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赵太医先诊其左手，次诊右手，便叫：“老夫人抬起头来，看看气色。”那李瓶儿真个把头儿扬起来。赵太医叫西门庆：“老爹，你问声老夫人，我是谁？”西门庆即叫李瓶儿：“你看这位是谁？”那李瓶儿抬头看了一眼，便低声说道：“他敢是太医？”赵先生道：“老爹，不妨事，还认的人哩。”
——第六十一回
以前读鲁迅先生《朝花夕拾》中《父亲的病》一文，对于父亲的形象以及父亲之死这样一个事件，都没有留下什么很深的印象，倒是对前来给父亲诊病的两位中医记忆犹新。细细一想，也没什么好奇怪的。鲁迅这篇文章的用意，不在于对父亲的怀念，而是对包括中医在内的传统文化展开猛烈的抨击。鲁迅先生的文字不可谓不拙朴，语调不可谓不沉痛，但读至医生给他父亲开的药方时，总是忍不住要哑然失笑：什么经霜三年的甘蔗啦，什么打破的鼓皮啦，什么原配的蟋蟀啦。古人有“丧言不文”的说法，鲁迅先生虽然一味地压抑文章的“喜剧色彩”，但欲抑而弥扬，“原配蟋蟀”一类的情节，历来为读者所津津乐道。
鲁迅先生处于新旧鼎革之际，以弘扬西学、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岐黄之道未除，西医之风渐起，加上他在日本留学之初学的就是西医，他对中医采取的那样一种冷嘲热讽乃至彻底否定的态度，完全可以理解。对中医的批评和质疑，是那个时代知识界普遍的风尚。
《父亲的病》一文，因是写实，我们没有理由怀疑鲁迅先生的这篇文章是某种文化观念的演绎，更没有理由去怀疑鲁迅先生的这篇短文受到了《金瓶梅》的影响和启发。然而，“父亲之死”这一情节，与《金瓶梅》中李瓶儿临终之时的病急乱投医，实在是遥相仿佛。在《金瓶梅》的写作年代，虽然还没有西医一说，但对中医批判之决绝、嘲讽之刻薄，《金瓶梅》相较于《父亲的病》亦不遑多让。
《金瓶梅》中写到的医生（包括民间的游医和所谓太医），大多形象恶劣，形迹可疑。比如说，第十七回写到的蒋竹山和胡鬼嘴——前者打着太医院出身的旗号，行医只是幌子，渔色方为正经；而后者开出的药方，就直接打发花子虚去了阴曹地府。词话本第五十四回中出现的那个任医官，似乎是个比较靠谱的郎中，为人倒还谦逊有礼，但绣像本对任医官的形象进行了彻头彻尾的改造，把他写成了自吹自擂、专意图财的江湖骗子：他夸口自己因在王吏部家看病而得到厚礼，是变着法儿向西门庆索取钱财；他炫耀病人送他“儒医神术”的匾额——“写的是甚么颜体，一个个飞得起的”，害得西门庆差一点也要送匾给他。可见相比于词话本，绣像本的作者似乎对当时的医者更加深恶痛绝。
此回写李瓶儿得血崩之症，奄奄待毙。西门庆及其家人慌了手脚，一连请了四位医生来给瓶儿诊病，其中就包括第五十四回写到的任医官。任医官是西门庆时相往来的朋友，自然是第一个被请。西门庆送了他“一匹杭绢，二两白金”的厚礼，讨来一副名为“归脾汤”的药剂，“乘热吃下去，其血越流之不止”。
第二位被请上门的，是大街口的胡太医。此人正是将花子虚送往西天的“胡鬼嘴”。他认为李瓶儿的病是因为气冲了血管，开了药方，吃下药去，“如石沉大海一般”。接下来出场的是何太医何老人，已经八十一岁了。这个人据说是个神医，医术精湛不说，他的儿子名叫何岐轩，因为医术高明而做了官，成了“冠带医士”，成天在县中迎来送往，一天也闲不下来。儿子何岐轩如此炙热，其父的医术想必更加不同凡响。何老人的诊断结果与胡太医不同，不是什么气冲了血管，乃是精液冲了血管（亏他老人家想得出来），正要开药方的时候，第四位医生——赵太医 “赵捣鬼”拍马杀到。
这个赵太医本名赵龙岗，是韩道国推荐的，据说是专看妇科病的医生。明末中医的分科似乎已经很细了，除了妇科之外，《金瓶梅》中还几次写到“小儿科”。此回写四位医生来为李瓶儿诊病，作者并没有简单地按照先后次序逐一描述。前两位是一个接一个地来，后两个则是同时抵达。《金瓶梅》的叙事，在这样极细微的地方，也能显出它非同一般的灵动有致。
