不太可能了已经我觉得。这个巧取不成了。另外呢，胡乱弄个钱，就是大家一通炒作这个片子就假装成功了，反正这个那个谁也不摸底，只有片商吃个哑巴亏，也不太可能了。毕竟有个美国俗片在那儿比着（再一入关，大批一进，一修多厅影院，你连档期都排不上）。那你恐怕就是要走国产艺术电影的路子。成功就在小观众群里成功，或者在电影节成功。
我觉得中国的电影观众可以放弃他们了。反过来说电影对文学也不重要了。原来我们好像有一阵儿很时兴（一种说法），电影一个导演把一个作家给改（编）了，这个作家就怎么着了。就这种情况我觉得（以后）没有了，再改也没戏了。就是（说），那这个互相利用关系我认为结束了。结束了以后，那就各自好好干各自的。
写小说的好好写小说，拍电影的好好拍电影。互相，我觉得是没有机会互相利用了。这个，这电影可能，当然商业片有商业片的操作，也许中国将来有一天能像美国那样把编剧彻底分工的，有写台词的，有写对话的，有写打斗场面的，也有玩幽默的，有专拟故事结构的，可能那时候能弄成那样。但是我觉得就中国的电影（本身）甚至已经没有财力搞这个了，就你得（先）拿钱养一帮人，不是说写一个就一个能用的。
纪录片部分第三十本［535］
时间：1999年11月9日
地点：桃园宾馆主楼三楼会议室
景别：室内，日景
主要人物：王朔
语言：
吕乐：杂志。
王朔：那我现在说什么呀？
吕乐：好莱坞，你怎么看好莱坞？
王朔：好莱坞的电影，那当然它非常商业模式，而且我觉得没有人能学的。就是香港勉强地攒出一套商业电影来。像它那种的，那个电影，那当然它纯粹以票房定胜负了。电影本身，那我想都是非常模式，它也没有什么原创性在里头，反正它大概齐，它那个我觉得它那个完全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摸一下大众趣味，然后这么来，成功以后就不断地这么来。分成类型，它那什么科幻片呀，惊悚片呀，浪漫喜剧呀，它都每年这些类型都要走一遍。也许今年恐怖片好卖，那就多拍点儿恐怖片，明年浪漫言情喜剧的好（就拍浪漫喜剧）。但（每年）每种类型肯定是都有（一点）。这个我觉得中国谈这个已经没有意义了，学也学不来了，因为美国电影它有个模式它有一个，还是崇尚个人的，就是英雄也是个人英雄。我们国家说个人英雄？说恶势力都是政府都是社会，就他一个人包打天下，这样的美国模式在中国也不太可能。这在中国背景（会被人讲）有很多（反）社会色彩，本来是一通俗片儿倒变成一政治片儿了。所以我觉得这种电影在中国也不可（能出现）。那我觉得，那中国我觉得只有走两头儿了，一是港台那种庸俗电影，因为这种合流趋势已经很明显了。香港电影烂掉了以后，他们的制作人员，一部分资金都竞相流了进来，它接触内地的一些人员啊，资金，反过来，它要靠内地市场来支撑它那个港台庸俗电影了。港台庸俗电影，它在电视剧上在电影上，现在（和内地）都是合流的。内地主要的每年开拍的大戏，那些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都是中港台三地人员，三地俗人大合作。这个好像已经，就是（港台）它的二线演员，基本上都靠在大陆吃饭了。
那剩下的（第二条路），我觉得本土的电影，那我觉得就只有走作者电影这条路。那就是说，比如说我将来也，我也想将来我可能还会拍一两部电影。那我想我拍电影就只能是为自己拍了，就拍一好玩儿的。就是可能，我想任何一个好东西，其实我想越独特的东西它实际上还是会有特定观众群的。这个就是你创作过程当中，你自己有愉快之后，也不见得就没票房。那我觉得有很多中国被骂成专门给外国人拍电影的一些导演，在欧洲上电影节拿奖的，我知道有的人呢，那个那个片子因为它成本低，它实际上是赚钱的，比在中国搞一商业片赚钱的那个利润率还大。咱就说张元，那电影，他没少赚钱也。所以反过来说，我觉得，就说中国电影，我这成车轱辘话了我。咱还是说杂志吧。
杂志，杂志说老实话，我不怎么看。有时候看，就文学杂志我看。因为我干这个我得看。我得都知道大伙儿都跑哪儿去了；大伙儿都跑多远呢，这我得看看，然后（知道）还有哪个空儿没有人，没有闪动着活跃的身影，这个空儿还是有。另外我觉得文字它本身也是一种非常带试验性的东西，它每年其实（都）在不断地丰富，我指书面语都在不断地丰富，不断地发展，能看到那样的发展的痕迹，对我写作有技术上的支持。这个文学杂志看看对我来说是专业需要吧。我觉得中国文学杂志啊，都说文学不好了，文学杂志少了，其实真的是凭心说，没少，没少多少，还是全世界最多。那个里头小说也（还在）大量地发。当然我希望（文学）杂志多，如果文学杂志能维持下来越多越好。因为实际上文学书不（好判断），我到书店里经常不敢买小说，不知道哪个小说好。杂志呢就比较简便，它的容量小，我大部分小说都在杂志上看。我就是每个月，每两个月买一批，文学杂志少的话，我觉得我，可看的东西就会少。
剩下的杂志，我印象里一般的报亭一片花绿，一个封面上站着一女的冲你笑。里头一看全是……那里头东西不太好看，就是，因为它们大部分都是，现在好像那种真正的，有魅力的演员也好，歌星也好，不太多。都被这个商业化以后把她们弄得都非常千篇一律了。要么扮酷，要么就是扭扭捏捏地扮纯情，反正大部分就是这么几类，在上头作时尚状，头发什么梳得（神头鬼脸）。那些东西其实都是形式上的变化。而记者的水准呢，我觉得大部分采编记者，水平不行，因为可能因为商业文化需要他们大量地制作，他没有机会好好写这种东西，他就胡乱写，他就能发。我想，我对那些杂志，那些大部分流行杂志的看法是，不是给我看的，所以我不看也正常，它呢另外有人看，所以对我来说，那个东西不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吕乐：要是让你写呢？
王朔：我，说老实话，我这骂金庸的本来就是，是一个他们要办的一个，牛群办的一个“名人杂志”（约的稿子）。是一个非常这种娱乐型的，它里头有各种他们互相捧场的玩笑话，本来说让我在那儿开专栏，后来我写（完）了我怎么都觉得不合适搁在上头。因为吧，它那个东西，怎么说，就是娱乐的色彩太浓了，太重了。娱乐不是说娱乐就低一级，说我让大伙儿高兴了我低一级，不是。但它是要你们为这娱乐付费的。我让你们高兴了，你们掏点儿钱，掏个一块两块的，这里头带有很大的赢利色彩。中国人嘴太坏，我要是在那儿登了，肯定要叫人说，你丫拿金庸挣钱，这个人我丢不起。他不会看你写的东西到底有没有观点，他先往坏处给你一通瞎说，给你，给你说寒碜了，然后……所以，这流行杂志我有这忌讳，我不愿意在那上头。而且我觉得大部分现在的小，就十几岁的那些看这些流行杂志的这些小孩儿吧，他们刷刷，我在路边看过他们翻杂志，拿起来刷刷就翻，他不读字儿，他看图片，所以我觉得字儿搁上去有点儿糟践。你费劲扒力地写一东西搁上去，他是一翻而过，他看的是那些衣裳，看的是品牌。这些杂志有个趋向，就是它越来越图片化。你像牛群他们办的那个杂志，百分之六十图片，剩下的文字都是图片说明。像那些，有些时尚杂志有时候也说，你能不能给我们写点儿，我心说但是问题是，我到那儿我实际上是一摆设我在那儿上。我呢，自认为是能跟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人，但是（时尚杂志）它那个，我确实我觉得，我不愿意跟它们摆在一起。因为它那个，就那种杂志我觉得大部分都像那个女孩子的卧室似的，摆了一些见不得人的东西搁在上头，看似漂亮，（其实）见不到什么（真）东西。就是整个，就是说，记得川端康成形容说一个妓女的家就说跟一狐狸窝似的。它们（时尚杂志）吧就是一狐狸窝，那（些）个女性杂志软性杂志往往体现了这种特点。我搁在狐狸窝里？我觉得丢人，这是我的态度。
吕乐：你刚才说到经济上面，这个挣钱，在杂志上面，电视剧其实也是挺清楚的，每一集挣多少钱，影视的。
王朔：是啊，电视剧，因为电视剧制作我也参与过，里头绝对是冷酷地计算。就是可能明明这个演员比那个演员好，但可能每集他多要多少钱，我不能付这钱。因为中国，中国人是没搞过这个，但是港台和西方电影进中国的时候他都做过市场调查，中国哪个演员有票房号召力，没有，一个都没有，就是大陆演员。没有一个觉得（可以）说，观众会冲他去看。就比如说美国（香港）演员都是可以量化的，什么他是几千万，他是几百万票房，他是可以量化的。可大陆演员没有一个。说，比如说姜文好吧，我用姜文，我保证有两千万票房，不知道，也许会，但不是说板板儿，只要他一拍就有两千万票房，不一定。葛优好吧，也是，不一定。葛优现在越来越，这个我觉得必须得是同一类型电影才可能出来这样的，比如说葛优要专拍北京这种大俗喜剧，他在北京大概能稳定一千万票房，也许可以。但在全国就难讲了，那他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在北京一千万票房，在全国收五百万，里外里合在一起，就成这样了。
（第三十本完）
纪录片部分第三十一本［535］
时间：1999年11月9日
地点：桃园宾馆主楼三楼会议室
景别：室内，日景
主要人物：王朔，林白（第二板）
语言：
（断一次，重开机）
吕乐：明星呢？
王朔：就说没有，但是可能将来会有。咱就说赵薇变成了一个，她是显得有票房号召力的。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在商业上都应该量化。就说应该有一个就是长期定点跟踪（调查）的。就比如说，包括在我们小说家里面也是这样的，每一个作家到底有多少读者，他的读者群分布是怎么样的，这个民意测验应该做。我觉得可能是有好处的。再商业的电影，它也是对特定人群的。我想好莱坞的电影，它不同类型的电影它也有不同的人群，比如暑假，对学生他拍一类东西，对那些什么卡车司机那些蓝领的来一档，他还是做一个（分类）。就是商业也不见得就是说，人民群众是一个整体。人民群众一说起来好像全是一个样，其实我觉得就在低级趣味中也有不同的低级趣味。有的人就好这个黄色的，有的人就好这个打打闹闹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市场化这个第一步缺这么一步，所以等于大家全都昏在里头，蒙着来的。制片人永远说自己的片子赚钱，演员永远说自己受欢迎，那编剧也在底下互相吹，你一万，我两万，他三万，就是都不知道谁应该值多少钱。假如商业化操作，我觉得商业化最关键就是，大家谁值多少钱应该弄明白了，量化，弄不明白你就有可能，就是这中间乱了行当。你本来是，你追求利润的时候我觉得你会找错人，就是对这个操作。不见得会好。所以我觉得电影，商业电影，商业电视其实失败的比例，和成功的比例是九比一这样甚至更大。它不是商业化。商业其实是很计算，要有会计在里头算。
（第三十一本第二板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