有了前两位大夫“越医越重”的教训，西门庆此时心中焦乱，对医生的医术似乎产生了极大的疑虑。乔大户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让何老人、赵龙岗两位大夫一起切磋切磋，互相讨论一下，细细论出病源，再斟酌下药不迟。西门庆就将这番意思告诉了何太医，让他先不忙开药方，等赵太医诊脉完毕，一起商量着下药。没想到，这位自称是祖传三代、熟读一切医书典章的赵捣鬼，在诊脉的时候就出了大问题。
他让李瓶儿抬起头来，问她是否认得自己是谁。李瓶儿当然不认识他，可她也知道他医生的身份，故而说：“敢是太医？”就凭这句话，赵龙岗即断定李瓶儿不妨事，“死不成”（词话本）。那么李瓶儿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呢？赵龙岗先说是伤寒杂症，又说是产后胎前不调。被西门庆当场否定之后，改口说是脾虚泄泻，他最后的结论是经水不调。整个过程如同猜谜。西门庆或许是实在不耐烦了，便将瓶儿的病症向他和盘托出，只问他有无救急的妙方。赵捣鬼遂开了一副包括巴豆在内的“虎狼泻药”。这一次，西门庆看不下去了，见他胡口乱说，不觉怒上心头。只因此人是王六儿的丈夫韩道国推荐的，多少得给韩道国留点颜面，就称了二钱银子，连送都不送，就将他打发走了。
对于赵龙岗这个人物，词话本中的叙事更加详尽细致。赵太医刚一现身即胡天海地、口不择言，甚至还用一首打油诗介绍了自己行医的经历，其中有这样几句：
我做太医姓赵，门前常有人叫。
头痛须用绳箍，害眼全凭艾醮。
心疼定敢刀剜，耳聋宜将针套。
作者刻意嘲讽之意，十分露骨。但这样的打油诗由赵捣鬼自己口中说出来，也破坏了人物的真实感。故而到了绣像本，这首打油诗被删去了。同时被删去的还有这样两句诗：
半积阴功半养身，古来医道通仙道。
从小说的修辞效果来看，绣像本的删改非常合理，且很有必要。但这些被删去的文字，却也明确地反映出词话本作者对中医的基本态度。尤其是“古来医道通仙道”一句，尤为重要，不仅暗示了中医理论与道家养生术之间的关系，且将医术与道家的炼丹求仙之法术联系在一起，足见所谓“医道”恰如虚无缥缈的仙道一样，不过是一种虚妄的安慰罢了。鲁迅先生在《父亲的病》一文中所挖苦的“医者，意也”表达的也是同样的意思。更有甚者，仙道不仅是医道的源头，同时也往往是它的最终归宿。
一般而论，在医治终告失败，医术无能、医家束手的情况下，患者若不甘心等死，似乎也只剩下访仙求道一途了。所以，在《父亲的病》一文中，陈莲河眼见得药针无效，最后便提起一种“仙丹”来，药价两块大洋。父亲沉思了一下，终于摇头拒绝。他倒不是舍不得这两块大洋，他心里十分明白，按照中国传统的医疗过程来看，一旦“仙丹”出现，通常就说明病人已经无可药救了。陈莲河还曾建议患者找个仙人术士来作法，去看看前世有无犯下什么罪愆。生命的决定权，随之从医家转移到了仙家术士的手中。
在《金瓶梅》这一回的文字中，赵龙岗可笑的失败，自然衬托出何太医何老人的高明。可李瓶儿服用了何老人开出的药方（花去白金一两），“并不见分毫动静”。最后西门庆终于接受了吴月娘的建议，赶往周守备府中去请吴神仙来作法了。
细细体味《金瓶梅》此回文字可知，对于中医的强烈批判和质疑，古已有之，并不自鲁迅先生始。在以解剖学为基础的现代医学出现之前，对身体和疾病的科学研究无从谈起。由于医疗手段相对简陋，时人基于临床效果，对医家将信将疑，进而采取批判和否定的态度，也不足为怪。
然而同样是对中医的批判与否定，《金瓶梅》却不可视为鲁迅思想的先声。因为两者的着眼点与社会文化背景完全不同。
鲁迅对中医的批判固然由“父亲的病”这样一个特殊的事件所引发，但这种批判的背后有一个明确的参照物，那就是西医。鲁迅对于包括中医在内的传统文化的批判也有一个比照的对象，那就是以西医为象征的西方近代科学文明。所以说，鲁迅虽然以自身的经验和记忆为出发点来批判中医，但不能说完全没有受到当时社会和文化话语的影响。简单地说，他不可能完全没有文化观念上的“先入之见”。
而在这些方面，《金瓶梅》则迥然不同。《金瓶梅》对社会、历史、道德和文化的否定是全方位的。作者既然要否定现实世界，从现世中见出虚妄，就必须对世俗的道德、人情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而医者的不学无术和道德溃败，只不过是社会总体道德腐败的一个缩影而已。
作者并非是专门与中医过不去。